民族志的政治經濟學

陳心想

出于都非常喜歡費孝通先生的作品，且都與費先生的作品做過不同形式的對話，我對黃志輝的學術研究有了特殊的關注。去年志輝新著《重溫先聲：費孝通的政治經濟學與類型學》（九州出版社2018年版，以下簡稱《重溫先聲》）出版，拜讀后升級了我對費孝通作品的認識，受益良多，格外喜歡。

重溫經典，感悟新知。本書正文由七篇論文構成，加上兩篇附錄，共九篇文章，涵蓋了以政治經濟學和類型學為主打要點的不同題目?！锻心岬泥l土中國重建方案與青年費孝通的三次系統回應》這篇文章我反復讀了多遍，不斷地琢磨文中提出的費孝通同時秉承的導師馬林諾夫斯基和托尼的研究路徑，也即民族志的政治經濟學這一費氏范式，引起我很多的思考。本書第一篇《〈江村經濟〉與〈祿村農田〉——民族志的政治經濟學》直接針對民族志的政治經濟學入題。而費先生這一方法論取向繼承自英國學者理查德·亨利·托尼（Richard Henry Tawney）。

托尼是費邊社思想領袖，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其著作《中國的土地和勞動》出版于1932年，是一本基于兩個月的考察以及當時的卜凱（John Lossing Buck，費孝通翻譯為“巴克”）、戴樂仁、陳翰笙等學者的實證調查數據，寫出的全面診斷中國問題的著作。而費孝通從博士論文《江村經濟》、《祿村農田》，一直到《鄉土重建》，都是對托尼這本書提出的問題進行回應。

托尼和卜凱是同時代的研究中國農業經濟和土地問題的代表人物。而兩者在學界受到的待遇的差別“令人愕然”。經濟學家們推崇的是卜凱，因為卜凱“組織了大量調查員，用問卷的形式收集了海量的資料。這對于青睞數字模型的經濟學研究來說，自然是十分親近的”。盡管托尼和卜凱的著作都進入了青年費孝通的視野，可是在研究中國農村經濟和土地問題時，在問題的設定和解決方向上費孝通選擇的是托尼，而非卜凱。

為什么會這樣？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對當下的學術研究依然意義重大。根據志輝的研究發現，關鍵在于卜凱的研究在他自己做出的分類的基礎上，對比了中、美土地所有者，得出了中、美兩國內的租佃關系大致相當的結論。卜凱的分類忽視了社會制度與社會關系的情境，得出的結論讓費孝通難以接受?！霸谫M孝通看來，中國的土地問題是一片茫茫的叢林，過度揮砍叢林中的枝蔓荊棘，之后呈現的結論雖然精巧，但卻難與實際情形相符。立志從社會學與人類學角度考察中國的青年費孝通，怎么會棄社會制度與古舊文化于不顧？”而費孝通與托尼在方法論上是一致的，研究中國問題首先要解決文化認識論的問題，不然經濟學的效率研究就是偽問題。比如費孝通在《祿村農田》提出的“消遣經濟”，祿村人普遍具有“寧愿少得，不愿勞動”的心態，這不同于西方的“一個人越希望享樂、消費，越需要耐苦勞動、生產”的觀念。再者，中國土地所有者類型是很復雜的，各種類型的土地所有者的邊界并非涇渭分明，比如一個在調查時名義上被定義的自耕農，可能同時租佃了少量土地，也是一名佃農，農忙時節還可能是他人的雇工等。卜凱的方法只把這個人定義為自耕農，顯然是過于簡單，脫離了實際。脫離實際的卜凱的研究方法論之弊端，促使費孝通最終選擇的是托尼，而不是卜凱。

費孝通在自己的田野調查中認識到卜凱分類學過于武斷，不符合事實，導致問卷設計出現了諸多漏洞，數據從而也漏洞百出。比如費孝通就卜凱的調查發現：“在這一調查中，按照美國的慣例，村民們被分成地主、半地主、佃農和無地雇農，以及不從事農作的村民這幾類。在各個不同省份的研究中都使用了這同一種分類方法，并且假定所獲數據具有可比性，然而，遺憾的是，在云南，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集體所有者，比如家族佃農的社會和經濟地位，同那些私人所有者的佃農的社會經濟地位具有本質的差別。但是，由于顯然是由那些不了解云南情況的人準備的問卷表中并沒有列出的單獨的類別，這兩種不同類型的佃農被劃入了同一種類別。當云南佃農的數據同江蘇佃農的數據作比較時，出現了一些更不可靠的結論，因為云南的集體所有者的佃農的處境與江蘇的向不在地地主租種土地的佃農的處境是完全不能比較的?！?/p>

而且這樣的問卷設計問題并不是孤例。不僅卜凱的問卷設計有問題，而且費孝通還發現，數據收集人都是“不能勝任”的外行。因此，不忘連帶著托尼，費孝通對卜凱的數據帶著嘲諷的口吻這樣說：“看看在何種程度上以這種未經訓練的人按孤立的方式收集的數據資料能夠被其他專家甚或像托尼教授這樣的高級學者值得信賴的使用，將是十分有趣的?！?/p>

我對搜集數據有一定的經歷和感受，很能理解費孝通先生這樣的嘲諷。記得我在做碩士論文搜集資料的時候，正趕上人口普查。我調研的那個村莊再熟悉不過了，我把調查問卷數據全部與事實核對，發現很多的錯誤，包括年齡錯誤、姓名錯誤、關系錯誤等，讓人不能忍受的搞笑的是有的母子關系竟然填寫成夫妻關系，三十歲的人寫成八十歲。即使問卷設計沒問題，未經良好訓練的不合格不嚴謹的調查員搜集的數據能多大程度上可靠確實是個問題。因此，我對費先生一直對調查數據的質疑態度很能理解。費先生到耄耋之年依然對問卷調查數據心懷警惕，云南調研發現的卜凱數據的問題不能不說對費先生學術方法取向影響深遠。

正如黃志輝指出的，雖然托尼也使用了卜凱的數據，但是“使用的前提是他對中國文化復雜性的認識，將那些純粹的農業經濟統計學數據，緊緊嵌入對社會文化的判斷之中。在托尼那里，關于土地的政治經濟學，與土地之上的社會人類學發生了重要的交匯”。同樣，志輝也指出托尼對卜凱委婉的批評：“如果不了解各個地方的風俗習慣，僅僅把農民劃分成自耕農和佃農，有時候非但不能揭示出事實，反而會掩蓋真相?！边@種“政治經濟學”與“社會人類學”的交匯構成了志輝概括的“民族志的政治經濟學”。民族志的政治經濟學可以避免卜凱的調查弊端，也就是忽視了所調查地方的社會制度和文化習俗。

費孝通選擇了托尼，正如本書所指出的：“與托尼一樣，費孝通在進入土地研究的‘叢林之前，謹慎、立體地環顧了一下四周，并將總體性的判斷帶入了叢林之中。因為一旦進入叢林，就容易忘記林中所見的風景只是一個局部。在閱讀了托尼的中國研究著作之后，《江村經濟》的書寫脈絡明顯同時交織著托尼的箴言和其導師馬林諾夫斯基的教誨，并持續貫穿在青年費孝通的文字之中?！?/p>

模型經濟學或者模型社會學以及其他那些越來越崇拜數據模型的有關學科，隨著大數據時代的到來，對數據的崇拜越發高漲。潘綏銘教授對此提出問題：生活是如何被篡改為數據的？同時他指出，在量化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出現四種情況：剪裁現實生活、忽視社會情境、抹殺主體建構、取消生活意義。民族志可以很好地彌補這些“裁剪”、“忽視”、“抹殺”、“取消”。當然模型數據方法的弊端并不意味著數據不可用，而是要提醒數據搜集者和使用者一定要保持質疑批判和警惕的態度。

作為對托尼的觀點的系統回應，費孝通先生的幾本早期經典民族志，包括《江村經濟》、《祿村農田》，被志輝稱為“民族志的政治經濟學”，費先生的經濟實踐則被稱之為文化人類學的政治經濟學實踐。費先生的這種學術方法論則被稱為“文化價值論和政治經濟學的雙重視角”。這既不同于馬林諾夫斯基的功能論，也不同于卜凱的只看經濟效率不顧文化習俗和社會制度的經濟學視角。正如志輝所指出的，盡管費孝通研究的對象是土地與地租、勞力與收入、資本與工資以及轉型時代的商品流動等典型的政治經濟學分析對象，但因為有了文化價值論視角的加入，而且以中國文明的內在視野作為前提，這使費孝通先生的作品不同于卜凱的政治經濟學。這也在提醒讀者和當下的學者，不要脫離了中國文化和社會制度語境來研究中國社會問題，因為在文化價值觀上，世界資本體系提供一套價值觀，不同于地方的或者中國文明內在的知識體系提供的則是另外一套價值觀。

民族志的政治經濟學具有的優勢是很明顯的，正如本書所說：“政治經濟學不是一種‘庸俗的權力學說和簡單的平等召喚，它的價值論立場和對勞動力、商品、土地以及資本的分析性關照，可以與民族志對‘人與‘物的深描結合，并且對各個區域中出現的民族政策實踐、資本運作以及社會關系提出批判與反思。此外，民族志的文化視野可以矯正普世的政治經濟學分析框架，在地方與國家、地方與全球之間尋求一條適合的文化自覺道路?！边@正是費先生的早期民族志作品為我們展示的一條值得關注和學習的學術方法論取向。這一發現和判斷對麻國慶先生提出的總體性“費孝通問題”研究具有基礎性和指向性的價值和意義，值得青年后學汲取這一方法論的精髓，并應用到自己的民族志的或者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中，也即雙重視角的融合而非割裂。

“如果否認《江村經濟》、《祿村農田》自帶的政治經濟學脈絡，很可能因此錯過開辟新的方法論?！边@是志輝著力開掘這兩本書的政治經濟學線索的動力?！吨販叵嚷暋愤@本書讓我們沒有錯過“民族志的政治經濟學”這一新的方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