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落不由人

張家康

徽州位于新安江畔，轄境為歙縣、休寧、祁門、績溪、黟縣和婺源（民國時期劃歸江西）?；罩萆铰菲閸?，陸行不便。唯有新安江黃金水道可暢行無阻，由此至錢塘江再匯入大海。外出經商已經成為徽州人代代傳承的風習，以致“服農者十三，服賈者十七”。他們走南闖北，即便是山陬海隅、孤村僻壤，亦不無徽州經商之人，如胡適所說：“一個地方如果沒有徽州人，那個地方就只是個村落?；罩萑俗∵M來了，他們就開始成立店鋪;然后逐漸擴張，就把個小村落變成個小市鎮了?！?/p>

三國時，吳國雄踞江東，長江流域商業活動已呈繁榮趨勢。東晉建都建業（即今南京），中原資財大半隨之南遷，經濟活動中心由北移南。經濟生產和物質生活的需要，刺激著江、浙、皖主要城市的商業活動。早在隋代以前，宣城、毗陵（今常州）、吳郡（今蘇州）、會稽（今紹興）、余杭、東陽等地就已成商賈集中之地。這些地區環繞徽州，商貿活動帶動徽州與毗鄰地區的物資交流，東晉時的徽州商人就這樣乘勢而起，萌芽成長。

唐時，徽州土特產資源極為豐富，除竹、木、瓷土和漆外，茶的運銷遍布中國，甚至漂洋過海，運抵國外。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寫道：“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边@里的浮梁就包括祁門西南鄉。唐咸通三年（862）歙州司馬張途在《祁門縣新修閶門溪記》中說，徽州“山多而田少”，山區“植茗，高下無遺土”山民“業于茶者七、八”，“給衣食，供賦稅，悉恃此”。但凡茶葉上市，“賈客咸集，逾于諸方。每歲二三月，赍銀緡繒素求市，將貨他鄉者，摩肩接踵而至”。

徽墨、歙硯，堪稱徽州二絕?；漳讋撚谔颇┺沙缸?，南唐后主李煜盛贊徽墨，敕封奚超父子“墨務官”，并賜姓為李?；罩菝磕觏氊朂堷P墨千斤。歙硯取材于婺源龍尾山，故名龍尾硯。蘇軾有《龍尾硯歌》贊道：“君看龍尾豈石材，玉德金聲寓于石?！蔽宕鷷r，績溪所產的龍須紙，質地潔白光滑，也可謂徽州名產。南唐后主李煜將其收藏于澄心堂書殿，故名“澄心堂紙”。據《硯譜》云，李煜所收藏的徽墨、歙硯和澄心堂紙，“三者為天下之冠”。

南宋高宗趙構建都臨安（今杭州），這里雖也是個市鎮，可作為京都不免有些狹陋。歷代王朝無不追崇皇家氣派。趙構初遷臨安便大興土木，筑宮建殿，僅御花園就有四十余所。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南宋的官吏們跟著效仿，一個個在西子湖畔構樓架閣，以資眺覽，制船造舫，縱情游玩。一時間，杭州城里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西子湖畔是“山外青山樓外樓”。建宮筑殿離不了竹木漆原材料，而徽州又盛產這些原材料?；罩萑藢⑦@些原材料由新安江泛流而下直達杭州，于是便使竹木和漆的運銷利市三倍。杭州又為“閩商嶺賈”的集結之區，徽州商人把土產售與閩、粵商人，再把閩、粵物產轉運內地。稍一周轉，富商大賈應運而生，如此暴富暴起，自然刺激更多的徽州人經商。

明成化年間，憲宗朱見深頒令改變鹽法，把商人輸送米糧等至邊塞而給予換取食鹽，準其在指定區域販銷的制度，改為商人在產鹽地區納糧給鹽，聽其自由販賣的制度。重要產鹽地區兩淮、兩浙向為鹽商集聚中心，晉、陜商人人地生疏，難以與徽商競爭?；丈逃纱顺讼抖?，改以經營食鹽為中心，雄飛于中國商界。由此，經營鹽業成為徽商的重頭戲，五行八作也緣此而蓬勃興起，墨商、茶商多在外埠開設墨莊、茶莊，書商開設書坊。除此之外，徽商中有的販賣棉布、絲綢、米谷、紙張、瓷器等，還有的遠到遼陽販賣人參、貂皮，到兩廣販賣珠璣、香藥等。他們的活動范圍還擴大到國外，明代嘉靖年間，徽商許欄、汪直不但和日本、暹羅（今泰國）及東南亞有生意往來，他們的商業活動竟遠及葡萄牙。

徽商由小本經營暴富后，或數人共營，或一家獨營，開設錢莊和典當，獲取暴利。據《明神宗實錄》記載，“今徽商開當，遍及江北”，在河南者達“二百十三家”。清代所修《歙縣志》稱：“兩淮八總商，邑人恒占其四?！被丈逃猩腺Z、中賈和小賈之分。百萬為上，二三十萬為中，余皆屬下。鹽商資本雄厚，多以千萬計，稍次也是數百萬。

徽商并非全以販運為主，也兼營一些生產活動。如鄭天鎖、朱之沾在福建開采鐵礦;阮弼在蕪湖開染紙廠，運轉于蘇、浙、鄂、豫、冀、魯等省;江長公在房村制造曲糵，銷售范圍由“徐邳以達京師”。他們雇了很多傭工，其生產規模已具有手工工場的形式，融工商活動于一體。

徽州人大多以經商為職業，在商人的比例中大約為十分之七，極盛時甚至超過。明萬歷年間，徽商汪克在河南所開當鋪竟達二百一十三家?；丈痰淖阚E遍及華夏大地，北至幽燕、遼東，西至滇、黔等，東南至海外，可謂“賈人幾遍天下”了。

自明代中后期始，在淮揚經商的徽州人也把這里當作第二故鄉，開始在這里融資興業。明代王世貞說：“大抵徽歙，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其所蓄聚，則十一在內，十九在外?！彼麄儼奄Y金的十分之九投入于僑寓地，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淮揚等地經濟、文化的空前繁榮，正是建立在這樣豐厚的財富基礎之上。

儀征是淮南鹽運的中樞。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指出：“從這里出口的鹽，足夠供應所有鄰近省份。大汗從這種海鹽所收入的稅款，數額之巨，簡直令人不可相信?！丙}業貿易的發展極大地刺激了市鎮化的建設，清代前期的儀征“路接竹西（即揚州），津通揚子，鹺客輻輳，估客駢闐，俗尚繁華，由來日矣”。清代袁枚曾有詩夸耀儀征的繁華勝景：“渡過揚州水便清，鹽船竿簇晚霞明。江聲漸遠市聲近，小小繁華一郡城?！?/p>

徽商的興盛，純以兩淮食鹽的運銷為恃?；丈痰乃ヂ?，尤以淮鹽運銷辦法的改變而改變。清道光十一年（1831），兩江總督陶澍革除淮鹽積弊，改綱運制即官商一體的包銷制，行票鹽法即政府于鹽場設局課稅，無論任何人，只要繳足鹽稅即可領票運鹽，銷售各地。鹽政新法改行六年之間，不僅消除了鹽商虧欠朝廷的數千萬兩銀票，而且增加了朝廷的財政收入以千萬計。但陶澍改革遭到朝廷內外的反對，因為它直接危及了一些人的切身利益，動搖了徽商淮鹽運銷的壟斷權。

太平天國時，徽州是太平軍的活動中心，當然也就成為清軍鎮壓太平天國的主戰場。頻仍戰事，兵連禍結?；丈躺钍芷鋽_，先是地主武裝團練的輸捐搜刮，后是曾國藩親自督師祁門，明火執仗，縱兵大掠，徽州府被洗劫一空。清軍在徽州燒、殺、擄、掠，使富麗的徽州尸橫遍野，廬舍為墟?；丈淘谌肆?、物力、財力上備受摧殘，大傷元氣。

鴉片戰爭以后，外國資本對中國的經濟滲透，使徽商遇到了強勁的敵手?；丈淘谑⊥飧鞯亟洜I的錢莊，敵不過外國商人的銀行。西方國家生產的產品價廉物美，方便耐用，也漸次取代徽商手工生產的產品。如布匹、紙張等，連僅此一家的毛筆、徽墨、歙硯等，也幾讓鋼筆擠出了市場。洋商的活躍，洋貨的傾銷，使徽商不堪一擊，當年的風光已成明日黃花，最后無可奈何花落去，只能淡出商業舞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