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以實現的“教寫相長”
——現代作家學院化生存的困境

于 萌

內容提要：民國時期，得益于大學教員聘任制度相對寬松，一批現代作家出于經濟壓力或文化興趣進入大學執教。而大學教學和學術研究工作及其他俗務占用了精力，場域的變換也使這些作家面臨評價制度和思維方式轉變的壓力，教學和寫作往往無法兼顧。這種學院化的生存困境逼迫作家做出調整，他們或離開大學，或轉向學術，或淪為大學邊緣人。從實際效果看，“教寫相長”對高校求生的現代作家來說，是一種難以實現的愿景。

現代作家進入大學任教，是民國時期重要的文化現象。魯迅、胡適、周作人、徐志摩、郁達夫等幾代重要作家都曾擔任高校教職。即便基于大致的統計，三十多年間，也有百人之數。這一現象，總的來說，對于民國大學的文學教育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和良性的影響，無論是學科建設、課程設置，還是具體的教學理念和方法，以及對學生的引導和教誨，都開辟和鞏固了我國大學文學教育的現代性建構。如果沒有這批現代作家的參與，我們的大學文學教育將不是今天看到的面貌。而具體探究起來，問題又是復雜的。在既往研究中，通常將現代大學與現代文學兩者視為“良性互動”“互相哺育”的關系，認為“這些互動不但大大幫助了大學中文系和其他人文學科的發展，而且對作家們、詩人們、藝術家們的創作都有非常重要的影響”。這種表述有其道理，但失之于籠統，亦有理想化之嫌。應該說，擔任高校教職的現代作家的確推動了現代大學文學教育的發展和深化，但是學院生活之于作家，大學里的學術生涯對兼任教職的作家的心理影響的利與弊，對其文學創作影響的得與失，均需仔細辨析，才能有符合實際的結論。

總體來看，作家到大學任教，不僅僅意味著自身疊加了“教師”身份，還關涉評價體系與創作環境的改變。從實際效果來看，“教師”（時多稱“教員”）一職為作家提供了學院的庇護、穩定的收入，但許多時候這種職業轉換也成了束縛創作的枷鎖，“教”與“寫”這樣兩種職業方式并非時時處處可以相互促進；所謂的“教寫相長”，只是一種理想境界，其實往往難以圓滿實現。而其中的種種具體情境，則呈現出現代大學教育與現代文學生存環境的復雜性和豐富性，值得討論。

一 作家進大學：握“鋼筆”的手拿起“粉筆”

晚清以來商業出版蓬勃發展，書刊稿酬為轉型期文人開辟了區別于傳統仕途經濟的生存空間。然而動蕩的社會環境中，文化市場脆弱，良性完善的稿酬和版稅制度沒有完全建立，所謂“職業作家”時常面臨生活窘境。民國時期，除少數名家外，大多數作家都很難單純靠寫作謀生。

20世紀初，中國圖書市場逐漸形成了通用的稿費標準，“每千字二元至四元，五六元的很少；小書坊甚至每千字五角至一元”。這一標準數十年間變動不大。1940年有作家翻閱舊刊時感慨道：“一切物價高漲到二十五年前的十倍、二十倍、三十倍的今日，我們寫文章的勞動者，卻在要求三元錢一千的稿費，這幾乎有點像神話?！卑醋纸o酬的標準過低，而作家的版稅還常被不法書商盤剝、侵欠。除了猖獗的“盜版”，正規出版商也多有訂明印數后私自加印者。1915年、1928年，當局兩次公布《著作權法》，強調書籍等著作物注冊后，“專有重制之利益者，為有著作權”，并引入“版權票”維護作者權益，不過這些法規制度沒有得到有效貫徹。魯迅曾說：“大多數的（書店）是不但要‘利’，還要無窮之‘利’，拿了稿子去，一文不付；較好的是無論多少字，可以預支版稅五十或百元，此后就自印自賣，對于作者，全不睬理了?！?929年，因拖欠版稅，他差點與北新書局老板李小峰對簿公庭。作為著名作家且曾是李小峰老師的魯迅，尚且遭遇版權侵犯，遑論普通作家。由此可見當時作家的經濟境遇。

老舍視作家為握“鋼筆”的人，說“鋼筆頭下什么都有。要哭它便有淚，要樂它就會笑”，鋼筆“是那么可愛與聰明”，又說“鋼筆有一個缺點，一個很大的缺點。它——不——能——生——錢！我只能瞪著眼看它生銹，它既救不了我，我也救不了它。它不單喝墨水，也喝腦汁與血。供給它血的得先造血，而血是錢變的。我喂不起它呀”。職業寫作的艱辛也能從沈從文身上得到印證，1928年底他致信徐志摩，希望預支稿費，“最低限度我總得將家中人在挨餓情形中救濟一下。實在沒有辦法，在最近，從文只好想方設法改業，文章賭咒不寫了”。此時他已出版《鴨子》《蜜柑》等近十部作品集，仍不能滿足溫飽。

寫作難以為生，有作家將目光投向了教師行業。與視作家為握“鋼筆”的人相應，老舍將教員喻為拿“粉筆”的人，而“鋼筆頭已生了銹”，“粉筆比它強，我喂它，它也喂我”。特別是大學的教職，不僅薪金較高，收入穩定，社會地位亦較高。北洋時期，政府將國立大學教員分為四等，其中月薪最高的為正教授300～400元，最低的為助教50～120元。到1927年9月，南京國民政府進一步提高大學教員薪俸標準，規定教授月薪為400～600元，助教為100～160元。有學者認為類比于公務員，民國中前期大學教授的薪資水平相當于副部長待遇。

反觀作家的薪酬，數次因迫于生活壓力而執教鞭的老舍表示：“我愛寫作，可就是得挨餓，怎辦呢？連版稅帶稿費，一共還不抵教書的收入的一半”。對于“指著投稿吃飯的”青年，他痛心地說：“這里沒有飯吃！”沈從文回憶職業寫作的境況，更是直言：“我每個月收入從來沒超過四十塊錢?！辈粌H新文學作家支左絀右，難以為繼，即便像范煙橋、程小青、鄭逸梅這樣受眾廣泛的通俗作家，都曾靠教書貼補家用。范煙橋說自己“吃粉筆灰”已三十余年，“有幾次離開這味同雞肋的教師生活，別尋新蹊徑，可是不久又還到老路上來了”。因為相比之下，教師職業還能按月提供最低的生存保障。

當然，并非每一個作家轉行執教都可歸因于經濟困窘，其中不少當緣于文化興趣的轉移。像早期高校的新文學寫作者和大部分“京派”作家，大多擁有高等學歷，更愿意成為學者而不是作家。他們從事文學創作帶有“玩票”性質；隨著時代熱潮消退和年齡增長，他們的創作沖動逐漸消減，就算仍有寫作興趣，也更看重學術研究。如馮沅君、宗白華、陳夢家，早年創作過新文學作品，任教大學后都基本上轉向了學術領域。朱自清也說：“國學是我的職業，文學是我的娛樂?！睂@批作家來說，教師才是他們的第一職業，文學創作則是業余愛好，教職使他們的作家身份逐漸淡化。

從高校管理的角度看，之所以有大批作家移硯高校，主要得益于民國時期較寬松的大學聘任制度。清末民初大學取唯才是用觀念，不重官階、年齒，校長有“總轄大學全部事務”包括聘人用人之權力。民國時期教師聘任制度日漸規范，學位等級成了重要的參考標準，但仍強調：“凡于學術有特別研究而無學位者，經大學之評議會決議，可充大學助教或講師”，規定大學各學院教員“由院長商請校長聘任之”。這些條款為不符合硬性要求的人特別是低學歷者進入大學任教留下了彈性空間。像劉半農、沈從文、汪靜之等人，如果不是欣賞新文學的院校領導者從中斡旋，應該很難獲聘。其中沈從文最為典型，他任教中國公學，得力于校長胡適，其后胡適又把他推薦給武大文學院院長陳源；沈去往青島大學則緣于校長楊振聲的招攬，進入西南聯大則緣于楊振聲和朱自清的幫助。這幾位大學掌權者自己就是作家，也是新文學教育的支持者。

綜合上述情況來看，一批現代作家因生活窘迫，或是學術追求，通過彈性的教師聘任制度，握“鋼筆”的手也拿起了“粉筆”。進入大學后，現實并不盡如人意。面對硬性的學院生存準則，面臨教研與創作的沖突時，他們承受著巨大的壓力。

二 再難以為文：“故紙堆”悶熄“靈火”

對于拿起“粉筆”的作家來說，除非興趣完全轉移到學術上，沒有多少人想遽然放下已握住的“鋼筆”。他們希望的是教職提供衣食溫飽，教課之余，仍能不輟筆耕，延續文學創作。

然而，現代作家進入大學之后，教研工作往往會耗費他們的大量時間、精力。而且教師之職，往往難以區分明確的工、休時間，除課堂教學外，講義準備、作業批改、試題評閱以及與學生的交往，都占用大量時間，有時不得不夜以繼日。民國大學特別是國文系課程，許多沒有現成教材，需要教師埋頭故紙堆中，花費心血自編講義。郁達夫抱怨過：“單是四點鐘的講義，倒也沒有什么，但是四點鐘講義之外，又不得不加以八點鐘的預備。一天十二點鐘的勞動，血肉做的身體，誰經得起這過度的苦工呢!”冰心則向梁實秋訴苦：“無端我近來又教了書，天天有看不完的卷子，使我頭痛心煩?！苯虒W工作導致難有余暇從事創作，這一點在老舍身上尤為明顯，令其苦不堪言。他陷入了因“經濟的壓迫”不得不教書，而“趣味所在”又不忍放棄寫作的尷尬境地。盡管向往創作，可“白天的工夫都花費在學校里，只能在晚間來胡扯；扯到哪里算哪兒”。他因此平時只能寫作短文，不得已利用寒暑假趕寫長篇小說。老舍發現長此以往，這種生活方式“既不能專心一志的寫作，而又終年無一日休息，有損于健康”?？箲鸨l后，成為“職業寫家”的老舍算過這筆賬：“當我一面教書一面寫作的時候，每年必利用暑假年假寫出十幾萬字；當我辭去教職而專心創作的時候，我一年可以寫三十萬字?！?/p>

作家的時間和精力不僅消耗在日常教學工作上，在大學環境和文化氛圍中，他們還須應對大批慕名而至的青年學子?，F代作家從各自的書齋走向公共的大學空間，從封閉的“象牙塔”走向青年聚集的場域。這一點，對熱衷新文學的學生有極大吸引力。部分作家被賦予“導師”“才子”乃至“明星”的稱號，他們既是思想領袖式的現代知識分子，也是延續傳統的“辭人才子”，多重光環疊加。在學生心中，這些作家統統可以為“文化偶像”。為接近自己傾慕的“偶像”，學生們或前往聽課，或登門拜訪，或致信求教。而這些作家作為教師，作為公共人物，很難拒絕學生的指導請求。大量的學生造訪，有時嚴重干擾了他們的正常生活，使得本就因教學所剩無幾的寫作時間更加匱乏。

1926年魯迅南下任教廈門大學，談及其處境稱：“我在這里常有學生來談天，弄得自己的事無暇做?！北鞠搿吧倥銦o聊之訪問之客”，無奈的是“倘在學校，大家可以直沖而入，殊不便也”。迨到中山大學，革命思潮泛起，魯迅發現自己“忽然成為偶像”和“公物”，學生直接表示“你不是你自己的了，許多青年等著聽你的話”。于是，“訪問的，研究的，談文學的，偵探思想的，要做序，題簽的，請演說的，鬧得個不亦樂乎”。最令他恐懼的是演講，“因為它有指定的時候，不聽拖延。臨時到來一班青年，連勸帶逼，將你綁了出去”。無獨有偶，任教中大的郁達夫，同樣遇到過青年盈門的情況，不同的是造訪者多看重其“文人才子”氣質。許多造訪者只為“追星”或是滿足虛榮心，郁達夫常被這些青年“苦嬲不已”，有人甚至為合影強迫其同往照相館，郁“不得已勉強和他去照了一個”①

除卻時間和精力的消耗，更令作家們感到巨大壓力的是評價制度和思維方式的變換。這直接反映出當時文壇與教壇成果評定標準的區別，也反映出作家與教師兩種職業思維的差異。

在許多作家看來，創作作品與教授知識依靠兩種完全不同有時甚至相悖的運思機制和思維模式，二者很難融合為一。魯迅多次坦言“教書和寫東西是勢不兩立的，或者死心塌地地教書，或者發狂變死地寫東西，一個人走不了方向不同的兩條路”，因為“作文要熱情，教書要冷靜。兼做兩樣時，倘不認真，便兩面都油滑淺薄，倘都認真，則一時使熱血沸騰，一時使心平氣和，精神便不勝困憊，結果也還是兩面不討好”。郁達夫將這種矛盾稱為“理智與情感的沖突”：“創作者須以情感為根底，而教書者所獨重的是理智。理智的伸展培養，往往可以把情感殺死，而情感的熱浪高潮，也容易把理智攪亂?！睙o論魯迅還是郁達夫，所說的“教書”，不僅包括日常講課也包括深潛書齋的研究。他們從自身實踐中深切體會到文學創作與教學和學術研究之間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

大學不同于基礎教育階段，滿足正常的課堂活動之外，需要教師深一步的學術研究工作。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說“辦大學，應有兩種目的：一是研究學術，二是造就人才”，而“學術的造詣”，“要向高深研究的方向去做”。同為校長的羅家倫強調：“研究是大學的靈魂，專教書而不研究，那所教的必定毫無進步?！痹谝詡魇诟呱钪R為宗旨的大學，研究能力是考量教師最重要的指標。民國大學文科延續了清末的學術傳統，更看重古典文學、訓詁考據等研究領域，這一學術評價體系導致從事新文學的作家型教師極為被動。盡管出現了新文學類的課程，新文學研究還是很難被當成學術成果認定。所以，中文系任教的現代作家，想在大學得到認可，就得精研傳統學術；如果在這方面沒有建樹，自然受到冷遇。相對而言，執教于外文系的作家，則稍顯從容，但想要完全協調教研與創作也十分困難。陳瘦竹說過：“這幾十年寫慣了理論文章，再搞創作恐怕是不成的了?！蓖瑯愚D型為學者的郭紹虞也感慨，鉆研學術，往往無窮無盡，“深入下去，永遠沒有止境，所以鉆入故紙堆中便不易跳出”。

面對學院化生活對創作熱情的擠壓，聞一多形象地將之概括為“故紙堆終竟是把那點靈火悶熄了”。由此可見，文學創作與教學研究之間存在著難以調和的矛盾，而如何處理二者之間的齟齬，不同作家做出了各異的選擇。

三 艱難的抉擇：離開、轉向、邊緣化

那些希望成為“職業寫家”“慧業文人”的作家，出于生計不得不于“鋼筆”之外拾起“粉筆”暫為教師，然而對教師工作的無法完全適應，加上學院化生活對其創作生涯的阻礙，使其中部分人最終還是選擇了丟掉“粉筆”、放棄教職，寧愿繼續以“鋼筆”操觚鬻文。

1942年，老舍自嘆：抗戰以來，哪怕飽受凍餒之苦，“我要咬住牙，拿住我的筆不放松。這支筆能替我說話，而且能使別人聽見，好，它便是我的生命”。在他看來，“多咱自己也餓死，我就不能不放下筆；但是在餓死之前，我總要不停的寫作，因為我要作個‘寫家’”。對于他的這個態度，好友羅常培深為感佩：“老舍很懂得作家應該由社會養活不該由大學養活的道理，所以七八年來無論那個大學請他教書，他都婉言謝絕，寧愿忍饑耐寒，卻不愿旅進伴食?！痹跁r局糜沸、百業凋敝下，有勇氣像老舍一樣抉擇的作家，都付出了沉重的生存代價。

部分作家離開學校的另一個原因，是自感學力有限，未能在學術上登堂入室，難以勝任教職。老舍說自己“沒有淵博的學識，時時感到不安”，任教怕“自誤誤人”，豐子愷也以“學殖荒蕪”為由謝絕過大學延攬。除自謙外，作家中的確存在學養不足的情況。據曹聚仁回憶，剛剛師范畢業的汪靜之任教暨南大學時，教國文“實在糟得太不成話”。一篇應該教一星期的文章，他四十分鐘就教完了，只能說些文壇掌故填補時間或者讓學生念讀他的詩歌，且在講解中錯誤頻出。曹當面對他說：“假使我是校長的話，決不請像你這樣的詩人來教國文，你這樣的教法，真是誤人子弟！”

那些有能力從事學術的作家，進入高校后如果創作熱情不再強烈，大多很快轉化成學者。特別是受到大學評價體系羈絆時，為了贏得學界肯定，會加速剝落“作家”的標簽，全力向“教師”乃至“教授”的身份靠近。

朱自清、聞一多任教清華大學之初，未想放棄文學創作，但是學院生活讓他們逐漸轉向。朱自清日記里多次記下“因研究精神不夠而被解聘”的夢境，甚至夢到學生“縛住我的手，譴責我從不讀書，并且研究毫無系統”。相對來說，聞一多的轉向更加主動，因為“他本來就有在故紙堆里鉆研的癖好”。此外，外在的現實刺激和壓力同樣有關。1932年青島大學發生學潮，要求文學院院長聞一多下臺，學生印發《驅聞宣言》，稱其“不學無術”，還有人寫詩嘲諷：“聞一多，聞一多，你一個月拿四百多，一堂課五十分鐘，經得住你呵幾呵？”聞回到清華任教后，學生依然將其視為“詩人”，認為他“教不了古代文學”①

在學術評價標準“指揮棒”下，朱、聞兩人轉而潛心鉆研學術，均在古典文學領域有所建樹。特別是聞一多的詩經、楚辭、樂府、唐詩等諸多研究，亦曾享譽海內，所著《楚辭補?！帆@教育部頒發的學術二等獎，得到官方認可。朱自清就記錄過兩人之間一件耐人尋味的小事：1942年4月10日，“晚飯時，聞的孩子和他父親坐在上座，這已經是第二次。聞的孩子曾說聞是我的老師，這當然很可笑，但可以看出他對我的評價。孩子的評價盡管不必認真，但過于尖刻了。應該加緊用功”②從中可以看出敏感的朱自清從同事兼好友聞一多那里獲得的有意無意的輕視。如果是有意的，則多源于聞氏的學術自信。此時聞自覺學術成就高于朱，在他眼中，朱仍然是轉型不成功的一位作家。學術評價體系鉗制過聞一多，一旦得脫，他又拿此標準去看待他人。而在此標準籠罩之下，朱自清也只有如法炮制。最終，在大學中“漸漸的據了要津”的兩人，如劉半農所說：曾經視作“心肝寶貝”的文學，“竟如被我離棄得很渺遠的一個情人一樣”，不再成為生活的重心。

然而，不是所有進入大學的作家都能成功轉型為學者。一部分作家綆短汲深，無力深入學術研究，又不愿放棄文學事業，堅持以寫作為要。于是，不同于退出高校的那些作家，心懸兩地的他們不愿放棄相對穩定和待遇優渥的高校工作，不得已淪為大學的“邊緣人”。

沈從文任教大學伊始，就請胡適指點古籍書目，希望從文字學等領域有所突破，做出學術成績。他還與同事孫俍工合著《中國小說史》，撰寫緒論和第一講神話傳說，從其引述的古籍與鹽谷溫等人的學術論著，可以看出這期間他讀書之勤，涉獵之廣。到青島大學后，沈繼續鉆研古典小說的形態演變，思考古代哲學問題，進而研究“巫”文化，希望借此“預流”，引起學界重視。不過，這些研究未能深入下去，其學養儲備和研究能力尚有不足，難以獲得學術上的成功。再如，任教大學的曹聚仁，自信沒人懷疑中師畢業的他“不該擔任這樣的教職”，夢想成為中國史教授。但由于始終拿不出重要的著作，不得不去教授新聞學和國文等課程。

轉向失敗，加之對寫作的熱愛，使這類作家還是將不小的精力放在新文學上：一方面，積極推動大學新文學教育的規范化，開設語體文寫作和新文學研究等課程，發掘新文學的學術意義，落實新文學在大學中的合法性，提高其地位；另一方面，從執教生涯中選取材料，作為小說給養——很多教育題材小說的產生得益于此。這類創作，如葉圣陶以高校為背景的小說《投資》《席間》《英文教授》等；沈從文更有一批以大學師生為題材的小說，作為自己構建“都市世界”的重要組成部分。沈雖表面上身為高校精英的一員，卻如局外人一般，用冷眼審視知識分子楚楚衣冠之下人格的缺失和生命活力的萎縮。這類作品包括《冬的空間》《薄寒》《春》《知識》《八駿圖》等。

這幾位出身作家而委身大學的“邊緣人”，由于“死緊捏住這支筆”，堅持寫作，大多沒有取得學術體制承認的成果，往往頗受歧視，執教生涯很不穩定。像沈從文、汪靜之、許欽文、許杰，都是到處播遷，輾轉多校。盡管受到學界和同儕的歧視冷落，可他們能夠部分實現“教寫相長”，成為少數在高校中延續文學創作生命的人，亦屬幸事。

結 語

作家進入大學，能否做到“教寫相長”？20世紀末與本世紀初，一些高校先是舉辦作家班，期圖培養和提高作家知識水準，探索作家學者化的路徑；后來則多看中和利用作家的文化資源，延聘有成就和影響的作家走進大學，擔任“客座教授”或“駐校作家（詩人）”，后者更是將文學創作作品作為一種特殊的學術成果給予接納和肯定。但這與民國時期新文學初興階段的情形很不相同，可以說，今昔作家所處的環境和生態不可同日而語。

民國時期現代作家入職大學，不僅是原先單純的作家身份的改變，更意味著所處場域的轉變。對不同場域運行規則適應與否，決定了這批雙重身份者的命運。想被大學接納，就須接受大學對他們的規訓。布爾迪厄說過：“一個教育系統的工作人員的經濟和符號價值幾乎完全依賴學校的認可?！贝髮W場域注重的是教學與科研，這些工作無疑會耗費作家大量精力，還需要他們調整思維方式以適應學術要求。本質上說，文學寫作與文學研究反映了文學生產與學術生產體系的差異。從主體的角度來說，兩套不同的思考方式、語言表達在作家頭腦中的糾斗與捍格，也是兩種不同生活的博弈。在最早將創意寫作納入大學課程的美國，著名作家海明威1958被問及如何看待作家謀求教職的現象時說：“我認為學術生活會中止你的外部經驗，有可能限制你對世界的了解?！痹谒磥?，“想寫出一些具有永恒價值的東西是一件全日制的工作”。同樣的道理，回頭遙看民國高校中學院化求生的現代作家處境，就會發現，“教寫相長”往往是當事者最初的打算、理想的愿景，現實里卻是難于實現的。而對這一過程的梳理，卻能加深我們對那一時期的新文學、新文學教育、新文學生產復雜狀況的認識，饒有意義。

本文著重從進入大學的部分新文學作家的生存環境及其選擇、內心世界及其波動的角度，揭示他們學院化生存的境遇；至于他們進入大學后的群體努力之于大學教育特別是文學教育的成績和貢獻，則是另一篇論文的主題了，此不贅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