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我們》：青春藝術片的多重體驗表述

李曉娟(贛南師范大學 科技學院，江西 贛州 341000)

青春電影在許多國家與地區都有著長足發展。在我國，青春電影也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年輕人的生存狀態和精神需求，個體于青春年少時的特有體驗，都經由青春電影實現了充分的表達。其中，部分電影關注的是處于邊緣狀態的主人公(如小偷、地下搖滾樂手等)，他們的青春經歷是灰色，充斥著亞文化(subculture)符號的，電影讓觀眾得以感受到其不安與躁動的體驗；而還有部分電影選擇的主人公生活于更為陽光和符合主流文化的環境中，其體驗的殘酷性與戲劇性勢必要弱于前者，但這并不意味著其年少經歷就是單調、乏善可陳的。由章笛沙根據八月長安同名小說改編而成的《最好的我們》(2019)無疑就屬于后者。在電影中，耿耿、余淮等年輕人都更接近于觀眾們熟悉的身邊人，但他們的青春機遇依然是豐富而精彩、引人喟嘆的。盡管電影所擷取的人物青春片段主要在其高中的三年間，但觀眾已足以浸潤于其充滿酸甜苦辣的多重體驗中。

一、青春之情感萌芽體驗

人在青少年時期獲得性啟蒙，產生對愛情的向往，這是一種普遍存在的青春體驗，也是青春電影反復表述的內容，甚至可以說，兩性之間的悸動已成為青春敘事中不可或缺的元素。這其中既包括純潔無瑕、發乎情止乎禮的愛情，例如霍建起大量運用了詩意鏡頭語言的《暖》(2004)，張藝謀歌頌純愛，對于性愛欲言又止的《山楂樹之戀》(2010)等，也包括了有微妙性意識產生甚至是偷嘗禁果行為的愛情，如姜文的《陽光燦爛的日子》(1994)、張揚的《向日葵》(2005)等。在表述純愛體驗的電影中，男女主人公之間的愛情是理想化了的，電影人從敘事和影像等多個方面，為觀眾建構起一個浪漫唯美的愛情童話，既迎合著觀眾對于含蓄、節制、真誠愛情的渴望，又借以表達出某種人文關懷。而《最好的我們》中耿耿和余淮之間的愛情正是如此。

在電影中，兩人因為在入學名單上排列在一起，音同“耿耿于懷”的巧合而結識，隨后，余淮主動要求和耿耿做同桌，加上后來余淮在物理課、籃球比賽上的優秀表現，在體察到耿耿學習有困難后不露聲色的照顧，這個高大俊朗，有時候自稱“小爺”的男生逐漸走進了耿耿的心。在簡單、貝塔兩位閨密的幫助下，耿耿也采取了偷拍余淮，假裝丟了單車鑰匙，在肯德基請余淮喝酒等頗為稚氣的方式，試探出了余淮對自己的情意。在三年共同進步的學生生涯即將結束前，耿耿在余淮的胳膊上畫下一個對號，預祝他高考順利，而余淮則將這個對號變成文身永遠留在胳膊上。兩人的情感沒有大起大落的跌宕情節，兩人也沒有更進一步的身體接觸，但兩人在一起的嬌羞、甜美乃至誤會等，都能引發有類似經驗的觀眾的共鳴。

除此之外，電影中還有其他的幾次愛的悸動體驗，也都是無果而終，但是留給了當事人美好的回憶。如“怪胎”學長迷戀女神學姐，不僅日日為她買早餐，還在大雨之中為她彈著吉他唱歌表白，乃至遭到保安的驅逐推搡，幾乎成為全校師生的笑柄；簡單等女生暗戀著男神學長盛淮南，對他給予著類似追星式的關注；貝塔則愛上了班主任老師張平，但是除了在老師上課的時候癡癡地看著他以外，貝塔沒有采取進一步的行動，而多年之后，余淮的好友徐延亮俘獲了貝塔的心等。

在表現這種學生時代的愛情時，電影注重設計了諸多有“小清新”意味的細節，以及充分運用了武漢的自然和人文風光，如耿耿和余淮在山上栽種下一棵刻有各自名字的許愿樹，兩人一同乘坐跨越長江的輪渡，一同在又叫“晚秋高地”的武漢東湖磨山千帆亭上約會等，草木茂盛，云淡風輕，天高江闊的景物成功地烘托了主人公的純愛。

二、青春之反抗他者體驗

青春電影中主人公對“他者”(the other)的反抗是極為常見的。青春正是一個青少年接觸成人社會以及傳統規則制度，并與其發生沖突的時段，青少年又易于以莽撞、沖動、張揚的方式對其進行質疑與挑戰，以宣示自己的存在或成熟。例如在《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2012)中，無心向學又正是滿身精力無處發泄的柯景騰們用上課“打手槍”的方式讓老師頭痛不已，遭到體罰，他們也在這種反抗中收獲了他人的關注。除此之外，青少年原本在童稚階段習慣或可以忍受的父權等，也開始成為他們反抗的對象。正如弗洛伊德在《家族浪漫史》中指出的那樣，人在幼兒時期最為強烈的愿望就是能夠像父母一樣高大成熟，但隨著年齡的增長，他們就會否定自己曾經給父母的這種崇高地位，對父母感到不滿。代際矛盾由此產生。如在顧長衛的《孔雀》(2005)中，姐姐衛紅就給自己認了一個“干爸”，表達對生父的不滿。

在《最好的我們》中，對既有規則和父權的反抗都得到了表現。如在慶祝國慶的文藝比賽中，原本班級準備的合唱曲目是《黃河大合唱》，然而在排練之時，大家卻熱情不高，貝塔更是有意跑調，這時候余淮則提出了新的建議。在比賽當天，在文瀟瀟彈過了《黃河大合唱》的前奏后，燈光暗下，梁靜茹的《勇氣》伴奏響起，余淮和“怪胎”學長一起領著大家唱起了這首流行歌曲。這既是“怪胎”學長向自己苦追不得的學姐的一次表白，也是余淮和耿耿的一次情意互訴，在演唱時，余、耿兩人都覺得舞臺上只剩下了對方。而臺下的學生們也激動不已，高聲相和，而老師們則對此難以接受，只有張平老師對學生們表示了理解。在原本應該演唱與愛國主義相關歌曲的場合，學生們卻虛報比賽曲目，進行個人情感的袒露，這無疑是叛逆的。又如在原本應該邀請家長出席的家長會上，一直學習不好的貝塔為了隱瞞自己的成績從勞務市場為自己雇來了一個假爸爸，在張老師要求“貝塔爸爸”留下聯系電話時驚恐不已，最終露餡。不難看出，學生們并不是循規蹈矩的，他們偶爾還是會有“越軌”行為，不斷地試探成人世界對他們的容忍程度。

而耿耿和余淮都對父輩意愿有所反抗，只是前者相較于后者要溫和得多，在父母都表示“女孩子學文科好”的時候，耿耿一度也妥協選擇了文科，但最終還是為了和余淮在一起而轉向了自己并不擅長的理科。而余淮與母親的沖突則要更為強烈。在余淮的成長過程中，父親是缺席的，但強勢的母親代行了父權，使得余淮長年都處于父權的嚴厲審視與壓迫之下。在初中階段，母親就武斷地判定余淮幫助了女同桌而影響了學習，要求班主任將兩人分開，余淮妥協了。而在高中，當母親又一次找到學校，態度強硬，出言不遜地要求張老師將耿耿從余淮身邊換走的時候，余淮沒有再接受長輩的監管，而是從張老師身邊強行將母親拖走。母子間的較量，子對母的叛逆以母親生病告終。

三、青春之成長與追夢尋夢體驗

青春體驗的另一項重要內容便是人的成熟和成長。在時間的推移中，年輕人會得到在身體發育、體格體質得到加強的成長，以及在價值觀、人生觀上得到培養與完善的成長，同時，即使是在看似一成不變，被書山題海所包圍的中學生活中，人的自我意識、理性判斷能力以及社會交往心理也在逐漸成熟，越來越趨近成年人。

在《最好的我們》中，成長的主體主要是耿耿和余淮兩人，由于電影主要選擇了內聚焦的敘事模式，從耿耿的角度展開敘述，因此觀眾更多地能感受到的是耿耿的蛻變。和“學霸”余淮不同，耿耿考進振華中學帶有一定的偶然性，而在進入振華之后，她學業上的短板馬上暴露了出來，成為一個經常上課聽不懂的“學渣”。由于對余淮的迷戀，她無法像組建“墊底三姐妹”的貝塔那樣大大咧咧，而是想盡辦法地提高學習成績，將考進北京的大學視為自己的目標。余淮成為她的補習教師，時常在肯德基或教學樓天臺上為耿耿講題。從余淮媽媽口中的“差學生”到最后能夠憑借成績主宰自己的命運，這無疑是一種有著勵志意味的，順應了主流社會期待的成長，和《狗十三》(2013)，《過春天》(2018)等青春電影有著鮮明的區別。在后一類電影中，少女在現實規訓中的成長往往都是殘酷的，其精神世界在接觸社會的工具理性之時浸透了淚水，而《最好的我們》則選擇放棄了這一體驗，讓主人公以一種較為平穩的方式從少年過渡到成年，即使是“怪胎”學長在大雨滂沱中撕心裂肺的歌聲，也并沒有太多的“陣痛”感。

夢想是與現實相對應的概念，一般來說，它意味著人們對未來積極、美好的期許。而青少年正是“未來”的擁有者以及對自身在未來有多種可能的期待者。尚處于大好年華的他們被賦予了更多追夢尋夢的權利。

在現代社會中，普通人普遍難以完成對夢想的浪漫追尋，而部分青春電影正為沉浸在日?，嵥橹械挠^眾搭建出了一種虛幻而美好的人生境遇。這方面較為典型的便是陳可辛的《中國合伙人》(2013)，主人公能夠成功地抵御環境的壓迫，最終成為世俗意義上的成功者。也有反其道而行之者，如賈樟柯的《站臺》(2000)中，崔明亮等年輕人離開站臺去他鄉尋夢，然而，在多年的漂泊之后依然一無所有；又如在顧長衛的《立春》(2007)中，王彩玲等文藝青年在夢想廣博而能力有限的情況下，其追夢也是一場空。無論是哪一種追夢體驗，都能喚起觀眾的情感共鳴。在《最好的我們》中，在高中時代的余淮是“最好”的，然而耿耿卻是在10年之后才是“最好”的，兩個明明相愛的人之間出現了這種錯位，這正是因為兩人在追夢結果上的區別。余淮是一個追夢的失敗者，他的理想學校是清華，但是因為母親突然罹患尿毒癥而在高考時過于緊張，導致與心中的最高學府失之交臂，只能在復讀后上了一所普通的學校，從此開始了和耿耿七年的離別。在復雜心理的驅使下，余淮讓徐延亮為自己編造了去美國留學的謊言；而家境優越，能得到父母充分支持的耿耿則得以全力追夢，成為一個攝影師。類似地，文瀟瀟、貝塔，乃至于成為著名歌星，能在電臺節目中侃侃而談的“怪胎”學長等人也都是成功的追夢人。

有的人因為突如其來的打擊而無所適從，在人生即將揚帆時陷入到無序、頹廢、迷茫的狀態中，而有的人則能夠向著夢想接近，一直保持對生活的熱情，這兩者又在最終的同學聚會上形成令人唏噓的今昔對比，這正是一種真實的青春體驗。所幸的是，電影并沒有讓余淮徹底停留在精神荒原中，而是安排了耿耿探尋他的成長軌跡，進入他現在困頓的生活，這給予了觀眾一種慰藉。

在《最好的我們》中，當代青少年的多重青春體驗，如愛情、叛逆、成長、追夢等，得到了較為飽滿的表述，不同的觀眾可以在其中提取到不同的青春“關鍵詞”。電影在規避了當代青春片中頗為千篇一律“殘酷”“懷舊”元素的同時，讓陽光美好成為主人公們生活的主導，積極進取成為他們的常態，整部電影呈現出明朗的色調，青年文化應有的活力在這種表述中得到了傳達，而正要重溫，或規劃自己青春的觀眾，也得到了正面的引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