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查方的罪人》：人性的悖謬與正義的消亡

李慧慧(廣西科技大學 外國語學院，廣西 柳州 545006)

電影《檢查方的罪人》改編自雫井脩介2013年發表的同名小說，講述了充滿正義與熱情的新人檢察官沖野啟一郎(二宮和也飾)與本部精英檢察官最上毅(木村拓哉飾)在一場謀殺案的搜查過程中經歷的關于情理與法理、程序正義與結果正義之間的掙扎和對抗。影片通過精巧的敘事結構，細致的人物塑造與豐富的隱喻內涵對電影的兩層主題進行了闡釋與升華。影片在多重敘事中嵌入了關于人性，正義與反戰等不同的復雜議題，使影片擁有了更加豐富的審美層次與深刻的社會意義。本文將從敘事結構、人物塑造與現實隱喻中分析影片對日本社會現實的反諷和批判，同時探討電影所反映出的更深刻的日本社會現實議題。

劉起曾在《日韓法律題材電影的形式與文化主題》中指出：“日本法律屬于大陸法系，大陸法系具有詳盡的成文法，法律條文明文規定了法律范疇內的每個細節，法官一般根據法典進行邏輯推理并按法條進行審判。大陸法系的訴訟庭審程序是‘糾問式’的，以法官—控方—辯方這三部分為重心，突出法官職能，具有糾問程序的特點，法官可以隨時打斷雙方的陳述進行詢問。也有部分采取大陸法系的國家由法官和陪審員共同審判案件?！盵1]雖然影片在內容上涉及了很多關于情理與法理的探討，但由于在呈現中并未大段還原庭審過程，而將影像沖突的重點置于檢察官對嫌疑人的審訊過程中，使本片從觀感上更貼近罪案片。

一、人性的悖謬：鏡像與對立

影片通過許多組對立關系與豐富的鏡頭語言展示了人性在正義公理考驗下的困境。影片中最上毅與沖野啟一郎這樣一組人物形象形成了非常鮮明的對立關系，呈現了影片想要探討的第一重矛盾。首先是兩位主人公在地位上的差距，一位是代表著“至上權力”的精英檢察官，一個是代表著被嫌疑人調侃 “娃娃臉”的新人檢察官，甚至連影片選角的明星策略也在強化這一種資歷輩分的差距，飾演最上的演員木村拓哉在現實生活中是飾演沖野的二宮和也所在偶像經濟公司的大前輩。在等級觀念根深蒂固的日本社會，兩位演員本身個性差異與等級差異的自然流露也讓影片觀感更真實。演員本身年齡與外形讓影片人物氣質得到了圓滿的詮釋，最上從出場瞬間舉手投足間便展示出了天然的權威感與壓迫感。而二宮和也整體的青澀與生疏也將氣質完全代入角色之中。

影片通過案件搜查審理過程中的單個人物行為的巨大反差呈現了人物心境甚至價值觀的變化。同時導演也利用鏡頭構圖與色調展示出了角色所面臨的人性與道德困境，如影片中不在場的最上通過沖野審訊松倉，當木村聽到松倉坦白當年殺害了木村的初戀女友后，本是挺拔穩重的最上整個人被巨大的悲傷擊垮，無力支撐后蹲下再抬頭，通紅的雙眼滿是悲傷又憤怒的眼淚。映襯著整個暗室內的殷紅色背景，整個鏡頭形成的視覺沖擊力讓觀眾更流暢地接受了最上對正義認知的轉換，這段情節作為影片的敘事轉折也讓影片充滿戲劇張力。另一方面，娃娃臉沖野一直呈現的是一個正直有干勁的形象，背著雙肩包的他在面對事務員沙穗時青澀害羞，在前輩面前稍顯畏縮懼怕，面對前輩有明顯偏頗的指令充滿困惑不解但又不敢正面反抗。然而在松倉審訊過程中，沖野一直壓抑的“出世”的欲望得到了釋放。沖野的句句錐心的審訊既是來自高超的審訊技巧,也出于他對殺人惡魔毫無羞愧的憤怒。在整個審訊的爆發過程中，鏡頭以沖野為視覺中心進行了360度的環視拍攝，全方位地展示了沖野面對兇手毫無保留的嘲諷與唾棄?！霸诃h繞過程中偶爾進行停頓，在前后景別之間形成說話人與聽話人之間的一種或者觸動、或者對抗的構圖關系。這種360度的環繞鏡頭是一種打破視聽規則的越軸鏡頭?！盵2]但也是根據審判空間的特殊性所形成的一種合理的鏡頭，平行剪輯的手法與對松倉和沖野兩個演員的面部特寫，都增強了片段的感染力。

影片在多處構圖與鏡頭調度中展示了鏡像對立，如片頭介紹就是許多建筑物的本體與鏡像，暗喻著人性與正義的一體兩面。檢察官們手握名為法律的出類拔萃的利刃，卻因為人性的懦弱最終將刀口對準了自己。影片也在多次構圖中展示了對稱與對立，比如影片先后出現兩次本部的螺旋樓梯，第一次是沖野剛剛來到總部時興奮地從螺旋樓梯上樓，第二次是最上決定動用私刑后從螺旋樓梯走下樓，法律與公義就像檢察部巨大的建筑物，公理面前人類是如此弱小與無奈，這一組鏡頭也隱喻著兩人對法理程序的服從與背棄。另一組對立鏡頭出現在影片的結尾，快切蒙太奇用最直觀的方式呈現了兩人內心的對立，同時也是宏觀意義上人性本質善與惡的抗爭。在最上向沖野坦白事實之后，代表著正義結果最大化的最上緩步走上樓梯，而掙扎于程序正義的沖野走下樓梯，走向荒野，在無垠的現實世界中繼續著關于“正義”的矛盾掙扎。

二、人性的脆弱：嵌套與隱喻的解讀

影片通過意象隱喻呈現出非常工整的敘事結構。影片共分為三個段落，與最上的宿命論相呼應，影片使用三張塔羅牌“語言的魔術師”“審判”與“愚者”進行了敘事建構?！罢Z言的魔術師”指向檢察官群體，他們用想象力創造故事也可以通過故事粉飾事實?！皩徟小币庵缸钌显诮洑v好友跳樓離世后內心的“正義”覺醒，他發現程序正義已經成為他所追求的結果正義的阻礙，因此最上決定動用私刑，成為自己內心正義的審判者，這也與他收藏法槌的愛好相呼應。最后一章“愚者”實指最上與沖野最后都成為淪陷于自己內心正義的人最終注定成為的罪人。值得一提的是這張牌是所有塔羅牌的開始，亦代表著塔羅牌的結束，代表著無限的可能性，更暗喻著影片中兩位主人公在未來生活中對于正義與人性無盡的掙扎。

影片的另一大顯著特點就是故事線復雜，影片共有四條劇情線，分別為松倉多年前的殺人事件，檢察部調查老夫婦被害事件，最上殺人嫁禍事件，沖野與沙穗偵查對抗最上事件。影片在兩個小時的敘事時長內以最上作為交叉點通過交錯式嵌套手法，通過四重事件相互的勾連影響，完成影片敘事主題的探討，敘事嵌套將影片議題層層深入。嵌套式結構屬于分形學的概念，指“結構與結構的互相嵌套，不同尺度、層級上的相似性對稱”。電影的嵌套式結構則指影片各段落之間在主題、劇情、時空環境、敘述方式等內容或形式上具有相似之處，且在結構上具有包含與被包含的關系。按照被嵌套內容的完整程度又可以分為插曲式嵌套和交錯式嵌套兩類。按照具有嵌套關系部分的相似點又可以分為情節與主題、時空環境、敘述層級等類型 。在影片主線，檢察部門調查老夫婦被害事件的過程中，對嫌疑人松倉的審訊過程帶出的多年前最上的初戀女友被害的前情，影片通過段落閃回完成了這一交錯嵌套。同時影片也呈現出了情節與主題的嵌套結構，幾重犯罪事實在抽象概念上形成了互文。

除了嵌套結構，電影開頭草灰蛇線的伏筆與結尾的回環呼應也展現出作者電影的高度風格化與細膩的藝術處理。影片從檢察官進修課堂的案例分析開始，而這一案例正是來源于真實生活的檢察官竄改證據事件，為影片最上動用私刑的情節埋下伏筆。教室的幕布拉開，影片正式開始，窗外那場“洗刷罪惡的大雨”的降臨也暗示了劇情的走向。沙穗出場的上班的路上有許多民間人士呼吁法律限制高齡司機上路，但是許多檢察官都無動于衷，這一伏筆既點明了影片中那句“我們這里五成怪人，對世事漠不關心，冷漠的人有三成，還有二成是好人”，也在影片結尾得到呼應，影片結尾最上買兇與諏訪部合謀制造的車禍時就是讓一名老人偽造事故進行頂罪。影片細密的情節編排最大限度地豐富了影片的審美層次。

三、正義的消亡：原罪與現實諷刺

哲學家休謨說:“我們承認人們有某種程度的自私: 因為我們知道，自私是和人性不可分離的?！盵3]影片所呈現出真正的悲劇其實就是每個人對自我內心所謂“正義”的執念，這種執念是私欲，更是人類的原罪。更諷刺的是，影片中不存在“絕對正義”之人，每個人物形象都為了內心所謂的正義付出著不正義的代價。曾經信奉程序正義的最上最后選擇動用私刑來完成自己內心正義的審判。在掏出手槍面對兇手時，最上也面臨巨大的恐懼和掙扎。沖野表面對正義充滿熱情與執著，然而在他從檢察官部門離職之后，他選擇了背棄自己職業道德，甚至不惜公開自己的身份作為證人出庭來完成對松倉再審的勝訴。沙穗看似是幾個角色中最理智中立的一位，然而她實際背負著探查好友自殺真相的原動機才成為一名檢察官，她也曾為了寫出暢銷書而去夜總會臥底。最終幫助松倉辯護的白川律師表面分享著勝訴的欣喜，在背后卻依然對松倉這個世俗意義上的惡魔充滿厭惡，丹野為了心中的反戰理想接受了賄賂，最后選擇了自戕這一極端手段來告別這個為之奮斗了許久的世界，也不能不稱之為對自己的一種背叛，影片劇情中每個人其實都為了自己內心所謂的正義在道德與人性的灰色地帶游走。所謂的“正義”就像一桿永遠得不到穩定的天平，個人的正義永遠不能成為究極的正義，人類在游戲規則中探尋掙扎，而正義就像最上收藏的法槌，最終的結局也不過是束之高閣成為擺設與裝飾。

影片中的另一貫穿始終的意象則是最上一直信奉的宿命論。從塔羅牌到生日占卜，最上一直用這種看似不科學的玄學理論來支撐自己生活中的重要判斷，比如對好友丹野的信任，對沖野的重用。信奉宿命論的人往往對人生與人性充滿不確定感與不安，希望利用程式化的標簽和分類減少身邊的不確定性，從而獲得中級想要的安全感，然后這必然是軟弱無力的，最上在經歷了真兇逍遙法外，丹野被逼去世的沖擊之后開始正視自己的無力感與憤恨。身為司法系統精英的最上拋棄了生活，冷漠的家庭關系無法讓最上收獲安全感，而自己最信任的法律系統也在對他進行著背叛，他開始重新審視這一看似偉大合理的系統真正的意義。同樣無力的還有沖野，面對最信任的師長的背叛，他也軟弱不堪，在接到明顯有偏頗的指令時根本不敢反抗。在影片的最后，面對最上手握右翼勢力證據的威脅，他能做的也只是發出歇斯底里的困惑怒吼。

四、結 語

電影作為社會現實的鏡像反映，既能讓觀眾發現電影與現實的相似性與差異性，甚至可以引發社會議題討論，起到現實意義的作用。影片有能力將社會現實議題納入虛構文本中進行反思，從立法司法的制度弊病到批判公權力的腐敗與濫用，使影片能夠涵蓋社會、人性議題，由此成為一個意義衍生場，與社會現實密不可分。影片所呈現的真實的悲劇故事正是制度弊端與人性脆弱的共謀。導演總是拋出一個又一個問題卻又不給我們答案，而多元開放的不確定性結尾更豐富了劇本的層次，給觀眾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