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民族認同到民族復興

◇ 文/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 梁可妮

民族主義、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一起，構成影響和塑造20世紀中國政治社會發展的重要思潮。在民族主義思潮影響下的政治運動，也深刻地改變著中國近代的政治發展方向。認真梳理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發展的理路，總結其經驗和教訓，對于21世紀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民族主義的內涵和功能

民族主義是人類社會近代化的產物，是隨著人類對世界認知的深入和經濟文化交流越來越密切，范圍越來越擴大之后，與其他地區的人們交往交流比較之后的自我認知、自我歸屬感和個人情感基礎之上的一種群體認同意識。伴隨著民族國家的興起，民族主義逐漸發展成一種世界范圍內的政治社會思潮、一種民族整合和政治動員的意識形態、一種政治活動和政治實踐。幾百年來，民族主義深刻地影響和塑造著世界民族國家的政治變遷和政治版圖。民族主義主要指三種含義：即“民族的語言和象征，民族的社會政治運動以及民族的意識形態?！盵1]但三者中的任何一個都必須以一定的民族感情為前提。這是因為民族感情所起的作用是將該群體中主動的、有組織的部分與被動的、分散的、通常占據更大人口比例的部分連接起來。

根據民族主義的特點、目標追求和表現形式，漢斯·科恩將歐洲的民族主義以萊茵河為界，分為東方的和西方的兩種版本，“前者是理性和團體主義的，后者是有機和神秘主義的?！盵2]民族主義是一把雙刃劍，理性的民族主義可以推動民族的發展進步，極端的民族主義也可能成為危及民族自身發展和危害地區安全的利刃。民族主義在促進民族利益方面主要有三個基本目標：民族自治、民族統一和民族認同，對民族主義者來說，民族的生存離不開三者的充分發展。民族主義是“一種為某一群體爭取和維護自治、統一和認同的意識形態運動，該群體的部分成員認為有必要組成一個事實上的或潛在的‘民族’?！盵3]

民族的語言和象征、民族的社會政治運動以及民族的意識形態都需要以激發民族感情促成民族認同為前提和基礎。作為意識形態資源和社會政治運動的組織動員手段，民族主義有時候需要放大民族悲情意識和渲染民族輝煌歷史來迎合民族自信心，這不可避免地讓民族主義在意識形態動員和政治社會實踐中具有了某種程度的非理性因素。所以有學者指出：“由于民族主義在本質上是狹隘的、自私的，如果強調的過分，則容易形成狹隘民族主義或極端民族主義。狹隘民族主義或極端民族主義是指只顧本民族的生存權和發展權，而以損害別的民族的或國家的政體利益為代價的思想觀念和運動。對處于強權地位的民族國家而言，狹隘民族主義極易蛻化為民族沙文主義和霸權主義?！盵4]近代以來中國的民族主義就是在不斷總結經驗教訓，遏制其非理性因素，發揮其積極作用的基礎上發展成熟的。

二、中國近代以來的民族主義道路

民族主義是影響和塑造中國近現代政治發展的最重要政治思潮和意識形態。近現代中國的民族主義道路經歷了諸多探索。

中國的民族主義萌發是在反抗西方侵略過程中產生的。布熱津斯基說：“19世紀強加給中國的一系列條約、協定和治外法權條款，使人們清楚地看到：不僅中國作為一個國家地位低下，而且中國人作為一個民族同樣地位低下。這一衰敗的現實同中國人的自我意識發生猛烈的沖突?！盵5]

中國現代意義的民族主義起源于鴉片戰爭之后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是在反抗西方列強、爭取民族獨立的過程中形成的一種自覺意識。梁啟超早就敏銳地觀察到:“自十六世紀以來，歐洲所以發達，世界所以進步，皆由民族主義所磅礴沖激而成。民族主義者何？各地同種族、同語言、同宗教、同習俗之人，相視如同胞，務獨立自治，組織完備之政府，以謀公益而御他族是也。此主義發達既極，馴至十九世紀之末，乃更進而為民族帝國主義?！盵6]所以他最早較為明確地提出現代中國各民族一體觀念，且率先使用“中華民族”一詞，提出了中華民族由多民族混合而成。他看到西方這種民族帝國主義借助于現代民族國家的合群力量以行其擴張之勢，認為中國同樣也必須通過倡導民族主義，聚合全民族之力，方能抵御之。

近代中國人選擇用民族主義來回應帝國主義的侵略、現代國家轉型和治理危機，但在民族主義發展道路上卻經歷了諸多的曲折和坎坷。中國近現代在構建民族國家，實現民族自強獨立為目標的民族主義發展道路上需要解決很多重要問題。

第一，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要解決民族平等和民族認同問題，建構現代民族共同體——中華民族。但以中華民族為名稱的中國近代民族共同體，是否應該包括中國境內各個民族，還是僅僅包括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漢族？而少數民族是否認同中華民族共同體？前者是理論認識問題，后者則是個政治實踐問題。在以孫中山、章太炎、鄒容、陳天華為代表的革命黨理論宣傳家眼里，中華民族當然是中國境內的漢族人。興中會的誓詞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光復會的誓詞是“光復漢族，還我山河”，都體現了濃厚的種族革命意味。為了組織動員中國底層民眾積極推翻清政府，他們積極鼓吹種族革命。1903年章太炎發表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駁斥康有為的君主立憲。章太炎認為阻礙變法的不止慈禧太后一個人，而是她身后整個滿清貴族，必須推翻滿清統治，中國才能自新自強。

在與梁啟超、楊度、張謇、康有為等人的論戰中，革命黨人逐漸認識到了單純種族革命的危害性。因為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區是因為認同滿洲貴族為代表的清政府而作為清帝國的行政區域，排滿革命后如何有效地實現對這些地區的治理，法理依據不足。此外，對滿洲的種族革命政策還有示范效應，必然引發蒙古、新疆和西藏等民族地區的不良反應，實際上會造成中國行政分裂和領土的分割。

第二，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主要是解決西方列強的欺凌，實現民族獨立問題。近代以來，由于列強依靠武力做后盾強加給中國的種種不平等條約而引發的中國人各種形式的反抗此起彼伏，從來沒有中斷過。特別是隨著中國人民族意識和權利意識的覺醒，各種理性、非理性的反抗斗爭越來越多，越來越激烈。在爭取國權、實現民族獨立的過程中，有變法自強的理性道路，也有極端仇殺的非理性活動。像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等由官方主導和參與的理性民族主義自強運動，還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西方國家的同情和支持。像20世紀初的拒俄運動和收回路權運動等民眾自發的民族維權運動也保持在一定的理性活動范圍內，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像19世紀70年代以來的反洋教運動，既有普通民眾的參與，也得到了傳統知識分子支持和某些地方大員（如山東巡撫毓賢等）的默許，最后甚至得到了中央最高層的認可和利用。

第三，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要解決政治認同，構建現代民族國家。民族主義發展的政治目標是建構現代民族國家?，F代民族國家的建立既是民族主義由民族認同上升到政治認同的更高目標追求，同時也為民族共同體的構建提供了國家和政治層面上的推動。所以，現代民族國家的建構是民族主義的直接和當然目標。但中國現代國家的建構卻面臨諸多困難和挑戰：一是政體選擇面臨各種分歧；一是中央原有的政治權威消逝，新的政治權威遲遲建構不起來，難以應對邊疆民族分裂和地方割據勢力的挑戰。無論是清末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章太炎，還是民國時期的張君勱、胡適、戴季陶等人的民族主義理論均無法有效回應這些問題。

第四，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要解決政治動員問題，組織動員大眾，推動民族主義各項目標的實現。辛亥革命之所以政治成就不大，民國初年之所以政治混亂無序，民主共和國的理想遲遲無法實現，皆可歸因于民族主義的組織動員功能沒有有效發揮出來。在清政府覆滅后，近代中國的政治權威的重構就一直面臨著政體模式選擇、南北政治分歧、地方勢力的崛起以及邊疆地區分裂的挑戰。近代中國各種政治力量試圖重建政治權威卻難有作為的一個根本原因，是沒有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中國社會底層民眾的參與和支持。民族主義作為一種民族和政治整合的意識形態資源，遲遲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而國民政府政治主導下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民族認同和民族國家構建是在日本全面侵華的重大歷史事件下推動實現的。中國國民黨在這一歷史進程中并沒有以國家政權的力量主動、自覺、有意識地主導和推進民族認同和民族國家建設，這也是造成其戰后政治合法性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中國民族主義發展的理路

總的來說，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發展的道路，是在中國知識分子和政治精英的引導下逐漸克服了非理性的極端、狂熱和狹隘，逐步走上一條理性穩健的發展道路。此過程中，中國的知識分子和政治精英也在民族主義運動的政治實踐中得到鍛煉，逐步成長，學會主動、自覺、有意識地高舉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旗幟，與中國的政治社會環境和現實政治需要結合起來，走出了一條新民主主義政治發展道路，構建完成了真正意義的現代民族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每一個歷史時期，不同時代的知識分子和政治精英在推進中國民族主義發展中都作出了不同的歷史貢獻。

梁啟超對中華民族概念創建及其內涵界定作出了突出貢獻。梁啟超提出了中華民族概念，而且強調中華民族由多民族混合而成。1903年，在《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一文中，他公開表示：“吾中國言民族者，當于小民族主義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義。小民族主義者何，漢族對于國內他族是也。大民族主義者何，合國內本部屬部之諸族以對于國外之諸族是也”。[7]梁啟超的這些主張有利于摒棄大漢族主義，實現國內各民族團結。

楊度等人強調要用文化民族主義來反對以血統依據的種族主義，維護民族團結。1907年5月20日，楊度在《中國新報》連載的《金鐵主義說》中指出，“故《春秋》之義，無論同姓之魯、衛，異姓之齊、宋，非種之楚、越，中國可以退為夷狄，夷狄可以進為中國，專以禮教為標準，而無親疏之別。其后經數千年混雜數千百人種，而稱中華如故。以此推之，華之所以為華，以文化言，不以血統言，可決知也與西人學說擬之，實采合于文化說，而背于血統說?！盵8]楊度特別強調了民族融合的重要性，堅決反對民族分裂。袁世凱、張謇等人在政治實踐中敏銳地提出五族共和，基本維持了國家的穩定和統一。在袁世凱和張謇參與下形成的《清帝退位詔書》明確了“袁世凱前經資政院選舉為總理大臣，當茲新舊代謝之際，宜有南北統一之方，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偲谌嗣癜捕?，海宇乂安，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盵9]

擯棄血統說的種族主義，倡導文化說的民族主義有助于國內各民族的和諧共處，也得到少數民族的認同?！懊褡迦诤?，合而為一”的思想最后也成為清政府的主導思想，包括滿洲貴族端方、留日滿洲學生恒鈞等創辦的《大同報》也專門以提倡滿漢人民平等、統合滿漢蒙回藏為一大國民為宗旨。

孫中山順應了中國政治發展的需要，從堅持種族革命轉變為五族共和，而且晚年更明確提出了反帝的民族主義口號，使中國近代民族主義指向有了明確的目標和方向。孫中山逐步改變了以前種族革命的政治主張，提出五族共和。1912年孫中山在《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宣言書》中也鄭重宣告，“國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10]在《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中，還用法律形式將民族平等規定下來:“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這就是“五族共和”的思想。從舊三民主義到新三民主義思想的發展，更能體現從種族革命到五族共和再到反帝愛國的民族主義思想發展軌跡。

但中國的民族主義在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組織動員民眾積極參加現代民族國家構建過程中遲遲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五四運動真正推動了民族意識的覺醒，而抗日戰爭這一時期民族主義思潮的高漲不僅體現在其空前的聲勢和影響度上，更是一種現代民族精神的構建和深化過程。它為中華民族的真正融合提供了歷史契機，大大增強了全國民眾的中華民族整體認同感。誠如費孝通先生所說：“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是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列強對抗中出現的，但作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則是在幾千年的歷史過程中形成的?！盵11]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抓住了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功能，解決了民族主義的政治動員問題。毛澤東積極倡導新民主主義文化是民族的大眾的科學的文化，[12]引導民族主義向著解決民族平等和民族獨立的方向發展。特別是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人敏銳地抓住了民族主義這面旗幟，及時提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主張，堅持統一戰線領導權，主動、自覺、有意識地引導中國的民族主義與共產主義運動相結合，走出了一條獨特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最終完成了現代民族國家的構建。

人類進入21世紀，盡管互聯網科技推動了經濟全球化，國際貿易和區域分工合作把整個世界緊密地連結在一起，但這絲毫沒有動搖民族國家依然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國際社會行為主體地位，民族主義思潮依然波濤洶涌，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依然為民族國家和許多政治實體提供合法性支撐，民族主義依然是影響和塑造世界版圖的重要因素。站起來富起來并日益強起來的中華民族要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主動參與、影響和塑造國際秩序，并獲得國際社會各方的認可和支持，也要正確處理好國內民族和世界其他民族國家的關系，全力推動構建理性和平健康的中華民族共同體和人類命運共同體。

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探索和發展，以及世界東西方民族主義發展的經驗和教訓表明：新時代中國民族主義要理性健康發展，必須以中國傳統文化為基礎，以合理有效的現代國家制度體系為依托，超越狹隘狂熱的民族意識，以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共同創造人類美好未來為價值追求。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中國人民愿同各國人民一道，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共同創造人類的美好未來！”[13]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理念，是中國古代大同思想在現代的發展，是中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不斷貢獻中國智慧和力量的重要體現，也是中國民族主義在新時代的特有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