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郫縣波羅村遺址積石坑的性質及相關問題

王蔚

摘 要：郫縣波羅村遺址發現的積石坑屬商周時期，源自成都平原新石器時代晚期寶墩文化，其性質屬于祭祀類遺存。

關鍵詞：波羅村;積石坑;功能

2010年10月—2011年1月，四川大學2008級考古實習隊在郫縣波羅村遺址“奧威爾”地點發現兩座特殊形制的積石坑，引起了筆者的濃厚興趣，本文擬結合以往的考古發現，就這兩座積石坑的功能及有關問題展開討論。

1 波羅村遺址積石坑的年代

首先根據地層疊壓打破關系來確定積石坑的年代：

1.1 波羅村遺址積石坑的出土環境

波羅村遺址共分為三個發掘區，僅在“奧威爾”地點發現兩座積石坑?！皧W威爾”地點分為南北兩個發掘區，本文所討論的K278、K309都位于“奧威爾”地點南區，開口于第5層下。根據出土遺物判斷，南區的第5層為商周層。疊壓打破關系在考古學研究中向來是判斷相對年代的主要依據。下面就K278、K309與有關遺存的疊壓打破關系做一分析，以探明K278、K309的相對年代。

K278位于CPBATN1W2的東南角，開口于第5層下，打破生土層。K278被開口于第5層下的H87打破，K278打破H31，H31被開口于第5層下的H67打破。疊壓打破關系見下：⑤→H87→K278→H31⑤→H67→H31。

1.2 波羅村遺址積石坑的年代

K278平面呈規整的長方形，直壁，平底?？涌诰嗟乇砩?05厘米，殘長200厘米，寬55厘米，深22厘米?？铀谋谟幸粚蛹t燒土，紅燒土厚約4毫米。根據土質、土色的變化，坑內填土可分三層：第一層填土為灰褐色黏土，厚12厘米，包含少量陶片。其中有一可辨陶片為十二橋文化典型的小平底罐。第一層的灰褐色黏土與H87的填土基本相同;第二層為一層密集平鋪的礫石，礫石堆厚約8厘米。礫石以橢圓形鵝卵石為主，礫石堆縫隙間填滿炭屑;第三層為厚約2厘米的炭屑，從殘留物來看，包括竹類植物。

H31出土器物與該發掘區第5層下出土的器物迥異。H31出土的陶器，其陶質以泥質陶為主，少量夾砂陶。陶色以黃褐為主，少量黑陶。從器形看，以尊形器、花邊口沿罐、斂口罐、窄沿罐為主。這些特征都與魚鳧村三期相同（成都平原寶墩文化四期的陶器相同），H31當屬新石器時代晚期。新石器時代遺存與商周遺存共出同一地層下的這種情況在金沙遺址至都江堰這一區域較為多見。此情況猜測是當時商周人群對新石器時代遺址的一種破壞。

開口于第5層下的H67打破H31。H67的出土物以小平底罐、大口杯、豆為主，是成都平原商周時期十二橋文化早期典型的陶器。從以上分析來看，K278當早于新石器時期，處于商周時期。

K309位CPBATS1W1的西北角，距K278西北約2米處，其情況基本同于K278。K309開口于5層下，打破6層直至生土層。H291打破K309，平面呈長方形，直壁，平底?？涌诰嗟乇砩?0厘米，長220厘米，寬76厘米，深26～43厘米?？颖诮涍^火烘烤，四壁有紅燒土一圈?；铱涌煞秩龑?。第一層填土為黑土夾雜大量紅燒土，厚14厘米。第二層為密集的平鋪一層礫石，厚約13厘米，鵝卵石以橢圓形為主，有大量切割加工的痕跡，礫石多呈灰白色，且看不出礫石有被燒灼的痕跡。礫石縫隙間填滿炭屑。第三層為厚約8厘米的炭屑。

從地層關系來看，K309也處于商周時期。故K278、K309都處于商周時期。

2 波羅村遺址積石坑的性質

成都平原所見積石坑已公開報道數例。據筆者了解，非公開報道的十余座。此類遺存的性質，目前尚有爭議，筆者試圖對比黃河中游、長江中游、大渡河中游與此有關的遺存，試圖辨明此類遺存的性質。

2.1 成都平原及周邊地區發現的積石坑

無獨有偶，在郫縣古城遺址也發現此類特殊的灰坑兩座，分別為為H3、H11?；厩闆r如下：“H3位于T1東北部，開口于第8a層下，打破9層。平面長方形，直壁，平底……坑壁經過火烘烤，灰燼之上有大量的礫石塊。出土少量碎陶片，能辨器形的有喇叭口高領罐、寬沿盆、淺盤豆、敞口圈足尊等。此坑用途尚無法確定?！薄癏11位于T4西部，被H10疊壓，且直接打破生土。平面近方形，直壁，平底……坑壁亦經火烘烤，底有厚約0.06～0.08米炭屑及灰燼土?？觾榷逊e大量礫石塊，出土有少量碎陶片，器形有喇叭口高領罐、窄沿罐、窄沿盆、器蓋等。此坑用途不明。[1]”其中H11與F1均開口于T4第12層下，兩者相距當不遠。魚鳧村遺址也發現了此類灰坑，1996年度發掘報告中提到“H10包含大量的石核，應是一石料坑”[2]。H10內出土戳印紋、凹弦紋陶片，A型Ⅳ式喇叭口形器，Ba型Ⅲ式折沿尊形器，Ⅰ式折沿罐，尊形器底，器圈足;B型Ⅱ式花邊大口罐，B型侈口罐。魚鳧村遺址1999年度發掘地在城址的東南、近城墻處，該區域以F9、F13為中心。同一層下的周圍分布著數量眾多的灰坑及性質為窯址和祭祀用的土坑等。如“H174平面為長方形，直壁，平底?？觾忍钔脸屎诤稚?，板結，質精密，包含物極少，有夾砂陶片等”[3]。發掘者認為此類灰坑的主要用途為祭祀。

郫縣古城遺址H11出土窄沿罐、窄沿盆、器蓋這幾類器物，基本可以判斷這類灰坑的年代當與魚鳧村三期遺存相當。在郫縣古城、波羅村和溫江魚鳧村遺址，發現如此相似的遺跡現象，當不只是巧合。且該類坑多與房址、城墻相距較近，更是值得人們深思。

四川什邡桂圓橋遺址也發現有大量積石坑，簡報中介紹如下：有積石坑10個，多為規整的圓形，坑壁燒結為紅燒土?？觾榷喽逊e較多卵石，用途不明。其中K7年代最早，為新石器時代晚期。K7開口于TN14W07第④層下。平面近兩個圓形，下部有土埂連接，西部坑較大。剖面呈筒形，坑壁有燒土結痂，底部較平，堆積有卵石。長2.02米，寬0.8～1米，深0.42～0.48米[4]。

漢源商周遺址也發現一批積石坑，如麻家山H1[5]、2001年麥坪村遺址H5、2004年桃坪遺址H2和H5[6]、2009年市榮遺址A地點H2—H7[7]，姜家屋基遺址也有類似積石坑。不過漢源諸積石坑的坑壁多不甚規整。此類積石坑，在《城固寶山》[8]和《酉陽清源》[9]也有發現。

2.2 “祭祀”說

積石坑的性質和功能，郫縣古城和桃坪遺址發掘報告稱為“祭祀坑”，屬于比較明確的提法。其時代從新石器時代延續至商周時期。

以石為社的祭祀現象，在稍晚的商代是比較常見的，且與《淮南子·齊俗訓》“殷人之禮，其社用石”的記載是相符的[10]。如在鄭州商城東北隅發現的社祭遺跡，場地中部有6塊大石塊，中心1塊最高，四周又放置5塊。以石為社主與社石周圍的8個祭祀坑，似分三行排列，方向大體都是東北——西南向，略與北城墻東段垂直。這些祭祀坑均為近長方形豎穴，坑內埋狗[11]。郝本性先生認為這里可能是亳社所在地[12]。在偃師商城第五號宮殿正殿的南側，發現有8個埋有小狗的土坑。土坑為方形，每坑內各埋狗1具，頭皆南向。這些坑都在門前臺階兩側，應是在正殿的建造過程中埋入的，具有守衛之意，很可能是安門儀式的遺留[13]。在垣曲商城西城門的主干道上，發現一處距西城門約4米的門祭遺跡。是一橢圓形坑，坑內埋有1具人骨架、一堆鵝卵石和6塊陶片。人骨架上疊壓的礫石大者長徑約20厘米，小者長徑約4厘米，系人工擺放而成。董琦先生推測應是“城門磔人”的遺跡[14]。此類現象在殷墟也是多見的。在江蘇銅山丘灣的晚商村落遺址也有類似現象。該遺址中發現一處祭祀遺跡：在約75平方米的范圍內，發現20具人骨架和12具狗骨架堆放在遺址偏南部的4塊大石周圍，所有人頭、狗頭都是朝向大石堆的[15]。俞偉超先生認為：“丘灣遺址中商末社祭遺跡的發現，說明當時的地母崇拜已被打上深深的奴隸制烙印。[16]”王宇信、陳紹棣先生認為這是屬于商代方國之一——大彭奴隸主階級的一個祭社遺址[17]。

魚鳧村、古城、波羅村遺址發現的此類遺跡和商代這類“以石為社”的遺跡雖有細微差異，但性質應是相同的。特別是魚鳧村遺址1999年度的發掘報告特別指出此類遺跡現象多在近城墻處或房址周圍，與鄭州商城、偃師商城、垣曲商城等地的情況相似，故認為魚鳧村等遺址的此類遺跡的用途應是祭祀。

2.3 “石煮法”說

于春首先分析了漢源麻家山遺址、麥坪村遺址、姜家屋基遺址、桃坪墓地、市榮墓地等商周時期遺址內的卵石堆積遺跡。認為這些卵石多數破裂，伴隨有大量炭屑，有的卵石坑壁被高溫燒結。進一步介紹了涼山彝族自治州和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兩地的民族學志材料，及北美印第安人使用“石煮法”的類似做法[18]。最后認為“四川漢源縣大渡河商周遺址發現的卵石堆積遺跡，并非祭祀坑，而是當時人們利用石煮法對食物進行烹飪時留下的遺跡”[19]。

2.4 波羅村積石坑的性質與功能

要判斷波羅村積石坑的性質與功能，我們先來了解一下制作積石坑的流程。從波羅村K278、K309的情況來看，坑內第一層的填土應為晚期填埋進去。接下來談談此類灰坑的制作流程。從其規整的平面來看，該坑事先應是有規劃的。然后根據規劃向下挖掘，并修整好四壁及坑底。接著烘烤四壁，使其堅硬。最后將灰白色的礫石置于坑內，完成整個活動。值得特別注意的是，有意識的規劃灰坑平面形狀，燒烤坑壁，然后在坑內放置灰白色的美石，是否可以理解為當時的人們通過此種方式在舉行一項重大活動。

3 結語

波羅村遺址發現的兩座積石坑，從層位關系來看，屬于商周時期，是十二橋文化的一種特殊遺存，其源于成都平原新石器時代寶墩文化的同類遺存。對比黃河中游、長江中游、大渡河流域十二橋文化諸考古遺存，我們認為此類積石坑屬于祭祀遺存，而非“石煮法”遺存。

參考文獻

[1]蔣成，顏勁松.四川省郫縣古城遺址調查與試掘[J].文物，1999（1）.

[2]蔣成，李明斌，黃偉.四川省溫江縣魚鳧村遺址調查與試掘[J].文物，1998（12）.

[3]李明斌，陳云洪.溫江縣魚鳧村遺址1999年度發掘[J].成都考古發現，1999（00）.

[4]焦中義，羅澤云，曾令玲，等.四川什邡桂圓橋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簡報[J].文物，2013（9）.

[5]曹桂梅，盧引科，代堂才，等.四川漢源縣麥坪村、麻家山遺址試掘簡報[J].四川文物，2006（2）.

[6]雷雨.四川漢源桃坪遺址及墓地發掘報告[J].四川文物，2006（5）.

[7]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西安美術學院中國藝術與考古研究所.四川漢源縣市榮遺址2009年度發掘報告[J].四川文物，2011（5）.

[8]西北大學文博學院.城固寶山1998年發掘報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9]重慶市文物考古所.酉陽清源[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

[10]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考古考古學·夏商卷[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11]文物編輯委員會.文物資料叢刊[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7.

[12]郝本性.鄭州商城考古新發現與研究：1985～1992[M].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

[13]趙芝荃，劉忠伏.河南偃師尸鄉溝商城第五號宮殿基址發掘簡報[J].考古，1988（2）.

[14]董琦.城門磔人——垣曲商城遺址研究之二[J].文物季刊，1997（1）.

[15]南京博物院.江蘇銅山丘灣古遺址的發掘[J].考古，1973（2）.

[16]俞偉超.銅山丘灣商代社祀遺跡的推定[J].考古，1973（5）.

[17]王宇信，陳紹棣.關于江蘇銅山丘灣商代祭祀遺址[J].文物，1973（12）.

[18]劉莉.植物質陶器、石煮法及陶器的起源：跨文化的比較[J].西部考古，2006（00）.

[19]于春.四川漢源縣商周遺址卵石堆積與石煮法[J].四川文物，20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