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全面從嚴治黨與意識形態工作的共生邏輯和共進路徑

陶鵬

〔摘要〕全面從嚴治黨與意識形態工作在政黨屬性、階級利益、制度內涵、價值取向等方面具有高度一致的內在耦合，兩者之間存在著共生共進、互促共建和同頻共振的內在關聯。在治理全球化、改革深入化、生存網絡化等綜合性背景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全面從嚴治黨與意識形態工作共生共進成為應然之選。在全面從嚴治黨與意識形態工作的共生邏輯主線當中，思想建黨是其共生基石，四個偉大是其共生框架，階級利益是其共生價值。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歷史條件下，應當通過提升思想辨別力、強化學習思考力、增加共識凝聚力、創新話語支配力等途徑，確保全面從嚴治黨與意識形態工作互促共進，對于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建設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黨的建設;全面從嚴治黨;意識形態工作;耦合關系

〔中圖分類號〕D26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8048-（2019）06-0038-06

全面從嚴治黨與意識形態工作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完成歷史使命的根本保證，兩者之間存在著共生共進、互促共建和同頻共振的內在關聯。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對全面從嚴治黨與意識形態工作之間的緊密聯系高度重視，不僅提出了“推動意識形態領域全面從嚴治黨”的重大命題，而且隨著管黨治黨和意識形態領域的形勢發展，黨的十九大更是深刻指出“黨內存在的思想不純、組織不純、作風不純等突出問題尚未得到根本解決”。這為在新的時代背景條件下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發展，提出了更加明確的要求和更加鮮明的意識形態旨向。通過梳理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面從嚴治黨和意識形態工作，可以發現全面從嚴治黨的核心指向和根本問題，在于廣大黨員特別是黨員領導干部對理想信念的堅守和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踐行，歸根結底屬于意識形態領域的問題。因此，在綜合把握全面從嚴治黨與意識形態工作內在邏輯關系的基礎上推動兩者齊頭并進，是鞏固黨的執政根基的必然選擇。

一、全面從嚴治黨與意識形態工作共生共進的背景考量

（一）治理全球化：全面從嚴治黨面對著多元意識形態的交匯碰撞

在貿易保護主義、民粹主義、單邊主義、排外主義的共同作用下，經濟全球化的浪潮有所消退。與此同時，多種需要跨國界共同治理的全球化問題日漸突顯，治理全球化已經成為大勢所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對此明確了兩個構建，即“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系，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是對全球化治理的宏觀思考和頂層設計。然而治理全球化也帶來了多元意識形態交匯碰撞機會的增多，近年來文明沖突論、歷史終結論、民主和平論、司法獨立論、多中心治理論、一黨執政滋生腐敗論等一些明顯帶有西方意識形態色彩的理論、觀點、話語，開始出現在我國的國家治理體系當中，甚至滲透到黨內生活中來。良莠不齊的多元化意識形態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無形中也讓全面從嚴治黨面臨著更多的考驗和危險。在當代中國，“國家治理體系是在黨領導下管理國家的制度體系”?！?〕面對世界多極化、治理全球化的外部環境，以及意識形態領域多元并存的內部環境，全面從嚴治黨與意識形態工作緊密協同的自覺性明顯提升。全面從嚴治黨的推進，一方面需要綜合考量黨內面臨的“四大考驗”和“四種危險”，凈化政治生態，提升全黨的凝聚力與戰斗力。另一方面又需要通過強化黨對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在意識形態領域扶正祛邪，進而以實現意識形態工作“兩個鞏固”的根本任務來強基固本。綜合來看，治理全球化是全面從嚴治黨與意識形態工作一體化推進的外部誘因，但這樣的共生共進既符合時代發展的需要，也符合馬克思主義黨建理論對執政黨永葆先進性的具體要求。

（二）改革深入化：全面從嚴治黨面對著人們思想觀念的時代變遷

相對于西方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五大領域改革，中國的改革開放有著自己的獨特性。與西方國家五大領域改革經歷了500年左右的時間跨度不同，我國是在改革開放40多年里，幾乎同時啟動了五大領域的改革。這導致中國社會進入了加速轉型階段，潛在的社會矛盾與思想沖突集中突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中國的改革再次加速，進入了全面深化階段。但此時的改革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已進入深水區，可以說，容易的、皆大歡喜的改革已經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全面深化改革必然要調整已經成形的利益格局，必然要觸動一部分群體的既得利益，也必然會導致人們的思想觀念產生深刻變化。馬克思認為，“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會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全面深化改革進一步帶來了社會階層的猛烈分化，不同社會階層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的獲得感有較大差異，發展中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還很突出，利益主體日益多元、利益分化日趨明顯、利益沖突難以避免，由此導致人們在意識形態領域出現觀點差異和評價分歧。這就要求全面從嚴治黨必須審慎考量全面深化改革過程中人們的思想觀念時代變遷，處理好一元化指導思想與多元化社會思潮的關系，在一定程度上發揮調節社會心理的功能。

（三）生存網絡化：全面從嚴治黨面對著雙重思想輿論場域的疊加效應

移動互聯網的迅猛發展改變了人們傳統的行為方式，形成了虛擬與現實、興趣與文化、媒體與社會的全新二元交織關系，生存網絡化、思維碎片化是“互聯網+”時代的典型特征。但也正如西方著名互聯網學者尼葛洛龐帝30年前的預判，“任何一種技術或文明的饋贈，都有其黑暗面”〔4〕。網絡信息傳播的即時性、便捷性，以及參與網絡輿論的互動性、平等性、匿名性，使得互聯網自從在民用領域開始應用，就成為了意識形態傳播的有效工具，網絡為不同“政黨和國家宣傳自身意識形態提供一個媒介”〔5〕。當前新媒體的普及，更是促使現實與網絡雙重思想輿論場域相互作用，一些網絡熱點事件極易被渲染意識形態色彩，一些負面社會思潮的傳播與散布變得更加難以抑制。習近平總書記曾多次強調，“根據形勢發展需要，我看要把網上輿論工作作為宣傳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來抓”，“互聯網已經成為輿論斗爭的主戰場，互聯網是我們面臨的‘最大變量，搞不好會成為我們的‘心頭之患”，“過不了互聯網這一關，就過不了長期執政這一關”?！?〕由此可見，網絡意識形態領域是信息數字時代開展意識形態工作的前沿陣地，更是關乎全面從嚴治黨推進實效的重中之重。網絡意識形態是黨和國家意識形態在網絡空間的新型呈現，現實與網絡雙重思想輿論場域也必須體現黨的主張，這是全面從嚴治黨和意識形態工作的共性需求。

二、全面從嚴治黨與意識形態工作共生邏輯的三維向度

（一）思想建黨：全面從嚴治黨與意識形態工作的共生基石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思想建設是黨的基礎性建設?！薄?〕全面從嚴治黨的一項重點任務，在于堅定廣大黨員以及黨員領導干部的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真正解決好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這個“總開關”問題，歸根結底是要解決意識形態領域的問題，加強黨的思想建設。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從嚴管黨治黨，首先就要堅定黨員干部的理想信念”〔8〕。思想建黨、制度管黨、從嚴治黨是中國共產黨在長期實踐中探索總結出的寶貴經驗，在黨的建設體系中，思想建設一直發揮著重要的基石作用。這既是管黨治黨的一項基本經驗，也是我們黨開展意識形態工作的目標所在。1929年12月召開的古田會議，確立了思想建黨的原則。針對當時黨內軍內存在的個人主義、享樂主義、主觀主義、平均主義等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以及由此造成的黨內政治生活中的負面問題，毛澤東深刻指出，“教育黨員使黨員的思想和黨內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學化”〔9〕，這是從思想建黨的高度對管黨治黨和意識形態工作做出的統籌并舉。自此之后，黨在歷次整黨、整風運動乃至新時代黨的建設全過程當中，始終以政治建設為統領，以思想建設為基石，把抓好意識形態工作作為落實全面從嚴治黨的關鍵環節。從思想建黨的歷史經驗來看，全面從嚴治黨與意識形態工作具有高度的邏輯自洽，兩者均高度強調黨員干部的言行與所堅守的理想信念的一致性，均高度關注黨內政治生活、政治文化和政治生態與黨的意志的統一性。這樣的共生邏輯內涵，決定了全面從嚴治黨與黨的意識形態建設具有深刻的一致性和貫通性。

（二）四個偉大：全面從嚴治黨與意識形態工作的共生框架

圍繞“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黨的十九大提出，要統攬偉大斗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八膫€偉大”明確了我們黨在新時代治國理政的總方略和全局工作的總框架，為全面從嚴治黨提供了清晰的實踐指向，同時也包含了當代中國意識形態建設的價值訴求，具有豐富的意識形態意蘊。在“四個偉大”體系里，起決定性作用的是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指出：“推進偉大工程，要結合偉大斗爭、偉大事業、偉大夢想的實踐來進行，確保黨在世界形勢深刻變化的歷史進程中始終走在時代前列，在應對國內外各種風險和考驗的歷史進程中始終成為全國人民的主心骨，在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進程中始終成為堅強領導核心?！薄?0〕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必然要著力解決人民群眾反映最強烈、對黨的執政基礎威脅最大的突出問題，必然要以全面從嚴治黨為主線，突出黨組織的政治功能和組織力，凈化黨內政治生態，促使全黨理想信念更加堅定、黨性更加堅強，從而達到鞏固黨的執政基礎和群眾基礎的目標。在推進偉大工程的同時，必須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其中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關乎旗幟、道路和方向，必須高度重視意識形態領域的風險和挑戰，堅決反對一切削弱、歪曲、否定黨的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言行?？傮w而言，“四個偉大”所提供的總體推進框架，本質上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框架，更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踐框架。在這一框架之下，全面從嚴治黨與意識形態工作具備了高度的邏輯契合。

（三）階級利益：全面從嚴治黨與意識形態工作的共生價值

馬克思主義政治觀認為，政黨是代表一定階級、階層或集團的利益，而意識形態則是維系支撐一個民族國家、階級階層或政治集團根本利益的思想體系?！耙簿褪钦f，任何一個政黨都要在一定的意識形態指導下，形成代表不同階級利益的施政綱領和價值理念，通過自身建設使其意志更為完備，從而引導人們價值追求的合理化，提升自身的威信和合法性?！薄?1〕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利益代言人，全面從嚴治黨作為對馬克思主義黨建理論的繼承和發展，立足于新時代黨的建設總要求，把維護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當成最終的價值取向。意識形態工作包括黨內意識形態建設和社會意識形態建設兩個方面，黨內意識形態建設集中體現在嚴肅黨內政治生活、培育黨內政治文化和涵養黨內政治生態等方面，其核心指向是廣大黨員及黨員領導干部個體的思想意識、理想信仰和價值追求。而社會意識形態建設的根本任務是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鞏固全黨全國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其核心指向是在社會意識形態領域中不斷提升全體社會成員堅定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信念和信心。歸根結底，意識形態工作是為維護、鞏固無產階級政治統治服務的，其最終價值取向同樣是要維護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這也印證了馬克思的論斷，“人們為之奮斗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12〕，“思想一旦離開利益，就一定會使自己出丑”〔13〕。執政黨的價值學說體系賦予了全面從嚴治黨與意識形態工作高度耦合的同一性階級利益，兩者完全一致的階級立場和價值追求，決定了其共生價值的契合性，這也為全面從嚴治黨與意識形態工作價值正當性的形塑提供了必備的認知認同基礎和前提。

三、全面從嚴治黨與意識形態工作互促共進的四重路徑

（一）提升思想辨別力：把握全面從嚴治黨與意識形態工作互促共進的關鍵前提

當代中國正處于開放、共享的世界格局之中，信息交流不可抑制，觀點碰撞難以避免，全面從嚴治黨與意識形態工作面臨著多種異質社會思潮共同構筑的復雜化思想輿論空間。二者在共同推進的過程中，必須首先對良莠不齊的多元化社會思潮加以辨識，避免被負面思潮、西方理論、錯誤觀點誤導而出現方向性、原則性偏差。從國內學者近十年來對社會思潮影響力的跟蹤調查中可以發現，歷史虛無主義、新自由主義、“普世價值”等思潮一直在我們的國家治理體系中頻繁閃現。正所謂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罢_的東西總是在同錯誤的東西作斗爭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這是真理發展的規律，當然也是馬克思主義發展的規律?！薄?4〕提升思想辨別力要適當了解思想意識領域的熱點問題，對負面社會思潮有一個本質上的正確認識，如黨中央提出的國家治理現代化與西方治理理論的差異、全面依法治國與西方三權分立、憲政民主的差異等等。全面從嚴治黨與意識形態工作具有鮮明的政治屬性，其根本問題是制度問題、方向問題。要引導黨員干部從講政治的高度審視、辨析不同性質的意識形態流變，把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黨和國家利益作為衡量社會思潮優劣的四種標尺，對思想疑點、輿論焦點進行補偏救弊。通過各種理論學說的評判和各種社會思潮的交鋒，凸顯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科學性、先進性和比較優勢，消除全面從嚴治黨與意識形態工作推進中的雜音與噪聲，降低各種非主流價值觀對黨的肌體的侵蝕。

（二）強化學習思考力：夯實全面從嚴治黨與意識形態工作互促共進的理論基礎

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持續保持自身的先進性和純潔性，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把思想理論創新與學習、思考、貫徹緊密結合起來，以此來涵養黨的意識形態的生命力，激發黨的建設的內生動力。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全面從嚴治黨與意識形態工作面臨著新形勢、新任務，沒有“理論上的徹底”就難以保持“思想上的清醒”和“政治上的堅定”。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馬克思主義就是我們共產黨人的‘真經，‘真經沒念好，總想著‘西天取經，就要貽誤大事！”〔15〕黨的十八大以來反腐敗斗爭的經驗告訴我們，少數黨員和黨員領導干部在多元社會思潮的碰撞中迷失方向，在大是大非面前缺乏思想上的清醒認識和判斷，很關鍵的一點是由于學習不足導致理論素養欠缺、思考不足導致曲解馬克思主義，甚至“奉西方理論、西方話語為金科玉律，不知不覺成了西方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吹鼓手”〔16〕。因此，廣大黨員干部必須把系統學習掌握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方略作為看家本領，注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經典原著學習，尤其是要把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作為首要的政治任務，掌握貫穿其中的立場、觀點、方法，在學思踐悟中提高辯證思維、底線思維和創新思維能力。同時要堅持問題導向，結合全面從嚴治黨與意識形態工作的新形勢、新任務去發現問題、研究問題，思考如何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中闡釋好、踐行好黨的新思想新理念，以黨的建設“供給側改革”思維，打牢全面從嚴治黨與意識形態工作的理論基礎。

（三）增加共識凝聚力：抓住全面從嚴治黨與意識形態工作互促共進的精神實質

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然要求中國共產黨實施黨的建設偉大工程，不斷提升執政能力和意識形態領導能力，團結凝聚全體中國人民朝著共同的目標前進。全面從嚴治黨與意識形態工作雖然在工作范圍、工作對象、工作方式上存在一定差異，但兩者具有相同的價值目標和精神實質，那就是通過增加共識凝聚力，推動形成最大公約數，進而強化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持續鞏固黨的執政根基。面對當今世界的大發展大變革，以及伴隨全面深化改革中國社會加速轉型階段的到來，當代中國迫切需要在全社會范圍內增加共識凝聚力。這是有效應對全面深化改革階段各種利益沖突、觀點沖突，營造和諧穩定發展氛圍的關鍵。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越是處于改革攻堅期，越需要匯集眾智、增強合力;越是處于發展關鍵期，越需要凝聚人心、眾志成城?！薄?7〕實踐證明，黨員干部尤其是“關鍵少數”——黨員領導干部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和踐行，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得以鞏固的關鍵。從嚴管黨治黨是黨員干部和人民群眾普遍擁護的黨心民心工程，只有從黨內管起來、嚴起來，以黨的建設高質量推動社會主義總體建設高質量，才能真正提高廣大人民群眾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的信心與認可，才能有效增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說服力、凝聚力和吸引力。應當說，全面從嚴治黨是增加共識凝聚力的“硬核實力”，意識形態工作則是增加共識凝聚力的“軟性實力”，全面從嚴治黨與意識形態工作互促共進的精神實質是基本一致的。

（四）創新話語支配力：順應全面從嚴治黨與意識形態工作互促共進的時代潮流

當今時代是一個數字化、信息化的全媒體時代，人類社會活動方式的發展演進帶來了時代潮流之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全媒體不斷發展，出現了全程媒體、全息媒體、全員媒體、全效媒體，信息無處不在、無所不及、無人不用，導致輿論生態、媒體格局、傳播方式發生深刻變化”?！?8〕在這樣一個時代，話語支配力的彰顯已經從網絡輿論陣地爭奪轉向更加重視熱點話題引導力爭奪，從“完整敘事”模式轉向“碎片化傳播”模式。時代潮流的發展倒逼全面從嚴治黨與意識形態工作進行信息生產領域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通過創新話語支配力來實現互促共進。首要之處就在于順應全媒體時代話語體系和話語方式的發展變化，以符合當下受眾心理和傳播規律的話語方式對主流價值觀進行“再編碼”，著力在應用新興媒體手段促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網絡化上下功夫，增強黨的先進理論和主流價值觀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其次，黨員領導干部必須學會走網絡群眾路線。黨的群眾工作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群眾在哪里，我們的工作重心就在哪里。近年來一系列“互聯網+群眾工作”的創新型工作方法的應用，也已經證明網絡群眾路線是順應時代潮流、有效增強黨的話語支配力的工具之一。處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中國共產黨，突出強調以人民為中心的工作思路。在當前網絡化生存、數字化特征愈加明顯的時代背景下，通過踐行網絡群眾路線直接、深入地了解群眾所思、所想、所需、所盼，從解決社會大眾身邊的小事入手，把黨的最高理想同人民群眾的現實需求緊密結合起來，在真抓實干中創新話語支配力，使黨的聲音成為網絡空間的最強音。

四、結語

全面從嚴治黨與意識形態工作同屬于黨的建設領域的重要舉措，二者在政黨屬性、階級利益、制度內涵、價值取向等方面具有高度一致的內在耦合。黨的十九大明確了新時代黨的建設總要求，這也決定了全面從嚴治黨與意識形態工作共生共進的邏輯必然。從持續提升黨的執政合法性和長期性角度來看，新的歷史條件下，堅持在思想從嚴的前提下管黨治黨，以及在全社會范圍內強化意識形態工作，對于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建設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1〕〔2〕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91，101.

〔3〕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3.

〔4〕 尼古拉斯·尼葛洛龐蒂.數字化生存〔M〕.胡泳，范海燕譯.?？冢汉Ｄ铣霭嫔?1996.26.

〔5〕（美）馬爾庫賽.單向度的人——發達工業社會意識形態研究〔M〕.張鋒，等譯.重慶：重慶出版社，1988.116.

〔6〕 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文章選編〔M〕.北京：黨建讀物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426.

〔7〕〔10〕 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63，11.

〔8〕 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讀本〔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59.

〔9〕 毛澤東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92.

〔11〕 孫紹勇，陳錫喜. 思想從嚴：全面從嚴治黨縱深發展的意識形態內生邏輯〔J〕.馬克思主義研究，2018，（7）.

〔12〕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20.

〔13〕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86.

〔14〕 毛澤東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30.

〔15〕〔16〕 習近平關于全面從嚴治黨論述摘編〔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66，66.

〔17〕 習近平同黨外人士共迎新春〔N〕.人民日報，2014-01-24.

〔18〕 習近平. 加快推動媒體融合發展 構建全媒體傳播格局〔J〕.求是，2019，（6）.

【責任編輯：劉彥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