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法國激進左翼哲學中的毛澤東思想

包大為

毛澤東思想(La pensée Mao Zedong)也許在一個資本主義或消費主義的語境中是極為突兀和不合時宜的，似乎只屬于那個遙遠的、與當代斷裂的時空。但在20世紀至今的法國政治哲學中，毛澤東思想或毛主義始終是一個不可磨滅的路標，指向對資本主義霸權的非正義性的揭露，鼓舞著法國左翼學者持續表達對資本主義私有制及其政治秩序的不滿，并堅持以唯物史觀對各種抽象倫理原則發起批判。在當代法國政治哲學中，毛澤東是一個多元的形象，并非只是來自東方和異質性社會(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理論或哲學方法論，而是指代了不同歷史時期法國無產階級政治實踐的特定目標。在至今仍然如雷貫耳的當代法國政治哲學家名字中，絕大多數都與毛澤東思想產生過(或仍在)密切聯系，他們或是通過學術研究宣傳過毛澤東哲學，或是親自參與過毛主義組織，或是為毛澤東旗幟下的群眾反抗運動積極奔走。例如薩特曾經是“革命萬歲派”(Vive la révolution)等左翼機構的參與者，不斷用他的世界性威望為毛主義期刊的編輯們提供支持，甚至冒著被逮捕的危險與妻子波伏娃一起上街散發進步報刊[注][美]馬克·波斯特：《戰后法國的存在主義馬克思主義：從薩特到阿爾都塞》，張金鵬、陳碩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73頁。。又如，阿爾都塞等直白地表明自己是毛主義身份的哲學家——作為早期毛主義組織UJC-ML的理論啟發者，曾經匿名為“馬列主義共產主義青年聯盟”(Union de la Jeunesse Communiste Marxiste-Léniniste)的機關刊物《馬克思列寧主義札記》撰寫支持文化大革命的文章，該組織的多位領導人(尤其是羅伯特·蘭阿赫)大多是阿爾都塞的學生或朋友[注][法]路易·阿爾都塞：《保衛馬克思》，顧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第259—260頁。。阿爾都塞對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或歷史科學)的辯護，使得結構主義不再被存在主義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和異化等概念所困擾，也使得大量進步學生“涌向”阿爾都塞，包括烏爾姆俱樂部(cercle d’Ulm)的學生[注][美]馬克·波斯特：《戰后法國的存在主義馬克思主義：從薩特到阿爾都塞》，第325頁。。再如，?？碌仍诿髁x組織外圍對毛澤東思想提供支持的學者。一方面，毛澤東思想及其指導下的法國進步運動對?？碌挠绊戵w現在，法國毛主義政治犯對拘留條件、政治和一般法律的絕食抗議，使得?？麻_始關注監獄問題，并且最終和德勒茲(Gilles Deleuze)、多梅納克(Jean-Marie Domenach)和納凱(Pierre Vidal-Naquet)一起成立了“監獄信息組織”(Groupe d'information sur les prisons)[注]Michel Foucault, Dits et écrits:1954-1988, II, Gallimard, Paris, 1994, p.24.。另一方面，則體現為?？聦ψ笠碚軐W家的支持和保護，他在文森大學任哲學系主任時所聘任的毛主義激進分子阿蘭·巴迪歐(Alain Badiou)、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是至今仍活躍于歐洲的左翼“四大好漢”。其中，巴迪歐的毛主義政治實踐經驗極為豐富，在1969年脫離社會黨后，與出走“無產階級左派”的娜塔莎·米歇爾(Natacha Michel)、席爾萬·拉撒路(Sylvain Lazarus) 等人成立了毛主義組織馬列主義共產同盟(l’Union des communistes de France marxiste-léniniste)。他坦言，哲學在其政治主體性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其中薩特是他的第一個路標(balise)，但是他的政治主體性是與現實事件相關的(如阿爾及利亞戰爭、五月風暴、文化大革命)，這些政治事件對他所要堅持的“真”哲學產生了重大影響。因此準確地說，巴迪歐的馬克思主義傳統是在后1968時代對毛主義的復歸[注]Alain Badiou, Marcel Gauchet, Que Faire? Philo éditions, Paris, 2014, p.21.。而與他同一時代的朗西埃，雖然方法論未必一致，但是對毛澤東思想的忠誠卻是其半個世紀來最為鮮明的政治哲學特征。

一、阿爾都塞：《矛盾論》的結構主義嫁接

毛澤東思想首先引起法國政治哲學家關注的，并非是某種與中國傳統相關的東方特質，而是他對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發展。一方面，這與毛澤東帶給法國馬克思主義者的最初形象有關。中國革命的勝利和毛澤東哲學文本的翻譯出版[注]1952年，《矛盾論》首次被翻譯成法文，并刊登在法共官方刊物《共產主義手冊》。，使得毛澤東思想擺脫了某種異質的東方符號(例如孔子之于啟蒙政治哲人)，成為能夠直接與現代政治實踐銜接的理論。對于法國馬克思主義者而言，毛澤東是“新列寧”，是一流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同時是一位天才的政治戰略家[注][法]路易·阿爾都塞：《政治與歷史：從馬基雅維利到馬克思：1955-1972年高等師范學校講義》，吳子楓譯，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17—24頁。。另一方面，這與法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和實踐需求有關。在理論上，戰后受列寧主義和斯大林主義影響的學者，不論是為了法共的政治宣傳，還是為了捍衛唯物主義，都急于對讓·伊波利特(Jean Hyppolite)和《巴黎手稿》譯介以來的黑格爾主義進行清算。而毛澤東的矛盾論正好符合這一理論需求，能夠用以說明“馬克思主義中黑格爾遺產的斷裂”[注]同上，中文版序第20頁。。在實踐上，在與戴高樂政府對抗中處于弱勢的法國馬克思主義者，需要一種新的馬克思主義來解釋理論與策略、理論與實踐的辯證關系，而毛澤東關于“矛盾的各種不平衡情況的研究”[注]《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26頁。正好符合這一實踐需求。如果說亞歷山大·科瓦雷(Alexandre Koyré)、科耶夫和伊波利特的黑格爾哲學研究，讓法國知識分子開始辯證地、而非實證主義地看待政治現象，那么毛澤東的辯證哲學則促使法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從方法論到實踐指向都發生革命性的轉變。在熟練引用《矛盾論》的哲學家中，阿爾都塞和巴迪歐較為清晰地展現了這種引用的意圖和落腳點。

首先，《矛盾論》介入了結構主義的方法論，激勵了法國馬克思主義者的斗爭實踐。在20世紀60年代的法國知識界，對唯物辯證法的理解不僅是一個學術之爭，更是“對馬克思主義是生死攸關的”的重大問題[注][法]路易·阿爾都塞：《保衛馬克思》，第81頁。。這是因為原先那種黑格爾主義的解讀不僅會使得人臣服于冷戰后西歐資產階級政治統治的合理性，而且會使人囿于歷史規律的教條而畏懼投身于可能“尚未成熟”的革命實踐。為了解決這一問題，阿爾都塞借用毛澤東對矛盾的不平衡性的論述，一方面試圖說明馬克思對黑格爾辯證法結構的改造而非“顛倒”，另一方面試圖打破經濟決定論和歷史決定論等唯心主義教條，以啟發馬克思主義者去發現矛盾運動的多元決定的本質。當然，這種借用要在遠離中國上萬公里的資本主義的法國產生影響，首先需要對毛澤東的矛盾理論進行有效的澄清和辯護。阿爾都塞尤為關注矛盾的不平衡的發展(développement inégal)。在他看來，這是列寧和毛澤東的原創性概念，正確地解釋了社會形成過程中多元決定的特征，并展現了歷史真實(historique réel)的結構中共存著前進、后退、生存、發展的不平衡[注]Louis Althusser, étienne Balibar, Roger Establet, Pierre Macherey, Jacques Rancière, Lire Le Capital,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Paris, 2014, p.293.。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存在著的各種(發展的、生存的、意識的)不平衡，實際上說明了沒有一個矛盾可以單獨地發展，在不同時空的矛盾不平衡運動促成了多元的社會發展方式[注]Ibid., p.291.。他甚至認為列寧和毛澤東的著作(《哲學筆記》和《矛盾論》)已經“在形式上已經相當完善”地解答了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有別于黑格爾辯證法的特性，以至于當代法國學者只要進一步思考、追根究源和加以發揮就可以了[注][法]路易·阿爾都塞：《保衛馬克思》，第175頁。。當然，時人對外來的毛澤東辯證哲學的責難對阿爾都塞形成挑戰。針對毛澤東忽視一般矛盾運動的批評，阿爾都塞的辯護是：毛澤東所研究的對象并非是“只有一對矛盾的簡單過程”，而是“包括許許多多的矛盾”的整個社會，同時革命實踐的情勢和時間也不允許脫離具體社會的抽象研究[注]同上，第188頁。。針對一些人對“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原則的黑格爾主義誤判——似乎毛澤東所說的普遍性“需要有一種附加普遍性才能夠產生出特殊性”，阿爾都塞的辯護是：毛澤東所說的“特殊性普遍地屬于矛盾的本質性”并非是普遍性的前提，而是針對作為普遍性抽象化或產生哲學的(意識形態的)欲念，強迫其回到具有科學特殊性的普遍性地位[注]同上，第176頁。。阿爾都塞甚至為了論證馬克思主義與黑格爾主義之間的斷裂，不斷試圖將毛澤東的矛盾特殊性概念嫁接到社會作為結構的復雜統一體的論述，并指出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和毛澤東1937年的論文中已經再也找不到黑格爾范疇的“絲毫痕跡”了[注]同上，第193—194頁。。

在結構主義興起的20世紀中期，阿爾都塞的毛主義辯證法及其歷史科學幾乎逼退了繁榮半個世紀的存在主義馬克思主義，而他對《矛盾論》基本概念的澄清和辯護最終被證實是卓有成效的。這主要體現為在阿爾都塞的影響下，法國馬克思主義者對實踐和理論辯證關系的理解終于擺脫了第二國際以來的教條特征，離棄了實證主義傳統下的實踐-理論的二元理解。毛澤東說：“客觀現實世界的變化運動永遠沒有完結，人們在實踐中對于真理的認識也就永遠沒有完結。馬克思列寧主義并沒有結束真理，而是在實踐中不斷地開辟認識真理的道路?！盵注]《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96頁。在阿爾都塞之前，這也許并不容易被法國馬克思主義者廣泛地接受。一方面，馬克思主義作為某種“異質性”的理論，始終以德國哲學、列寧斯大林主義的形象而成為某種“洋教條”；另一方面，從笛卡爾直至拉美特利、孔德、涂爾干，長達3個世紀的理性主義-實證主義傳統，使得法國唯物主義者始終處于一種理論“冒險”中，即謀求通過激進地運用特定理論來解決實踐中復雜的問題。這種現象歸根到底是一種辯證理解的匱乏，既無法辯證地認識實踐-理論的矛盾關系，也無法辯證地對待作為實踐對象的社會結構的矛盾運動。在阿爾都塞看來，法國馬克思主義者之所以從蓋德主義者(guesdistes)到戰后法共始終遭遇政治實踐的失敗，并非由于理論不具有真理性，而是因為他們無法正視“具體的現實”和“當時的歷史現實”。當“所有的矛盾都受不平衡法則的制約”，就“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去區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區分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注][法]路易·阿爾都塞：《保衛馬克思》，第6頁。。中國共產黨和俄國布爾什維克已經證明了這一點，當歷史出現斷裂的“有利時機”，如果能夠認識到矛盾的特殊性，把握到矛盾的主要方面，亦即掌握整體結構各環節間相互依存條件的復雜關系，就能夠在落后國家或弱勢地位實現革命的勝利[注][法]路易·阿爾都塞：《保衛馬克思》，第202頁。。當然，這種“條件”和矛盾特殊性的概念并不能滿足具有理論潔癖的法國馬克思主義者，他們不僅認為毛澤東和列寧的矛盾不平衡性的理論不過是權宜之計，更認為沒有必要去解決這些離理論和概念十分遙遠的“極端經驗主義的問題”。阿爾都塞則認為必須“花九牛二虎之力去闡述一個早已經被認識了的真理”。正如關于矛盾特殊性的真理雖然在毛澤東哲學文本中已經十分清晰，并且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實踐已經被證實，但是對法國馬克思主義者而言，在其自身的實踐中承認這一真理并不等于認識了這個真理(上升成為理論)[注]同上，第157—159頁。。結合矛盾的不平衡發展，這種“與辯證唯物主義渾成一體的唯物辯證法”，實際上就是要打破作為平衡論或均衡論的各種教條主義。作為一種以《矛盾論》為奧援的哲學方法論，阿爾都塞的結構主義政治哲學通過矛盾主次方面的轉化，賦予“馬列主義共產主義青年聯盟”和“無產階級左派”向帝國主義政權進攻的信心和勇氣，并通過主次矛盾的關系部分地教會了法國進步學生和工人在實踐中把握關鍵問題。在十月革命后，不斷被動地接受第三國際理論指導的法國馬克思主義，實際上只有在阿爾都塞及其毛主義辯證結構之后，才真正開始在本土政治實踐中尋求法國理論的努力。各種毛主義政治組織在“五月風暴”前后震撼西方世界的理論和實踐，初次證明了毛澤東關于矛盾不平衡性的理論，已經被法國馬克思主義者作為“革命政黨正確地決定其政治上和軍事上的戰略戰術方針的重要方法之一”[注]《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326—327頁。。

二、從馬克思到毛澤東：重構政治概念的參照

阿爾都塞對毛澤東的辯證哲學的方法論嫁接，在政治哲學領域最終體現為“讀《資本論》”小組成員對馬克思主義、政治和歷史的重新理解。雖然朗西埃等毛主義哲學家最終與阿爾都塞決裂，但是阿爾都塞用以定義“癥候閱讀”的辯證方法最終在當代法國激進左翼政治哲學中得到繼承。對于文本，“癥候閱讀”是一種超越性的“遠征”，它會使得文本中的問題得以澄清并傳遞到其它文本和癥候。這要求讀者在解讀當代問題和《資本論》的時候，結合毛澤東哲學文本和馬克思的1857序言所提供方法論的文本(texte méthodologique)[注]Louis Althusser, étienne Balibar, Roger Establet, Pierre Macherey, Jacques Rancière, Lire Le Capital, p.30.。對于實踐，“癥候閱讀”所關注的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實踐存在(existence pratique)，即存在于分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科學實踐中的個人實踐狀態，存在于工人運動歷史的政治經濟實踐。這將使得文本中不可見的問題變得可視化。正如在能動的政治(politique active)中所展現的那樣——列寧通過革命實踐中的沉思發展了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具體理論形態。而毛澤東的《矛盾論》進一步發揮了這一原則(ce principe)，典型表現了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在政治實踐中的反映[注]Ibid., pp.28-29.?！鞍Y候閱讀”雖然并不完全等同于毛澤東關于正確認識的論述，但在法國工人運動風起云涌的歷史情勢下很好地推廣和宣傳了毛澤東的研究(實踐)方法——“通過實踐而發現真理，又通過實踐而證實真理和發展真理”[注]《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96頁。。這使得阿爾都塞之后的法國馬克思主義者銜接起了文本和實踐、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和實踐催生的新理論，并產生了延續至今的法國馬克思主義者對政治概念的激進重構。

首先，政治的定義。以巴迪歐為例，當代法國激進左翼既承接了《共產黨宣言》，又融合了對文化大革命的敘事。作為1848年革命的指導綱領，《共產黨宣言》中的政治(politisch)作為一個定語，所揭示的歷史真理幾乎被19世紀末以來的法國馬克思主義者“原封不動”地保留在每一個階段的斗爭實踐中?！耙磺须A級斗爭都是政治斗爭”[注][德]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7頁。成為一個原則性的律令，要求馬克思主義者必須將革命政治首先定義為階級斗爭(Klassenkampf)，而非那種王侯將相和資產階級用以維持秩序的統治技藝。因此，不難理解巴迪歐所定義的政治是那種與作為階級統治工具的國家相對立的階級斗爭狀態，亦即國家和黨派的那種“政治”只能產生“反政治的主體”。與之相反，正如巴迪歐“在毛主義中所發現的”，共產主義運動的觀念絕不能被付諸于國家機器(l’appareil d’état)，而是要通過獨立的群眾運動，甚至區別于黨的群眾組織，“造反”也因此成為一種必要[注]Alain Badiou, Marcel Gauchet, Que Faire?, p.52.。他公開表示自己所支持的共產主義既不是某種停留于哲學文本的理念，也不是被官僚化的黨派所代表的共產主義，即那種嚴重依賴于權力的蘇聯的共產主義，而是體現在法國變體(variantes)的毛主義和文化大革命的事件[注]Ibid., p.18.。他甚至認為“列寧晚年對國家的長期存在感到失望”，而毛澤東則更加冷靜和大膽，使得真正的政治和共產主義運動在文化大革命中如火如荼地達到巔峰[注][法]阿蘭·巴迪歐：《存在與事件》，藍江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140頁。。除了用法國化的激進毛主義強化了階級政治的概念，對于巴迪歐而言，米利安·達隆妮、漢娜·阿倫特或其他自由主義傳統下的“政治哲學家們”提供的通過投票/計數帶來自由的方案，根本談不上是真正的“政治”挑戰。因為從啟蒙時代直至當代自由主義的政治倫理原則，不過是完成了國家機器運轉所需要的“政治幻想”(politischen Illusionen)[注][德]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第30頁。。作為巴迪歐多年“戰友”的朗西埃則更為直接地向代議制民主發起了攻擊，結合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癥候，揭示民主政治的本質不過是統治階級向人民索取的虛偽的贊同[注][法]雅克·朗西埃：《對民主之恨》，李磊譯，北京：中央編譯局出版社，2016年，第57頁。。這些觀點既能夠回溯到馬克思的經典文本，也能夠在毛澤東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文本中找到極為相似的論述。

其次，在實踐中澄清和檢驗已有的政治哲學概念。毛澤東在《矛盾論》指出：“人的概念的每一差異，都應把它看作是客觀矛盾的反映?？陀^矛盾反映入(疑為人)主觀的思想，組成了概念的矛盾運動，推動了思想的發展，不斷地解決了人們的思想問題?！盵注]《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306頁。這種被20世紀前結構主義思潮指認為“反映論”的認識論，被結構主義對毛澤東思想的重視而喚醒。尤其在“五月風暴”作為起點而非終點的法國工人運動實踐中，不斷失敗卻又堅持反抗的斗爭實踐，啟發了原先對權利、國家、階級和秩序等政治哲學概念知之甚少的工人，讓參與其中的知識分子也進一步走出概念的迷霧，在實踐所帶來的客觀矛盾中進一步認識資本主義社會真實的內在結構，從而更新了用以指導實踐的理論和概念。這一過程較為典型地反映在20世紀70年代初?？屡c一些毛主義政治組織成員如邦尼·萊維和卡羅爾(K.S.Karol)的對話中[注]K.S. Karol的真名是Karol Kewes。。在對話中，?？麓砹诉M步“政治哲人”對毛主義組織的同情，以及對政治哲學概念之純潔度的堅持，而萊維和卡羅爾代表了“哲人政治”在毛主義實踐中對政治哲學概念的反思。在1972年2月5日的對話中，?？?、德勒茲和化名為維克多(Victor)的邦尼就人民正義展開辯論[注]由于無產階級左派(Gauche prolétarienne)在1972年已經成為非法組織，因此?？掠霉P名來保護對話者，Victor即Benny Lévy，他當時是毛主義組織的主要負責人，但在對話中偽裝成薩特、德勒茲和André Glucksmann的秘書。(See Michel Foucault, Dits et écrits:1954-1988, II, p.340. )。?？赂鶕艺魏头喱F象的歷史特征，質疑毛主義者所要建立的“人民法庭”是國家機器的脆弱胚胎(l’embryon)的萌芽。因為一旦具備國家機器特征的法權秩序得到建立，不論其出發點是否超脫于階級，都可能造成潛在的階級壓迫。更為重要的是，人民法庭是否能夠“中立于人民與敵人”，因此能夠區分真假、罪惡與無辜、正義與非正義？這難道不是另一種反對人民正義的方式嗎？作為人民正義之形式的法庭在歷史上(例如資產階級歷史)，難道不是最終都被扭曲了嗎？[注]Ibid., p.341.邦尼并沒有用概念來回擊?？?，而是以中國革命的經驗和事例進行澄清。他認為舉資產階級革命的歷史是不恰當的，因為真正的人民法院只在無產階級運動中出現過。在中國革命中，最初出現的是群眾的意識形態革命。在起義的農村，農民堅持反抗敵人，并通過處決專制者來回應數個世紀的折磨。在革命中人民處決敵人的案例不斷增加，是被人民公認為是人民正義的實施。這說明農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所有進步的事情都在農村快速發展。當革命政黨成立紅軍(Armée rouge)后，情況就開始發生變化，出場的不再只是起義群眾和敵人，而是敵人、群眾和作為群眾的聯合的紅軍。自此，人民正義的實施就被紅軍所支持和規定，復仇行為就需要通過司法權(juridictions)，這種起點是人民正義直接行為的權利，與過去任何司法都是不同的[注]Michel Foucault, Dits et écrits:1954-1988, II, p.341.。在1972年的另一場辯論中，?？聦γ珴蓶|判斷階級立場的詞句提出質疑，因為毛澤東所給出的判斷左右的標準“總體上太模糊了”(en général très ambigus)?？_爾則更為巧妙地解讀了這種模糊性，認為它是為了抓住“矛盾不平衡性”的內在意圖。他認為毛澤東及其詞句的確在文化大革命中與權威息息相關，但毛澤東并不能直接干預革命，他只希望讓群眾自己發言。尤其在革命形勢十分嚴峻的情況下，即“四舊”(les quatre vieilles)不論在中國還是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都是根深蒂固的，毛澤東的政治指示的“模糊性”賦予革命群眾自覺性和自主性的空間[注]Sur La Seconde Révolution chinoise, 1re partie, Libération, No.157, 31 janvier 1974, p.10.?？傊?，毛澤東的辯證哲學和革命實踐為法國馬克思主義者重構政治哲學核心概念提供了充沛的資源，但在實踐層面并沒有收獲與之對等的、足以撼動資本主義統治秩序的力量。因此，在某種程度上，毛澤東思想被法國毛主義者轉化為某種單純意識形態的工具，而非變革政治經濟的革命實踐導向。

三、從文本到現實：問題與未來挑戰

隨著“五月風暴”的精英化蛻變和最終失敗[注]“五月風暴”的“精英化”既體現在參與者的構成，又表現為抗爭運動的場所。正如阿爾都塞所指出的，“五月風暴”的重要性原本應該體現在生產場所，最終卻局限于被占領的大學或劇場等“文化廟宇”。(See Keith A. Reader, Khursheed Wadia, The May 1968 Events in France: Reproductions and Interpretations, Macmillan Press, London, 1993, p.4.)，馬克思主義和毛主義的“火堆”在法國政治哲學中逐漸冷卻。雖然毛澤東思想在20世紀中葉法國無產階級運動中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但這畢竟是法國的具體客觀條件下發生的政治事件。法國無產階級和進步知識分子對毛澤東思想的理解和運用，最終必然遭遇客觀歷史所造成的組織和意識形態局限性?！拔逶嘛L暴”和法國政治哲學中的毛澤東和馬克思主義的符號，大多數時候都“與巴枯寧及其支持者”存在著歷史共性，服務于實現直接民主、否定國家和階級社會的純粹自由的意識形態[注]Guy Debord,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trans by Ken Knabb, Bureau of Public Secrets, Berkeley, 2014, p.43.。事實上，發展至今的法國政治哲學中的毛主義因素，隨著巴迪歐和朗西埃對社會輿論的積極介入，仍然發揮著強大的社會影響力。然而，這并不意味著他們繼承自20世紀60年代的法國毛主義的理論問題得到解決。具體而言，當代法國政治哲學對毛澤東思想的轉述主要存在兩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對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片面選擇。在20世紀早期的法國馬克思主義者那里，馬克思的文本或是被選擇性地用來向柏格森主義和笛卡爾主義開火，或是被選擇性地用來建構存在主義和人道主義的馬克思主義。馬克思的哲學沒有完整地在20世紀初的法國政治實踐中出場，甚至直到20世紀中期都沒有完整的馬克思著作法文譯本。從保羅·尼贊(Paul Nizan)、喬治·波利策(Georges Politzer)、諾伯特·古特曼(Norbert Gutermann)、薩特直到當代激進左翼的理論線索中，法國學者對本國和蘇聯官方馬克思主義的警惕，最終使得他們一直沒有正視作為整體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例如，巴迪歐雖然肯定馬克思所揭示的階級社會政治程序的真理，并最終認為經典馬克思主義對于國家的描述在形式上是正確的，但是它的一般辯證法并不正確。經典馬克思主義最終將政治還原為贅余項(國家機器)，而主張贅余項是令人無法容忍的[注][法]阿蘭·巴迪歐：《存在與事件》，第139頁。。毛澤東思想在法國哲學中更為明顯地遭到“切割”“挑選”和“重新包裝”。一方面，這是因為毛澤東思想從發展脈絡上并不具有馬克思那樣的首創性，而是被放置于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乃至斯大林這一序列的延續之中。例如，盧西恩·比安科(Lucien Bianco)就認為毛澤東主義是列寧主義的一個變體(une variété)，尤其是毛澤東的群眾路線(ligne de masse)和民主集中制(centralisme démocratique)的理論。盡管比安科承認毛澤東主義不是對列寧主義的復制(une copie)，但也認為可以在毛澤東思想中看到永久革命(la révolution permanente)的托洛茨基的影子[注]Lucien Bianco, Essai de définition du mao?sme, Annales. Histoire, Sciences Sociales, 1979,Vol.34.。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實際上從來沒有在20世紀中期以來的法國政治哲學中成為一種準則和方向，而是一直作為法國激進左翼政治的補充性思想資源。巴迪歐曾強調：“我從沒有在過去或今天，成為馬克思的盲目門徒，我甚至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至于毛澤東，我對他的評價是選擇性的(sélective)，根據政治情勢和我的知識興趣?！盵注]Alain Badiou, Marcel Gauchet, Que Faire?, p.73.在某種意義上，阿爾都塞對毛澤東的“矛盾不平衡性”的借用，將合理性賦予了這種對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選擇性”理解。而羅蘭·巴特的“試衣服”的比喻更為生動地解釋了法國政治哲學中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真實形象：

通過馬克思主義的雙眼，我想到了閱讀書的欲望。我想象了一個畫面：一個知識分子決定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他開始為自己選擇馬克思主義。哪一種馬克思主義將成為主流呢？列寧？托洛茨基？盧森堡？巴枯寧？毛澤東？還是波爾迪加(Bordiga)或者別的什么人？他走進圖書館，閱讀所有的書，就像一個人不停地試衣服，選擇最適合(convient)他的馬克思主義，準備挑選最符合自己體型和經濟狀況的那種馬克思主義來開展關于真理的演說。[注]Roland Barthes. Roland Barthes par Roland Barthes, Seuil, Paris, 1980, p.159.

第二，對意識形態革命的過度重視。從政治組織、口號和運動目標看，“五月風暴”中的知識分子實際上是將想象中的文化大革命復制到法國。他們將文化大革命的反官僚主義轉述為對包括法國共產黨在內的法國國家機器、政黨和權力秩序的顛覆，將群眾運動轉述為進步知識分子和工人帶領下的占領行動。但是，正如巴里巴爾批判阿爾都塞關于毛澤東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想象，法國政治哲學中的毛澤東思想“很可能過于依賴一些在西方流傳的神話，其中一些變形和過分的東西必須得到糾正”[注][法]路易·阿爾都塞：《政治與歷史：從馬基雅維利到馬克思：1955-1972年高等師范學校講義》，第17頁。。這種想象體現為對無產階級實踐的狹隘化，即意識形態和政治領域的解放。例如，巴迪歐認為“在20世紀的所有冒險中，最為進步(le plus avancé)和具有希望的是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注]Alain Badiou, Quel communisme? Entretien avec Peter Engelmann, Bayard, Paris, 2015, p.8.，同時坦誠自己“并不是對毛澤東的一切都知曉”。然而，盡管他認為自己認識到新中國的政治制度與蘇聯“有著不可爭辯的延續性”，二者官僚階級所掌握的過剩權力(pouvoir démesuré)有著一定的共性，但是卻對這些方面“沒有關注”，因為他“主要感興趣的是文化大革命”[注]Alain Badiou, Marcel Gauchet, Que Faire?, p.54.。這是對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踐選擇性的言說。這種既承認現實制度缺陷又堅持片面想象的悖論，在其他20世紀法國左翼政治中并不鮮見。例如，波伏娃主編的《女性主義問題》中的觀點：艾倫·廷克(Irene Tinker)認為中國官方媒體熱情宣傳社會平等，但是在軍隊和政府首腦中幾乎都是男性，甚至最有影響力的中國女性——江青也只能在權力外圍(périphérie)進行工作。那些訪問過中國的人都被中國政府爭取男女平等的努力而震撼，但那些到了聯合國的中國代表，發現其他國家的男性根本無法理解女性應該被平等對待[注]Questions féministes, Sept.79, No.6, Editions Tierce, Paris, 1979, p.84.。又如，米歇爾·洛依在1974年10月訪問中國之后，認為知識分子和婦女的問題是批判儒家婦女觀的關鍵[注]Ibid., pp.40-43.。廷克和洛依的看法的確有現實參照，但僅僅抓住了毛澤東思想的政治解放層面，并沒有看到中國女性解放的經濟基礎，即對舊社會土地所有權和生產方式的變革。

這兩方面的問題雖然在20世紀中期可能只是體現為法國左派的路線之爭，但在冷戰結束后迅速發酵為對法國馬克思主義者的巨大挑戰。首先，新自由主義“保守革命”掀起“歷史終結”的挑戰。巴迪歐指出，由革命政治所開啟的“20世紀”十分短暫，以列寧的1917年(實際上這可以更為久遠地追溯到羅伯斯庇爾的1793年)為開端，在斯大林的1937年達到頂峰，而在毛澤東逝世的1976年本質上走向結束[注]Alain Badiou, Le Siècle, éditions du Seuil, Paris, 2005, p.12.。這個世紀之所在政治意義上僅僅持續了60余年，是因為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幾乎重構了關于政治的定義，代議制民主及其統計學“真理”成為終結歷史的元敘事，而從馬克思到毛澤東給予人類的政治可能性被湮沒在以消費主義為代表的資本主義文化工業的喧嘩中。一些對歷史知之甚少的人輕信了新自由主義編寫的關于正義和自由的歷史，甚至認為馬克思主義是法西斯的同謀。對此，巴迪歐試圖為毛澤東思想和無產階級運動進行辯護。例如，他指出在20世紀60年代，中國共產黨雖然保持了斯大林主義的制度形式，但毛澤東的確試圖通過領導造反來抗擊官僚化的不平等，這與重建的“總體主義”(totalité)是相去甚遠的。這種所謂的“極權主義”實際上只是現代社會的強制分工(violentes divisions)的產物。因為共產主義的哲學完全是辯證的，依賴于矛盾的運動，而納粹則固定于一種人類的“純正”本質的生物根據。因此將歷史上的共產主義與任何極權主義的宗教等同起來是高度悖論的，在本質上也是不合法的(infondé)[注]Alain Badiou, Marcel Gauchet, Que faire?, p.47.。這個危機在國內學術界被標示為“歷史虛無主義”。在從來沒有無產階級實行有效執政和治理的法國，這個危機不僅更為猛烈，而且造成的負面影響更廣。正如朗西埃所指出的，當代資本主義的“新歷史”將以統計學的方式被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標示出來：對于那些滿足于資本主義總體秩序(l’ordre général)的人而言，沒有什么特別事件是值得研究的。[注]Jacques Rancière, Les noms de l’histoire: Essai de poétique du savoir, éditions du Seuil, Paris, 1992, pp.13-14.

當代法國和西歐社會對于階級政治的冷漠，或許體現了資本主義文化工業對民眾的意識形態重構，但其本質體現了20世紀法國馬克思主義者政治實踐和理論的局限。也許“五月風暴”中的毛主義者仍然沒有走出啟蒙時代對中國和其他異質性理論(如馬克思主義)的片面想象，在追求激進概念的政治行動中，試圖實現某種巴特意義上的新詞(sinité)[注]法國毛主義所堅持的并非是作為整體的毛澤東思想，更沒有就此創造出與中國革命等量齊觀的事件。那些通過片面想象的法國毛主義的政治術語，是將毛澤東的哲學概念嫁接到法國的現實政治運動，構成關于文化大革命和中國的當代神話?！霸旆从欣怼薄叭罕娺\動”或“破四舊”實際上已經成為一種“舊詞新意”。這些術語在法國政治哲學和政治實踐中更多地表現為巴特所說的sinité，例如將中國與法國小資產階級這兩類名稱拼接起來，二者構成“鈴鐺花、人力車和鴉片室”的奇怪組合，因而并不是現有詞匯能夠描述的。(See Roland Barthes, Mythologies, Editions du Seuil, Paris, 1957, p.193.)，而非真正具有經濟基礎的新社會。然而，值得肯定的是，法國政治哲學中具有多重面向的毛澤東思想，雖然具有各種內在沖突和斷裂(例如巴迪歐/朗西埃，朗西埃/阿爾都塞，阿爾都塞/薩特)，但至今仍然將毛澤東思想作為堅持馬克思主義階級批判的政治觀點的重要依據。毛澤東思想在當代法國政治思潮中的先鋒地位，不僅在于其反對資本主義政治霸權的本質要求，更在于其對一切已有的無產階級政治的局限性的批判。正如巴迪歐所指出的，毛澤東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反對政治的取消”，“他在接見紅衛兵時，雖然被人們視為政治領袖，但是卻告訴人民：‘將你自己和國家事務融合起來’”。這里，不僅是一種對斯大林遺產相反的姿態(un geste)[注]Alain Badiou, Marcel Gauchet, Que faire?, p.55.，更啟發當代人去反思自我標榜為“自由”的代議制民主。在當代法國政治哲學中，朗西埃對代議制民主的意識形態的批判，以及巴迪歐的“元政治學”的建構，都體現了毛澤東對社會主義民主原則和人民權利的洞見。當代資本主義政治危機作為的矛盾的一方面，盡管在最近40年來呈現出霸權的表征，但始終無法遏制毛澤東思想及其代表的無產階級抗爭精神在當代法國的持續存在，更無法阻擋唯物史觀以新的理論形態向人民提供關于歷史進步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