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構中國當代史研究的問題意識

常利兵 李輝芳

〔摘要〕 近年來，伴隨地域性檔案資料建設的長足進展，中國當代史研究的地域史轉向方興未艾，體現了由整體性的宏觀敘事向局部性的微觀敘事轉型的歷史建構過程。然而，針對現有研究存在的一些不足，基于集體化時期農村技術、衛生和教育的視角分析，必須研究中國共產黨致力于農村社會改造和民生工程的廣泛歷史實踐，為當代史研究的再出發開辟新路徑;并以足夠的學術自覺避免直接以地域性史料呈現去簡單對接總體史視野下的當代史問題研究，進而構建出一個更加貼近“政治與日?！睔v史演變脈絡的本土化敘事架構和話語體系。

〔關鍵詞〕 技術;衛生;教育;當代史;問題意識

〔中圖分類號〕K27 ?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1203（2019）06-0114-04

近十余年來，中國當代史研究的地域史轉向較為突出，尤其是隨著基層社會檔案史料的不斷發掘、整理和利用，更是推進了1949年后新中國城鄉社會演變的區域實證性研究。大體而言，這一發展趨勢體現了由整體性的宏觀敘事向局部性的微觀敘事轉型的歷史建構過程，特別是在專題式和個案式兩種路徑研究方面，方興未艾，引人注目。

專題式研究主要針對集體化時期農村社會中的某一具體問題進行研究和討論，重點呈現的是新中國成立后農村社會變革的一些歷史面相。代表性的成果有：田錫全的《國家、省、縣與糧食統購統銷制度：1953-1957》、施亞利的《江蘇省血吸蟲病防治運動研究（1949-1966）》、李德成的《創造與重構：集體化時期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和赤腳醫生現象研究》等。這些研究對集體化時期農村社會的重要歷史實踐和地方經驗進行了專題考察分析，從不同視角呈現了新中國成立后黨和國家對農村社會治理和改造的長期探索與努力。

個案式研究則主要以某一地域為研究對象，進行全面的縱深考察分析，呈現的是新中國成立后不同農村地區在社會主義制度背景下的再造歷程和變革圖景。代表性成果有：曹錦清、張樂天、陳中亞的《當代浙北鄉村社會文化變遷》，弗里曼、畢克偉、賽爾登的《中國鄉村，社會主義國家》，黃樹民的《林村的故事：1949年后的中國農村變革》，李懷印的《鄉村中國紀事：集體化和改革的微觀歷程》，張樂天的《告別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盧暉臨的《通向集體之路：一項關于文化觀念和制度形成的個案研究》，李海紅的《“赤腳醫生”與中國鄉土社會研究——以河南省為例》，光梅紅的《集體化時期的村莊典型政治——以昔陽縣大寨村為例》等。在內容上，個案研究基本按照新中國成立后土地改革、農業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的不同歷史階段，微觀實證性地探討一定地域農村的社會主義發展歷程，凸顯了社會主義在中國農村建立、鞏固和發展的復雜多樣性。

上述國內外學者從不同角度展示了集體化時期農村社會變革過程中多樣化的歷史實踐圖景，增進了我們對1949年后新中國農村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的理解與把握。但不可否認的是，現有研究中也存在一些需要注意的問題，如在選題上日趨地域化的同時也多有雷同、重復，就區域談區域，注重其特殊性，淡化其一般性，由此導致的較為普遍性做法就是大都以新發現的地方史料和地域史書寫來簡單地質疑、批評抑或一味地否定原有黨史國史架構下的宏觀敘事。另外，在問題意識上，目前中國當代史研究中的地域史構建又多以非常態化的政治運動為敘述主體，反而對社會、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常態化的生活生產實踐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和討論，致使對整個社會歷史變革狀況僅僅只是從政治維度去理解和把握，從而缺乏有效的貼近歷史對象本身脈絡的多層次、多面向之間的互動和構造。

筆者認為，以地域史研究重新審視已有的宏觀政治史路徑是必要的，但是研究者首先需要對地域史和總體史的各自問題界限和相互關系保持足夠的自覺意識，以避免隨意越界而妄加指責彼此。因為不論是宏大的整體性敘事還是微觀的具體史實鋪陳，其背后都有一個共同的當代史語境存在，而偏重于哪一方都會有失偏頗。因此，研究者更應該著力討論自下而上與自上而下相互關系生成的復雜性和多樣性，既要看到其中的差異、矛盾、沖突等問題，也不能對其一致性、共同性及互構性視而不見。所以，我們對特定地域史的定位和理解，從史料到史觀，從問題到結論，就不能簡單地僅以地方性知識的面貌來呈現大歷史的有限性或不當性，而很少深究此地方性知識的生成恰好是在彼大歷史的規定下展開和實現的。盡管開展地域史研究對于當代總體史研究的縱深發展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地域史的內在理路與外在表現卻必須放置在整個大歷史的脈絡演進中才能以更加貼近歷史的方式去解釋和書寫。

實際上，當代史研究現已基本不存在史料缺乏的問題，尤其是在近年來地域性檔案資料建設有了長足進展的情況下更是如此;相比之下，運用什么樣的歷史觀和問題意識深入展開當代史研究則顯得更加迫切和重要 〔1 〕。也就是說，目前缺乏的不是史料，而是史觀，真正有思想性和解釋力的研究架構和問題域至今仍舊貧乏和滯后，甚至在一些“史料中心主義”和西方理論范式的影響下更加顯得支離破碎，從而導致本土化的中國話語體系建構愈發艱難。那么，我們又該如何以真正有效的問題創新來突破現有研究中所面臨的諸多困境呢？筆者認為，切實可行的路徑可能首先在于對政治議題之外的日常實踐進行深度挖掘和探討，從日常生活深入歷史現場，由內向外，層層打開，進而構建出當代歷史演進的多維圖景。正是基于上述思考，筆者試圖以農業生產技術、農村衛生醫療和農民文化教育（簡稱技術、衛生和教育）為討論對象，將其與新中國成立初期共產黨致力于農村社會改造和民生工程的廣泛歷史實踐關聯起來，為中國當代史研究的再出發提出一些新路徑，并以足夠的學術自覺避免直接以地域性史料呈現去簡單對接總體史視野下的當代史問題研究。也可以將這三個日常性議題概括為一個“六字三綱”的概念體系，即可謂綱舉目張，其所涵蓋的歷史實踐內容，大致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技術方面的問題意識。這里的技術是指包括了興修水利、防洪防旱、恢復和發展畜力、增加肥料、改良農具、優良選種、防治病蟲害、器具機械化和半機械化等農業生產技術在內的綜合性概念。新中國成立后，為了獲得豐富的糧食、工業原料和外銷作物等物質資源，中國共產黨長期致力于生產技術的革新與創造，由此帶來了1949年后農業生產上的一系列革命性變化。我們可稱其為一場持續的顯性農業革命 〔2 〕。這場農業生產領域中的創造性變革的價值和意義，則在于對新中國的物質經濟基礎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目前學界對這一事關國計民生的農業技術革命和改造實踐還沒有給予足夠的研究和討論。

筆者認為，從社會史角度對集體化時期農業生產技術的革新創造及對農村社會變革產生的時代影響進行專題個案式研究，將會為中國當代史開辟廣闊的研究空間和學術前景。例如，《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于一九五二年農業生產的決定》指出，要集中力量提高單位面積產量，糧食必須大量增產，具體措施有：發展水利，以戰勝自然災害;準備消滅病蟲的藥械，組織群眾防治，以戰勝病蟲害;大量積肥、造肥，增施肥料，改進施肥技術;總結和推廣豐產模范經驗;普遍建立農村技術研究組，推廣優良品種，改進耕作技術等 〔3 〕。這些增產技術措施看似平淡無奇，但作為新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重要歷史實踐，持續時間之長，產生影響之深，卻是不容否認的事實。

從社會史角度而言，技術不單純是一個專業性知識的物質存在，當它被引入農村社會中，必然與農民的日常生產生活發生多重歷史關聯，而每一層次的關聯生成和構造又都是與整個農村社會改造的在地化進程統合在一起的。所以，當一項新的技術（如農具、化肥、農藥等）應用在促進糧食增產的同時，也會對農民的生產方式和觀念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而且，這樣的技術實踐又會因整個社會發展局勢的變化而變化。毛澤東對農業生產技術的強調和重視，即對農業生產的革命性變化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1957年夏天，毛澤東指出，我們要摸農業技術的底。搞農業不學技術不行了。我們的同志……都要學一點技術和業務 〔4 〕。1958年初，毛澤東又強調，現在要來一個技術革命……提出技術革命，就是要大家學技術，學科學。一定要學習并且完成這個歷史所賦予我們的偉大的技術革命。從今年起，要把黨的工作的著重點放到技術革命上去 〔5 〕。很顯然，這些政策性話語的重要性更在于其對地域社會的發展走向作出了自上而下的設定與規制，并最終成為在地化社會變革背后不可忽略的結構性動因。一旦我們把技術作為重構當代史研究的問題意識的切入點，就是要以此去透視它給農村社會帶來的各種變化，以及它們與農民的生產方式、生活觀念、社會結構、人際關系等方面的相互關聯和構造。因此，以社會史視野去討論技術與社會變革的歷史關系（亦可稱之為技術社會史），就是想探討物質生產方面的技術性實踐對于中國當代史進程所具有的基礎地位和重要性。

其次是衛生方面的問題意識。新中國成立后，黨和國家進行了有關民眾居住環境和身體衛生健康的各種社會改造實踐，如愛國衛生運動、除“四害”講衛生，以及農村合作醫療、赤腳醫生、婦幼衛生、地方病防治等。這些歷史實踐開啟了新中國農村社會改造中的衛生革命，根本上解決的是廣大民眾的身體保障問題，也即如何通過衛生醫療的途徑塑造出新型的身體環境來。將農村作為新中國成立初期衛生工作的重點和難點，繼而解決農民疾病防治和衛生保健問題，一直為各級政府所重視。當時，以農村集體經濟制度為基礎，建立了涵蓋三級醫療衛生網、合作醫療保健和鄉村衛生隊伍等的一整套農村衛生體制。那么，從衛生社會史角度對農村衛生醫療實踐進行在地化研究，深入發掘其地域經驗和歷史模式，不僅有助于當代史的縱深發展，而且具有重要的可資借鑒的現實意義。提倡把衛生作為重構當代史研究問題意識的重要一端，主要是基于歷史與現實的雙重使然。一方面，現實中農民時常會面臨各種衛生醫療難題，一定程度上制約了農村的現代化和文明化進程;另一方面，新中國成立初期的衛生實踐經驗卻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作為社會主義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農村衛生工作為我國社會主義衛生體制的建構和發展提供了歷史場域。張自寬在一份山西省稷山縣農村衛生調查報告中指出，該縣在環境衛生、勞動衛生和個人衛生方面均積累了值得普遍推廣的成功經驗，如大部分村莊做到了廁所“三無”（無蠅、無蛆、無臭氣），糞便無害化處理，畜圈整潔化;全縣推廣太陽村“兩帶”（出工戴草帽、帶開水）、“四防”（防暑、防傷、防病、防毒）的勞動衛生經驗;農民破除了“迷信鬼神、聽天由命”和“不干不凈、吃了沒病”的愚昧思想，樹立了“無病早防，有病早治”的衛生觀念 〔6 〕。這些在地化的衛生實踐，以多樣化的途徑對農民的生活方式、勞動狀況、精神觀念等進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和更新再造。這種從農民自身生活世界的內部進行的衛生社會化，理應是我們重新討論當代史上社會主義如何扎根農村社會的重要課題。

再次是教育方面的問題意識。必須強調開展集體化時期農民文化教育研究的重要性?！皣乐氐膯栴}是教育農民”，這是歷經革命、建設和改革年代延續至今反映農村現代性成長和培育社會主義新型農民的時代訴求。從新中國成立初的農村讀報小組、冬學和掃盲運動到農民夜校、農民通俗讀物等文化教育實踐，其本質也是一個農民與國家關系生成的“文字下鄉”的知識生產過程，而且“文字下鄉”同時也是重組農村社會和再造新型農民的文化實踐過程。所以，從教育社會史角度進入1949年后中國農村社會變革的歷史，圍繞知識生產、政治意識、觀念認同等問題，構建對農民文化教育的持續展開和自上而下的社會主義實踐的相互關系并進行深入的微觀實證研究，不僅對于揭示當代史中地域社會的內在構造和外在表現是一種新路徑，而且也可以為解決當前農民教育問題提供必要的經驗參照。

新中國成立后，開展農民文化教育作為塑造社會主義新人的知識生產便成為中國共產黨致力于農村社會改造和治理的一項重要內容。眾所周知，在民國鄉村建設運動中，以晏陽初為代表針對農民的“愚”“窮”“弱”“私”四大弊病進行了平民教育識字運動，但最終卻因鄉村建設運動的失敗而中斷。只有到了新中國成立后的集體化時期，為解決農民文盲和識字率低下的難題，以開展農村掃盲運動為中心，中國共產黨才在農村地區建立了“文字下鄉”的農民教育制度網。列寧曾說：“文盲是處在政治之外的，必須先教他們識字。不識字就不可能有政治，不識字只能有流言蜚語，謊話偏見，而沒有政治?！?〔7 〕可見，普及農民文化教育是多么的重要。也有學者指出，通過20世紀50年代的土地改革和農業合作化運動，新中國徹底改造了農村社會的基層結構，在新的鄉村社會中，通過文化訴苦，農民意識到沒文化的害處;通過合作化中新農具改良、記賬、借貸、讀報和勞動工分手冊等形式，將識字真正嵌入了生產勞動環節中，改變了費孝通斷言的農民“不需要”文字的狀況，重新激發出了農民對文字的“需要”，進而自發地產生了學文化愿望，識字運動得以轟轟烈烈的開展 〔8 〕。這基本反映了集體化時期農民文化教育實踐的歷史邏輯和制度結構。不過，我們還可繼續探討的是在“文字下鄉”的過程中，識字運動作為教育農民的組成部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對農民的知識狀況和觀念感覺產生了影響，而這些影響反過來又對農民的生活世界及農村社會的內外關系形成了怎樣的歷史規定性。

因此，從社會史角度開展集體化時期農民文化教育的歷史實踐及影響研究，不只是簡單地就掃盲運動本身來進行一些史實性的敘述，而是要真正把“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這樣的時代命題放置在地域社會變革的脈絡中，進而去探討中國共產黨致力于農民教育的“文字下鄉”的知識生產與農村社會主義的轉型發展及其現代性增長的關系史圖景?；蛘哒f，教育農民的過程同時也是培育農民主體性和塑造社會主義新人的文化實踐過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農民對教育過程的在地化接受和表現看似被動，實質上卻是與自上而下的文化外力處于一種相互建構的狀態之中，對此內在狀態的深切理解和把握則是探究當代農村社會主義發生史所無法繞開的時代性話題。

當然，除了上述三種問題路徑所承載的歷史實踐內容外，它們相互間也存在著較強的邏輯性關聯，也就是說，對技術維度的強調主要凸顯的是技術革新與改造對于新中國農業生產和增產的不可或缺性，進而關注技術因素與中國當代史實踐展開的相互關系。相比之下，從衛生的角度切入當代史，則試圖以歷史中的人及其居住環境為討論對象，這一以人為本的衛生社會史研究的核心是對身體生產的歷史實踐過程進行考察分析，以期總結和探求新中國歷史上中國共產黨致力于解決國計民生問題的歷史經驗及其時代意蘊。而教育維度所注重的是在農村社會如何進行知識生產，從而以教育社會史的研究路徑為農民與國家之間的歷史關系建構提供新的視角。之所以特別強調教育的視角對于重構當代史問題意識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是農民主體性塑造和農村現代性增長在意識形態和觀念文化方面的重要體現?？偠灾?，技術、衛生和教育的問題架構體現了物質生產、身體生產、知識生產彼此間的內在性關聯，也可看作是經典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的哲學觀在中國當代史上的具象化表現。其中，由身體生產所規定的以人為本的主體性地位是這一問題綱要的中心，而物質生產、知識生產無疑須在此中心的規定下才變得可能且富有意義。

也正是基于一以貫之的學術反思和自覺，筆者通過對技術、衛生和教育三種問題路徑的提綱式討論，旨在為當前中國當代史研究的縱深發展構建出一個更加貼近“政治與日?！睔v史演變脈絡的本土化敘事架構和話語體系。而要達致這一目的，在開展地域史研究時必須打破原有的過于彰顯所謂“地方特殊性”的狹隘“地域史觀”，要能夠充分深入到地域社會變革的內在機理和制度結構中去，探討其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實踐活動的內外關聯和在地化表現。在此基礎上，地域史研究才可能有效地避免“碎片化”傾向，在通達中國當代史的總體性追求上更邁進一步。

〔參 考 文 獻〕

〔1〕常利兵.史料何以成為思想利器？〔J〕.讀書，2015（05）：114-

119.

〔2〕常利兵.組織起來與提高技術——新中國農業集體化的宏觀機制及在地化實踐〔J〕.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04）：72-92.

〔3〕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于一九五二年農業生產的決定〔N〕.人民日報，1952-02-27（01）.

〔4〕毛澤東選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471-

472.

〔5〕毛澤東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49-

351.

〔6〕張自寬.親歷農村衛生六十年——張自寬農村衛生文選〔M〕.北京：中國協和醫科大學出版社，2011：8-11.

〔7〕列寧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200.

〔8〕賀照田，高士明.人間思想：第3輯〔M〕.臺北：人間出版社，2015：68-91.

責任編輯 李 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