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美國白人作家的生態“失樂園”情結研究
——以查爾斯·弗雷澤的印第安生態書寫為例

周弘毅

空軍航空大學

【提 要】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印第安文藝復興”讓美國文藝界意識到了印第安生態哲學對美國社會的治愈價值。然而，始于“西進運動”的印第安生態文明衰頹已無法挽回，這成為許多白人作家心中的隱痛，這種心態即生態“失樂園”情結。查爾斯·弗雷澤是少數在作品中深刻體現這一情結的美國白人作家，他的生態書寫描述了印第安文明與西方文明之間的對抗與交融，反映了文藝界對失落的印第安文明的緬懷和反思，在美國獨樹一幟。

1.查爾斯·弗雷澤——為印第安人發聲的白人作家

美國文學史上，印第安作家一直受到主流文化的壓制，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皆處于失語、半失語狀態，其絢麗、詭譎的文學作品未能引起評論家和讀者的足夠重視。而在作品中涉及印第安文明，尤其是“西進運動”中印第安部落血淚史的美國白人作家，則大多站在入侵者的立場上，對印第安人進行不切實際的丑化，將其描述成野蠻、冷血、愚昧的異類，如Margaret Hill McCarter所著《草原的代價》（The Price of the Prairie） 和 Steward Edward White的《長槍》（The Long Rifle）皆屬于這類作品。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印第安文藝復興”標志著“印第安文學”從隱沒走向繁榮，印第安文學，以及涉及印第安文化的白人文學受到越來越多批評家，特別是生態批評家的關注。1999年“文學與環境研究協會”（ASLE）第三屆會議專門就這一論題進行了討論，印第安文學儼然已成為美國少數族裔文學流派中最富有活力和革命潛力的一支。一方面，以Scott Momaday和James Welch為代表的印第安作家在文學界迅速崛起，為印第安文明的保存和發展搖旗吶喊；另一方面，作為美國文學主流的白人文學界，仍鮮有作家能主動消解中心文化與邊緣文化之間的隔閡，對印第安文明進行客觀和深刻的書寫。查爾斯·弗雷澤（Charles Frazier）是這少數白人作家中的一個。

在1997年出版小說《冷山》（Cold Mountain）而大獲成功后，弗雷澤成為當代美國最受關注的作家和世界級的文學大師，并分別于2006年和2011年出版小說《十三月》（Thirteen Moons）和《夜林》（Nightwoods）。因其特殊的家庭背景，以及在冷山（位于北卡羅萊納州西部一帶，曾屬于印第安切諾基部落的領地）上長達十幾年的隱居生活，弗雷澤的三部作品中帶有濃郁的印第安土著情結，其對印第安文化，尤其是印第安生態文明的深刻感觸和獨到見解在作品中得到了體現。同時，由于西方工業文明在弗雷澤的身份建構中有著不可磨滅的影響，他的作品也折射出西方文明與印第安文明之間的激烈碰撞和一定程度上的融合。在他的三部作品中，《十三月》被收錄于美國“切諾基土著博物館”（Cherokee Indians Museum）的“切諾基文學計劃”（Cherokee Literature Initiative）中，成為第一部被譯成切諾基語言和音韻的美國白人文學作品。

2.隱匿在印第安生態書寫中的“失樂園”情結

作為一位與印第安文化有著千絲萬縷關系的白人作家，弗雷澤在敘事風格上對印第安的“長老口述”形式多有借鑒，如《冷山》中對印第安“擊棍球賽”和“世外桃源”的描述，又如《十三月》里主人公威爾·庫伯和酋長“熊”之間大量的對話和獨白。這種刻意弱化現代文學普遍采用的敘述手法，而加大對這種并不常見，甚至稍顯怪異的“口述”模式的使用到底出于何種目的？法國著名的人類學家、哲學家Claude Levi-Strauss在《結構人類學》（Structural Anthropology）中論及“原始思維”（the Savage Mind）時，繼承了意大利法理學家Giambattista Vico關于“原始人類”非但不野蠻，且具有其獨特的“詩性智慧”（poetic wisdom）的觀點，并進一步研究了前工業（pre-industrial）族群在沒有文字記錄的情況下，“口述傳統”（oral tradition）對社會的建構作用。Levi-Strauss（1966：93）認為，由“詩性智慧”和“口述傳統”所創造和流傳的“神話體系及其表達方式使得自然和社會之間的同源關系得以建立，或者更準確地說，它使得在以下各個不同層面上的差異得以等同對待：地理、氣候、動物學、植物學、技術、經濟、社會、儀式、宗教和哲學”。 Levi-Strauss 指出，“書寫系統”（writing system）間接性重構了人類社會，它雖然極大地拓展了人際聯系，卻也使得這種聯系變得“不可信”（unauthentic）。在美國當代小說的語境中使用印第安“口述”模式，認為，一方面弗雷澤試圖用這種非主流的、異域性（exotic）的話語系統重構美國當代社會；另一方面，他在進行小說創造的同時也在探索和反思當代小說的主流寫作模式和主流文學語言對“作家-讀者”關系，乃至人與人之間關系可能存在的不利影響。

就小說的故事情節和精神內核而言，縱觀弗雷澤的三部作品，從《冷山》中印第安“叢林法則”的異變，到《十三月》中資本主義對土地的侵蝕，再到《夜林》中的“樂土”喪失、人心不古，弗雷澤對北美大陸上兩種文明交融對抗的理解越發深刻，對印第安文明的緬懷也越發沉痛。鑒于弗雷澤小說中廣泛采用的印第安口述模式獨特的象征意義，以及小說中大量關于印第安生態智慧的描寫和貫穿小說始終的生態追求———事實上，弗雷澤借鑒“口述”模式的目的之一便是出于生態方面的考慮可將弗雷澤的三部作品稱為“印第安生態書寫”。通過對弗雷澤三部小說進行整體性研究，筆者得以窺見隱匿在印第安生態書寫脈絡中當代美國白人作家的“失樂園”情結。

2.1“樂園”喪失——“叢林法則”之異變

著名的生態主義學者White（1996：6）在論文《我們的生態危機的歷史根源》（“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 crisis”）中，對當前在世界范圍內出現的生態危機進行了精神層面的剖析，認為“人類對生態所采取的行動取決于他們對自己與周圍事物之間關系的理解……簡而言之，取決于人類的信仰”。White（1996）指出，圣經聲稱上帝依據自己的形象創造人類，并賦予人類管理和支配海里的魚、空中的鳥，以及地上所有牲畜與昆蟲的權力，這使得一種思想在西方人心中根深蒂固——人類高于其它一切生物，并對世上萬物具有管理權和支配權。后文藝復興時代的啟蒙運動雖然沖擊基督教文化，卻進一步強化邏各斯中心主義（Logocen-trism），加深人類與自然的決裂。一方面，工業文明的發展將機械論自然觀推向高潮，人類對自然界的掠奪達到空前程度；另一方面，Darwin“進化論”中“適者生存”的法則在西方資本主義語境下被曲解為“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這為人類對其它物種的暴力統治提供了理論依據。

與“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不同的是，印第安人遵從著“平衡共生”的叢林法則。深層生態學哲學家 Naess（1995：28-29）說：“深層生態學的基本規則之一是，每一種生命形式原則上都有生存和繁衍的權利……沒有足夠的理由，我們沒有權利毀滅其它生物”。這與印第安人幾百年來秉承的自然觀是契合的。印第安人沒有宣揚人類至高無上地位的宗教；相反，他們一直秉承“生命之網”的宗教信念，認為萬物與人類同根同祖，休戚與共。顯然，弗雷澤對這兩種觀念及其影響有著深入的思考，并在其作品中對兩者進行了對比。在《冷山》中，一方面，作為美國第二次資產階級革命的“南北戰爭”演繹著殘酷的競爭，人類毫無節制地自相殘殺，目的是獲取對敵人命運的控制權；另一方面，逃離戰場的英曼在大自然中經歷諸多磨難，像印第安人一樣捕食獵物，同時也躲避著猛獸的攻擊。戰場上的殺戮讓英曼的靈魂“幾乎已經燃盡”（弗雷澤2004：15），而在大自然中生存的經歷卻使其重新獲得了對生命的熱愛與尊重，以至于在故事的最后，當英曼面對追捕者時，放棄了殺死敵人的機會。在后續作品《十三月》中，印第安文化中的“平衡共生”原則得到了更好的詮釋。在西方入侵前，印第安土著人將所有生命體和非生命體視為與人類同根的“其他的人”（the other people）：在捕殺獵物前要進行虔誠的禱告，因為捕獵并不是人類對其它生命的征服，而是動物為了人類的生存心甘情愿地奉獻出自己。這種“感恩”使得印第安人從不過度捕獵，因此，自然便能保持微妙的平衡。西方人眼中殘忍無比的土著部落戰爭在印第安人看來不過像一場“擊棍球賽”。在這場“比賽”中，死去的人為活下的人和動物騰出生存空間，自己則進入輪回，生命如同“十三個月亮”一樣流轉不息。這種生存方式與西方人所崇尚的“安全”、“理性”等原則格格不入，卻一直維持著當地的生態平衡。不過，這種“平衡共生”的叢林法則最終免不了被西方的“弱肉強食”理論所取代，走向衰亡。至此，“樂園”也不復存在。

弗雷澤在小說中對印第安“平衡共生”法則消亡的思考實際上代表了二十世紀末以來，具有生態良知的美國白人知識分子對“西進運動”所帶來的印第安生態文明消亡的反省。西方文明入侵期間，白人屢戰屢勝，土著死傷慘重，戰爭已經不再是維持生態平衡的游戲，而是帶來種族滅絕的資本擴張。商品貿易傳入印第安部落后，狩獵也不再是為了獲取食物來維持生命，而是為了換取經濟利益。如此，印第安人與世間萬物相依共存的狀態隨之被西方式“物種統治”所取代。在《十三月》中，弗雷澤通過老酋長熊（Bear）晚年時期的懺悔“口述”表達了自己對這種變化的遺憾：熊也不例外地有那種自我悔恨。他最后幾年?；叵胨涝谒稚系脑S多動物。他說為吃飽肚子而殺死動物他倒不后悔，但他希望沒有為了買賣而出去打獵。這個世界還沒老的時候，曾有動物祈禱詞，為野外的這些住客祈禱，祈求它們原諒自己出于無奈為充饑而殺死動物，特別是熊和鹿，讓它們流血。動物身上有很多血，令人慚愧，如同殺人?？珊髞?，就在不久之前，殺戮突然能換錢了。鹿皮甚至成了貨幣……一塊鹿皮正好值一元（弗雷澤2010：236）。

2.2回歸“樂園”———“奧德賽”式英雄旅程，還是印第安式尋根之旅？

許多評論家都注意到《冷山》與《奧德賽》之間的關聯，將英曼充滿艱險的歸鄉之路與Odysseus的英雄歸途做比較。例如，南開大學的熊培云（2017）曾結合“漂泊/還鄉”這一文學母題，比較《冷山》與《奧德賽》之間人物設置和精神內涵上的異同。在訪談中，弗雷澤也提到了《奧德賽》對《冷山》這部作品創作的影響。但是，從弗雷澤三部作品中一直延續的“鄉土情結”以及懷舊和叛逆的文風來看，與其說《冷山》是“荷馬史詩”在美國的再現，不如說它是借“英曼歸鄉”這一敘事解構《奧德賽》所代表的西方神話，動搖新大陸上業已穩固的邏各斯中心主義。隨著這一書寫而來的是一種比英雄崇拜更原始、雋永和深刻的情感：鄉愁。除此之外，《冷山》的“奧德賽”還有另一層意義：它象征著弗雷澤潛意識里對回歸“樂園”的渴望。

從《冷山》的故事情節上來看，弗雷澤將英曼的歸鄉之路寫成了典型的基督教式“救贖之旅”——在旅途中洗凈手上的血污，為靈魂療傷、給軀體驅魔。然而，這場救贖的精神內核卻是崇尚非西方文化的。首先，“英曼歸鄉”的精神內核是“反英雄”的。作為西方文化核心的古希臘神話和基督教文化崇尚英雄主義，這種文化內的救贖是英雄的救贖，其過程和結果帶有明顯的功利性和征服意志；相比之下，作為非西方文化重要支脈的印第安文化從不贊美人類的欲望，但對人和土地之間血脈親情的珍愛卻從不掩飾。英曼是個“逃兵”，其歸鄉的目的是出于靈魂的安寧和對故土與愛人的眷戀，具有一定的“反英雄”傾向；或者，用深層生態學的術語說，“英曼歸鄉”是出于“自我實現”的需要。其次，“英曼歸鄉”是印第安式的“出世”?！独渖健分?，一個外鄉人——可能是印第安人，但原文中并未明確說明——通過“口述”的方式向飽受戰爭之苦的村民講述了冷山之上一個世人難尋之地：“開闊的田野，還有一條河，河邊是富饒的土地，種著大片的玉米……人們在廣場上跳舞，遠遠地可以聽見鼓聲”；而要通往世外桃源，必須先“去村會堂齋戒七天，在此期間不能出去一步，不能發出戰斗的呼聲”（弗雷澤2004：194），最后從一個叫做“光明巖”（the Shining Rocks）的狹窄之處進入。這一難尋之地暗指的是現代“印第安保留地”。它與《桃花源記》中的“世外桃源”，以及《道德經》中所描述的“小國寡民”圖景是否存在關聯？弗雷澤對印第安生態智慧的理解是否融入了些許“禪意”？對此，筆者只能從《冷山》扉頁中引用的中國唐代詩僧寒山子的一句禪詩中窺見一二——“人問寒山路，寒山路不通”。對“世外桃源”的描寫映射出英曼救贖之旅的真正目的：回歸到“生態棲居”（ecological inhabitation）中去。

需要強調的是，盡管英曼是白人，但“鄉土”這一符號對他而言已經有了土著內涵，這點單從他的回憶中便可看出。與美國白人不同，鄉土在印第安土著人眼中并不是記載于書面文件，所有權受法律保護的資本或產業，而是與部落神話和圖騰融為一體，承載了部落歷史、先祖遺骸和自我身份認同的神圣土壤。1854年，印第安酋長Seattle在被后人稱為《西雅圖宣言》（Chief Seattle’s Manifesto）的演講中說：“我們一直記得，大地不屬于我們，而我們屬于大地，世間萬物如血肉親情般連接為一體……我們只懂得，我們的神也是你們的神，他對大地無比珍視，褻瀆大地就是對造物主的極度蔑視”（Lisa&Jon 2004：23-24）如今，印第安人所支配的土地不到四百年前的百分之三，正如秦蘇玨所（2013：112）說：“失去承載著部落和家庭歷史的土地、生存環境的巨大改變必然從精神上造成土著人的情感創傷，導致他們個人身份認同的危機”。作為白人作家的弗雷澤不僅敏銳地察覺到印第安土著人現在所面臨的身份認同危機，更是發現印第安鄉土情懷中的生態意義。他告訴世人，回歸印第安式“生態棲居”，是解決當前戰爭、環境等問題的有效途徑。

2.3“失樂園”情結的發展路徑———從“美麗的念想”到“沉痛的反思”再到“絕望的控訴”

以時間為軸，我們不難發現在弗雷澤的三部作品中，他對于“失樂園”的反思有著明顯的變化?！皹穲@”作為三部作品中的核心意象，不僅僅代表著印第安生態文明，更是象征著弗雷澤在創作過程中一以貫之的探索與追求——弗雷澤企圖通過“樂園”的失而復得來對現代文明進行重構。當然，和許多作家、批評家一樣，他在重構的過程中發現了理論上和實踐上都難以逾越的鴻溝，即邏各斯中心主義和“二元論”所帶來的文明之間不可調和的沖突。弗雷澤在不同層面上對認識和超越這一鴻溝做了一些嘗試，這就導致了三部作品中的“失樂園”情結各有不同。

在《冷山》的結局中，英曼面對追殺自己的仇敵時最終選擇了寬恕和諒解，走向自然和死亡，二元對立看似得到消除。這時，弗雷澤心中的“失樂園”情結表現為可實現的“美麗念想”。但是，在克服二元對立時，摒棄一方而全然接受另一方，或者完全脫離理性而奔向感性都是治標而不治本，必然走向另一個極端，所以《冷山》中的“樂園”之尋并非是生態的、圓滿的。

在《十三月》和《夜林》里，小說歷史背景下的主要沖突不再是《冷山》中的南北沖突、忠奸沖突和人與自然之間的沖突，而是更深層次的對立：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思維方式和經濟基礎之間的對立?！妒隆分?，印第安人古老的生活方式在西方的大舉入侵面前尚能抵抗一番，但主人公庫伯錯誤的策略直接導致了抵抗的失敗。借此，“失樂園”情結表現為“沉痛的反思”。弗雷澤的反思一方面揭示了邏各斯中心主義在西方的殖民擴張中扮演的角色，另一方面也為印第安文化的沒落史提供了自己的解讀。小說主人公庫伯可被視為弗雷澤本人，因為在庫伯身上，西方文明和印第安文明的沖突和融合體現得尤為明顯，他追求的目標和遭遇的困境與弗雷澤本人在某種程度上而言是相同的：一方面，庫伯致力于和白人政治家周旋，在歷史的浪潮中竭力保全印第安部落的土地和文化；另一方面，他又渴望著用西方文明改造印第安舊世界，尋求新的出路。然而，在西方工業大發展的歷史語境中，以“口述”、圖騰和神話等形式作為載體的土著文化和以書寫系統為載體，以法律、機器、規則為代表的工業文明之間有著不可調和的沖突關系（即便是在二十一世紀，又有什么辦法能徹底消除兩者之間二元對立的鴻溝？）以“口述”為交流形式的原始社會有著更為緊密和具體的人際關系、親緣關系，而現代社會賴以建立的書面文件和“行政機器”卻使原本緊密的人際關系、親緣關系流于形式，人與自然的關系更是疏遠到無以復加的程度。沒能正確認識和處理二者之間的沖突是導致庫伯人生悲劇的根本原因。為了解決部落與西方勢力之間的矛盾，庫伯引進了書寫系統和法律系統，企圖通過全盤西化、現代化的方式保護族人、保護自然。令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他的自作聰明反而加速了族群的瓦解和自然的損毀。他痛苦地發現，自己所引進的法律系統使得土著族人之間矛盾激化，原有的親緣關系四分五裂；而且，被庫伯發揚光大的商品貿易，以及隨之而來的用于記賬和擬定合同的書寫系統將樹木、動物變成了一串串冰冷的數字，土著人的動物倫理觀念蕩然無存。庫伯晚年時期一段沉痛的“口述式”獨白正好反映出弗雷澤對這一段歷史的反思：

鐵路是我夢寐以求的東西，現在終于得到了。

它帶來了什么？成群的游客，伐木業。

它帶走了什么？其他的一切。（弗雷澤2010：305）

不過，庫伯的無知恰巧反映弗雷澤對所謂“文明-野蠻”這一對立之理解和反思的逐步加深，同時也提出了如何化解這一二元對立的命題。

在《夜林》中，“失樂園”情結展現出它的第三種形態。故事的背景設定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正值“印第安文藝復興”前夜。當時，美國社會經歷著巨大的變革，原有的價值觀被顛覆，吸毒、濫交等現象層出不窮，自然環境也在劇烈惡化。與《冷山》和《十三月》不同的是，印第安文明在《夜林》中并沒有明確出現，因為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印第安文明已經幾乎沒有自己的生存空間，它賴以延續的自然地理環境也岌岌可危，美國人在精神上和生態上都已失去自己的“樂園”。于是，在小說中，“夜林”——一個印第安古村落遺址——只是作為一個傳說中的地點存在于主人公記憶的最深處，以“潛意識”的形式留存下來，象征被美國人遺忘的“樂園”，在現代化大都市的一個角落里控訴著白人對自然和非主流文化的壓迫?！泵鎸壐魉怪行闹髁x堅不可摧的堡壘，弗雷澤的生態追求走向絕望的深淵。此時，這種“失樂園”情結表現為如同《西雅圖宣言》一般“絕望的控訴”。不過，在故事的結尾，隨著矛盾的解決，“樂園”開始從隱蔽走向光明，希望死而復生，這也暗示弗雷澤心中尚未完全消泯的信心，預示著印第安文明即將迎來的復興，為小說增添了幾分明亮的色彩。

縱觀三部作品，盡管敘事方式變化不大，但隨著“失樂園”情結展現出不同的形態，弗雷澤的印第安生態書寫中蘊含的情感愈發深沉，思考愈發深邃，這也反映從1997年到2011這段時間內弗雷澤的心路歷程。

3.結語

弗雷澤作為一名美國白人作家，其對印第安文明，特別是印第安生態文明的熱愛和提倡，在美國文學界實屬難得。使弗雷澤的小說更具社會意義的是，他對消亡的印第安文化的反思反映了二十世紀下半葉以來，具有歷史責任感和生態意識的美國白人作家在文化和生態兩個層面上關于“我們是誰？我們從哪來？到哪去？”的思考：作為美國白人的自己，到底是這片土地上的主人，還是野蠻的入侵者？我們的文化根基于何處，精神家園在哪？如何才能拯救這片被欲望腐蝕的大陸？這種“勝者為寇”的失落感和愧疚感籠罩著像弗雷澤一樣有良知的美國人。在不斷發掘那些曾經讓北美大陸充滿生機和希望的古老文明的同時，他們也在重建業已失去的樂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