閣樓中的存在瞬間：《達洛衛夫人》的存在主義女性主義解讀

魏玉潔

趙培玲

中南大學

【提 要】《達洛衛夫人》中，主人公獨居的閣樓在其實現精神超越的過程中扮演了不同角色。文章從存在主義女性主義視角，觀照《達洛衛夫人》中閣樓的象征意義，探討在閣樓所代表的父權制社會中，主人公建立自己精神閣樓以擺脫內在性，完成自我實現的成長歷程，并指明女性群體內部的改變才是使其存在的根本力量。

《達洛衛夫人》（Mrs Dalloway以下簡稱《達》）是一部“無論從技法還是從思想性來說都達到了堪稱完美境地的小說”（姜向明2014：iii），它也是伍爾夫通過生活中的一些“重要的瞬間”，構建“生存的關鍵時刻”的一次嘗試（葉青2003：70）。學界對主人公精神領悟的“重要的瞬間”業已從榮格的人格結構理論（蔡斌、李小娟2007），?？碌囊幱枡嗔碚摚ǘ胖厩?、張燕2007）及伯格森的直覺主義（葉青2003）等角度研究，但對主人公精神覺醒具有推波助瀾作用的閣樓研究卻寥寥無幾。閣樓意象早在18世紀就已經在《帕米拉》（1740）中作為小說敘事的一部分出現（Han 2014：529）；在 19、20世紀構成女性文學傳統的重要特征（程錫麟2001：76），如《簡愛》（Jane Eyre）（1847）中伯莎·梅森被囚閣樓，成“瘋女人的能指”（Zivley 2003：7）；《弗洛斯河上的磨坊》（The Mill on the Floss）（1860）中閣樓成為麥琪的發泄的場所?！饵S色墻紙》（The YellowWallpaper）（1892）中成為敘述者“我”的靈感創作來源。閣樓的象征意義在女性文學史中不斷演化，在《達》中，伍爾夫則直接將其作為達洛衛夫人的臥室。較之其他文本，《達》中的閣樓似乎又被賦予更深層次的含義。由此，筆者嘗試運用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的存在主義女性主義哲學觀照《達》中達洛衛夫人獨居閣樓的象征意義。在存在主義女性主義哲學中，女性因為延續物種和照顧家庭的使命，注定屬于內在性，被構建為他者；而男性由于“生產者”的身份，“超越了家庭利益，面向社會利益，在參與建設集體未來的同時，為家庭利益敞開了未來，體現了超越性”（波伏瓦2011：204）。因此，女性需要不斷超越其內在性，才能完成自我實現。達洛衛夫人正如波伏瓦所描述的眾多女性一樣，在父權制的壓迫下執拗地尋找自己的存在，最終將附屬存在的閣樓變成了一間代表精神超越的屋子。

1.男權壓迫牢籠

伍爾夫認為“女性要想寫小說，必須有錢，再加一間自己的屋子”（Woolf 2001：90）。這間屋子共指物質與精神的房間，象征女性獨立自主的理想。五十多歲的達洛衛夫人疾病纏身，身體抱恙，而丈夫理查德的工作會議又總是開到很晚。為保證她的休息，丈夫便把她的臥室安排在閣樓上。由此，達洛衛夫人擁有了一間自己的閣樓。表面看來，她似乎已經實現了伍爾夫的“擁有一間自己的房屋”的愿景。然而，在建筑層面，閣樓只是一幢房子的附屬，可有可無。從這一層面觀照達洛衛夫人獨居的閣樓可以發現，閣樓實為父權制社會的具象化，閣樓對房子的附屬，就是達洛衛夫人對丈夫、對男性群體的附屬。

首先，沒有收入來源的現實致使達洛衛夫人在經濟層面依附于丈夫。雖然年輕時達洛衛夫人———克拉麗莎和薩利都認為婚姻“像是一場災禍”（伍爾夫2014：36），但是在父權制社會下，婚姻作為她“唯一的謀生手段和使她的生存獲得社會認可的唯一方式”（波伏瓦2011：201）別無選擇。于她而言，丈夫是她“生活的基礎”，是她信仰的上帝，她需要“對高于一切的她的丈夫理查德心懷感恩”，需要報答這些因為丈夫才“悄悄儲存下來的美妙時刻”（伍爾夫2014：30）。她深知，若是沒有丈夫的經濟來源支撐，眼前這美好的一切都將不復存在。經濟上的不平衡關系將達洛衛夫人置于附屬地位。而婚后姓氏的更改則將達洛衛夫人名符其實地變成了依附丈夫而存在的人。小說開篇“達洛衛夫人說她要自己去買花”（伍爾夫2014：1）讓達洛衛夫人以人妻身份出場，直到“三句話之后才提到了人妻身份覆蓋下的已丟失自我的名字，克拉麗莎·達洛衛”，這暗示了達洛衛夫人只是一個“婚姻主體（married subject）”（Wolfe 2005：46）。從這一稱號，可以窺見婚姻中達洛衛夫人個體身份丟失的事實。換言之，達洛衛夫人是只有在婚姻的蔭庇下依靠丈夫才能存在于社會的客體。就連達洛衛夫人自己都已經感覺到“自己成了個隱形人，沒人看得見她，沒人認識她?！Ｏ碌奈ㄓ羞_洛衛夫人自己，甚至連克拉麗莎都不存在了，只剩下了理查德·達洛衛夫人”（伍爾夫2014：10）。這種“現實感喪失”的狀態表明達洛衛夫人的自我主體被完全異化，已變成婚姻關系的附屬品（Wolfe 2005：46）。唯有通過丈夫，她才能擁有自己存在的證明，才能實現從家庭向社會的超越。實際上，達洛衛夫人的存在困境在婚前就已有之。她的姓氏為帕里，但克拉麗莎·帕里這個名字卻從未在小說中提及。正如Wolfe所分析，就名字層面而言，克拉麗莎還未在自己的原生家庭中被完全接納，就被放逐到一段依附別人而存在的婚姻當中（Wolfe 2005：46）。

如果說經濟上達洛衛夫人對其丈夫的依賴是真實可見的，那么她在潛意識里對丈夫的從屬，則是隱秘卻不自知的。波伏瓦（2011：266）認為，女性幼年所受教育以及成長過程中社會教條的約束，將“精神上的從屬”注入她們的潛意識，置她們于“被保護”的地位，婚后，丈夫又接過接力棒，變成了“代替父親的半神”，“真理的承擔者”?；榍暗目死惿且粋€熱愛自然，極具魅力的姑娘。她會和好朋友薩利一起坐在房間“談論生活，談論該如何去改造這個世界”，談論“建立一個廢除私有制的社會”，是一個“讀柏拉圖，讀莫里斯，甚至連著個把小時讀雪萊的詩歌”的姑娘（伍爾夫2014：35）。但是婚姻卻終結了這一切。如今，“她幾乎什么書都不看”（伍爾夫2014：7），也不再像年輕時候那樣去表達自己的觀點，即便她有著“高出達洛衛一倍”的智慧，對于公益、稅制改革、統治階級精神等有自己獨特的想法，卻仍然“引用理查德說過的話”“通過他的眼睛來看問題”（伍爾夫2014：82）。曾經因為被彼得說自己是“地道的家庭主婦”而哭得“一塌糊涂”的克拉麗莎在婚后安靜地過著自己的主婦生活，走在清晨的倫敦街道，為自己將要舉辦的宴會買花，變成了人人艷羨的達洛衛夫人（伍爾夫2014：6）。至此，我們可以看到，婚姻中的存在危機已從物質等外在困境內化為精神上的附屬。究其癥結，無外乎父權制度下女性被建構為他者，被賦予了女性附屬地位。

誠然，達洛衛夫人的一間閣樓，是她自己的獨立空間，可這閣樓卻不像伍爾夫所希冀的那樣賦予女性更多的自由。相反，在一定程度上而言，這閣樓是父權制的具象化，代表整個社會把她圈禁在婚姻體制中，將其推向更徹底的存在困境。閣樓的獨立空間不再是自由的象征，而是附屬，是壓迫，更是枷鎖。

2.心靈庇護之所

閣樓因其隱蔽、隔絕的特性在另一層面又稱為達洛衛夫人的心靈庇護場所。如前文所提及，婚姻中的不平衡關系讓達洛衛夫人處于一種“現實感喪失”的狀態。為了找回生存的實在感，達洛衛夫人“像一個隱身而退的修女”退回到自己的閣樓，在狹小安靜的閣樓中慢慢追憶早年時光，企圖在過去的回憶中尋找力量幫助自己去反抗（伍爾夫2014：32）。在“現在、過去不斷交叉、重疊分離的意識流動之中，達洛衛夫人精神世界不斷向外膨脹，向內追蹤，達到她精神活動的高潮，驀然回首，達洛衛夫人突然發現‘生活的核心是一片空虛，宛如空蕩蕩的小閣樓’”（葉青2003：70）。就在那稍縱即逝，卻長于一生的瞬間，達洛衛夫人到達了伍爾夫所言的“生存的關鍵時刻”。那一刻她感受到一種恐懼，一種虛無，這種恐懼源自自己的“現實感喪失”狀態，更源自婚姻中的隱形人地位。這一瞬間的頓悟促使長久處在壓抑狀態下的達洛衛夫人決意打破所居閣樓對身體的束縛，實現伍爾夫所謂“一間屋子”的獨立自主的理想，實現自我。

達洛衛夫人試圖通過展示自己讓自己存在。在一個女人完全被邊緣化的時代，女性整日囿于廚房和家，實現精神超越希望渺茫。陷入此境遇之時，波伏瓦（2011）一針見血地指出，“她必須展現自己”，對于女性而言，“穿衣打扮，是一種工作，可以讓她占有自己……在想象中賦予她自我和整個世界”（波伏瓦2011：359-360）。路上偶遇老友寒暄，達洛衛夫人“想著自己的帽子，感覺很不好意思，也很尷尬，大清早戴這樣的帽子不合適，對嗎”（伍爾夫2014：4）？因為威廉大叔曾說“通過鞋子和手套能看出一個姑娘是否是淑女”，達洛衛夫人“尤其喜歡手套”并且還時常擔心自己不喜歡手套，不喜歡打扮的女兒（伍爾夫2014：10）。對衣物和個人形象的格外關注其實是達洛衛夫人內心對于展示自己，占有自己的渴望，在穿搭挑選衣物的過程中，她感覺自己掌握了主動權，擁有了自我和世界。閣樓上，在過去與現實的重疊轉換中看到生活的虛無后，看著鏡中人的臉繼而認識到自己的“社會自我是多么的不真實”后（Wolfe 2005：53），達洛衛夫人下意識地尋找那件在燈光下閃閃發亮的綠裙子，準備修補已經松了的裙腰。她輕巧地穿針引線，將柔滑的絲線拉到頭，把綠褶子并攏在一起，非常輕柔地，將它們縫在腰帶上（伍爾夫2014：41）。整個過程寧靜、平和、滿足，充滿了詩意，仿佛她是在用針線把碎片化的自我拼湊起來，修補不真實的自己。對達洛衛夫人而言，她的裙帽、手套等衣物是“招牌”，是“推薦信”，是她重新創造自我的“工具”，也是她努力擺脫自己存在困境的秘密“武器”（波伏瓦 2011：366）。

另一方面，達洛衛夫人欲借宴會來擺脫內在性。波伏瓦（2011：239）認為，男性接觸整個宇宙，可以在計劃中確認自我，但是對于家庭主婦來說，家才是她的世俗命運，是她的社會價值和最真實自我的體現，所以，整日無所事事的主婦們貪婪地從自己所擁有的東西中尋找自我。為舉辦一場成功的宴會來體現真實的自我，達洛衛夫人親自為宴會買花，指揮仆人擦拭銀器，規整家具，更換新的窗簾，按照自己的審美觀點，做好所有的準備工作，以便向宴會的賓客表現自己的生活水平，彰顯她特定的形象。同時，達洛衛夫人“控制了宴會的物質層面：何時開始，誰來參加”（Littleton 1995：43），她的主體意識貫穿始終。就如工程師一樣，達洛衛夫人繪制好精神閣樓的藍圖，指揮仆人建造閣樓，一磚一瓦，毫厘不爽。正是通過這些勞動，達洛衛夫人成功占有了自己的“巢”，在這一過程中，她主動實現自我，在自我世界中實現超越，而她構建的精神閣樓也在慢慢成型。宴會上，達洛衛夫人游走在賓客之間，照顧每一個人的情緒，努力讓宴會的每一個細節達到完美。每每和賓客寒暄之時，她都能收到對她優雅姿態、獨特品味的夸獎，對她舉辦宴會的感謝。一天的精心籌備終于在丈夫朋友們的贊美和感謝中獲得了回報?？粗e客們觥籌交錯，一派祥和的宴會場面，達洛衛夫人驕傲于自己是這美好景象的創造者，正是通過她，賓客們才聚在一起，正是通過她，才舉行一次盛會，她是“快樂與和諧的無償源泉”（波伏瓦2011：374）。而首相的出席無疑讓這種驕傲更盛。平日里幾乎不參與社會生活的家庭主婦在眾人艷羨的目光下陪同首相走過房間，達洛衛夫人感覺自己的血管在擴張，心臟都似乎顫抖起來，沉醉而又振奮，“她昂首闊步，容光煥發，灰白的頭發也透露出一絲威嚴”，就如一條美人魚在海面上舞蹈，收放自如（伍爾夫2014：189）。作為宴會的舉辦者，高朋滿座，賓客盡歡本已是她最大的滿足，而首相的出席并由她親自陪同，則給予依靠丈夫才能存在的達洛衛夫人最大的肯定和證明。

閣樓的建筑屬性使其成為天然靜謐之地，為達洛衛夫人思考自己，進而有所行動來打破身體禁錮提供場所，撫慰達洛衛夫人。而她通過展示自己，操辦宴會，在別人與自我的肯定中擺脫了父權制閣樓對她的身體的束縛，在實現自我、超越男性操控的征程中邁出一步。

3.理性回望之地

作為心靈庇護場所，閣樓對達洛衛夫人的內省與覺醒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達洛衛夫人在覺醒后所作的反抗卻只幫助她擺脫身體束縛，并沒有真正使其真實存在、超越自己的內在性。因此，達洛衛夫人更需構建自己的精神閣樓來實現自我。

達洛衛夫人試圖通過展現自己、重塑自己來完成自我實現的選擇在無意識中將自己有意識地構建成一個肉欲對象。盡管她的初衷是想通過打扮自己讓更多人注意到她的存在，但是她卻忽視了關鍵一點，即這個初衷仍然是基于父權制社會的標準建立的，她的思考并沒有跳出拘囿自己的社會傳統。她關注帽子是為了讓休感覺自己打扮得體，縫補裙子是為了讓賓客看到自己的優雅。但是一旦有人否定了她的帽子和裙子，那么她精心創造的自我將被完全否定，重陷隱形人的泥潭。誠然，達洛衛夫人的綠裙子在燈光下閃閃發亮，幫助她在晚宴上搏取眾人目光，獲得滿足感，可裙子到了“日光下則發暗了”（伍爾夫2014：39）。這在一定意義上“暗示著達洛衛夫人在公眾場合變為了隱形人”，而“這裙子其實就是達洛衛夫人完美主婦的象征”，她在公共場合只能是隱形的、發暗的，只有在自己家里才是發光發亮的（Sulkin 2014：404）。雖然她的“肉體在充斥著財富與權勢的上流社會里‘享受’著沉淪”，但她的靈魂卻實際上在體驗著“空虛和貧瘠”（蔡斌、李小娟2007：103）。就如同一頂帽子，沒有主體意識，不能自主選擇，存在與否只能依靠別人來評判。因此通過打扮自己的方式來尋求存在，達洛衛夫人實際上將自己的主體性主動剝離出來，物化自己。

此外，達洛衛夫人試圖通過宴會的成功來尋求自我存在的實現，也讓其進一步陷入附屬性。宴會上達洛衛夫人所受到的關注以及首相出席的榮耀給她的滿足感背后實則是女性潛意識中附屬性的體現。為了舉辦一場成功的宴會，她提前安排好后廚，侍女們井然有序地上菜，姿態優美，悄無聲息，生怕一點小小的錯誤會致使晚宴失??；宴會上她與每個人寒暄交流，展示自己作為女主人的周到細致，不讓任何一位賓客因為任何原因在她舉辦的宴會上感到不快，生怕他們的一點小情緒讓晚宴不那么完美；她站在一旁，目光捕捉每一處潛在的會搞砸宴會的細節，耳朵聆聽每一個賓客交談的話題，甚至連被風吹起的窗簾也讓她提心吊膽。在一場看似自己為女主人的宴會上，她實際上卻處于“決定主婦命運的多重從屬地位”：她從屬于三文魚、葡萄酒、沃克太太、傭人；她從屬于客人，客人評價食物是否合口，決定晚會是否成功；她從屬于彼得、薩利，他們的在場于她意義重大（波伏瓦2011：375）。正是因為這多重的從屬地位，達洛衛夫人在感受到興奮與刺激之后，“內心卻沒有成就感”，感覺這一切都是“空虛之物”（伍爾夫2014：189）。當她滿心以為如果賓客有需要，就必定來找她的時候，她并沒有意識到，于賓客而言，除了幫助他們將“美好幻想物質化，人們對她一無所求”,因而在這場宴會中，達洛衛夫人實則“在存在主義層面上被活埋（existentially buried alive）”（Scott 2014：136）。況且，在一戰后的英國，上流社會的聚會本身的主要功能之一便是“維護由男權主導的上層階級的穩固性”，而達洛衛夫人的能夠“反抗話語霸權”的聚會證明她“并未真正介入公共社會生活，而是在私人性和娛樂性的空間尋求自我確證”（崔潔瑩 2016：139-143）。所以，這個聚會只是達洛衛夫人的自我滿足和狂歡，而她為完成自我實現從家庭主婦身份出發所做的所有努力都是也只能是擔雪塞井，無疾而終。

針對這一點，Forbes提出相反觀點。他認為如果達洛衛夫人跳出自己的身份去定義自己，只能把自己定義為隱形的、無名的，所以如果達洛衛夫人不能扮演好自己家庭主婦的角色，她勢必變成一個不完整的個體（Forbes 2005：43）。一言以蔽之，Forbes其實是在認可達洛衛夫人的家庭主婦身份的前提下去探討達洛衛夫人尋找自我實現途徑和結果。這論斷其實是在披著幫助女性尋找自我實現的外衣下對女性的束縛和對女性氣質的強調，是一個悖論。家庭主婦本身是父權社會構建的女性角色，而扮演好家庭主婦角色則是對男權標準的屈服，對自己附屬性的承認。所以在父權制社會構建的標準下尋找超越內在性的出路，無疑如鳥入樊籠。達洛衛夫人在其主婦身份下舉辦的宴會就如一個魔力場，將她圈禁其中，想要尋出口卻不得，就如伍爾夫告訴我們的，有那么多的門，那么不可思議的地方，她卻找不到自己的路”（Scott 2014：136）。

在此困頓之時，所幸塞普蒂默斯死亡的消息讓宴會上迷失自我的達洛衛夫人踅如斗室，進行回望式地理性思索，終于獲得精神頓悟。她思考生命、感念生死、探索內心。塞普蒂默斯的死讓達洛衛夫人在閣樓中的第一次“存在的瞬間”變成了第二次意識流動中真正的精神頓悟，它“喚醒了克拉麗莎內心深處潛意識中的自我，使她得以清楚地認識到自己的面具，使她對生命有了更深的領悟”（蔡斌、李小娟2007：103-4），讓她意識到“生命的意義在于精神的充實與獨立”（楊莉馨2013：85）。小屋里的精神活動是達洛衛夫人內在性與超越性的博弈，也是她生命真實與虛假的和解。這種真實下面包裹著一種生命的“堅實感”，它的“表面美麗鮮艷，輕盈纖細，色彩相互疊加在翅膀上的顏色一樣互相柔和地交融，但是它的深層結構卻是鐵打鋼筑般堅定”（郝琳2012：29）。就如達洛衛夫人華麗的外表，富足的生活和熱鬧的宴會所呈現的是不真實的外在形式，但更深處卻是她內心的自我實現。在宴會尾聲時，彼得感到恐懼、陶醉、激動，究其原因，才發現“是克拉麗莎，他說。因為她已來到了他的面前”（伍爾夫2014：213）。從小說開篇的達洛衛夫人到結尾的克拉麗莎，在經歷了兩次意識流動高潮并最后達到精神頓悟后，克拉麗莎被“凈化”，“剝去了‘理查德·達洛衛夫人’的虛假外衣”（郝琳2012：150），實現了精神閣樓的構建，重新變回當年那個愛看書，極具魅力的克拉麗莎，完成自我超越。

4.結論

閣樓因其與生俱來的附屬性，在女性文學中成為父權制社會的代表束縛女性成長?！哆_》中的閣樓束縛達洛衛夫人身體，是父權制社會的壓迫和女性附屬地位的象征。男權社會傳統已經內化到每個人的意識當中，每當她往精神閣樓上加一塊磚，她都要背負整個父權社會的重壓，而承載這一塊磚的根基卻仍舊是這個社會體制，她無法逃脫也無力改變。她所做的任何抗爭都只是在社會現行制度下的掙扎，隔靴搔癢，不能撼動根基。因此，從現實意義上講，在當時的社會制度下達洛衛夫人僅憑借她的家務勞動和宴會根本無法擺脫內在性。但從哲學意義上講，達洛衛夫人在閣樓和小屋中的兩次精神頓悟幫助她找到了“存在的瞬間”和“生命中的關鍵時刻”，并且衍生一種向死而生的決絕和直面真實自己的坦然，實際上已經完成了精神上的自我超越。同時，達洛衛夫人作為父權制社會中的女性沒有等待特權階層自身做出改變，也沒有等待整個社會群體演變到真正男女平等的階段，而是主動做出反抗，用有限的女性話語權來反抗男性霸權，構建自己的精神閣樓與父權制社會相抗衡，讓她擁有了明知自己永遠無法擺脫父權制社會的桎梏，卻也能直面真實的自己的勇氣。因此，當客人散盡，人去樓空之時，克拉麗莎從樓梯緩緩走下來，彼得終于又看到了那堅定如斯，重獲新生的克拉麗莎，那是精神閣樓庇護下的新女性，是完成內心自我超越的達洛衛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