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身黃河水，兩度珞珈山
——懷念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的流金歲月

王子舟

我在武漢大學學習、工作近13 年。第一段是從1985 年到1988 年，在武漢大學圖書情報學院讀碩士，第二段是從1996 年到2006 年春，先在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讀博士，后留校任教。這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兩段經歷，它不僅鋪墊出我學術生涯的底色，也是我取得學術成果的豐獲階段，還是我工作、生活最為心情舒暢的時期，那些銘心刻骨的人和事，經常夢牽魂繞，難以忘懷。

一、求學時光

我出生在內蒙古包頭市，在九曲黃河流經的塞北高原長大。1985 年考入武漢大學圖書情報學院讀碩士，是第一次從北方到了南方，來到武大一下子就喜愛上了山清水秀、樓臺巍峨的美麗校園。這里四季都有鮮花，冬有各種梅花，春有迎春、櫻花，接著還有泡桐、玉蘭、紫荊、桃杏、石榴、梔子、夾竹桃等等，紛紛爭艷，花開不敗。

9 月入學時，導師廖延唐（1932 ～2010）因解決孩子工作等原因已經調到了湖北十堰大學去了，我和另一位廖老師招收的研究生李婷，轉到了謝灼華老師名下。當時謝老師已招收周曉燕、胡先媛兩名女生，加上我們倆，謝老師當年就帶了四名研究生。那時候，我一門心思用在學習上，上過謝灼華、黃宗忠、彭斐章、查啟森、曹之等老師的課，除了學習本專業開的課程，還經常選修一些其他系的課，如中文系宗福邦先生的“漢語音韻學”、羅邦柱先生的“訓詁學”、哲學系蕭萐父（1924 ～2008）先生的“佛教哲學”等。聽“佛教哲學”課的學生不多，蕭萐父先生奇怪圖書情報學院的學生為什么來聽，問我，我答喜歡，他一笑而過。蕭先生一頭白發，上課充滿激情，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除了上課，平時就泡在圖書館里，幸得武大圖書館四樓的保存本書庫的工作人員讓我進庫查找書籍，給我看書提供了極大方便。有時也去老齋舍上面的古籍館看書，到現在我還記得有時翻開古籍書頁能看到蠹魚殘骸，能看到抗戰時期武大西遷在江中遇襲古籍遭水泡浸的痕跡。我的碩士畢業論文寫的是《六朝隋唐佛教藏書考》，資料不太好找，遠非現在豐富與方便，所以只能多翻閱一些古籍（包括大藏經）。有一篇外審評閱書是北京大學白化文先生寫的，評價還不錯。記得在答辯的時候，曹之老師發言說，這篇論文可貴之處就是用了大量一手資料，不是“二道販子”。

我們那屆研究生都住在楓園，我在楓園一舍。我在班里當過生活委員，負責每月給同學發助學金之類的事務，加之年齡也大過應屆考上來的同學，所以大家都叫我“王兄”或“老王”（后來基本都叫我“老王”）。在楓園的三年生活中，我教會了幾名男生游泳和劃拳?；魢鴳c（現為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管理學院教授）、劉煥成（現為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教授）的游泳教練都是老王，霍國慶學會游泳后，敢于游向遠方，挑戰湖浪。男生的劃拳都是跟我學的，但是后來者居上，臧國全（現為鄭州大學信息管理學院教授）的劃拳十分厲害，師傅往往敗于徒弟。

那時候同學們風華正茂，意氣風發，組織騎自行車去黃陂的木蘭山，我們一路同行，領略鄉村田野風光，在木蘭山上遠眺，青春的風華融入到了壯美的山河。還有一次，我們同舍86 級的彭海斌（現為深圳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邀我和臧國全騎車去麻城他的老家，100多公里，清晨出發，晚上才到。次日再騎回學校，一路上坡下坡，修過好幾次自行車。85 級同學王新才（現為武漢大學圖書館館長）邀請我們幾位同學到漢川老家做客，在稻田里釣到不少鱔魚，還在他家吃到美味的粉蒸肉。1987 年秋實習考察，同學們選了南京、上海、北京等地，我獨自一人選了敦煌，在敦煌看了很多洞窟，特別是在17 號洞窟“藏經洞”盤桓許久，馳想當年斯坦因、伯希和在此翻閱經卷的情形，還躺在對面沙丘上仰望夕陽云霞，獨自和大自然對話；途徑西安，專門去看了大慈恩寺的大雁塔，那時候登塔要交一塊錢，我為能親臨這個現存的最古老的藏書建筑（專門收藏玄奘取回的梵文經本）而激動不已。時隔八年，我重回院里讀博，當年院里給我辦請款的會計楊永蓮（已退休）來院里辦事，見到我還說，你就是去敦煌的那位同學吧。

1988 年6 月我們畢業，每位同學都有一本畢業紀念冊，里面有臨別贈言和同學交換的照片，至今我還珍藏著。離校時，同學們依依不舍。我和霍國慶等幾名北方學生坐火車返家，途經石家莊，霍國慶轉車去太原，我們流著淚水揮手告別。離開武大返回內蒙的八年里，美麗的武大經常出現在我的夢境里。直到1996 年再度來武大攻讀博士，這種夢境才一度不出現了。

1996 年返回武大讀博，繼續師從謝灼華先生。學業荒廢了八年，回歸母校后我重整旗鼓，每天沉醉讀書不可自拔。

讀博第一年，在完成其他課業的情況下，由王余光（現為北京大學信息管理系教授）老師推薦，我寫出了平生的第一本書《陳寅恪讀書生涯》（長江文藝出版社1997 年，1999 年又被臺灣新視野出版社出版了繁體字版），接著第二年完成了傅璇琮先生和謝灼華導師主持的《中國藏書通史》第四編“隋唐五代藏書”部分的撰寫，又完成了湖北人民出版社邀約的人物傳記系列《陳寅恪》的書稿。期間還發表了幾篇論文。第三年確定畢業論文寫《杜定友和中國圖書館學》，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我北上南下，拜訪杜定友先生的女兒杜鶧、女婿梁國權，舊部張世泰（1918 ～2006）、劉少雄（1922 ～2014）、高炳禮等，查閱了大量資料，特別是利用了本院資料室內杜定友先生捐贈的部分圖書資料，終于完成了論文寫作。

1999 年5 月18 日上午在學院四樓圖書館學教研室進行了博士論文答辯，答辯委員會主席是孟廣均先生，委員有吳慰慈、彭斐章、詹德優、曹之、王余光、謝灼華諸位先生、老師，最終評委投票以全優通過了我的論文答辯。當時旁聽的碩博士生有20 來人，其中97 級碩士生鄧詠秋（現為國家圖書館出版社編審、圖書館學編輯室主任）寫了一篇稿子《一場精彩的論文答辯》①鄧詠秋.一場精彩的論文答辯[J].大學圖書館學報,1999(4):78-79.，記敘了這次答辯過程，用電子郵件發給《大學圖書館學報》后，居然還被發表了。

在讀博的三年中，謝灼華老師、王秀蘭老師給予我無微不至的關懷。謝老師在學業上對我耳提面命，平時還一起逛書店。謝老師經常說，自己年過花甲，看書時間有限，就不多買書了?？墒堑搅藭?，見到喜愛的書，不由分說又買了下來。每次去謝老師家，我會跟他匯報一下近期學業進展，謝老師聽后會給我一些建議，之后還聊一下自己最近看了些什么書，有哪些內容值得注意。謝老師博覽群書，甚至還看通俗小說。謝老師對我自由問學的寬容，對我清傲性格的包容，都是我終生所感念的。王老師則在生活上關照我，每周末都叫我去他家吃中飯。當時外婆還在，見我來了，也笑盈盈地叫我“王之糾”（“王子舟”的廣東話）。我們吃完飯，謝老師招一下手，我就和他到陽臺上吸一根煙，順便再聊一陣。后來謝老師因心臟出問題住院手術，從那以后他就不再摸煙了。王老師在我留校后還專門幫我點選新房，找木工做了兩個書架送給我。這些都是我生命流水中泛起的浪花，如今仍感懷不已。

院系里的年輕老師對我也很照顧，如王余光、王新才、王三山等，新才是我讀研的同學，見老王重新回爐，十分高興，幾次叫到他家吃飯。余光老師找我參加學術名人讀書生活系列著作的編寫，見我猶豫，還親自找我的導師溝通。那時我們常去余光老師家聊天，余光和婉約夫婦知道我吃食堂無油水，也總叫我到他家吃飯。起初因心存敬意，每見到余光老師，還稱呼他“余光老師”；后來熟了，就改稱“余光兄”了；再后來，連“兄”字也省了，直呼其名。一次余光老師調侃我：你對我的稱呼實現了三級跳啊。在讀博的三年，我和王余光、王新才、王三山、黃鵬等諸位好友過從甚密，隔三差五相伴去逛書店，之后一起吃飯，足跡遍及漢口、武昌，也不知道一起吃過多少頓飯。1999 年我留校任教，余光老師則調離武大去了北大，他家里的舊冰箱、洗衣機、電飯煲等都搬到了我的家里。

在楓園的三年歲月，我和同宿舍樓里的本院同學結下深厚友誼，如趙海軍（94 博）、劉磊（95 博）、楊超（96 博）、匡文波（97 博）等，還交往到了一些外院系的學友，如哲學系郭齊勇先生指導的龔建平、楊為祥、丁四新，歷史系陳國燦先生指導的劉安志、陳勇先生指導的葉明勇、朱雷先生的訪問學者劉進寶，以及經濟科學高級研究中心鄒恒甫先生指導的龔關、龔強等等。我們經常在一起海闊天空地散步、聊天、打牌，在相互聊天中彼此收獲學習心得與見識，在打牌中排遣緊張、放松情緒。

要說在武大有不如意的地方，就是食堂的伙食太差了。桂園食堂稍好，楓園食堂最差。讀碩臨近畢業的時候，已不能接近食堂飯廳，一聞其味就倒胃口。讀博的時候，楓園食堂也依然如此，粗劣的大米、敗口的菜肴，時間一長難以下咽?？飚厴I那年，我們通常是到臨近東湖邊的私人小攤上進餐，炒一個素菜兩元，葷菜四元，外加五角的米飯，還算過得去。哲學系畢業的一位博士在其畢業論文后記中云：“回想起在武大度過的歲月，不禁感慨萬端，楓園食堂難以下咽的飯菜曾讓我的腸胃飽受痛苦”①盧風.歷史、理性與自由：波普社會歷史觀述評[M].長沙: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在嚴肅的學術著作后面吐槽一個食堂，可見該食堂有多差了。楓園食堂唯一可取處是早飯的肉包子，小包子一個0.36 元，大包子一個0.47 元，味道還不錯。所以，在武大讀書，經常為吃飯發愁，偶有朋友請客，或到老師家里吃飯，皆大好事，立提興致。

二、工作的日子

1999 年6 月我從圖書情報學院圖書館學系畢業，獲得管理學博士學位。7 月留院里圖書館學系任教，趕上了學院從圖書情報學院改名為大眾傳播與知識信息管理學院（1999 年4 月至2000 年12 月與新聞學院合并）的調整期。2000 年8 月，武漢大學與武漢水利電力大學、武漢測繪科技大學、湖北醫科大學合并組建新的武漢大學，12 月院系進入調整，原圖書情報學院恢復獨立并吸收原武漢水利電力大學信息管理與信息系統專業，從2001 年改名為信息管理學院，校方將原武漢測繪科技大學的印刷學科與原武漢大學的新聞傳播學科合并，成立了新的新聞與傳播學院并予以獨立。

那時圖書館學系是院里資格最老的系，但是很缺老師。王余光、胡先媛老師等剛剛調離或出國，一下子有幾門課沒人上。1999 年秋季一開學，我連準備的時間都沒有，系里就安排我給本科生上“圖書館學基礎”（必修）、“比較圖書館學”（選修）兩門課，并為研究生主講“文獻學概論”（公共必修）等課程，那時備課相當緊張，頭兩天備好的內容第二天一次講完，馬上就得備下次課。我為了講得有內容，常常熬夜到一兩點。次年我又接任了本科的“當代圖書館學”（選修）、“歷史文獻學”（選修）、“文學文獻學”（選修）等課程。所承擔的教學任務十分繁重。

好在學校分配給我的住房在校內，具體地址是湖濱教工宿舍2 棟2 單元202 室，2 室1 廳，使用面積44 平方米，雖然空間不算太大，但是新落成的樓房，面對蔥翠的山坡，背臨浩渺的東湖，留校的博士大多住在這里，大家很滿意。我們上課方便，到超市、菜場買東西也方便。我在這里居住了將近7 年。調到北京后，每次回武大出差，我都會去曾經居住的地方散步，在附近找個地方一個人坐在那里待一會兒。

出于院系發展的需要，院里在2001 年2 月任命我為圖書館學系主任。當時碰到的頭件大事就是教育部開展重點學科評審。在教育部“圖書館、情報與檔案管理”一級學科評估中，北京大學有圖書館學優勢，武漢大學有情報學優勢，中國人民大學有檔案學優勢，三校已確定各自申報這三個重點學科。但是馬費成院長、陳傳夫副院長等認為，武漢大學的圖書館學專業歷史悠久，在全國享有很高的聲望，也應該申請一下，或許能成功。于是申報材料的編寫任務落在我的肩上，我負責具體起草撰寫，苦干數日，最終填好了二十頁的《申請高等學校重點學科簡況表》。2001 年12 月中旬，我和副院長陳傳夫到北京友誼賓館順利完成了申報答辯，最終與北京大學信息管理系并列獲得了教育部圖書館學重點學科的批復。那年四校合并后的武漢大學獲得20 個國家重點學科，我們學院一下就占兩項（情報學、圖書館學），不僅為武大爭了光，而且加強了學院在武大乃至全國的重要地位。

系里的工作能有條不紊地推進，既有賴于院領導的支持，也有賴于黨支部書記袁琳、副系主任黃如花（負責教學）、副系主任付立宏（負責科研）的積極配合，以及全系老師的辛勤工作。除了系里正常教學與科研工作，那幾年我深度參與的事情還有以下幾件：

一是與武大出版社合作，打造了一批新的圖書館學系列教材。80 年代院里曾經推出過一套圖書館學系列教材，最初雖非公開出版物，但在國內產生了良好的影響，后來這些教材也都陸續得以正式出版。不過二十年過去了，系里急需重修、新編一套高質量的本科教材，不僅供本科教學使用，也可供繼續教育教學使用，還可供其他兄弟院校使用。我和出版社商定出版一套新的教材，使用統一的版式和裝幀，成熟一本推出一本，不設硬性完成時間表。同時也動員系里老師積極行動，編寫出高品質的教科書。這套書后來終于陸續面世，在本科教學、繼續教育教學中發揮了積極作用，也得到了兄弟院校使用者的高度贊揚。武漢大學出版社的嚴紅女士為此不知付出了多少艱辛的汗水，我倆也因此成了十分要好的朋友。我本人編寫的《圖書館學基礎教程》（2003 年8 月）也廁身其中，倍感榮幸，后被國內諸多高校指定為考研參考書。

二是在院領導尤其是時任副院長陳傳夫老師的直接安排下，由美國的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國家教育部的資助，我系于2003 年至2005 年間和美方合作，成功舉辦了三屆“中美圖書館館員高級研究班”（Sino-U.S. Advanced Training Program for Librarians and Library Professionals）。第一屆是2003 年10 月在武大，第二屆是2004 年7 月在內蒙古大學，第三屆2005 年7 月還是在武大，招收學員以西部及貧困地區高?；蚋鞯孛褡逶盒D書館的骨干力量為主，培訓帶有公益性質，不收會務費，對來自貧困地區的學員還給予了適當補貼，三屆學員加起來達260 人，每次會期都是十幾天，強化訓練。前后邀請了美國匹茲堡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威斯康辛大學信息研究學院以及武漢大學等眾多國內外一流學者給予授課，研討數字化信息資源組織與檢索、數字圖書館、信息資源數據庫開發、信息資源配置與共享、數字圖書館法律、數字化參考服務等。

三是積極開辦研究生課程進修班、師資班等。經過積極聯系，系里于2001 年在內蒙古大學、北京廣播學院、武漢大學開辦了三個碩士研究生課程進修班；2002 年在國家圖書館開辦了雙證研究生班、研究生課程進修班，在甘肅省圖書館、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開辦了研究生課程班；2003 年至2005 年在武漢大學連續開辦了三屆高校教師在職攻讀碩士學位班（簡稱“師資班”）；2004 年與浙江高校圖工委合作，在浙江大學西溪校區開辦研究生課程班；2005年與云南省圖書館合作，在昆明開辦圖書館學研究生課程進修班等，為各地圖書館培養了一批高學歷、高素養的專業人員。那時候學校鼓勵各院系創收，而院系創收主要靠辦班。我在負責系里辦班工作中，嚴格按照學校的要求，不敢違規收費，還要請最好的老師上課，把好教學質量關。

當時院里也有個好的傳統，就是每年元旦過后召開一次迎新春離退休教師茶話會，馬費成院長代表院里向各位退休老師匯報工作，征求大家意見。受此啟發，我和支部書記袁琳商量，每年元旦過后也召集邀請本系的退休教師共同聚一下，在一起吃個飯、聊聊天，不僅增進大家之間的感情，還能得到前輩的指教，如傅椿徽（1924 ～2007）、周繼良（1929 ～2018）、黃宗忠（1931 ～2011）、郭星壽、傅敬生、查啟森（1937 ～2010）等前輩，我來到系里工作，他們已經退休了。就是在和他們幾次聚會之后，慢慢和其中幾位熟悉起來，才有了向他們請教的機會。

2000 年6 月我被聘為副教授， 2001 年開始帶碩士研究生，在信息管理學院工作期間，培養了五屆研究生，全日制在校三年制的有2001 級的張洲英、林麗，2002 級的有肖雪、彭蓮好、唐曉荃①肖雪、彭蓮好、唐曉荃最初碩士指導老師是俞君立，俞老師退休時轉給我指導。、梁曦；2003 級的郜向榮、陳玉順、郭衛寧、蔣業政；兩年制的有2003 級國圖班的方允璋（福建省圖書館）、姚迎（國家圖書館）；2004 級的夏凡、劉金；2005 級的張果果。此外我還指導了數名師資班、課程班的研究生。我所指導的本科生的畢業論文，有的曾經獲得過“湖北省優秀本科生畢業論文”的稱號。2003 年11 月我因達到了相應的評聘條件而被破格評為教授，次年被評為博士生指導教師，從2005 年開始帶博士，招收了肖雪、馬艷霞，當時有彭蓮好、楊曉農都上了線，也很優秀，但是因名額限制沒有辦法錄取，非常遺憾。

在武大帶的研究生中，方允璋是非常特別的，她是我執教中帶的唯一比我年齡還大的在職研究生，下過鄉，當過村小教師，讀過師范，1984 年開始在福建省圖書館工作，長期擔任研究輔導部主任，讀研時已經五十歲，她以拼搏精神學完研究生課程，做出了《圖書館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畢業論文，并獲得了全票優秀通過，后于2006 年由北京圖書館出版社正式出版，成為我國第一部將非物質文化遺產與圖書館關聯研究的力作。我在和她通信時，從來都是稱她“方老師”，因為她為人謙和、誠懇，做事敬業認真，在做人、求學上就是我的榜樣和楷模。

三、師長與學友

我在武大結識了眾多師長學友，他們在我成長的過程中給予了熱忱的關愛與幫助，使我從一個普通的圖書館員轉變為一個站三尺講臺的教師，從一個粗通學術門徑的年輕人成為一名現已發表150 余篇文章、8 部著作的圖書館學專業研究者。

引我入門的是廖延唐老師，碩士生與博士生導師是謝灼華老師，本系給我以教誨、厚愛有加的有前輩彭斐章、黃宗忠（1931 ～2011）、詹德優、周紹萍、俞君立、黃葵、曹之、劉榮等老師，他們的言行舉止熏陶著我，讓我體會到了怎樣做才稱得上符合教師的職業規范與道德。如前任老院長彭斐章老師每周四下午系里的例會都會按時到來，為系里的發展獻良策、把方向；黃宗忠老師雖然已經退休，但我每次上門請益，他都會跟我講自己的教學、科研體會與見解；詹德優老師將系主任的接力棒傳給我，手把手地傳幫帶，甚至和我一起跑研究生課程進修班的報批手續；劉榮老師上課認真，我旁聽過一次就留下深刻印象。

稍長于我并能給予關懷和幫助的是張燕飛、趙紀元、肖希明、孫更新、袁琳等諸位老師，年輕于我的陳傳夫、陸穎雋、付立宏、司莉、黃如花等老師也均曾給我的工作以大力支持。張燕飛的老大哥氣質、趙紀元灑脫的微笑、肖希明謙和的話語、孫更新靦腆的神態，袁琳為系里每位老師排憂解難的操勞，陳傳夫協調系里與外界的能力、陸穎雋對老武大的熟悉、付立宏認真的性格、司莉的勤奮、黃如花的聰慧，圖書館學系這個大家庭充滿了友愛與溫暖，激發了我奮力工作、為大家服務的熱情。

因篇幅有限，廖延唐、謝灼華兩位恩師對我的栽培、影響將另外行文以述，系里老師僅選俞君立、黃葵老師，還有曹之老師，以他們為例，敘述一下圖書館學系老師的優秀品行。

俞君立、黃葵夫婦同在系里任教。俞君立老師曾在武漢大學圖書館、陜西圖書館做圖書分類工作多年又重新回到院里教授圖書分類學，他實踐經驗豐富，能夠理論結合實際，講課生動，深受同學們的歡迎。因在文獻分類學的理論與應用上提出過諸多創建，被選為《中國圖書館分類法》第三版、第四版編輯委員會編委。俞老師編寫的《中國文獻分類法百年發展與展望》（武漢大學出版社2002 年），對20 世紀現代文獻分類法的引進、編制、理論研究、重大學術爭論等做了梳理，對101 篇（部）中國文獻分類學名著進行了篩選與評介，探討了我國文獻分類法未來的發展。該書要言不煩，內容扎實，學術價值、資料價值都很高，作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也得到了有關部門的好評。中國分類學史的代表作有兩部，民國時期的是蔣元卿的《中國圖書分類之沿革》（1937 年），1949 年以來的就數俞老師這部作品。黃葵、俞君立老師合著的《閱讀學基礎》（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 年）則是當時高校最有代表性的一部閱讀學教材。

俞老師、黃老師凡事為他人著想的胸懷、凡事精益求精的態度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如2000 年12 月我緊接俞老師去福州上函授課，住福州東湖賓館，我到了他才走，俞老師行前將住宿需注意的方方面面都叮囑我一遍，小到洗澡水龍頭如何開、下電梯按哪個鍵到一樓大堂等均一一演示給我，之后才放心地踏上返程。他在寫《中國文獻分類法百年發展與展望》這部書時，經常和黃葵老師兩人到老齋舍山頂圖書館老館去查民國時期的書刊資料，我常見到他們在翻閱的書籍旁邊，放著剪刀、漿糊、卡紙、線繩、膠帶紙等，原來他們要是借到破散的期刊，看完之后就要仔細修整一下再還回去。

2001 年夏天學期末考試，我作為系主任巡查各考場，7 月3 日那天氣溫高達40 度，教學樓里沒有空調，只有吊扇。教五樓一間教室里主考老師是黃葵，她專門從家里帶來仁丹、清涼油等藥品放在講桌，黑板上寫著“有需要降暑藥的到講桌上取”，學生們雖汗流浹背地答題，但秩序井然，鴉雀無聲，那個場面歷久彌新，至今深深地鐫刻在我腦海里。

俞老師帶的2002 級研究生彭蓮好一次生病住在武大校醫院，彭蓮好的愛人也從外地趕來陪床，俞老師和黃老師一日三餐給他們做飯送飯，彭蓮好住院一周，俞老師送了一周的飯。還有一次黃葵老師生病在市里住院，俞老師請了一位女護工，女護工每晚要回家，俞老師都為她叫出租車并給費用，待女護工上車后，他還記下車號以防有意外。

說起曹之老師，我從讀博士起，就常去曹老師家拜訪。曹老師見到我，三句話不到就開始講學術，1996 年國慶節去曹老師家，剛進門他就跟我講近日考出《漢書·藝文志》顏師古注的一條筆誤，即顏注里提及與劉向校書的“杜參”應為“富參”，并列舉理由，興奮之態溢于言表。后來英山發現畢昇墓碑，當地政府和部分學人認為這是活字印刷術發明者畢昇的墳墓，英山乃為活字印刷的起源地等，曹老師言此畢昇非彼畢昇，同名同姓者多矣，僅憑姓名相同就認定而無證據證明，其法不可取，對此曹老師還專門撰文以述①曹之.畢昇考證：兼談湖北英山出土的畢昇碑[J].出土文獻研究,1998(2):139-154.。

曹老師家里藏書極多，約略有兩萬冊，分經史子集四部排架。他的書桌前貼有自書警語“座無虛席”。他跟我幾次提到，在其讀碩士時，廖延唐先生囑咐他通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他前后精讀三遍，每次都有不同的收獲，因為不斷翻閱，《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三個牛皮紙包書皮都被翻爛了，此可與孔子“韋編三絕”媲美，他后來用此法還精讀過《說文解字》《辭源》，將其中有關書籍的字詞及解釋都抄錄過一遍。曹老師治學接近陳援庵先生“竭澤而漁”的方法，資料豐富、佐證詳實是其著述的一大特點，這從曹老師的代表作《中國印刷術的起源》（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 年）中就能得到驗證。

曹老師還有一大特點是非常注重身體鍛煉。院系如果在外面有飯局，只要路途在五公里內，他都要走回家。他的名言是：身體練好了，你能多活十年，學術生涯不也就延長十年嗎？他反對爭分奪秒的做學問，說這對身體不好。我調到北大以后，曹老師還到北大找過我，我請他吃飯聊天，他跟我傾訴些知心話。曹老師其實是個不善言辭的人，談起學術話如河水，聊起其他則言如滴水。不過我倆能聊到一起，就是不怎么說話的時候，也能相對靜默坐一會兒。這兩三年聽聞曹老師因身體抱恙而記憶減退，有時已難辨同事了。我祈禱曹老師能安度晚年。

除了本系以外，院里其他系所也有很多經常交往的師長和學友。信息管理學院雖然分設有幾個專業，但是專業界限并未阻隔教師之間的交往，不同專業的教師之間還能形成最要好的朋友。曾經給予過我關愛的院里其他系所的前輩，依齒序有嚴怡民、王昌亞、陳光祚（1935 ～2017）、焦玉英、董慧、楊元生（1943 ～2013）、黃凱卿、張玉峰、馬大川、張煜明、羅紫初、馬費成、邱均平、沈祥興等等。如陳光祚老師喜歡和我聊天，我就去他家和他一邊吸煙一邊聽他說話，他的煙癮太大，有時一根吸完又接一根，我去見他時就帶上一條煙；焦玉英老師見到我就噓寒問暖，對我的生活、孩子很關心；董慧老師愛談學問，他跟我講述他的研究思路時總是那么投入，極有吸引力；楊元生老師見我到《圖書情報知識》編輯部閑轉，有時會拿出一份稿子說“這個寫得不錯，你看看?！薄斑@個稿子句子有問題，你看怎么修改一下?！瘪R費成老師身為院長，但從來都沒有架子，每次和我談工作都和顏悅色、如沐春風。有一次我看到有人全盤抄襲馬老師十年前的文章，十分氣憤，用紅筆將抄襲部分都標示出來給他看，馬老師平靜地說：“是不像話，你致函編輯部說明一下吧?！?/p>

和我年齡不相上下的年輕老師，平時熟悉、要好的就更多了。信息管理科學系有何紹華、李綱、查先進，出版科學系有吳平、朱靜雯、方卿、黃先蓉、王清、張美娟、吳永貴、姚永春、徐麗芳；檔案學系有劉家真、熊傳榮、朱玉媛、王三山、張曉娟、周耀林、王新才；信息系統與電子商務系的有唐曉波、李楓林、陳遠、張李義等，還有院《圖書情報知識》編輯部的周黎明、李明杰。由于幾個系的正副系主任常在一起開會，所以李綱、唐曉波、張李義、方卿、黃先蓉、劉家真、王新才和我交往機會多些，我對他們幾位身上的敬業精神、超群才華甚為敬佩。周黎明不僅關心我家屬工作調動，而且每有同學聚會就叫上我；李明杰跟我探討學問、學風，都讓我十分銘感。

院里長期坐班的院領導李桂安書記、張榮山副院長，研究生干事劉秋霞，教學干事李長年、白小柳，資料室的曾秀華、喬靜、李建民、傅西平，辦公室的傅強、陳歷奇、耿長志等，他們也都給過我極大的幫助。張榮山副院長經常跟我探討古今人物軼事；曾秀華、喬靜給我查資料提供許多方便；辦公室主任傅強每次聽到叫他“主任”，總是樂呵呵地應答；陳歷奇有時下班后在電腦上下盤象棋，我在一旁支招，他贏了對手會像孩子般興奮地笑起來，然后關機回家。

上述這些信息管理學院的師長、學友，在我撰寫此文時，一位位又都生動地浮現在我眼前，似乎沒有時空的距離。其中許多師長和學友在我離開武漢到北京后，還一直保持著聯系，他們是我終生的朋友。我前幾年在看電視天氣預報節目時，看完北京，還要看呼和浩特、武漢兩地。北京是我現住地，呼和浩特是我的家鄉，那里還有我的親人，而武漢是哺育我的第二故鄉，那里有我眾多的師友以及我熟悉的一草一木。

四、學術研究

我從1985 年在圖書情報學院讀研那年開始發表論文，從此走上了圖書館學研究之路。截至1999 年正式加入大眾傳播與知識信息管理學院大家庭時，已經在國家或地方專業刊物上發表了34 篇論文。這期間最主要成果就是我的碩士論文《六朝隋唐佛教藏書考》（1988 年），雖然過去已有一些研究古代佛教藏書的文章，但是系統梳理佛教傳入中國以后佛教藏書制度的著述還沒有，我當時很想完成這樣一部著述，遺憾的是當時未能完成這一宏愿，只寫到了隋唐時期。碩士畢業后曾想接著做，但終未成功。

讀博士階段，參與傅璇琮先生和導師謝灼華主持的《中國藏書通史》的撰寫，完成了其中第四編“隋唐五代藏書”約9 萬字的任務，該書于2001 年由寧波出版社出版，2002 年11月獲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第十三屆中國圖書獎”，與北方任繼愈先生領銜主編的《中國藏書樓》（遼寧人民出版社2000 年，2001 年10月獲得了第五屆國家圖書獎提名獎）成為當時南北中國藏書史的兩部代表性著作。在1998年10 月做博士論文開題報告時，謝灼華老師讓我在當代圖書館學史中選題，后來也因時間緊張，選做了杜定友先生研究，完成了《杜定友和中國圖書館學》的博士論文，該論文后由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 年出版，我還專門寄一冊送給杜定友先生女兒杜鶧，以表示圖書館學人沒有失去對她父親的感念，這一時期，我的研究方向逐漸由古代圖書館史轉向現代圖書館學。

1999 年夏留校任教，我接了圖書館學本科核心課“圖書館學基礎”的教學任務，在教學中我潛心研究圖書館學基礎理論問題，站在“知識論”的立場，對圖書館學研究對象、發展簡史、內容體系、學科性質、相關學科、理論基礎、核心內容、研究方法等進行了系統梳理與探索，發表了系列文章，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2000 年刊發的《知識集合初論》《知識集合再論》，在此基礎上最終形成了一部新的教材《圖書館學基礎教程》（武漢大學出版社2003 年），提出了圖書館的本質、研究對象是知識集合，認為應根據“客觀知識→知識集合→知識受眾”及其相互關系來建立圖書館學研究客體體系。教材中吸取了諸多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術資源，同時對圖書館學的未來發展做出了分析與預測。這部教材出版后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于鳴鏑先生稱本書為“推陳出新的好教材”①于鳴鏑.推陳出新的好教材：試評圖書館學基礎教程[J].圖書情報知識,2005(1):110-111,113.；也有對我的觀點提出質疑的，如馬恒通先生②馬恒通.追尋圖書館本質的新成果：《圖書館學基礎教程》述評[J].圖書館,2006(1):115-117,114.。不管如何，對圖書館學理論問題的全面梳理，為我以后開展圖書館學研究打下了堅實基礎，也提供了良好的方向感。

留校的前兩年，我參與了導師教育部博士點基金項目“世界與中國圖書館事業發展趨勢研究”、詹德優老師的教育部博士點基金項目“當代圖書館學教育發展趨勢研究”的編寫，參加了彭斐章老師主持的教育部“圖書館、情報與文獻學十五研究規劃及課題指南”的起草工作，這些科研活動鍛煉了我做課題的能力。1999 年到2006 年，即從留校任教到調離前的7 年里，我以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為單位名義，先后發表學術論文36 篇，其中被人大復印報刊資料全文轉載19 篇，還有兩篇轉載于臺灣胡述兆、王梅玲主編的《圖書館新定義》（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2005 年），這是自己平生學術文章最高產的時期。當時的學術興趣主要集中在幾個方面：圖書館學原理（基礎理論）、當代圖書館學史、圖書館學教育發展、知識管理與圖書館學科的交叉、圖書館弱勢群體知識援助的制度建設、圖書館公共空間性質等。

在所涉諸方面研究中，我都有意識地呼吁圖書館學的研究重心應從過去的“圖書館域”轉向“知識域”。記得那幾年武漢圖書館等單位請我演講，主要講的一個題目就是“面向知識的圖書館學發展新趨勢”。后來隨著知識組織、知識服務、知識資源等話語的增加，2006年9 月我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學高層開放論壇上做了這個題目的最后一次演講，以后就不再這樣呼吁了。

有的研究興趣得以日后繼續延伸，這也是機緣所致吧。2004 年，圖書館學界熱談知識自由、讀者權利，探索圖書館精神等。我意識到在兩極分化較為嚴重的特定社會狀態下，我國的圖書館應該在推進社會公平與包容方面承擔責任、發揮作用，于是我為《圖書情報知識》雜志組了一組相關主題的稿件，范并思、韓繼章、蔣永福、李金榮等鼎力襄助，獻出大作刊載于2005 年第一期上，其中有我和肖雪的《弱勢群體知識援助的圖書館新制度建設》。那時國家社科基金規劃辦征集研究指南，我推薦了弱勢群體知識援助的題目，并被列入指南里，后來自己經過申報，獲得了2005 年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弱勢群體知識援助的圖書館新制度建設”（05ATQ002）。如今我在鄉村民間圖書館、留守兒童家庭閱讀等方面做了多年公益項目，并與合作者出版了《鄉村民間圖書館田野調查筆記》（2019 年），其實就是這個課題的某種延續。

我和圖書館結緣是恢復高考以后上了內蒙古大學等七所高校舉辦的圖書館學專修班（大專，當時武大的廖延唐、焦玉英，北大的朱天俊等老師曾親臨授課），我和圖書館學結緣是武漢大學圖書館學系給了我兩次求學機會，并引導我走入圖書館學的門徑。年過花甲之際，回首往事，感慨良多，我將在圖書館學研究這條路一直走下去，奉獻自己的余生。

最后我還想著重說出我的一個心聲：從走上社會以后，在武大生活的13 年才是我人生最美好的時光，之所以這樣講，不僅是武大哺育了我，而且還是武大提攜了我。許多師長和學友對我真摯的關愛和幫助，這是對我最好的恩賜；信息管理學院不拘一格用人，讓我當系主任，這是對我最大的信任；具備了相應的條件就被破格評聘為教授，這是對我最高的獎掖?！笆繛橹赫咚馈?，我本應在信息管理學院終身執教來報答母校的恩情，但我工作不足7 年就調離了武大，我覺得自己愧對了母校，這種愧疚將隨我走到人生終點而不可釋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