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續發展目標關系研究進展

張軍澤,王 帥,*,趙文武,劉焱序,傅伯杰,2

1 北京師范大學地理科學學部地表過程與資源生態國家重點實驗室,北京 100875 2 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城市與區域生態國家重點實驗室,北京 100085

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是2012年里約地球峰會上提出的,旨在承接千年發展目標(MDGs)的宏偉愿望,也是2016—2030年期間世界各國的關鍵任務[1]。2015年9月,在包括中國和美國等193個國家共同簽署的《改變我們的未來：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以下簡稱2030議程)中,正式提出了17項SDGs和169項具體目標,該議程也于2016年1月正式開始執行。為了有效評估各項目標的實施進展,可持續發展目標指標機構間專家組(IAEG-SDGs)制定了全球指標框架,并于2017年7月在聯合國大會上通過。至此,完整的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由17項目標、169項具體目標以及232項指標構成[2]?！?018年可持續發展目標報告》指出,與十年前相比,雖然人們的生活水平顯著提高,但以目前的進展狀況來看不能確保在2030年實現全部的SDGs[3]。因此,如何加快落實各項SDGs是世界各國丞待解決的關鍵問題。

SDGs的提出使得可持續發展從一個概念性的政治議程,進一步轉變為具有數據和科學手段支撐的衡量標準[4]。當前國際上有關SDGs的評估報告、書籍和期刊文獻等科學出版物的數量正在不斷增加。相關內容主要涉及基于指標的評估和管理方式[5](例如可持續發展目標指數)、支持SDGs落實的指導方案[6]、分析各項SDGs之間相互聯系[7-8]以及開發集成模型和工具來支持政策分析[9-10]。

從國內來看,自SDGs提出以后,就已有國內學者對其產生的過程和未來前景進行了總結與展望[11-13],同時也細致分析了《2030議程》對我國社會、經濟和環境的影響[14],以及在我國落實SDGs過程中存在的挑戰[15]。此外,學者們更多的研究了適合于中國的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16-19],及其定量評估和定期監測的方案[20],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中國可持續發展評價報告(2018年)》。然而,SDGs具有綜合性的特征,這意味著一個目標的進展往往與其他目標的復雜反饋聯系在一起,因此明確各項SDGs之間的關系,對于低成本、高效率的落實SDGs至關重要。已有的研究結果顯示,從不同研究角度出發,或者受到不同研究方法和數據完整性的影響,所得出的研究結果差異較大,這也限制了部分研究結果應用到政策實踐中[2]。但是,國內目前關于不同SDGs之間關系的研究仍未得到足夠的重視,為了緊跟國際前沿,促進國內學者對此領域的了解和發展,有必要對目前國際上的相關研究進行梳理和總結,這對于加快我國落實各項SDGs有著重要意義。

本文關注的核心問題是,已有研究從哪些方面對SDGs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分析？并取得了哪些代表性成果？為了較全面地回答以上兩個問題,并了解提出SDGs的需求與背景。本文采用傳統的文獻分析法,在回顧MDGs到SDGs轉變過程的基礎上,論述了目前有關各項SDGs之間關系的研究進展,同時總結了研究不足與未來挑戰,最后分析了已有研究對我國未來SDGs落實的啟示。

1 千年發展目標(MDGs)到可持續發展目標的轉變(SDGs)

MDGs由189個國家在2000年9月的千年首腦會議期間通過,包括8項目標、18項具體目標以及48個評估指標[21]。其內容包括在2015年以前將貧困和饑餓人口減少到1990年水平的一半、實現普及小學教育以及在1990年至2015年之間將兒童死亡率降低三分之二等目標。此外,其中一項目標則特別強調了關于氣候變化和生物多樣性保護等環境問題(表1)。

據2015年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報告可知,當前所有的目標均取得了重大進展,但仍然存在著較多的問題。例如,性別不平等依然頑固,農村和城市的貧富差距依然明顯,氣候變化和環境退化等問題仍然困擾著部分地區人們的生存和發展[22]。MDGs曾被批評為主要是社會議程,對氣候變化等環境問題的關注不夠[23]。同時,許多學者也指出認為MDGs沒有明確涉及經濟發展和能源等重要主題,也沒有認識到各個目標所涵蓋的不同問題之間的相互聯系[23-24]。在這種背景下,為了進一步完成MDGs的任務并為下一階段的發展做準備,在里約20峰會中則正式提出了以SDGs接替MDGs。

SDGs的制定充分考慮了MDGs中存在的問題和不足。SDGs涉及消除貧困、性別平等、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等多個方面,正如在2030議程中指出的“17項SDGs是整體的,不可分割的,并兼顧了可持續發展的三個方面：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和環境保護”[1]。盡管在2030議程中表明各項SDGs之間是相互關聯的,但并沒有說明它們之間是如何相互關聯。了解各項目標之間、具體目標之間以及指標之間的相互聯系對于實現SDGs的政策一致性至關重要,這主要是由于針對某一個目標采取的行動或措施可能與另一項目標存在協同效應(相互促進)或權衡取舍(相互矛盾)[25]?？沙掷m發展的實現并不是各項目標的簡單結合,而是不同目標、具體目標以及指標之間協同作用的結果,并且要最大限度的降低不同要素的權衡影響。因此,明確不同SDGs之間的相互作用過程和機制,對于有效的管理這些相互作用,并最終在區域、國家和全球尺度上實現可持續發展至關重要。

表1 千年發展目標與可持續發展目標Table 1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2 可持續發展目標之間關系的研究進展

文獻計量是目前分析某領域研究進展最普遍且有效的方法,但該方法需要有大量的文獻數據作支撐。由于實施《2030議程》至今僅有3年多的時間,關于各項目標之間關系的文獻數量有限,且不同學者所用的關鍵詞差異較大,所以很難通過文獻計量的方式來開展此項研究。為了盡可能的覆蓋所有的研究視角,本文采取傳統的文獻分析法,即通過廣泛搜索相關文獻,包括期刊文獻,研究報告以及其他不同類型的文獻,在閱讀文獻的基礎上進一步追蹤相關的文獻,隨后對不同的文獻進行歸類整理。由于本文的關注點在于整理研究SDGs關系的不同方法以及結果,因此選取了代表性的文獻進行引用。盡管該種方法可能會遺漏部分文獻,但是本文的結果對于初步的了解目前的研究進展仍具有較高的參考價值。

綜合來看,可持續發展目標開放工作組(OWG)在2014年的提案中指出社會進步、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三大可持續發展支柱之間存在密切的聯系,同時還在一份附件材料中列出了19個重點領域之間的相互聯系,其中重點領域1(消除貧困)和重點領域18(可持續發展的執行手段和全球伙伴關系)與其他所有領域均相互關聯,因此這兩個領域被認為具有較高的意義[26]。在此基礎上,原國際科學理事會(ICSU)和原國際社會科學理事會(ISSC)組織了來自21個國家的41名研究人員,針對17項目標之間聯系完成了一份更具體的評估報告[27],該報告也為許多后續研究起到了重要的參考作用[28]。通過對收集到的文獻進行閱讀整理以后,發現當前研究SDGs關系的方法主要可以分為以下五種類型：(1)基于聯結途徑的研究；(2)研究不同指標之間的相互作用的程度；(3)構建各個目標、具體目標以及各個指標之間的關系網絡；(4)通過構建模型分析不同情境下各項SDGs之間的變化；以及(5)關于可持續發展目標執行手段的研究。

2.1 基于聯結途徑的研究

“聯結”表示兩個或多個事物之間的聯系或一系列聯系[29]。長期以來,該術語被廣泛使用于哲學、細胞生物學和經濟學領域,而其在自然資源領域的使用則可追溯到20世紀80年代初,被用于尋求糧食和能源問題的綜合解決辦法[30]。隨后該術語被頻繁應用于糧食-水-能源之間關系的研究中[23]。由于該術語的廣泛使用,“聯結途徑”被定義為一種系統的分析不同類別事物內部(或之間)關系的思路與方法[29-30]。從中可以看出,應用“聯結途徑”包含著對一系列事物的聚類過程,從而在整體的角度上探討不同類別事物之間的協同/權衡關系。當前基于“聯結途徑”分析各項SDGs之間的關系,已被看作是理清各項目標之間復雜性的有效方法之一,并被國內外學者廣泛使用。

基于各項目標之間的相互作用(協同和權衡)特征以及Raworth[31]提出的框架,Waage和Yap對17項SDGs進行了分類(圖1)[32]。圖1中的內部圈層是“以人為本”的目標,旨在通過改善健康和教育以及促進國家內部和國家之間的包容和平等(包含目標1、3—5和10和16)來實現人類福祉。而“以人為本”目標的實現需要以中間圈層目標的實現為基礎,這些目標主要是關于相關產品和服務的生產、分配與運輸(包括目標2、6—9和11—12)。同時,中間圈層目標需要可持續的自然環境的支撐,因此外部包含了三個環境目標(目標13—15),涉及土地、海洋、生物多樣性和氣候變化等方面的內容。Waage和Yap認為歸入同一圈層的目標具有高度協同效應,并且實現中間圈層的目標有助于降低內部圈層和外部圈層目標之間的權衡作用[32]。

Elder等從功能的角度出發,將SDGs分為六個主要類別,分別是社會目標、資源、經濟、環境、教育和管理[33]。該研究認為環境是經濟、社會目標以及最終人類福祉實現的基礎。此外,資源是經濟活動的原材料,而經濟活動則為社會目標的實現提供相應的產品與服務。管理則是指制度和決策過程,用于調節如何從環境中提取資源,如何將資源融入到經濟活動,如何將經濟結果服務于社會目標,以及如何管理教育和健康問題。

圖1 Waage和Yap提出的可持續發展目標分類框架[32]Fig.1 Framework for classification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proposed by Waage and Yap[32]

在充分考慮全球可持續發展的緊迫性和中國經濟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的長久目標下,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與哥倫比亞大學地球研究院,聯合設計了適用于中國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CSDIS)。CSDIS由五個主題構成,不僅包括社會民生、經濟發展和資源環境三個傳統的可持續發展研究主題,也加入消耗排放和治理保護兩個主題[16]。王軍等[16]指出這五個主題存在著明確的因果關系。其中資源環境是一切人類活動的基礎,消耗與排放是指人類通過消耗自然資源促進經濟發展,經濟的穩定增長有助于保障社會福利、改善生活方式,而社會民生的改善則可以促進人們的環境保護意識,并通過合理的治理保護來增加自然存量[16]。此外,在CSDIS中也針對省級、大中城市級別分別設定了相適應的評估指標,因此該體系對于支撐中國實現完成全球可持續發展的國際承諾,促進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有重要的作用。

除了分析不同主題領域之間的相互作用以外,也有學者提倡以某一項目標為中心來設定可持續發展的框架。Shivakoti等[34]認為水資源對于糧食、能源、健康、交通以及生態系統穩定等方面均起著重要作用,因此呼吁將水安全問題定位于可持續發展的核心位置,并以此構建了水資源與其他SDGs之間的關聯框架。此外,Elder和Zusman[35]構建了空氣污染與各項SDGs之間的關系框架,旨在分析導致空氣污染的驅動力及其潛在的影響,以期為解決一個具體的問題來制定一個綜合的解決辦法,并最終實現各項SDGs。

2.2 各目標間相互作用程度的研究

盡管定性的分析各項SDGs之間的相互作用非常重要,但也有學者指出應加入一些定量的元素來分析不同相互作用的程度。例如,Pradhan等[36]利用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數據庫的統計數據,計算了不同指標之間的斯皮爾曼等級相關系數(ρ)。當0.6≤ρ≤1和-1≤ρ≤-0.6時,分別被認為表示兩個指標的協同和權衡關系；而當-0.6<ρ<0.6時,表示兩個指標之間的關系不明顯。該研究表明各個目標內部和目標之間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相互作用關系,并且不同國家之間存在差異[36]。此外,更多的學者通過評分的方式評估各項目標之間的相互作用程度。Coopman等提將SDGs之間的關系分為三個大類,分別為支持關系、促使關系和依賴關系并有八個小類,同時還為還為每種類型的相互作用關系賦以數值來表示相互作用強度[37]。

與Coopman等[37]的工作類似,Nilsson等[7]也提出了一個用于分析各項SDGs之間相互作用程度的框架,并于2016年由Nature期刊發表。Nilsson等將各項目標或具體目標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劃分為七種類型,分別是不可分割型、加強型、促使型、共存型、抑制型、矛盾型和抵消型,并將+3—-3的分值分別賦予以上七種相互作用關系中[7]。

在Nilsson等[7]提出的上述框架的基礎上,ICSU領導了一個由20位科學家組成的團隊,對SDGs之間的相互作用程度開展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并于2017年發布了題為“各項可持續發展目標相互作用指南：從科學到實施”的報告[38]。該報告分析了四項SDGs(包括目標2、3、7和14,以及各項目標的具體目標),研究發現大部分目標和具體目標之間通常具有協同作用,但不一定處于同等程度。在研究中共識別出316個相互作用關系,其中238個為正向作用,66個為負向作用,其余則均屬于共存型關系特征,賦值為0。盡管對該研究的評估未發現目標之間存在任何重大不相容性,但確定了一些“需要協調政策干預的潛在制約因素和條件性”。

2.3 各項目標之間關系網絡的研究

為了更清楚的展示各項目標之間的相互聯系,社會網絡分析技術也被廣泛的應用到SDGs關系的研究當中[39]。Le Blanc[40]首先應用社會網絡分析技術構建了不同目標之間的關系網絡。該網絡的構建是通過分析不同目標的語句內容來完成的。例如,目標12中的具體目標12.4為“到2020年,根據商定的國際框架,……,盡可能降低它們對人類健康和環境造成的負面影響”,該內容則與目標3(確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進各年齡段人群的福祉)均涉及健康問題,因此認為兩者之間存在著聯系?；谠摲N方法,Le Blanc[40]發現目標12與其他14個目標之間均存在著聯系,而目標14只與2個目標之間存在關聯,同時也指出不平等、可持續的消費與生產、貧困、饑餓和教育問題在整個SDGs網絡中的更加重要。

Zhou和Moinuddin[25]指出眾多關于SDGs之間權衡和協同作用的研究僅是定性的分類,而缺少對各個目標之間的關系進行定量的研究,這也就降低了許多研究結果在政策制定過程中的實際應用價值。為了填補這一研究空白,Zhou和Moinuddin選擇了包括中國、印度和日本在內的九個國家作為研究對象,收集了各個國家都可獲得的51個與SDGs相關的指標數據,并與108個具體目標成功匹配[25]?；诟鱾€指標的時間序列數據(2000—2015年),以及在多次國際專家咨詢會議和大量的文獻總結基礎上,通過相關分析和社會網絡分析技術建立了各個目標之間具有因果關系的網絡圖譜(圖2),并進一步構建了網絡可視化工具—SDG Interlinkages Analysis &Visualisation Tool(V2.0)(https://sdginterlinkages.iges.jp/index.html)。

以中國為例,圖2給出了我國各項具體目標之間的關系網絡。圖2中的箭頭表示兩者之間的因果關系,被指向則表示受到影響,雙向則為相互影響；同時,連線的粗細表示兩個目標之間的相關性大小,節點的大小和顏色的深淺則表示某一個目標與其他目標的連接數量。此外,該研究也表明,由于不同國家之間的統計數據差異較大,也使得各個國家SDGs關系網絡存在一定差異。例如基于日本的數據顯示,具體目標1.1(每日生活費不足1.25美元的人口數量)和具體目標10.1(最底層40%人口的人均收入增長率)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而在印度的數據則表明兩者之間是負相關關系,即具體目標1.1的改善會對具體目標10.1起到抑制作用。

圖2 中國各項可持續發展目標關系網絡[25]Fig.2 The SDG interlinkages network for China[25]

2.4 綜合可持續發展目標模型

SDGs所固有的長期性和綜合性給決策者和研究人員的分析帶來了很大的難度,然而,情景分析模型卻可以有效的克服這一困境。情景分析和定量模型可以探索未來的潛在發展路徑及其產生的結果,因此是支持國家可持續發展規劃的重要分析工具。Allen等[10]通過分析80個具有模擬SDGs變化能力的模型發現,雖然有的模型與部分SDGs的相關性很強,但并沒有任何一款模型可以同時模擬17項SDGs的變化。同時該研究也指出,Threshold 21和International Futures模型更具發展潛力,但由于后者主要被用作教育工具,因此其政策相關性和透明度相對較低。

為了支撐現實世界中不同區域和國家尺度上可持續發展政策一致性的實現,美國的千年研究所(Millennium Institute)于2017年開發了“綜合可持續發展目標模型(Integrated Mode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iSDG)”[9]。iSDG模型是在著名的Threshold 21系統動力模型基礎上開發出來的,具有全面的情景模擬功能,其可以針對特定國家的發展背景分析各項政策措施對SDGs落實的影響[9]。iSDG模型覆蓋了78項指標,是目前國際上相對成熟的一款模型,其包含30個相互關聯的模塊,分別分布在社會、經濟和環境三個維度,每個維度包括10個模塊(圖3)。模型開發者通過收集不同領域的經典模型,包括人口增長、經濟發展以及自然科學領域的模型,并將其整合到一起。因此,iSDG模型可以展示各項SDGs在相互作用過程中存在的復雜的系統行為特征,包括不同目標之間關鍵的反饋環節、非線性關系以及時滯效應。iSDG模型是一種交互式學習平臺,可以為決策者或規劃者提供機會,通過虛擬實驗在復雜的可持續發展系統下建立假設的場景,并得到分析結果。這種分析模式有助于管理者明確不同目標之間的權衡和協同作用,從而為政策制定提供有價值的信息,因此該模型具有較高的應用潛力。

圖3 綜合可持續發展目標模型[9]Fig.3 The Structure of Integrated Mode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9]

2.5 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執行手段

在17項SDGs中,目標17是爭議較高的一個目標,因為目標17的內容為“加強執行手段,重振可持續發展全球伙伴關系籌資”,該目標強調的是為了實現另外16項SDGs的執行手段。因此,在部分SDGs之間關系的研究中,并沒有將目標17納入到分析框架中,例如,Le Blanc[40]、Waage和Yap[32]等人的研究。在前16項SDGs中,共有43項具體目標與執行手段有關,并且是用a、b、c等小寫字母特殊標記,例如具體目標中的1.a、1.b、2.a和2.b等,而目標17則完全是關于執行手段?！?030議程中》將目標17中的執行手段分為了7種類型,包括籌資(Finance)、技術(Technology)、能力建設(Capacity building)、貿易(Trade)、政策和機制的一致性(Policy and Institutional coherence)、多利益攸關方伙伴關系(Multi-stakeholder partnerships)、數據、監測和問責(Data,Monitoring and Accountability)[1]。

Stafford-Smith等[41]將目標1—16中與執行手段相關的具體目標與目標17的7種類型相匹配,同時指出與執行手段相關的具體目標與其他目標之間缺少緊密的聯系,并認為加強金融、農業以及能源等不同部門合作和促進不同利益相關者的協商是加強個目標之間聯系的有效途徑。然而,Elder等[33]則認為有前16個目標中有10個與執行手段相關的具體目標無法匹配到7種類型,包括3.a、3.b、4.a以及4.d等。同時,Elder等也指出籌資和能力建設兩種執行手段被應用到大部分目標當中,政策和機制的一致性也有一半的目標涉及,然而多利益攸關方伙伴關系除了目標17以外,并沒有在目標1—16中提出[33],這與Stafford-Smith等[41]的研究結果有著較大的差異?？傮w來看,解決同一種問題在不同的國家可能需要不同的執行手段,例如在發展中國家更多的強調國際援助的重要性,而在發達國家則更加注重國內的融資和私人資企業的貢獻。此外,某一項目標有可能是另外一項目標的執行手段。例如,消除貧困作為是一個目標,但是能源補給和基礎設施建設等目標等其他目標在邏輯上可以被視為實現消除貧困的重要手段之一,或者也可以被視為中間目標。因此,綜合考慮不同執行手段與各個目標之間的關系,有助于加快促進各項SDGs的落實。

3 研究不足與未來挑戰

分析各項SDGs之間的關系,可以促進不同管理部門的聯合行動,避免過去獨立式的管理體制,從而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然而,盡管目前已有眾多的研究成果,但Allen等[2]的研究發現,這些成果很少被各個國家SDGs的落實方案采納。大多數國家仍然僅僅通過收集數據并分析其變化特征來評估其國內的可持續發展進程,并沒有在落實方案中指出各項目標的協同和權衡作用,也很少使用模型進行情景分析。這樣做的結果將無法體現SDGs具有綜合性的特征,同時也可會誘使一些國家僅僅關注那些自己容易實現的目標。綜合來看,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主要有兩種。一是由于各個國家的發展水平不同,導致人們將科學成果應用到政策實踐的認知和技術能力有差異；而另一種原因則是由于當前的各種研究手段也存在一定的局限,這也是阻礙分析各項SDGs之間關系的主要原因。主要包括以下三點：

(1)不同專家的主觀片面性

以ICSU提出的各項目標之間相互作用程度的研究結果為例,它反映出的是這個專家群體刻畫各項目標之間關聯的一種方式。盡管這對于明確各項目標之間的關系提供了重要的見解,但這種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是片面的,甚至可能會產生誤導。因為它并沒有考慮不同國家之間的差異和發展需求,以至于它無法被大多數國家直接采用。與此類似,雖然網絡分析作為一種半定量化的分析手段,可以快速的描繪出各項目標之間的關系網絡,并基于不同的中心度指標對各項目標的重要性進行排序。但除此之外,它對于政策制定并無法提供更多的參考信息,其結果也無法指導如何全面的落實各項SDGs。此外,基于“聯結途徑”對17項SDGs進行分類,是從整體上判斷各項目標關系的主要方法,但是不同學者的核心關注點不同,會導致分類結果有較大的差異。因此,為了提高分類的實用性需要充分考慮國家的發展需求,并且通過促進不同行政部門間的合作以及提高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參與程度也是克服主觀片面性的重要手段,然而實現這一過程也面臨著巨大的挑戰。

(2)數據完整性不足

目前任何一個國家或者機構的統計數據都無法覆蓋全部232項可持續發展指標,這也是困擾分析SDGs之間關系的最大的限制因素。例如,Zhou和Moinuddin[25]基于網絡分技術構建的SDGs關系網絡就面臨著這樣的不足。僅通過51個可獲取數據的指標來匹配108個《2030議程》中的具體目標,會出現幾個具體目標共用一種數據的情況,或者是用單一的目標對應多個問題,這可能會對不同目標之間的關系造成誤導,或是使某一個目標的優先級更高或更低。因此,完善數據監測體系,消除數據缺口也是未來的重要挑戰之一。

(3)綜合可持續發展目標模型仍不完善

iSDG模型內部盡管包含了較多各個領域的經典模型,可以有效消除主觀因素的影響,但由于人們當前對環境、社會以及經濟之間的認識仍不全面,模擬結果同樣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此外,由于統計數據的不足,使得部分指標無法進行模擬和驗證,這也是限制模型進一步發展的主要原因。因此,為了進一步完善當前的iSDG模型,仍需要對社會、環境與經濟的結構和相互之間的作用機制進行更深入的研究,而不是僅僅局限于各項SDGs本身。

4 對中國未來可持續發展目標落實的啟示

從改革開放至今,大規模的生態恢復工程的實施以及經濟政策的調整,極大地改善了我國的生態環境并促進了經濟發展,但是目前生態系統退化問題仍需得到進一步的解決,例如生物多樣性的保護、荒漠化的治理[42]。此外,貧富差距、教育、醫療和性別平等等一系列社會經濟問題也不能輕易忽視。盡管我國發布了適應中國國情的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但是目前的指標體系與聯合國可持續發展指標框架存在著一定的差別,有關我國各項SDGs以及相關指標之間的協同和權衡的關系也尚未明確,這也可能會阻礙不同部門間政策一致性的實現。結合目前的國際上的研究進展以及存在的挑戰,在我國未來SDGs落實過程中,可著重完成以下三點目標：

(1)明確我國各項可持續發展目標的關系,促進不同層級政府和管理部門間政策一致性的實現

目前關于我國各項SDGs之間關系的研究非常有限。魏彥強等[43]認為實現17項SDG與建設“美麗中國”的理念相一致,并將17項目標與“天藍、地綠、水清、人和”四個維度相匹配,但對各維度之間的關系仍缺少深入的分析。為了進一步認清各項目標之間的復雜性,Fu等[44]從系統的角度出發,將可持續發展視為整個人類社會共同合作的產物,并將17項SDGs分為“基本要素”、“目標”和“治理”三個大類。該研究認為通過有效的治理措施,可以實現基本需求的最小化和預期目標的最大化。這可以被看作是我國分析17項SDGs關系的首次嘗試。但同時該研究也指出,為了保障各項目標的落實,促進不同層級政府和管理部門之間政策一致性的實現,也需要深入分析各個分類內部各項目標和具體目標的關系?？紤]到落實各項目標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加強關于我國17項目標之間關系的研究不僅對實現2030議程有重要意義,也可以對2030年以后各項工作的持續開展提供指導框架。

(2)完善指標監測體系,消除數據缺口

全面且高質量的監測數據是評估可持續發展進程的基礎,也是進一步分析各項目標和具體目標之間協同與權衡作用的基礎。受到數據可獲得性的限制,我國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的五個主題中僅包含了41個指標,與聯合國提出的232項指標之間仍存在較大的差距。然而,其他研究機構也對我國的可持續發展水平進行了分析。例如,周新等[17]利用聯合國相關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數據庫,收集了中國 51 項指標的時間序列數據；聯合國可持續發展解決方案網絡小組(SDSN)則收集了我國63項指標的統計數據[4]。因此,通過比較不同研究機構統計指標間的差異,加大我國數據領域的投入,提高數據監測和統計能力,有助于進一步消除數據缺口。

(3)加快構建我國可持續發展目標模型

模型的情景分析功能是模擬和比較不同政策影響的有效的手段。參照iSDG模型,利用系統動力學的方法構建符合我國國情的可持續發展目標模型,對加快實現各項SDGs具有重要意義。此外,當前已有的iSDG模型是在國家尺度上構建的,然而單一國家尺度上的模型是否會適用于各個省份甚至是縣市級尺度仍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因此,在構建國家尺度的可持續發展目標模型的基礎上,基于不同省市的環境特點和發展需求進行適當的修改,并形成亞國家尺度的模型不僅可以為在2030年實現各項目標提供服務,也可以為2030年以后的發展提供政策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