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卡奇與阿多諾關于論說文闡釋之比較

陳翰金

“Essay”來自拉丁文“exagium”，有“試驗”“嘗試”之意。作為文體的“Essay”首先在法國萌芽與發展，用以啟蒙大眾，具有理趣色彩，但法語中“essai”仍舊保留“嘗試”之意。在19世紀晚期的德語世界，“Essay”漸漸脫離作為啟蒙的表達形式，發展出具有鮮明的形式特征、批評特征的論說文。齊美爾率先獲致論說文“形式大于內容”的特征，他認為真理在于過程，而不在于表征的內容，強調非完整性與體系性，為論說文形式特征定下基礎。阿多諾延續并發展了齊美爾的觀念，認為論說文是一種理想的批評文體，帶有強烈批判色彩，其論說文具有強烈的“斷片”特點，打破了學院式平衡嚴密、并置互證的闡述方式，具備鮮明的辯證特點，批判同一性，反對體系化，強化對形式的追求與思維過程的呈現。盧卡奇認為論說文是“一種藝術形式，一種自律和對一個自律的完整的生活的徹底賦形”[1]143，他強調論說文不在創造全新形式，而是在已有的形式中尋找秩序、模型。阿多諾與盧卡奇都從論說文的形式特征出發，二者的論說文觀念及實踐都體現出了鮮明的哲學意涵與審美追求。

一、“總體性哲學”與“非同一性哲學”

盧卡奇與阿多諾闡述論說文觀念時都談及藝術。盧卡奇認為科學用內容來影響人們，藝術則以形式。一個提供事實和關聯，一個提供心靈與命運，二者不存在替代或過渡的關系，僅在內容消融于形式中時純粹的藝術便應運而生。論說文正是一種藝術形式般的存在?！八囆g科學當然是存在的，藝術科學也必須存在?！盵1]136在這里，盧卡奇認定藝術科學為特別的表達方式，直接呈現問題本身，消弭中介。同時他以命運的關系作為藝術作品的表征。在《心靈與形式》中盧卡奇說道：“所有的作品都用命運關系的象征方法來再現世界：命運的問題在任何地方都決定形式的問題。這種統一、這種共存如此強烈，以致沒有一種因素可以脫離其他而單獨發生?！盵1]128顯然，盧卡奇呈現的是對總體性、普遍性的追求。盧卡奇將心靈現實分出兩種類型：一個是生活(das Leben)，另一個是活著(das Leben/Living)。這種二元性同樣發生在表達形式上，“表象”(Bild)與“意義”(Bedeutung)二者對立。兩組對立關系恰恰說明現實社會生活的異化與破碎，割裂的共存實質是總體性的缺失，因而盧卡奇對于總體性生發出一種向往和呼喚，以期通過主客體統一的秩序來達到整體性。

阿多諾將論說文當作溝通哲學與藝術的形式，常培杰總結論說文是在“具備哲學理性的同時，從藝術的豐富感知與經驗出發，保存哲學抽象和概念體系壓抑的感性要素”[2]，還提到阿多諾論說文的哲學內涵主要指對“同一性”哲學的批判，是“非同一性哲學”的表征。阿多諾的“非同一性哲學”對柏拉圖以來尋求思維與存在同一性的觀點進行批判，阿多諾關注的不是具有普遍性的“理念”(Idea)，而是豐富的客觀經驗，是往返于內部形式與外部社會歷史條件的思考?！啊撜f文’就決不是從主體、主觀出發，輕松‘交流’我們關于客體的思想的方法，而是從客體、客觀出發，表達思想之于它的對象的方法?！盵3]124正因客體經驗具有豐富多樣性又流逝變化，而擁有具體性與“非同一性”，論說文能自覺摒棄具體實踐對于整體性、延續性的追求，具備一種“自我相對性”。

盧卡奇追求“總體性哲學”，期望通過主客體統一共存的完滿來獲致救贖的理想目標；阿多諾則追求“非同一性哲學”，反對總體性的壓抑，具有鮮明的內在批判及意識形態批判色彩。這一點，阿多諾比盧卡奇走得更遠。

二、“追求秩序”與“反對體系”

在哲學思維上，盧卡奇與阿多諾保持“總體性哲學”與“非同一性哲學”；在論說文結構上，一個堅持“追求秩序”，另一個則是“反對體系”的姿態。

盧卡奇在《論說文的本質和形式》中提及“論說文總是在說那些已被賦形的東西，或至少說那些過去已經存在的東西……它不是從空洞的無物中創造新事物，而是創造那些曾經存在過的秩序”[1]132。盧卡奇期望論說文能夠作為一個規范的模型，對已經存在的事物重新建立序列，借助形式來傳達出生命、心靈的暗示。而這種追求需要確保有效的秩序，要求有合理的想象力。這一點正是盧卡奇“總體性哲學”的有力佐證，他期望所追求的秩序能夠與作品中的一切具有高度的契合性，追求真理的表征同時能夠“精確地召喚日常生活的平庸的自然主義真理”，并借此發現唯一的現實。就此看來，論說文對尺度與秩序的渴望即是獲致終極理想的方式，而它本身已擁有特定的價值與事實，“對待生活總體的一種原發性的根深蒂固的態度，一個最后的不能再縮小的體驗可能性范疇”[1]143。盧卡奇論說文在看似破碎的形式中仍能保有一個內在體系，呈現的盡管是一個思考、判斷的過程，但仍涵括一個完整的世界。

在阿多諾那里，他不直接定義概念，而是通過概念間的否定性差異關系來呈現概念，極力避免概念的壓抑性，以實現客觀經驗的精確性。這一點受到了“非同一性哲學”思維方式的牽引。阿多諾著眼于多元無限的客體經驗，體現了“客體優先性”，這一選擇決定了阿多諾論說文視角的豐富性與流動性。在《作為形式的論說文》中，阿多諾還提出了“Versuch”即“試驗”這一特征來為論說文形式特征作出自己的闡釋，客觀現象的瞬時性、流動性、非線性也要求阿多諾在論述時不斷地切換視角，這也是其選擇并置互證的表達方式的必要因素。為實現對同一性的批判，打破思想內容與表征的矛盾律，實現論說文文體對于客觀現實經驗最大程度的尊重與保存，阿多諾采用并列的結構，保持客體的原本樣貌，“溫柔地改變了‘明白清楚的感知’的典范和不容置疑的確定性”[2]，與抽象的概念體系形成對立。思維中內在邏輯關聯與連續性的要求被不斷挑戰，帶來的影響直接作用于文體的建構模式。阿多諾延續本雅明的“星叢”觀念，形成“星叢”文體建構，他將邏輯瓦解，其論說文中的各個片段互相獨立，看似互不關聯，卻圍繞一個核心理念聚合。阿多諾坦言對尋求“本源”和“第一性”的排斥，“無法繼續建構一個具有常見序列方式的推理的整體結構……只好把一系列不完全的合成材料匯集在一起，并根據同一軸心的思想將它們加以編排，使其具有同樣的分量和相關性”[3]105。阿多諾不建立秩序，而是遵循客體自身的原則，使真理自身的意義在處于并列關系的格局中自然呈現。繁復交錯的思維呈現、并置互證的表達方式、反諷抽象的文體特征決定阿多諾論說文的艱澀，被稱作“不可譯的文體”[4]，阿多諾也在踐行著反體系的哲學追求。

三、浪漫與現實之間

盧卡奇是在異化的社會現實中呼吁和諧美好的“總體性”，以期留住失落的心靈與精神；而阿多諾與體系對抗，以“非同一性哲學”來揭示想象的虛假性。二者的思維、途徑、文體策略有異，卻同樣在關于論說文的形式闡述上呈現出對浪漫與現實的考量。

《生活和形式的碰撞——索倫·克爾凱郭爾與里季娜·奧爾森》一文中，盧卡奇提出“姿態”一詞，認為它是表達價值的形式之一，是“自身完美中的惟一事物，就是那惟一的現實，它是一種非常純粹的可能性”[1]146。通過克爾凱郭爾與里季娜的愛情故事，盧卡奇對“姿態”如何用于表達生活進行闡述，認為“姿態”是最為純粹的事物?？梢哉f，盧卡奇借由克爾凱郭爾騎士之愛對于形式的渴求與堅持來揭示自身關于論說文形式的信念?！独寺髁x哲學——諾瓦利斯》一文中，浪漫主義對于盧卡奇的影響清晰可見，誠若他所說的：“……通向內心的道路，只通向所有事實的有機結合、事物影像的一個美麗和諧，而不是對事物的控制?！盵1]174盧卡奇對和諧的整體性有強烈的追求與向往，他所要求的和諧是主客體有機結合，不存在控制，而“總體性哲學”渴望建立合理的秩序。盧卡奇將“形式”或者說“姿態”作為一種途徑，指向人文理想，對總體性、普遍性的向往充滿浪漫主義色彩。

相比之下，阿多諾對同一性的批判、總體性呈現的排斥更扎根于現實的土地上。他認為論說文作為超群的批評文體，應綜合形式要素與外部社會歷史，但“他并沒有把這一觀念自覺地放置在現代資本主義過程中加以審視，而是著重強調了它的救贖功能即主觀的方面，這可以算是一種烏托邦式的情結”[5]，這也是阿多諾對于本雅明觀念的異質性理解?！罢胬淼墨@致與真理的表征密不可分”，阿多諾始終堅持“客體優先性”，但他無意獲致結論，只是將思維過程呈現出來，這也是他對于異化的社會現實所采取的祛魅手段，不停留于浪漫的烏托邦，而用具有試驗性的文體來呈現客觀經驗的“暫時性”，捕捉現象中的真理，揭示虛假的想象，打破預設觀念與先驗條件的限制。

四、結語

作為一種試驗性質鮮明的文體，論說文反映出了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的話語表達方式的特點，盧卡奇與阿多諾都給出了自己關于論說文的闡述與嘗試，明確形式特征的前提下，二者哲學思維、途徑與風格的差異無疑為論說文的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通過分析，我們能管窺西方馬克思主義美學理論的嬗變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