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義敘事理論的典型闡釋
——論托妮·莫里森的《恩惠》和《孩子的憤怒》

王麗麗，杜劍澤

(哈爾濱工程大學 外語系，黑龍江 哈爾濱 150001)

在男性敘事聲音統治的形勢下，20 世紀80 年代以來，以蘇珊·S·蘭瑟(Susan S. Lanser)為代表的女性主義研究學者將敘事與性別政治融合，形成了獨特的女性主義敘事理論。蘭瑟在她的代表作《虛構的權威：女性作家與敘事聲音》(Fictions of Authority：Women Writers and Narrative Voice, 2002)中將女性的敘事聲音分為作者型敘述聲音、個人敘述聲音、集體型敘述聲音等三種。蘭瑟認為，集體型敘述聲音是女性作家獨有的敘述模式，她的這一觀點“豐富和發展了經典敘事學模式”[1](P6)。黑人女性作家長期處于被壓抑、被限制、被排斥的境地，“她們的讀者對象是生活在一個刻毒的種族歧視社會的白種人，這些小說面臨著敘事的兩難境地”[2](P143)。美國著名非裔女性作家托妮·莫里森則在這種社會現實中，既不脫離她所處的時代和環境中的敘事常規與社會習俗，又開創了黑人女性自己的敘述聲音，賦予黑人女性言說自己故事的敘事權威。本文借助女性主義敘事學理論，以莫里森的兩部作品《恩惠》和《孩子的憤怒》為例，探討莫里森如何借助三種敘述聲音構建黑人女性種族、性別身份，樹立黑人女性話語權威，言說黑人種族歷史。

一、個人敘述聲音：建構黑人女性身份

個人敘述聲音指敘述者與故事主角為同一人的第一人稱敘事，即熱奈特所謂的“自身故事的”敘述，是一種敘述者有意敘述自己故事的聲音[2](P20)。個人敘述聲音從不同視角揭示了女性從失語到自由言說的身份建構過程。

在《恩惠》和《孩子的憤怒》兩部小說中，女主人公的童年都是處于失語狀態。童年的佛羅倫斯和盧拉·安[注]女主人公布萊德原名為盧拉·安(Lula Anna)，高中畢業后自己更名為安·布萊德，之后尋找工作時又將名字縮短為“布萊德”。只作為個人敘述者母親的聚焦對象出現?！熬劢股婕罢l在作為視覺、心理或精神感受的核心”[3](P84)，敘述文本中所表現的一切都是在聚焦主體即聚焦者的“眼光”限制下被傳達出來的?！抖骰荨分蟹鹆_倫斯眼看著母親允許農場主帶走她卻無法發聲?！逗⒆拥膽嵟分信⒓词鼓繐舴繓|性侵男孩后想向母親訴說，卻被告誡必須保持緘默。這種敘事方式既表現了個人化聲音的缺席，又有這種聲音在場的痕跡。女主人公聲音在結構上的“顯現”與她在文本中敘事的“消隱”形成矛盾對立，自我消抹聲音的敘事姿態代表著一種明顯的拒斥或完全的否定[2](P228)，表明她們此時身份意識被壓制、被貶抑，缺乏身份認同，同時這種矛盾性也是莫里森敘事風格的一種體現。

成年后的主人公站出來為自己發聲，講述自己的故事?！抖骰荨分蟹鹆_倫斯沒有傾訴的對象，但是莫里森賦予她不受時間空間的限制——在新建的房子的墻上刻下自己的故事。通過這種方式，莫里森使得一個不具備公開敘述條件的奴隸自由言說自己的痛苦，賦予她說話的權威。同樣，在《孩子的憤怒》中，讀者透過布萊德的個人聲音身臨其境地體驗著她艱難的心路歷程。女主人公自我剖析的過程也是她嘗試構建黑人女性主體身份意識的過程。首先是她自述作為一位黑人對于種族膚色的認知變化：在童年時期，由于母親甜蜜(Sweetness)將種族歧視社會環境下自身形成的種種思維定式以及行為準則強加給女兒，幼時的布萊德對于自己的深黑膚色感到十分自卑。隨著社會的不斷變化，哈雷姆文藝復興使得以黑為美的流行文化之風滲透到社會的方方面面，民權運動更是解構了世人對于膚色的傳統認知。女主人公在時尚潮流和社會運動的雙重影響下改頭換面，聽取了設計師杰瑞(Jeri)的建議，只用純粹的白來襯托自己巧克力一般的漂亮膚色[4](P37)?？v觀全書，與其他角色的個人聲音相比，布萊德的聲音在出現頻率和敘事篇幅上都占據主導地位。能充分認識自己的女性之美，使布萊德走出了童年膚色陰影，是重建黑人女性種族意識所邁出的一大步。

雖然擺脫了童年時期的自我厭惡，布萊德卻走入了另外一個迷信黑色神話的極端，帶著矯枉過正的逆種族主義傾向，陷入了新一輪的自我迷失。黑人女性布萊德雖然看似因流行膚色的轉向而獲得了種族身份自我認同，但這種自我認同卻是白人主流審美趨向裹挾下形成的產物，在《孩子的憤怒》中，一切社會和事業成就仍都取決于受過教育的白種人標準。揚·阿斯曼將“自我認同”分為“個體認同”和“個人認同”兩種，其中，“個體認同”指人對自我形象的穩固認同，是建立在身體基礎上對自我存在不可或缺性、自身與他者不可混同性及不可替代性的意識；而“個人認同”指人在特定社會結構中被分配的角色、性格和能力的總和[5](P135)。在這一成長階段中，布萊德“個體認同”的缺失使得她黑色皮膚的價值需要通過“白”這一帶有另一種族膚色象征意義的顏色襯托才得以凸顯出來，其種族身份認同也多源自白人社會時尚潮流對黑色的推崇，局限于社會對個體的限定與評價。正如設計師杰瑞所說“黑皮膚是種賣點，是這個文明世界里最炙手可熱的商品”[4](P40)，此時布萊德的黑皮膚僅作為一種迎合白人市場需求的商品出現。

蘭瑟將敘述模式分為“公眾的”和“私人的”[2](P141)，后者則指敘述者對故事內的某受述者(人物)進行敘述，在第一部分第三章布魯克琳的自述中，布萊德作為第三人稱敘述者向布魯克琳講述了一個編造的故事，隨后布萊德又作為第一人稱敘述者向其講述了事件的真相，這則屬于“私人的”敘述范疇。在小說中，作者既讓女主人公公開發聲，又構建了一種私下講故事的結構。布萊德個人敘述聲音由公開化到私人化再到公開化的自由轉變代表著現代社會中黑人女性的話語自由——“敘述者就必須有權利不僅能開口說話，還可以自由言說，自由選擇敘述場景，選擇那些信得過的讀者對象”[2](P227)。

莫里森通過個人敘述聲音讓黑人女性從無法發聲到自由言說，幫助黑人女性尋找并建構種族身份。黑人女性處于無語的邊緣地位，而作為黑人女性作家，她們的話語還沒有足夠的地位在主流社會發聲，借助作者型的敘述聲音莫里森樹立了獨特的黑人女性話語權威。

二、作者型敘述聲音：樹立女性話語權威

蘭瑟在討論作者型敘述聲音與個人敘述聲音權威的不同特性時，指出作者型敘述與個人敘述“載負著不同形式的權威。它們互為背反：作者型敘述被理解為虛構，但其敘述聲音又顯得更具有可信度；而個人敘述往往被當作自傳體，但其敘述聲音的權威又往往名正言順”[2]( P22)。作者型敘述聲音作為個人敘述聲音的補充，一方面，重構了被個人敘述聲音部分消解的敘述權威；另一方面，削弱了男性的敘事權威從而樹立女性的敘述權威。在個人敘述聲音構建的故事中，作者型敘述聲音消解了個人敘述權威，彌補了個人敘述聲音不客觀、不全面的弊端。

第一，這里的不客觀是指價值的不客觀判斷。韋恩·布斯(1987)在《小說修辭學》中提出了不可靠敘述的定義[6](P73-74)，其中用以判斷敘述者是否可靠的“規范,即作品中事件、人物、文體、語氣、技巧等各種成分體現出來的作品的倫理、信念、情感、藝術等各方面標準”[7](P134)。換言之，判斷敘述者是否可靠的依據是其言行與隱含作者思想規范的距離?！抖骰荨分袑τ诜鹆_倫斯被賣為奴隸一事，莫里森用三種不同的敘述聲音講述，分別是佛羅倫斯個人敘述聲音、作者型敘述聲音、佛羅倫斯母親個人敘述聲音。佛羅倫斯和母親的個人敘述聲音從個人的視角對事件做出判斷，從佛羅倫斯的個人敘述聲音中，讀者感受到的是母親因為更愛自己的兒子而無情地拋棄了女兒，但從母親的個人敘述聲音讀者感受到深深的母愛，是因為母親出于保護女兒免受農場主性侵才讓看似善良的雅各布帶走女兒。個人敘述聲音對事件的講述不客觀、不全面、不準確。莫里森運用作者型敘述聲音借助雅各布——事件的直接參與者、完成者、局外人講述同一事件更客觀和全面，使讀者看到事件的全過程，同時也使讀者形成正確的價值判斷。

此外，作者型敘述聲音被莫里森“當作外部的手段來對那種被認為是應由作者型敘述聲音提供的事件解釋質疑并加以拒斥”[2](P151)。在《憤怒的孩子》中，家庭環境、社會氛圍等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造成了女主人公身份認知的扭曲。一方面，由于在種族身份認同感上陷入困境，布萊德對于自身膚色這一特質產生了極端的感知和敘述。她的自述刻畫了一個對黑色極度崇尚的美國社會，讀者可以直接得出結論是因為布萊德說，在這樣一個社會里“白皮膚甚至棕色皮膚的女孩可要脫光了才能吸引到人們對黑人女孩的那種注意力”[4](P40)。女主人公在白人主流審美裹挾下形成的種族身份認知與隱含作者以及作者莫里森的價值立場都是背道而馳的。在《黑色之書》中，莫里森曾以一個黑人女性的視角對于黑色權力運動所倡導的“黑即美”觀點進行了批判，在她看來，人們總是將那些異域的、不切實際的東西置于現實之上[8](P144)。另一方面，性別身份認同上的困境也使得個人敘述者布萊德對于她愛情的敘述變得片面、偏激、不可靠。小說第一部分的自述似乎為讀者呈現了這樣一個事實：這對愛侶的分手是因為布克對布萊德感到厭倦，“他走了正好，因為很明顯，他只不過在利用我”[4](P10)。莫里森在接下來的講述中也拒絕對二人分手事件做出解釋。

第二，這里的不全面是指事實的不充分報道，具體表現為情節上的跳躍以及不連貫。與個人敘述聲音不同，作者型敘述聲音是 “‘故事外的(extradiegetic)’和集體的……這樣的敘述聲音產生或再生了作者權威的結構或功能性場景?！盵2](P18)。在個人敘述聲音織就的故事中，沒有存在于故事外全局性的“上帝視角”，這樣流動性極強的角色視角切換很可能造成情節的缺失。人物或對事件不知情，或故意隱瞞事實真相，其中，布萊德對于布克的誤解就一部分源自她對布克過往經歷的不知情。另外，莫里森還有意無意地誤導讀者，在前兩部分故事基調奠定的初期故意省略了對布克童年經歷的敘述，使得男友布克被讀者誤解為一個與布萊德以往情人沒什么差別的負心漢。莫里森拒絕解釋布克如此行為的深層次原因，既為布萊德錯誤的認知所引導，也無法體會到作者莫里森追求兩性和諧的價值觀念。綜上所述，女主人公歪曲的自我認知、價值觀念以及不全面、不準確的事實判斷將其變成了不可靠敘述者，她個人敘述聲音的可信性降低，相對應的，其敘述權威也在一定程度上被消解。

蘭瑟認為：“作者型的敘述者擁有發揮知識和判斷的寬廣余地，而個人型敘述者只能申明個人解釋自己經歷的權利及有效性?！盵2](P21)《孩子的憤怒》中作者型敘述聲音出現了四次，分別是第二部分第一章、第三章，第三部分全部，第四部分第一章，這四章均沒有標題，因為敘述者是隱含作者莫里森?！半[含作者”是作者的“第二自我”[6](P81)，它站在故事外與虛構人物分屬不同的本體存在層，以一種上帝視角和極為客觀冷靜的態度敘述了布萊德追尋布克下落的原因、過程及結果。隱含作者掌握整個文本，自由出入故事，探查不同角色內心，因此這樣的敘述者擁有極大的話語權威。

作者聲音參與的敘述從全面、客觀兩個方面重新建構了女性話語權威。首先，作者型敘述聲音對于人物經歷、事件呈現方面增加了故事的完整性和可信度；其次，女主人公身份認知建構過程中的許多重要變化都客觀地記錄在作者型敘述聲音中。例如，第二部分第三章，布萊德在遭遇車禍后被史蒂夫(Steve)夫婦救助，與同樣被收留的白人女孩一起感受家庭溫暖，這既是對她幼時因母親冷漠以待而遭受創傷的彌補，也是她身份意識開始建構的重要轉折點。第四部分第一章開頭，布萊德突然回想起一段她與布克的對話，布克在回應布萊德抱怨母親厭棄自己深黑膚色時說道：“那只是一種顏色而已，是天生的，不是缺憾，不是詛咒，不是福分，也不是罪過?！盵4] (P157)布萊德終于意識到膚色無關是非美丑，這是她種族身份最終建構的標志。布萊德找到了布克的姑媽奎因(Queen)后看了布克的書信，了解了布克的過往和拋棄她的原因。最終兩個人彼此諒解，獲得了平等、互相尊重的愛情并共同孕育新生，這是布萊德性別身份的最終建構的標志。莫里森用作者型敘述聲音、以女性獨特細膩的視角見證了布萊德的這些重大轉變,其眼光對于敘事進程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在作者型敘述聲音構筑的故事中，外部聚焦者女性作者是觀察的主體，統領敘事行為，并通過敘述話語傳達自己的意識形態與女性觀點。事實上，莫里森正是透過女主人公的成長歷程傳達著自己的思想、信念、情感，女主人公的每一次彷徨與迷失都體現著作者自身在雙重文化、雙重身份間的矛盾與掙扎。莫里森作為女性敘述者，其聲音存在本身就代表著一種對于女性話語權威的追求，正如學者姜麟所說：“女性敘述者作為女性意識的載體，傳達女性思想的媒介，文本敘述的中心，她掌握著敘述的過程，她的視角決定著敘事行為，彰顯了女性的主體性敘事地位?！盵9](P14)與此同時，作者型敘述聲音講述的故事具有開放性質，簡短有力，引發了廣大黑人女性對于自身經歷的思考，既為黑人女性敘述者贏得了黑人女性讀者群，也標志著莫里森女性話語權威的最終確立。

三、集體型敘述聲音：言說黑人種族的歷史

相對于結構主義敘事學研究的重要突破在于蘭瑟闡釋了第三種敘述聲音：集體型敘述聲音。她對集體型敘述聲音的闡釋“跨越了‘話語’與‘故事’之間的界限。這種敘述權威是女性群體之聲的權威，以女性社群之存在為前提”[1](P6)。集體型敘述聲音指一個群體“被賦予敘事權威；這種敘事權威通過多方位、交互賦權的敘述聲音，也通過某個獲得群體明顯授權的個人的聲音在文本中以文字的形式固定下來”[2](P23)。集體型敘述聲音在文本敘事中有三種表現形式，即“‘單言’(singular)、‘共言’(simultaneous)、‘輪言’(sequential)”[2](P23)?！皢窝浴笔侵敢缘谝蝗朔Q或者第三人稱單數形式講述，代表某個全體發言；“共言”是指通過復數主語“我們”講述集體的經歷；“輪言”是指某個群體中的個體輪流講述的形式。莫里森的小說中以黑人女性為主要人物，借助以上三種敘事形式賦予處于邊緣地位的女性個體和群體敘事權威，講述黑人女性共同的歷史。

集體型敘述聲音的三種形式分別從各自的視角訴說黑人女性個人和集體的悲傷故事。莫里森首先采用“單言”的形式賦予每位女性獨立言說的權利，訴說各自的痛苦經歷。如《恩惠》中除了佛羅倫斯以第一人稱“我”講述自己被母親賣女為奴、尋求母愛、追求鐵匠的過程，還有其他女性如雅各布的妻子麗貝卡、印第安女孩莉娜、混血黑人女孩“悲哀”都以“我”的視角回顧自己的過去。她們的敘述不僅代表個體，還是她們所屬群體的代言人。佛羅倫斯代表失去自由被迫為奴的一代黑人女性。麗貝卡雖然是白人女性但是也有自己被當作“郵購新娘”長途跋涉到美洲大陸的困苦，她代表的是一群白人女性艱苦的、無處不在又無法改變的生活狀態。莉娜和“悲哀”也代表她們所屬的不同膚色的女性的命運?！抖骰荨分信缘墓适麓矸N族主義盛行時期黑人女性為奴的悲慘生活?！逗⒆拥膽嵟分心锷瑯咏柚皢窝浴睌⑹鲂问街v述現代美國社會黑人女性的創傷故事。這些女性人物的經歷具有代表性，她們是黑人種族的代言人，她們的經歷就是黑人種族受壓迫、受歧視的歷史。

“單言”形式讓黑人女性個體發聲，“共言”形式則更能凸顯黑人女性集體的聲音?！抖骰荨返慕Y尾處，佛羅倫斯的母親憫哈妹在小說的最后一章反復以 “我們(we)”為主語講述她自己從非洲被販運到美國為奴的經歷。她代表的是與她有共同經歷的黑人女性的歷史，“我們”傳達的是黑人女性群體的經驗。憫哈妹講述中的“我們”包括像她一樣被蹂躪和壓迫的黑人女性?！拔覀內齻€，包括貝絲”[10](P180)，“我們的數目增加或減少著，直到我們中的可能七十或一百個人被趕進一個牲畜候宰欄”[10](P181)?！八麄円杂帽拮映榇蛭覀優闃贰盵10](P181)。憫哈妹以復數人稱的形式將黑人女性被折磨、被虐待、被性侵的慘痛經歷直接呈現在讀者面前，使得讀者親自感受到黑人種族那段慘痛的歷史?！逗⒆拥膽嵟分刑鹈墼谥v到自己童年的經歷時也用“我們”代表她們那一代在美國種族主義盛行時期遭受的歧視，“我們還有什么方法能保持這少得可憐的一點尊嚴”[4](P4)。

除了“單言”和“共言”的形式以外，莫里森采用“輪言”讓女性輪流發聲。兩部小說各個章節由女性聲音輪流講述，《恩惠》中奇數章節是佛羅倫斯的第一人稱講述，偶數章節穿插其他女性的敘述視角講述她們的人生經歷。在《孩子的憤怒》的第一部分中，甜蜜、布萊德、布魯克琳等三個女性輪流講述自己人生經歷，并形成主線故事，即女主人公布萊德獲得個人聲音、追尋自我身份的成長歷程；在第二部分中，索菲亞和瑞恩的視角穿插在作者型敘述聲音中。集體型敘述聲音的“輪言”形式使結構平衡，情節更加完整。每個處于邊緣的人物都有權利講述自己的故事，刻畫其所代表的群體形象，使邊緣群體獲得了話語權威。

集體型敘述聲音是“邊緣群體或受壓制的群體的敘述現象”[2](P23)，莫里森借助黑人女性的聲音展示了黑人女性群體的共同遭遇，言說了邊緣化的黑人女性受種族壓迫的歷史，使黑人女性“形成某種帶有政治意義的女性集體的聲音”[2](P23)成為可能。

四、 結語

作為被男性和白人主流邊緣化的黑人女性作家，莫里森在她的作品中巧妙地融合個人敘述聲音、作者型敘述聲音、集體型敘述聲音，賦予女性話語權威，使得女性聲音由“私下”變為“公開”。在莫里森的筆下，相互交織的多種敘述聲音與不斷流動變化的敘事視角共同構筑了黑人女性曲折的命運和成長的故事。多重敘述聲音的有機交叉幫助黑人女性建構身份，樹立話語權威，講述黑人種族歷史。莫里森獨特的女性主義敘事解構了男性的話語權，挑戰了男性的敘事權威，凸顯了女性的性別政治意識，建構了女性話語權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