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我國UBI車險制度構建的探討

申鳴陽 華東政法大學經濟法學院

汽車產業的發展，促進了機動車保險業務的迅速擴張。據中國汽車工業協會分析預測，到2020年，中國機動車保有量將突破3.5億輛并成為世界第一機動車大國。隨著我國私家車保有量的不斷增長，汽車己經成為居民財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如何分散和規避行車風險以及提高風險化解意識已成為社會公眾關注的焦點問題。我國車險未來有著廣闊的市場需求，然而在傳統車險表面發展繁榮的背后，其“從車主義”的定價模式也日漸暴露出深層問題。國內車聯網技術的成熟，促進了汽車行業與保險行業在數據領域日漸融合，使得UBI車險在中國市場大規模推廣具有可能性。相較于傳統車險，UBI車險有著無可比擬的優勢，但對于UBI車險這一舶來品如何適應中國本土市場，則需要嚴格和精細化的制度構建，才能最終實現汽車保險行業的良性發展。

一、現有車險定價模式的困境

車險，即機動車輛保險，是由機動車駕駛人員同保險公司訂立合同并支付相應保險費，當發生合同規定責任范圍內的事故時，由保險公司對機動車駕駛人員的損失承擔賠償義務的保險形式。我國車險行業有充足的市場需求，據統計，我國財產保險業務中車險占比近70%，是財產保險中的第一大險種。在擁有巨大市場占比的同時，車險行業也面臨著“兩難”的境地。一方面車險公司長期處于微利或虧損狀態。數據顯示，2018年上半年，66家保險公司的車險總保費收入為3794億元，同比增長6%，而承保盈利為37億元，承保利潤率僅1%，營收非常慘淡。從各公司來看，66家保險公司中車險承保實現盈利的僅12家，虧損的有54家。另一方面，消費者對保險服務的滿意度不高，機動車保險保費高、理賠難也一直被消費者所詬病，導致車險行業客戶黏度低、流失率較高。

車險經營的核心內容是車險定價，只有厘定出一個合理、科學的保險費率時，才能實現車險公司的盈利。車險保費定價模式根據采取的原則可以分為“從車主義”和“從人主義”兩種。所謂“從車主義”，是指車險公司在保險費率厘定的時候，以考慮汽車本身因素為主、考慮人的因素為輔；“從人主義”，即在保險費厘定時，以駕駛人因素為主、考慮車的因素為輔。

我國車險定價模式采取“從車主義”，保費價格主要取決于車輛的狀況，如車輛價格、車型、座位數、排量等。以這些數據為基礎計算出基本的保費價格，同時根據無賠款優待即歷史理賠記錄給予不同的價格折扣。隨著現有保險技術的發展，我國“從車主義”的車險定價機制的缺點日益明顯。導致目前車險行業陷入“兩難”境地的根源，正是現有車險定價模式采取的“從車主義”原則。具體來講，“從車主義”的缺陷有以下三點。

（一）無法真實反映風險因素

交通事故的發生存在很多因素，包括車輛狀況、道路條件、駕駛水平等，隨著現代汽車安全技術的推廣和普及、道路設施的完善和安全系數的提升，駕駛員因素逐漸變成交通事故發生的主要原因。駕駛行為中，駕駛人的超速、疲勞駕駛、急轉彎、急加速、急剎車等人為因素成為交通事故中的決定性風險因素。調查顯示，95%左右的事故與駕駛員的違規行為和過失行為有關。保險經營的基本原則要求保險公司在厘定保險費率時堅持公平合理，使保險費率充分反映保險標的的損失概率，與保險標的的風險狀況相匹配（詹昊，2015）。而現有“從車主義”定價模式選取的風險因素主要考慮車的因素，忽略人的因素，不能真實反映真正風險因素，車險公司產生“定價失靈”的問題。

（二）保險費用負擔不合理

車險合同是有償合同，等價有償是其基本特征之一。也就是說，投保人支付的風險對價（保險費），應當與獲得的保險保障匹配；同時保險人收取的承保風險對價（保險費），應當與保險人承擔的風險責任相當。根據駕駛人員發生保險事故概率的不同，可以將投保用戶粗略地分類為低風險車主（優質車主）與高風險車主（風險車主），但現有車險定價模式中風險識別主要依賴車型、車齡、座位數、排量等傳統“從車因素”。以車型因素為例，在其他風險因素相同的條件下，購買同種車型的不同車主需要支付同等額度的保費，低風險車主往往交了保費不出險，而高風險車主所交的保費不足以支付出險費用，產生了我國汽車保險市場的“二八現象”，即80%的低風險客戶“補貼”20%的高風險客戶。保費費用分擔不合理違反了保險合同法上的對價平衡原則，投保人所繳納的保險費與保險人承擔的風險不能形成等價關系，造成了消費者的不公平待遇。

（三）車險產品同質化嚴重

在“從車主義”的車險定價模式下，決定保費定價的風險因素選擇較為單一，風險的分類不夠細化，車險精確定價難以深入，無法精準化地對接到具體個人，車險費率與風險水平無法掛鉤，難以實現定價方式的差異性；而且在保費商業化改革之前，監管機構給予車險公司保費定價自主權較小，使得保費價格缺乏彈性，無法針對客戶特征設計出個性化車險產品，也使得車險公司的保險產品趨于一致，產品同質化嚴重。車險公司采取價格優惠來吸引消費者，最終使各保險公司陷入價格戰的泥潭，影響了整個行業的可持續發展。

二、車險定價模式革新之路——UBI車險

?圖1 UBI車險的運行原理圖

我國車險的“從車主義”定價模式難以順應車險行業的發展，反觀汽車保險發達的國家，他們都積極推廣UBI車險以實現“從車主義”向“從人主義”定價模式的轉變。例如，美國Progressive汽車保險公司推出以Snapshot命名的UBI車險，通過記錄駕駛人員30天的駕駛數據計算相應的駕駛行為分數，根據該分數來判斷是否為車主提供保費優惠。同時，收取的保費會隨著車主未來5個月的駕駛行為靈活調整。英國的UBI車險產品Telematics Insurance主要面向駕駛經驗較少的新手司機、年輕司機等“高風險人群”，由于這類人群在傳統車險中所繳納的保費較高，因此Telematics Insurance可以通過對駕駛行為的監測為這些“高風險人群”厘定反映真實風險的保費費率，克服傳統車險統一定價的弊端。同時，Telematics Insurance會在駕駛期間給予司機駕駛安全上的指導。在英國有75%～80%的年輕司機都購買了UBI車險，在保費上節約41%左右，由于UBI車險的普及，英國17—19歲人群的道路傷亡比例下降了約31%（Kusek G&Kilic I，2015）。

國外UBI車險產品保費定價靈活，充分體現了“從人主義”的定價模式。這也為我國車險定價機制改革提供了制度經驗，UBI車險在中國的推廣無疑是現有車險定價模式革新的一條新思路。

在《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現代保險服務業的若干意見》，即保險“新國十條”中也明確提出，要“鼓勵保險產品服務創新，切實增強保險業自主創新能力。支持保險公司積極運用網絡、云計算、大數據、移動互聯網等新技術促進保險業銷售渠道和服務模式創新”。在國家鼓勵保險金融產品創新的背景下，將國外UBI車險在中國推廣是現有車險定價機制革新的有效選擇。

（一）UBI UBI車險的界定

UBI（Usage Based Insurance）車險，起源于美國，是指根據駕駛行為以及車輛使用數據來定價的車險。保險公司利用數據采集裝置，將駕駛行為、車輛運行數據進行收集，并對采集數據分析處理，評估出駕駛人員的駕駛行為風險等級，并依據駕駛行為風險等級個性化厘定車險費率，實現保費價格以人而定，被公認為車險走向成熟和科學的標志。

UBI車險要求在機動車上安裝一個能獲取車輛行駛及駕駛員駕駛行為的小型車載終端OBD（即“車載診斷系統”，是車輛信息導入和導出的通道），車主將其與車輛自帶的OBD接口相連，OBD就會自動記錄駕駛人超速、疲勞駕駛、急轉彎、急加速、急剎車等駕駛行為數據信息，以及車輛行使路程、道路交通狀況、駕駛時間等車輛使用數據，保險公司通過這些數據建立UBI車險定價模型，評定駕駛人駕駛水平，確定保費折扣。

UBI車險的理論基礎是駕駛行為表現較安全的駕駛員應該獲得更多的保費優惠，優化了現有的風險細分與產品定價方法（朱仁棟，2015）。相比較于傳統車險，UBI具有如下優勢：

1.提升車險定價機制的科學性、公平性

UBI車險定價機制采取“從人主義”，就科學性而言，與傳統車險定價機制相比較，UBI車險可以考慮更多車主駕駛行為等合理定價風險因素，不再僅僅依賴車輛因素，使保費與駕駛風險更加對應；就公平性而言，UBI車險針對不同個體設計差異化的費率，細分保險人群，量身打造適合每一個車主的保費定價模式，比如駕駛行為和習慣較好的、行駛時間較短的用戶保費更低，這使得保險公司可以提供有針對性的保險費率，讓優質客戶享受更多的優惠。

2.利于險企加強風險管理，降低道德風險

車險從產生以來就屬于管理型險種，管理者一直希望對該風險的管理更加準確和細化，與傳統車險相比，UBI車險使保險公司風險識別能力大幅提升；同時通過車載信息終端，能夠獲悉事故車輛的方向、速度和事故發生位置等信息，減少保險公司與被保險人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戴建國、陳欣然，2015），從而預防偽造事故的騙保行為，通過實時動態判斷理賠真假，更好地管控理賠欺詐風險。

3.提供正向引導，促進三方共贏

UBI車險具有駕駛員的安全駕駛自我篩選、自我改造功能。通過讓保費與駕駛行為緊密掛鉤，提高車主改善駕駛行為的積極性，向社會提供正向引導；同時吸引出險率低的優質車主直接向保險公司投保，優質投保人的大幅增加會直接降低車險理賠支出，提升保險公司的利潤水平；保險公司由于降低了風險成本，會進一步降低保費，惠及客戶。

對整個車險行業來講，UBI產品的推出促進了社會、保險公司、客戶的三方共贏。

（二）我國UBI UBI車險制度構建之可行性分析

中國的UBI車險起步較早，從發展的總體情況看，雖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與美國、意大利等國家相比發展薄弱，并沒有形成相對成熟的商業模式。目前人保財險、國壽財險、平安產險和太平洋產險等保險公司都新設立了UBI車險事業部，對UBI車險產品進行創新性嘗試，但在中國市場未進行大規模的推廣。根本原因在于，我國UBI車險沒有系統制度構建僅依靠個別保險公司的推動，只能是孤掌難鳴。然而，目前我國已有各種積極因素在推動、支持著UBI車險制度的構建。

1.車聯網技術支持

所謂車聯網就是通過裝載在車輛上的GPS、傳感器、攝像頭等裝置，將駕駛員駕駛操作、汽車運動狀態及車輛周圍環境等人、車、路三類數據信息進行收集，通過提取、分析，再與其他信息服務平臺互聯共享，形成由車輛位置、速度和路線等信息構成的巨大交互網絡，這是物聯網技術在交通系統領域的典型應用（陳哲，2015）。

UBI車險實施的關鍵，在于如何更精確地掌握分析駕駛行為的數據，實現單體車輛風險的刻畫，而數據的采集是依靠車聯網技術實現的，UBI車險是車聯網業務和保險業務的融合創新。簡單來說，車聯網與UBI車險的關系為：UBI=車聯網+保險。

中國車聯網的提出已有十多年的時間，目前直接從事與車聯網相關的企業有幾千家之多。不論是汽車廠商、設備公司還是電信運營商，都紛紛躋身車聯網行業。隨著新一輪智能城市建設浪潮的到來，智能交通系統將成為建設重點，城市交通信息化水平將不斷提高，這意味著中國車聯網市場正由起步階段向快速發展階段邁進（張蘭，2014）。伴隨著車聯網技術的成熟，其快速向汽車保險行業滲透，給予汽車保險行業巨大的發展前景。車聯網與車險服務的結合已是必然趨勢。其中，車聯網技術、大數據分析處理技術是保險金融產品創新與發展的核心驅動力（劉文鵬，2015）。車聯網的技術進步與普及，與UBI車險產品形態協同演進、相輔相成。

2.商車費改政策支持

2015年2月，原中國保監會印發《中國保監會關于深化商業車險條款費率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見》，啟動商業車險費率市場化改革（簡稱“商車費改”）工作。過去，我國商業車險費率一直受到政府保險監管部門的嚴格管制，商車費改旨在賦予保險公司定價自主權，讓市場發揮主導性資源配置作用。也就是說，商業車險費率市場化改革目標是實現市場供求決定的費率市場化，核心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理順費率監管和市場決定之間的邏輯邊界（陳辭、李炎杰，2010）。

我國現階段正處于車險費率市場化改革的關鍵時間點，費率市場化意味著保險公司需要確定符合自身的定價體系，這個體系需要制度規范和合理設計。體系中應該包括基于客戶駕駛習慣的個性化、差異化定價的車險產品，差異化基礎則要求將車主駕駛行為的一系列風險因素納入定價機制中，而UBI車險的優勢剛好滿足了這些要求，因此，商車費改無疑給予UBI車險在中國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機。

長遠來看，UBI車險制度建設一定要在商業車險費率改革的大框架下來進行，并且在該過程中UBI車險應該和商業車險改革形成良性的互動，互相促進發展。

3.廣闊的市場支持

普華永道思略特在其關于2020年全球產業鏈發展趨勢解析中預測了UBI車險發展的趨勢：到2020年，整個車險市場規模將約為9420億美元。若車險費率市場化完全放開，同時伴隨著車聯網50%的新車滲透率預期，保守估計UBI的滲透率在2020年可以達到10%～15%，這意味著，UBI車險將面臨1400億美元的市場空間。

同時，我國機動車的產銷量正處于快速發展階段。據中國汽車工業協會分析，到2020年中國機動車保有量會突破3.5億輛并成為世界第一機動車大國，而車險是所有車主的一個剛性需求，汽車行業的發展必然會對車險改革提出更高的要求，UBI車險在中國市場無疑前景廣闊。

三、我國構建UBI車險制度的建議

UBI車險在中國市場有著廣闊的空間，但在發展過程中仍面臨許多的挑戰。未經充分驗證的UBI車險產品盲目投入市場可能會對行業原有車險經營模式產生沖擊，造成總體費率水平、保費充足度下降（唐江峰，2016），這不僅不利于UBI的健康發展，也與費率市場化改革穩步推進的初衷相悖。UBI車險的發展需要系統化的制度構建，不僅應做好頂層設計，在具體實施層次，如定價模式、信息保護、制度監管等方面也要有所規劃，才能推動UBI車險在我國大范圍推廣。

（一）UBI UBI車險定價配套制度

1.建立本土化風險因子庫

風險因子是促使或引起風險事件發生的條件，以及風險事件發生時，致使損失增加、擴大的因素，是造成損失的間接和內在的原因。UBI車險需要明確造成車險事故發生的所有風險因子，進行風險因子的篩選?，F有車險定價中所有的因子和真正的風險大多為關聯關系，而UBI車險收集的風險因子應該是一些具有直接因果關系的風險因子。

對車聯網數據進行篩選，并將其轉化為可使用的風險因子，這一過程需要在借鑒國外UBI車險的基礎上，在國內進行大規模的數據研究，采用更豐富的定價因子和數據采集。譬如基于人的駕駛習慣、事故頻發時間段的風險因子，以及根據天氣、道路環境、交通情況和路面狀況判斷每個城市狀況的風險因子（崔小粟、王琳琳，2017）；并進一步將風險因子分類為主要因子、次要因子、輔助因子，為不同種類風險因子設定其決定保費厘定的比例，使得定價更為動態和精準。

通過多維度的數據整合，建立一個本土化且相對完整的風險因子庫，從而確立一個科學、公平的UBI車險定價模型。

2.搭建UBI車險數據平臺

UBI車險產品設計需要大數據平臺和深入的數據挖掘技術。這是UBI產品設計的關鍵，雖然國內各保險公司已經開展了車聯網數據收集的應用嘗試，但受到數據質量、數據樣本、數據能力等條件制約，在此領域的應用研究深度不夠、效果有限。

傳統保單承保理賠信息僅僅是數據的一小部分，而UBI定價更多依賴的是海量位置軌跡、傳感器數據以及其他非結構化信息數據的收集加工，這離不開大數據挖掘技術。

保險公司的數據資產和大數據處理能力將是未來UBI產品經營的核心競爭力。因此，需要建設一個整合的中央數據平臺，作為數據中心，收集所有聯網設備的數據資源。

3.建立數據規范及校驗機制

在現階段的車聯網數據應用實踐中，普遍存在采集內容和格式差異大、數據質量不穩定等問題，數據可用性不高，無法滿足車險經營管理的需要。由于數據采集相關標準缺失，導致車聯網數據標準不統一，嚴重制約了車險行業車聯網數據應用。為解決上述問題，保險行業應制定一套車聯網數據應用的標準，如中國保險信息技術管理有限責任公司（簡稱“中國保信”）于2018年制定的《機動車輛保險車聯網數據采集規范》，該規范根據車險經營需求對車聯網數據采集的基礎數據項和事件進行了定義和說明，明確數據采集規范。值得關注的是，中國保險行業協會在2019年3月28日發布了《機動車保險車聯網數據采集規范》，并于6月29日開始實施，該規范旨在指導和規范車聯網數據采集、校驗工作，引導保險公司、汽車生產企業、車聯網科技企業各方形成合力。隨著大數據在車聯網技術應用的發展和深入，車聯網數據采集規范應不斷更新，并擴大其適用范圍。

同時，為實現UBI車險數據收集的真實性，保險行業還需要建立數據檢驗標準，形成車聯網數據有效性校驗機制，確保數據可信、可控和可驗證。

4.建立駕駛行為評價標準

UBI車險的理論基礎就是基于對駕駛員駕駛行為的評價來實現“獎賞制度”，這需要依靠一項完整精確的評價標準來實現。這套評價標準需要建立在大量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并采用被廣泛認可的、易操作的評價機制，來實現對UBI車險制度下不同駕駛人員的駕駛行為合理評分，進而建立駕駛行為評價標準。

（二）UBI UBI車險推廣制度

由于UBI在中國的滲透率較低，消費者對這一新型車險認識度、接受度、投保積極性較低。因此，UBI車險推廣的任務就是要獲得消費者對UBI車險的認同，而認同感的加深要求UBI車險應穩步地、分階段地推進。

1.UBI車險嘗試優先適用于“網約車”

我國的車輛保險分營運車輛保險和非營運車輛保險兩種，營運車險所收取的保費高于非營運車險，由于“網約車”兼具營運與非營運的雙重性質，當車輛使用性質發生變化時，其所對應的風險也隨之變化（文琬等，2018）?！熬W約車”投保人無論是購買營運車輛保險還是非營運保險，其保費價格都不能與“網約車”的風險實況進行準確對應。而UBI車險為解決該問題提供了技術支持，車險公司通過安裝OBD利用車聯網技術可以隨時記錄車輛狀態，準確記錄“網約車”營運狀態和非營運狀態下不同的風險因素，從而據此確定合理的保費，解決傳統車險種類劃分不能適用“網約車”風險隨著使用性質變化的難題。根據目前“網約車”的現狀，保險公司應聯合“網約車”平臺，將UBI車險優先應用于“網約車”解決其投保困境。UBI車險應用于廣闊的“網約車”市場，亦有助于加深消費者對UBI車險的了解。

2.提供個性化的UBI車險增值服務

UBI車險除了給予車主保費的折扣優惠外，還可以提供其他個性化增值服務，來提高客戶投保UBI車險的積極性。例如意大利Unipol UBI車險為用戶提供緊急報警的增值服務，美國Metromile UBI車險為用戶提供查看油耗情況、檢測汽車健康狀況、最優導航線路、汽車定位、貼條警示、一鍵尋找附近修車公司等服務，并且每月會通過短信或者郵件對車主的相關數據進行總結。國外UBI車險的增值服務極大地提高了用戶投保的積極性，助力了UBI車險的推廣。

我國UBI車險增值服務應借鑒國外經驗，并考慮中國消費者的消費偏好，設計一系列增值服務，如提供加油卡充值、汽車保養、駕駛安全指導、道路緊急施救等優惠增值服務，來滿足消費者的多元化需求，吸引更多的客戶群體，實現市場推廣（邵鋮茵、王媛媛，2018）。

（三）UBI UBI車險信息保護制度

個人信息保護一直是保險消費者權益保護的重要內容。UBI車險的隱私保護無疑是監管機構和客戶最為關注的問題，也是車聯網保險發展的焦點問題。在UBI車險實施過程中，保險公司掌握的將不僅是車主的姓名、聯系方式等基本信息，還能夠獲取車主行車軌跡、駕駛里程、車輛狀況等個人隱私信息，如果隱私保護有漏洞，可能會給車主的生活甚至人身安全帶來隱患。

UBI車險數據經歷收集、傳輸、分拆、處理、分享等流程，每一個流程都應該確保數據的安全性，因此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信息安全泄漏預防機制。

1.數據信息收集需明確授權

在簽訂保險合同時，車險公司應在保險合同條款中就所要獲取的信息內容、獲取方式、使用范圍、信息安全維護方式、信息泄露后的違約責任等進行詳細規定，并對消費者進行明確說明和提示。只有在獲得保險消費者明確授權后，車險公司才可以收集和使用這些數據，充分保護消費者的意思自治。

2.保險公司完善數據保護技術和管理措施

車險公司作為涉及大量客戶個人信息和商業機構信息存儲的企業，須對公眾信息保護承擔義務，應完善信息技術保障手段，加強信息安全防護體系構建，防止消費者相關信息的泄露。同時，車險公司內部應建立健全信息安全保密管理制度，實現信息安全保密責任制，明確責任人和職責，細化工作流程和措施，確保數據的安全。

3.監管部門引導UBI車險信息保護

監管機構需在數據保護方面起到監督和引導作用，從引導行業自律和引導消費者兩方面入手，推動消費者數據保護，規范UBI車險數據應用行為。監管機構應積極支持行業自愿達成并遵守行業標準，完善信息披露機制，監督行業自律；通過出臺規范性文件對消費者的權利和保險公司的信息保護義務、責任進行明確，規范保險公司使用數據信息的合規性，借助行政處罰等措施給予泄露信息者以威懾。

（四）UBI UBI車險的定價監管制度

保險科技的創新對金融監管提出更高的要求，根據保險監管的公共利益理論，保險監管應維護市場公共利益和消費者權益，對市場失靈的保險市場進行監管。對UBI車險監管應繼續保持現有車險的費率監管原則，即公平、合理、非歧視性和保費充足性，從而充分地維護消費者利益（單鵬，2018）。區別于傳統車險定價模式，UBI車險公司對于費率條款有更大的自主權，在商車費改的政策背景下，監管部門在尊重UBI車險公司厘定費率自主權的同時，也應當對UBI車險的定價端進行合理監管，以維護市場公平競爭。

1.UBI車險定價過程應保障消費者知情權

UBI車險公司應實行定價過程透明化，允許消費者了解自身保費的具體定價方式。一是車險公司強化信息披露，建立車險保單保險費率厘定披露機制，消費者可以在保單上直觀的看到自己購買車險的定價方式，有利于保險消費的溯源；二是保障消費者積極維權，當消費者認為定價方式不合理時給予消費者申辯、申訴的權利。

2.建立UBI車險產品準入備案制度

產品準入前，應當要求保險公司將精算方法、數據分析、目標客戶、數據采集和使用范圍等形成產品運營方案向監管部門備案，防止車聯網風險因子成為公司間變相打折和爭搶業務的依托；監管部門有權因車險公司未執行報備方案、違規行為、擾亂市場行為等終止產品銷售。

3.建立UBI車險條款費率回溯分析制度

商車費改背景下，要求政府保險監管部門放開前端監管，給予車險公司更多的車險費率厘定自主權，同時將監管重點放在后端，監管車險公司制定的商業車險費率是否合理與是否存在風險隱患。通過建立UBI車險條款費率回溯分析制度，定期對保險公司推出的創新性車險費率條款進行評估審核，并緊緊圍繞保費充足性這一標準來監測UBI車險的賠付和定價風險，對于保險公司不合理的車險費率及時發現、及時調整，避免個別公司的定價風險（費楊生，2015）。

四、結語

UBI車險是對我國現有車險定價模式的革新，其基于不同的駕駛行為來厘定車險保險費率，實現了車險定價的科學性、公平性、精準性。UBI車險在中國有著光明的前途，在中國車聯網迅速發展的背景下，UBI車險的制度構建對于推動車險費率市場化改革、促進車險定價模式順利轉型、實現保險業務與車聯網業務的融合創新有著重大意義。

我國要在全面認識了解UBI車險的基礎上，借鑒吸收國外經驗，充分研究適合我國的制度體系，將UBI車險的定價配套制度、市場推廣制度、信息保護制度、定價監管制度等問題一一予以規范和明確，建立起有中國特色的UBI車險制度，推動UBI車險在中國市場的廣泛適用。

同時我們應展望未來保險行業轉型的新趨勢。除了UBI車險，保險行業應讓費率厘定更多地基于個人實際風險而非假設風險來實現公平定價，嘗試設計更多的人性化保險產品，如UBI醫療、健康等保險，共同推進整個保險行業的快速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