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風險背景下人文科學的科學性研究

[提要]與自然科學相對而立，人文科學是反映人類心智活動的本質、特征及其規律的學問的統稱。強調人文科學是“科學”，而非較籠統的“學科”，除了因為與自然科學對等的考慮之外，最重要的是其涉及科學性問題與其對于解決現代社會風險的理論威力。人文科學的科學性問題包括揭示人文科學的基本原則，說明研究對象中所潛藏的人類心智活動的本質及方式，以及人類何以參與認識與比較活動等。通過透視與對比，反思新風險背景下人文科學的科學性與價值意蘊。

[關鍵詞]人文科學;重大社會風險;自然科學;科學性

[作者簡介]林丹：法學博士，大連理工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部哲學系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哲學、文化哲學。

2019年末至今肆虐全球的公共衛生危機——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是人類歷史上面臨的又一巨大挑戰。近年來，全球愈加頻繁的重大風險問題和危機事件表明人類社會正面臨具有不確定性的危機狀態和災難性危險。這既是一種客觀事實，也是人們的認知體驗。一方面，現代社會風險的解決，不僅涉及科學技術領域，而且涉及精神領域，與傳統災難意識相比，現代風險意識的思維方式已然發生重大轉變，因此人們在應對像新冠肺炎疫情這類重大突發事件的過程中，可以更加充分合理地運用人類理性，化險為夷;另一方面，現代社會風險的概念也更多地表征為，現代社會中的風險已經成為當代社會的社會性和制度性特征，具有結構性的產生和動力機制。新風險背景下反思人文科學的原則、對象及其對于人類的價值意蘊，旨在強調人文科學在解決現代社會風險方面所呈現的重大作用，是立足新的時代背景和現實需求對人文科學的觀照、審視繼而對其科學性的印證和復歸。

一 新風險背景下的人文科學

所謂新風險背景，就是由區別于早期社會風險現象和特征的新社會風險產生影響的時代條件?，F代風險社會理論的創始人之一烏爾里?！へ惪苏J為，現代化進程由工業社會/自然風險社會階段進入社會風險社會階段，社會發展的主導因素早已由生產力和生產方式轉變為技術、制度、文化等引起的社會風險及其應對問題;同時這個階段的社會風險具有兩重性、高影響性、超時空性、計算復雜性以及伴隨全球化趨勢發展的持久性和擴張性等顯著特征。而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科技水平的突飛猛進，社會風險的影響在急劇擴大的同時又顯現出諸多新的特征。在這個大數據時代、人工智能時代、融媒體時代、“互聯網+”時代，社會被前所未有地高度聯結，復雜多變的國內外環境、此消彼長的社會矛盾和實踐問題以及瞬息萬變的世界局勢，都使得社會風險比之從前更具全方位、多領域、連綴性等特點，呈現出客觀普遍性、社會歷史性、多維連綴性、主體交互性、強不確定性的基本特征，因此應對風險的能力也面臨前所未有的精準化、體系化、科學化和時代化的高水平要求。

新風險背景下我國對于重大風險類型的認知總結和防范化解對策亦得到了與時俱進的更新和發展。自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后，我國關于重大風險問題的論述日漸豐富，同時這一時期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關鍵期、國家發展進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攻堅期和決勝期，因此，圍繞“新常態”與“新問題”、國家發展與國家安全等時代主題，黨和國家做出了一系列新總結和新部署。首先，我國當前所面臨的重大風險類型涵蓋廣泛且國內國際兩個領域風險的雙重性更加突出，“既包括國內的經濟、政治、意識形態、社會風險以及來自自然界的風險，也包括國際經濟、政治、軍事風險等”。其次，防范化解重大風險具有多方面重大意義和作用。其一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攻堅戰之一和決勝的重大任務，其二是維護國家安全使之不受重大威脅的目標要求，其三是深化改革開放必然面臨的重大挑戰和重要機遇。另外，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戰略體現了習近平總書記“居安思?！敝畱n患意識和戰略思維、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整體思維和系統思維、從最壞處著手的底線思維、抓重點帶一般的辯證思維等科學思維方法的具體運用。

人文科學作為一門探求“人”的存在的學問，具有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相區別的向人心之內探尋的視角方法和人性教化的目標要求，其科學性在新風險背景下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建設和發展中具有審視和復歸的必要性與重要時代價值。如陳先達所言，盡管人文科學探求的是人文創造活動的規律，但這門學問同眾多學問一樣都離不開事實依據、實踐標準和現實對象。面對新風險背景下的實踐新問題，人文科學的具體對象和價值作用也有了相應變化。當前，在學術領域愈趨跨學科性、多領域交叉性研究之時，人文科學的學科獨特性和價值性卻在逐漸模糊，科學主義、實證學科、工具理性甚囂塵上，人文科學面臨存續危機。因此，秉持底線差異、平等共處原則，明辨人文科學的獨特性和不可替代性，在人文社科領域具有重要意義和價值;同時，面對人文科學領域一直存在的“拿來主義”認識誤區和研究惰性，也應堅持反思批判原則，對具體問題進行具體分析、具體認知理論和科學方法的選擇與運用。

人文社科領域的學者應當樹立對于社會風險問題與時俱進的時代觀。充分發揚人文科學的科學性、發揮其對于解決人類社會諸多問題的獨特價值作用，從區別于自然科學方法的人性內因的剖析人手，回答現代化進程中的社會風險應對問題，為新風險背景下的中國對策提供智力支撐。

二 人文科學的原則

一是功能變更原則。歌德和黑格爾逝世以后迄今這一百年中，科學和哲學陷入了一種內在的危機，即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之間的關系問題。而今看來，求諸人文科學或能成為自然科學達到內在統一的可行之徑。施萊歇爾在《達爾文理論與語言學》一書中，很詳盡地列出了一個建基于達爾文學說之上的人文科學的新方案。他將語言學方法作了原則上的修訂，使語言學被提升為與自然科學具有同等地位的知識。這樣，語言學就獲得了與物理學、生物學等一切所謂“精神人文科學”共同的基礎。然而，隨著科技水平的飛速發展，這一鴻溝似乎又有擴大的趨勢，因此，我們亟須找尋一種區分方法使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能夠相互區別又平等地聯結在一起。

當然，我們要尋找的并非物理上的區別，而是功能上的區別。我們不能借著指出人文世界的一些個別特征而使人文世界的嶄新之處被完全理解或得到充分描述。因為，最重要的改變并不在于一些新的特征和特性的出現，而在于功能上的變更。事實上，一旦我們離開了動物世界進入人類世界，我們的一切特性都會經歷一種功能上的變更。這個過程是由一些個別的“符號形式”作為其不可或缺的先決條件的，例如：神話、語言、藝術、知識等。它們是人類為自身創造出來的一些獨特的介質，借助這些介質，人類得以使自身與世界相分離，而正因為這種分離，人類反而得以更為緊密地與世界連接在一起。即使在最簡單最原始的形式中，人類的行為也已具備了一種很特別的“轉接性”或“間接性”。而人文科學正是研究并能夠提供這些“符號形式”的最佳領域，證據就是邏輯學首度敢于突破數學與自然科學的范圍，并且在數學與自然科學以外把自身的世界建構成人文科學的邏輯，作為語言的、詩歌的和歷史的邏輯?；谌宋目茖W所實現的功能的變更，不僅可以使人能冷靜應對危機，還可以為人類面臨的社會風險提供理性答案，并在新的情景下尋找和重建一種將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協調起來的可能性，對當代社會風險認真地加以關注，做出正確而適當的了解和思考。

二是底線差異原則。人文科學用語的廣泛使用清楚地反映出“科學”概念不應被物理、化學等關于自然的探究所壟斷，而應該被看作更廣義的“學問”。亞里士多德是第一個把哲學的對象問題與各特殊科學的對象問題之間的對立以一尖銳的共識陳構出來的哲學家。他認為，除了“理論的學問”之外，還有所謂的“邏輯的學問”“生產的邏輯”和“實踐的邏輯”等，而“實踐”又可細分為“倫理學”“政治學”和“經濟學”等，這些都與人類的心智活動息息相關。亞里士多德指出，單純的經驗只能確認事實或只“知其然”，而不足以構成“學問”，因為學問的建立除了要求“知其然”，更要求“知其所以然”。各種單一科學各自關注某一特別的對象，探尋此對象的性質和決定性;至于形而上學，即第一科學，則關注存在一般，即存在之為存在。也就是說，人文科學是普遍的存在理論，即處理“存在之為存在”之學問?？档绿岢鲫P于科學最經典的界說是，任何一門學問，只要能構成一系統，即一按原則而被組織起來的知識的整體，都可稱為科學。他曾一度為自然科學進行結構分析，然而，在處理“人文科學”時，他并沒有比照自然科學作同樣性質的結構分析。黑格爾將原則理解為“思辨原則”，從而讓科學一詞染上了濃厚的形而上色彩。馬堡學派的領袖科亨和納托普等主要研究的是廣義的外在世界，力拒帶“極端自然主義”的實證思想，強調康德哲學的先驗學說可提供非實證的但卻極嚴格的認知理論。由此可見，所謂科學并不只限于今天一般所指的自然科學?？茖W概念最引人關注的問題，大概要算卡西爾提出的“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對揚并舉問題，這一問題首次使關于人自身的學問和關于自然的學問區別開來?；诖?，可以看出科學一詞所指謂的都是一些基于原則和有一定規模的學問，而這些學問的內容是不限于自然對象的。面對理解、評價和反思整個社會系統分化的運作過程與現代社會風險，可行的方案在于重建人文精神和人文思想對現實世界的制約，恢復人文科學與現實世界所應有的平衡關系，實現二者的積極互動。強調“文化間性”所具有的最基本的差異，也就是強調底線差異原則。

三是平等共處原則。黑格爾一生都致力于“自然”與“理念”的相互協調，然而他不但沒有使二者處于一種協調狀態之下，反而使自然屈服于絕對理念。黑格爾學說的這種命運并沒有對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產生直接的影響，這兩方面都可以在黑格爾哲學體系崩塌的時候收復和保有它們各自的領地。因此，歌德和黑格爾逝世以后的一百年中，科學和哲學陷入了一種內在的危機，即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之間的張力問題。嚴格準確的自然科學不僅在不斷地拓展領域，而且創造了極為新穎的知識工具。至于人文科學，人們首先要尋找出“這一科學之確定途徑”。當科學的研究在每一個別領域中得到持續不斷進展的時候，它的內在統一性就會愈來愈產生問題。19世紀的科學成功地肯定了人類的特殊地位，而又不把人與自然相對揚，也不把人抬舉到超于自然之上，似乎終于為“哲學人類學”配給了正確的地位。達爾文的學說不單為人類種源問題提供了答案，同時也對涉及人類文化起源的問題給出了提示。當達爾文的學說初度面世的時候，似乎幾個世紀以來一直徒然找尋的那一足以把“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綁在一起的紐帶終于被發現了。

當今時代，原本為人們服務的工具理性日益泛濫，反成為支配、控制人的枷鎖。哈貝馬斯以一種積極樂觀的態度看待社會風險與人類未來，正如他所言，“盡管西方社會的結構和基本條件發生了種種變化，但它的文化潛力卻保持不動，凝結于自我意識、自我實現和自我決定這些思想中的價值取向甚至更加清晰?！痹谶@種態度下，解決現代社會所有問題和矛盾的關鍵就是要堅持并拓展理性，而解決問題的理論利器就是它的交往理性或者說溝通理性。在過去的理論中，人們只是以一種笛卡爾式的“主體——客體”和“目的性（策略性）行動”的模式來對理性進行簡單的理解和分析。然而理性不僅僅包括科技理性，還包括交往理性。交往作為人類行為的一種范式是人類社會存在與發展的根基和支點，在交往理論中，涉及的不再只是簡單的主客體關系問題，還包括主體和主體、主體與自身之間的關系問題。與科學理性主張侵略和掠奪不同，人文科學主張“主體間性的交往原則”“理性——感性圖景”與“新感性——理性社會”的通途。在保持自身相對獨立性的前提下，主張一種逐漸趨于“一體化”的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之間的健康融合與協調發展。

四是反思批判原則。鮑曼對當代西方社會的現實狀況進行了分析和反思性批判，還對以往現實狀況分析的理論結構和認知性手段進行了反思性批判。他認為，不存在一種完美無缺的方法或策略，每一種方法和策略都有它自身的缺點和問題，這種缺陷不是由于理解他的主體的個人能力所造成的，而是因為每一種策略都必然存在一種不可預測的無意識的矛盾，所以說，不存在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的方案。但是，在這一過程中，卻存在一個永遠不變的原則，即反思的腳步將永遠不會停止。

拉什概括了兩種對付社會風險的方法，一種是通過決定性判斷的“實在論”，一種是通過反思性判斷的“建構論”。未受控制的技術所產生的壞東西將受到話語體系的反思性檢測，這被拉什稱為“決定性判斷”，采用的是物理和數學模型。對反思性判斷的建構論而言，壞東西是通過一種反思性判斷的過程被建構出來的：它基于對不同社會群體的視界和習慣的背景假設的觀點。人文科學不僅僅是關于認知（監測或自我監測）的判斷，也包括反思（審美）性判斷。具體來說，新風險背景下公眾、社會成員的管理模式發生了轉變，要依靠公眾與社會成員自覺形成的高度風險文化意識，即對社會風險的自省與反思。在此基礎上，針對現代性的社會結構變異所帶來的結構性社會風險，需要建構合理的人文科學來引導這種自省與反思。

施萊歇爾很詳盡地列出了一個建基于達爾文學說之上的人文科學的新方案。他將語言學方法作了原則上的修訂，使語言學被提升為與自然科學具有同等地位的知識。這樣，語言學就獲得了與物理學、生物學等一切所謂“精神人文科學”共同的基礎。例如宗教史可以把行為和過程很準確地描述出來，但卻不能就這些行為的“意義”做任何判斷。我們要理解宗教史，最好的方法莫過于查看它們所創造出來的一些不朽的作品。涵攝于這些作品之中的內涵性正是我們在人文科學的對象中發現的。就像任何其他對象一樣，人文科學的對象也是存在于空間與時間之中的，但它并不只單純地處于“存在”和“變化”之中，而是在“存在”與“變化”中顯現出另一嶄新的內容，即“意義”或“符號價值”?！耙饬x”或“符號價值”的顯現是不能被化約到物理學領域的，不過是借助物理領域并在此領域中被形體化出來的，而其中所指的“意義”就是我們所謂的“文化”的一切內容的共同要素。當然，在自然科學之中，往往會冒出一些問題，這些問題是只能夠以人文科學的概念方法去處理的;而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將自然科學的觀察方法應用于人文科學的對象之上。每一個科學概念同時又是普遍和特殊的;而概念的作用恰恰在于使這兩者之間建立起綜合。于克斯屈爾曾經說，當19世紀的唯物論宣揚一切實在皆由力與物質組成和皆可被力與物質所窮盡時，它是把第三個重要因素全然忽略了，即對形式這一關鍵性的和決定性的因素完全視若無睹。這個問題為人們明確地指出了一條路，使我們可以在“生命”和“精神”之間，在有機形式世界和人文形式世界之間劃出一條清楚而確定的界限。然而，隨著經驗知識的發展，我們在人類與有機世界之間所樹立的種種分判標準都無法再成立，這一場域的一元性變得愈來愈明確和愈來愈無法被擊倒了。

總之，對于功能變更原則、底線差異原則、平等共處原則、反思批判原則，最重要的啟示就是實現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融合發展與發展融合相統一。

三 人文科學的對象

人文科學不僅關乎過去與現在，更主要的是關乎未來，應當在研究、教育及決策領域予以更多重視。自然科學的診斷范式游離于“理性”的外部，不能深入工具理性的內在結構，看不到工具理性的結構性悖論，因此很難進一步洞察現代性的后果和副作用。人文科學的診斷和替代性范式揭示了啟蒙理性內在的構成性的悖論性特征，并指出正是這種悖論性才使啟蒙理性既成為現代性的締造者又成為推動現代社會進入風險狀態的始作俑者。人文科學表征的是一種克服各種非理性因素，追求自知和確定性的理性力量;強調的是“工具合理性的結構性悖論”本質對現代化進程的影響。

盡管人文科學已經面臨要就其自身的概念與使命作一新的理解，“對象性”問題卻依舊是一個懸而未解之謎，而這一謎題的解開顯然不能單單地落在單一科學的肩膀上?！翱茖W”不過是“符號形式”系統的一個部分，事物的內容除了純粹的物理性的自然存在之外還具有“符號價值”。對“事物”和對“事物的性質”的感知是相當晚期才出現的，這中間，語言起了決定性的作用。語言被理解為眾多個體之間的一種協定或約定，因此，我們一般所稱的“語言”背后尚有我們以“思想”所指謂的另外一回事。赫爾德指出，新的認知形式是不能與知識的質料相分離的，而且是要透過對這些質料的自由組織和其精神性之駕馭與貫徹方能顯現出來的?！罢嬲慕y一性乃是先假定了分離，而復于此一分離中重建其自身的那一種統一性。一切具體的精神的歷史都不外是此一歷久彌新的‘收縮與‘舒張之過程，亦即此一分離與再統一之過程的圖像而已”。

赫爾德敢于對抗從沃爾夫到康德偏重理性的傳統。當然，卡西爾并不反對理性本身，他反對的只是一股孤立的或“抽象的唯理文化”，因為這種唯理文化所引生的“暴虐”勢使“人類所有其他心靈上的和精神上的能力”備受壓抑。理性可以用來說明自然科學，但若想充分地理解人文科學的對象，那么就必須從唯理性的禁錮中解放出來。由于人文科學關于自身和對象的各種概念都是借助某種“精神聯系”與其他科學或學科彼此聯結，包括自然科學、歷史學和心理學，而這些與之相聯結的科學或學科又作為人文科學表述對象的領域外知識充實人文科學，因此也可以說此三者構成了人文科學對象的三個要素。

由此可以看出，人文科學的對象具有三個層次，它們是物理存在的層次、對象表現的層次和位格表達的層次。物理存在的層次指的是作品的質料因素，比如一個木雕所用的木材、油畫所用的畫布和油彩等;對象表現的層次指的是作品所表現的內容;位格表達的層次指的是作者作為位格對此作品的創造而表達出的心境。這三個層次之中任何一個層次一旦缺失，或者我們的觀察在某一層面一旦被固封，那么就只能顯現文化作品的一個平面圖像，而不足以顯現人類文化的真正深層向度。誠然，嚴格的實證論習慣于否定這一深層向度，當我們把表達之感知和事物之感知相比較的時候，前者顯然含有一些特別的困境和“不可理解的性質”。證明的程序并不能無窮盡地繼續，我們最終必須站在一些論點上，而這些論點是不能被證明的，只能被指出。對外在世界的知識固然如此，對自我的知識亦如此。例如，“我思故我在”并非一項形式上的論證，而是一項純粹直覺性的知識。但是，從現象學的角度分析，上述這種假定是得不到支持的。無論從內容的角度觀察還是從發生的角度觀察，我們都無法提出合理的依據把感性的知覺安置在比表達的知覺更為優越的地位上。

在這里，我們所面對的有關“人文科學的對象”的知識，是無法透過自然科學的歸納方法獲得的。自然科學的對象似乎是直接地呈現于我們眼前的，但是，人文科學的對象是有待以另外一種觀察方式去發現和證實的，即所謂仿佛是站在我們的背后一樣。驟然看來，人文科學對象對于我們來說似乎是較為熟悉的，而且是比其他對象更易接觸的。正如維柯曾經指出的，還有什么東西能較諸人類自己所造就的東西（即文化）更能直接地和完全地為我們自己所認識的呢？但是，似乎正好在這一關鍵點的確認和區分上，我們發現了知識的有限性，而這一限制又是極難克服的。因為，理解的反省程序就方向而言是與原生程序相對立的;并且這兩個程序是不能同時進行的。人文科學必須把源源不斷地被創造的符號的各種要素分解出來，以便使其自身成為可以被理解的;而且必須把那些透過綜合而造就出來的分解的方法予以處理。這中間就存在一種無休止的流動與回流。與自然科學傾向于拼閱現象不同，人文科學傾向于詮釋符號，以便揭示隱藏于現象之中的本質，而非僅僅停留于將現象詮釋為經驗。與馬克思提倡的“抽象上升為具體”的方法相一致，人文科學致力于把符號生命再現出來。

四 人文科學的價值意蘊

人文科學超越了傳統自然科學思維方式。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這兩種不同的學問，其實都涉及一個高度精巧與繁復的概念轉接。這一概念轉接在一種情況中表現為事物概念和法則概念，而在另一種情況中則表現為形式概念和風格概念。早在17、18世紀資本主義社會建立時期，資本主義把未來的希望寄托在科學上?！翱茖W”“民主”“進步”是他們的三大口號?？茖W不僅會促進人類理性的發展，而且將促進政治的民主和社會的進步。然而，新風險背景下人們看到的恰恰相反：科學成為統治者榨取利潤、鎮壓人民的工具，為人類社會帶來的不是自由、民主、解放，而是戰爭、災難、殘殺與死亡?！安灰茖W，而要關心人”就成了反科學的人本主義思潮的響亮口號?？茖W主義思潮與人本主義思潮從產生、趨近發展到合流的歷史進程，實質上是科學主義思潮融入人本主義思潮，從而走向衰落的歷程。人文科學由此逐漸變得強大，它不僅具有本質上的人文精神，而且把自然科學所具有的探索精神、實證精神、創新精神、獨立精神等科學精神發揮得淋漓盡致。

堅持科學發展的原則，首要在于堅持人文科學的科學性。所謂“科學性”，是指一門學問所以成為該學問的原則性依據?？ㄎ鳡柼岢鰪奈幕瘋鹘y跨世代的傳承角度去理解文化活動，這樣每一個年代的創作雖然會被對象化，但這些創作之所以成為可能，都是因為得到了古老傳統的浸淫，卡西爾稱之為“文化的戲劇”。由此可見，卡西爾的偉大之處，就是在窘迫的條件下也能拋開悲觀的情緒，從綿長的文化傳承著眼，肯定人類對于締造文化所發揮的重要作用。人們之所以感覺到社會風險增多了，是因為人們的心理認知程度提高了，實際上，社會風險可能沒有增多和加強，而只是被察覺的社會風險增加了。社會風險是人類心理認知的一種結果，在不同社會歷史階段或地域的人類文化中，具有不同的對風險的解釋話語。人文科學對于風險的應對模式，不是規范性的組合，而是價值的組合，是文化而不是體制。這充分展現了人文科學的科學性和理論威力。

堅持科學發展的原則，就是要不斷發展人文科學的多元性。人文科學的形式概念與風格概念明顯地區別于自然科學，構成一個獨特的概念類別。當世人將達芬奇與阿雷蒂諾、費琴諾與馬基雅維利、米開朗琪羅與博賈等人都稱為“文藝復興人”的時候，人們這時指的是他們都擁有某一觀念上的相關性，即他們均以各自特有的方式對締造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和精神產生作用與創造價值，人文精神由此得以彰顯。這種人文精神把人作為一切事物的評判標準和一切行為的出發點與歸宿，即人是價值的創造者，因此這種精神也可以被稱為主體精神?；诖?，不同主體就會追求不同的價值，因此，人文科學提倡多元性的價值與意義。從這個意義上說，人文科學必須要求打破對個體自由的限制，倡導超越當前現狀，是個體精神追求自由、個性的結果，因而人文科學追求的也是一種自由精神。

堅持科學發展的原則，就是要提倡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相結合。隨著現代社會人造風險的出現，意味著有很多價值觀念和處理風險的方法與策略必須重新界定，因而就需要形成一種新的政治。在過去兩百年西方社會，科技對于人們來說都是外在于他們的生活，被大多數人所尊重的，人們作為門外漢都是虛心地聽從專家們的意見。因此，那時的科學知識是被用來克服傳統的，然而隨著社會的發展，在現實生活中科學技術自身逐漸地一點一點地成了一種理所當然的權威，充當了一種傳統。隨著科技的迅速發展，科學知識慢慢地滲入人們的日常生活，那種外在觀再也難以繼續維持下去了。在新風險背景下，人們與科技之間的關系也彰顯出根本性轉變。相對于傳統來說，民眾和科學技術形成了一種對話性的關系，科學家之間也逐漸出現了更多的分歧性意見，一種對科學的內在懷疑性在人們的生活中越來越突顯出來。人文科學從理性的角度確立起全新的人文觀念，進而把全新的人文觀念與人類思想意識相融合，從而對人類歷史前進方向發揮指引與引領作用。

自然科學給予人類社會發展以力量，人文科學給予人類社會發展以方向。在人類精神世界中，自然科學、人文科學本是一個整體，伴隨人類社會歷史進程的不斷演進，得以實現專業化發展。對此，我們要倡導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相結合，推進人類精神世界全面地、完整地發展，既飽含理性，又飽含感性。自然科學推動人類追求真，人文科學推動人類追求愛，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相結合的目的是推動人類世界更好地發展，促進整個人類社會實現美好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