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河西走廊在絲綢之路上的歷史地位研究綜述
——以漢、唐及明時期為例

毛 雨 辰

（河西學院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甘肅 張掖 734000）

絲綢之路是連接東西文明的重要通道，也是中國走向世界的第一條大道，有著“人類文明的運河”之稱譽。在這條通道上的河西走廊位于黃河以西，處于祁連山與龍首山、合黎山等山脈之間，地勢狹長，是聯系中西政治、經濟、文化的瓶頸地帶。其地理位置優越，地勢險要，地貌種類多樣，與蒙古高原、黃土高原、青藏高原和塔里木盆地相毗鄰。東逾黃河可達中原腹地，西出陽關可通西域邊疆，南經祁連山口可出青海，北過居延可抵漠北。治國必治邊，穩定西域必先治理河西，河西穩則關隴安。在漫長的絲綢道路上，從漢唐以來至明歷朝統治者無不重視對河西的經略和開拓，其歷史底蘊深厚又獨具地方特色。隨著絲綢之路的開拓，河西走廊成為連接中西的孔道和橋梁，其對絲綢之路的暢通和繁榮、中西文明的交流融合、匯聚傳承貢獻巨大，作用不可小覷。近年來，學術界對絲綢之路黃金段上的河西走廊相關政治、經濟、軍事、外交進行了大視野、多層次、廣角度的研究。因此，對漢、唐及明幾個關鍵時期河西走廊在絲綢之路上的歷史地位進行全方位的研究更具有獨特的意義。對此，有必要對近年來相關學術成果作一簡要的述評。

一、漢、唐河西走廊在絲綢之路上的歷史地位

河西走廊是中原通往西域、中亞、西亞及歐洲的必經孔道，在絲綢之路上舉足輕重的地位有其形成和逐步發展過程。馮繩武認為，歷史時期，東方的陶瓷、茶葉及絲綢等，由涇、渭、洮及河湟谷地與河西走廊，“輸出到西域及歐洲，同時期昆山之玉、大宛馬及西域果蔬、種籽和樂器等等，經玉門關傳入內地”［1］，河西走廊成為中西陸路交通要道。樊保良論證，古代居地大漠南北和河西走廊的游牧民族因各種原因，自東向西遷徙移牧，“遠在張騫通西域前就已踏出了一條橫貫亞歐大陸的草原通道?！保?］高榮提出：“早在先秦時期，由中原經河西走廊到西域各地的絲綢之路就已出現。大量考古資料證明，公元前5 世紀前后，中國的絲綢之路已見于中亞，南亞和歐洲等地?！保?］鐘伯清亦持相同觀點，他提出自漢以來，張騫通西域逐步確定了河西走廊在絲綢之路黃金路段的歷史地位。但通過西方文獻和考古資料證實，中亞與中國的交往在張騫通西域前就已經存在。［4］王宗維則詳細研究了漢政府開辟河西路的經過，并論證了保衛建設河西通道的各項措施，而河西長期安定的政局又保證了絲綢之路的繁榮昌盛。［5］茍長玲、徐黎麗認為，西漢王朝為開拓和保證絲綢之路暢通，在河西走廊實行移民戍邊、修建長城等項措施。兩漢之際，匈奴寇掠河西，絲路遂被阻斷，班超數度出使西域，絲路重新暢通?！皷|漢時期，西域三絕三通，主要依靠河西經營西域，維護絲綢之路?！保?］陳霞指出：張騫通西域后，西漢王朝為開拓和維護絲綢之路暢通，在河西采取了設置四郡，筑塞立燧等措施，“使絲綢之路東段的河西成為暢通的交通走廊?！保?］任寶磊認為，絲綢之路的開拓，始于漢武帝時期張騫“鑿空”，此時還修筑萬里長城，形成以長城為核心的河西防御體系，有效地抵御了匈奴對絲綢之路東段的入侵。［8］王子今持同樣觀點，指出：“漢代在河西四郡設置后，河西長城的營建極大地推動了絲綢之路經濟的進步?！保?］王溯認為，河西走廊將中原與西域連在一起，是絲綢之路的咽喉，這條商路能興盛幾百年不衰，皆因漢武帝在此設立了四座守衛邊城：武威、張掖、酒泉和敦煌。［10］張德芳認為，河西走廊、新疆及青海出土的漢代簡牘，“詳細記載了東段絲綢之路的行進路線以及漢朝與中段絲綢之路沿線西域諸國頻繁的往來交流活動?！保?1］由此可見，漢朝政府開辟河西路以及為保衛建設這個通道所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對河西的開發和建設，使河西得到了長期安定的政治局面，保證了絲綢之路的繁榮昌盛。繼漢之后中西文化的交流在河西走廊上頻繁進行，作為絲綢之路上的咽喉孔道，走廊繼續發揮著自己的歷史作用。以上是學界對于河西走廊在絲綢之路上歷史地位逐步確立的相關論述。到了隋唐時期，絲綢之路的興盛和中外交流空前發展，河西走廊的歷史地位和作用更顯突出。鮮肖威認為，河西走廊是絲綢之路的交通主干線，隋唐時期河西走廊的武威、張掖就是中原與西域貿易互市的主要市場，敦煌亦是這條交通線上的國際知名都會，由此說明，河西的富庶和繁華保證了絲綢之路中西經濟文化交流。［12］沙武田認為：“隋代宰相裴矩經營西域之后，隋煬帝西巡張掖，充分表明了中原王朝對河西的重視。這有利于助力絲路商業，為以后盛唐文明奠定了良好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基礎?！保?3］李并成通過敦煌文獻考證，認為，“在唐代河西走廊交通達到空前繁榮，是絲綢之路最重要的干線路段?！保?4］趙森認為，河西走廊由東向西構建出了河西地區的主要城鎮群—安西道城鎮群，保障了絲綢之路的暢通。［15］可見，隋唐統治者對河西的經營，確保了河西走廊的穩定并為絲綢之路的發展提供了必要的保障和促進條件。由上所述，西漢是絲綢之路河西路的形成開拓時期，隋唐是絲綢之路河西路的繁榮發展時期，直至五代宋遼西夏時期，各政權之間爭戰不已，但是河西走廊繼續發揮著溝通絲綢之路政治、經濟、文化的重要作用。彭向前認為：“西夏王朝為經營絲綢之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西夏不僅積極利用前代遺留的絲綢古道，還開辟新絲路，通遼‘直路’的突出意義表現在把東西向的河西路與居延路連接在一起，具有深遠意義?！保?6］李學江認為，西夏據有河西，并未切斷中西貿易的交流，繼續保持了陸上絲路的暢通。［17］郝振宇認為：“西夏政權的建立改變了中原王朝的歷史發展軌跡，西夏將河西走廊納入版圖控制了聯系中西交通的絲綢之路?！保?8］徐敏指出，西夏經營河西走廊后，“絲綢之路河西段充當了中原與西亞經濟貿易的橋梁，同時還促進了西夏自身經濟文化的發展?！保?9］由此可見，學界對河西走廊在絲綢之路各個歷史時期地位的確定和發展給予了密切的關注。到了明代，絲綢之路的發展是基于漢唐基礎上的繼續，明廷對河西走廊作了全方位的戰略審視，加強對河西的經營，使之有利于拱衛中原王朝的同時，也使得同西域交流保持暢通。

二、明代甘肅鎮有效保障絲綢之路的暢通

明代甘肅鎮是西北四大軍事重鎮之一，出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重要的經濟、軍事地位，明代各朝對甘肅鎮的經略，都是基于“隔絕羌胡，控扼西域”的戰略動機。故此，河西是明朝特殊的邊境保障地區，在明朝的國防體系和對外貿易中具有其它邊鎮不可比擬的作用和難以替代的功能。自明初到明末的二百多年間，明朝統治者無不重視河西邊備建設，加強對甘肅鎮的經營，最大程度發揮河西門戶和國防前沿哨所的作用。有明一世，甘肅鎮不但確保了明朝戰略目標的實現，而且對加強中原與西域的聯系、保障絲綢之路的暢通做出了巨大貢獻。學術界對甘肅鎮作為明代邊鎮獨立研究的課題之一，涉及甘肅鎮的設置及其地位、組織管理體系和內部防御體系、外部拱衛體系等方面。馬順平指出：“從明代北疆戰略全局分析，甘肅鎮位于絲路之孔道，屹立于西北防線西端，終明之世掌控西北邊疆?！保?0］趙現海認為：在明代九邊中，“甘肅鎮轄區面積大，控制中原與西域的的交通線，又是明代唯一的始終未曾設立州縣系統的都司轄區，很有特點?！保?1］田澍論證了河西走廊獨特的地理位置，甘肅鎮成為明朝國防體系的主要支柱，并形成明朝西域政策實施的對外窗口。從而，明廷賦予甘肅鎮保障絲綢之路暢通和貢使安全的重要特殊功能，有效地促成了中原和西域的友好往來?！敖z綢之路貢使與明代國防戰略融為一體，形成了獨具特色的貿易景象?！保?2］明朝為確?！拔骺匚饔?，南隔羌戎，北遮胡虜”戰略實施，在甘肅鎮精準建立與其戰略地位相適應的邊備防御體系。在設置陜西行都指揮使司的基礎上，明廷又在甘肅鎮增設十二衛三所。不斷完備內部防御和外部拱衛體系。高榮指出，“都司衛所和甘肅鎮的設立，使明政府在河西的軍政制度逐漸完善；關西七衛的的設置和長城等防御工事的修建，構筑了河西完整的軍事防御體系”，他進一步指出，長城修筑、驛站設置，“有效地保護了絲綢之路上來往的商旅，促進了明朝與西域的交流和溝通?！保?3］馬玉鳳認為，嘉峪關是明朝通往西域的門戶，在中西交流中發揮著獨特的作用，確保了貢道的安全，是明代綠洲絲綢之路上的安全符號。［24］胡小鵬指出：“明代所設哈密、沙州、赤斤三衛，以哈密衛忠順王為首，受明朝委任，維護了明朝與西域地區交通往來”［25］。

有明一代，明廷采取“文經武緯，剛柔并濟”的策略經營河西，有效地保障了絲綢之路河西段的暢通。高榮指出，“明廷欲通過朝貢貿易，增加西域諸國的向心力，故對西域貢使非常優待，由于利益豐厚，西域諸國貢使不斷前來”，同時，明朝在“厚往薄來”原則下，嚴格西域諸國貢使驗行和審查，規范出入關制度。［26］田澍認為，明朝進一步嚴格規定了西域諸國貢使的交通路線，“河西走廊無論是定都南京時還是定都北京后都是明朝境內外分流的核心通道”，他進一步指出，“正是由于明代綠洲絲綢之路的傳統黃金路段處于軍事敏感區，所以對貢使的管理有一整套嚴格體系，這樣才能掌握絲綢之路的正常交流，確保明代綠洲絲綢之路長久而又持續的運行?！保?7］張國藩也認為，明時期絲綢之路雖不如唐時繁榮，但也曾有過短暫的興盛，明初，“明政府以甘肅鎮作為西域朝貢商人進入中原的關卡，對進關客商實行嚴格的查驗與登記，并對入關客商給予豐厚的賞賜，因此有很多西域商人來往于絲綢之路，并且由于甘肅本地豐富的特產，使得絲路貿易逐步變為國內貿易，促進了區域交通的發展?！保?8］由上可知，明代甘肅鎮儼然成為通往西域的法定管理機構，具有維護明代綠洲絲綢之路暢通和貢使安全的職責，保證了西域乃至中亞經濟及文化的正常交流。

三、涼州、甘州、肅州與絲綢之路

河西走廊是明代西北邊陲的重要軍事防御區域，肩負著明朝抵御蒙古侵略、控扼西域穩定的重大使命?！昂蘸战z綢路，巍巍三大鎮”，在河西走廊狹長的邊防線上屹立著涼州、甘州、肅州三大軍事重鎮，是抗御外敵、維護西北各民族團結、保障關隴安全的堅強堡壘。以甘州為中心，西距五百余里是肅州，東距四百余里可抵涼州。甘州西通肅煌、東連涼蘭，是河西走廊的交通樞紐，更是溝通東西的一架飛橋，是河西絲綢古道上的中轉站和橋頭堡。涼州位于河西走廊東段，是明代作為甘肅鎮下轄的十二衛所之一，是軍事邊防、糧食供應、馬市貿易的匯集點。甘州是河西的權力中樞，建立甘州都司為核心的體系架構，是明朝經略河西的主題，更是經略河西成敗的關鍵。肅州則是中原地區經過河西走廊通向中亞的前哨陣地，是明代朝貢貿易實施基地，更是西域貢使駐留和商業貿易之樞紐。學術研究成果是以明朝經略西北的視角，聚焦普遍投放在經略大河西的歷史層面，只是在對明代河西走廊亦或絲綢之路的研究中略述河西三鎮，而對其作獨立研究的課題很少涉及。明代絲綢之路的路線因為歷經戰亂，其路線不斷發生變遷，但河西路卻亙古未變。楊富學認為：沙哈魯使團的行經路線經吐魯番抵哈密，然后經柯模里，橫穿大沙漠，在玉門經過中國官員的稽查后，繼續東進，經肅州、甘州、胡思納巴德渡黃河最終到達北京。明朝有時還允許西域商人沿途在河西的甘州、肅州及北京買賣、定居，使西域商人遍及西域、河西及北京一帶［29］，可見甘州和肅州是絲綢之路的必經之路。吳景山亦認為：“河西走廊上的絲綢之路自東而西，分別經過凉州、番和、山丹、甘州、肅州、嘉峪關直達敦煌?！保?0］明時甘肅鎮治所甘州，張志純、陳全仁指出，明代古絲綢之路主要干線河西道橫貫全境，與蜿蜒于甘州北境的明代長城大致平行并列，其路線均依附甘州重鎮。并對明清時期甘州境內絲綢之路古道上的驛遞塘鋪和防御設施作一簡述，認為甘州絲綢古道不僅是中原絲綢出口之道和交通要道，而且更為突出的是其國防地位。［31］張炯論證了明代肅王就藩甘州始末，并強調作為九邊重鎮最西陲的戍邊藩王，肅王所轄地域在政治、軍事上十分重要。［32］曾德昭認為，陜西行省西境的兩個城市甘州和肅州同廣州省南端的澳門一樣，全國各地成千的商旅從那里到來，使團大多在上述兩個城市駐留進行商品交易。［33］孫占鰲認為：“絲綢之路主要的三條線路均從長安出發到武威、張掖匯合，再沿河西走廊至敦煌?！保?4］，他還論證，嘉峪關作為絲綢之路的咽喉要塞，是明代絲路貿易的重要樞紐，明政府的經營政策關系到絲綢之路貿易的興盛與否。［35］潘勇勇指出，甘州、肅州等地由于受到朝貢貿易的影響，商業十分繁榮，出現了各種商品貿易的店鋪。作為明代絲綢之路上的私商貿易和集市貿易同樣帶來了絲綢之路的繁榮。［36］魯宇譞認為武威作為絲綢之路重鎮，在中國歷史上具有獨特的地位。明廷十分重視對武威地區的經略，從地區軍事行政建置、修筑長城、養殖軍馬等方面對武威進行管理。［37］張文德對明代絲綢之路上的貿易大族，寫亦虎仙家族作一研究，認為“作為哈密回回首領，寫亦虎仙家族充當使臣周旋于哈密與明朝、吐魯番之間，得到明廷的厚賞與授職，在甘州、肅州積累大量財富?！保?8］侯凌靜指出，肅州是通往西域的必經之地，駐留在肅州的貢使大多從事商品交易活動，由此促進了肅州商品經濟的繁榮。［39］據亮寶樓考證，在16 世紀出現的《明代絲綢之路大地圖》系中國人手繪的地圖，描繪了東起酒泉，西至麥加線路的山川地理風貌，“反映了明朝與西方的陸路交通和絲綢之路最后輝煌的情況?！保?0］劉生平指出：從洪武五年到嘉靖初年修建嘉峪關的一個半世紀中由于明王朝的積極經營，中國內地與天山南北以及中亞西亞各國傳統的絲路貿易，在經過元末明初短暫的阻斷之后很快又得到了恢復和發展，加強了明代與西域以及中亞、西亞各國的政治經濟聯系。明代的嘉峪關既是西部邊界，又是海關。依據朝廷的朝貢制度，嘉峪關主要擔負著對西域使團行使查驗堪合、引導接待、起送與存留三大職責。［41］

綜上所述，近年來學界對絲綢之路在不同歷史時期的興衰變化均有多角度、多層次、不同側重的研究。其中河西走廊作為絲綢之路黃金段的地位，學者們研究的視角和重點普遍采取以大觀小的研究方式，成果頗豐，但對各時期河西走廊各城鎮的具體研究卻不夠深入，淺嘗輒止。特別是對絲綢之路重點城鎮涼州、甘州、肅州的獨立研究幾近空白?？上驳氖?，立足新時代，展望未來，堅信在習總書記“一帶一路”理念的指引下，經過眾多學者的共同努力，在新理論新視角的不斷拓展中，對絲綢之路上的河西走廊各重鎮的研究一定會取得新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