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亞商道與張家口商人群體的形成

陳新海

(廊坊師范學院 社會發展學院，河北 廊坊 065000)

隨著“一帶一路”研究的深入，西北的絲綢之路、東南的海上絲路和西南的絲綢之路都成為熱點，與此同時，東北亞地區歷史時期的交通商道、區際貿易、文化交流等方面的研究也日益引起學術界的重視。清代以來，張家口至俄羅斯恰克圖間的商業貿易是東北亞地區商業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進一步探討張恰商道貿易的社會影響，無疑會使東北亞地區，乃至全國的絲綢之路的研究更加全面、更加深入。

一、張恰商道是東北亞絲綢之路的重要商道

東北亞地區是一個地理概念，即東亞的東北部地區，為東亞所屬的二級區域，其地理范圍包括中國東部、蒙古國全部、朝鮮半島、日本列島和俄羅斯遠東地區(即西起葉尼塞河西北角的普托拉納山，東到太平洋沿岸分水嶺山脈的廣大地區)。若按照地緣政治的定義，東北亞地區還可包括美國以及其他利益攸關者[1]。

清代東北亞絲綢之路是一條以中國東北地區為紐帶，連接中、俄、日、朝等國的古代商路。東北亞絲綢之路建設，是清代國家治理中的一項重要內容，這是理解封禁東北與有限互市、控馭邊民與綏服藩邦、抵御列強入侵與開展近代外交等一系列問題的關鍵[2]。17世紀以來，俄國越過烏拉爾山脈，征服西伯利亞之后，開始謀求與我國建立商業貿易關系?？滴醵四?1689)，雅克薩之戰后，清軍以武力阻止了俄國的侵略行為，雙方簽訂了《尼布楚條約》，劃定中俄東段邊界，約定“兩國即永和好，嗣后往來行旅如有路票，準其交易?！盵3]尼布楚成為俄國商人入境前往北京、齊齊哈爾等地貿易的口岸?？滴跞?1691)十月，領侍衛內大臣兼議政大臣索額圖復俄尼布楚長官咨文中稱，俄國大商人及所雇跟役77人一行到京后，由清政府提供棧院、食物，任其貿易；返回時，又給與盤費，派員護送離境。并指出“外國使臣、商人來往我國者甚多，但無似此發給盤費之例。因我圣主念爾之恭信，方施以格外鴻恩，惟僅此一次，不得著為例?！贝朔N情況在康熙年間還有多次。①《索額圖為格外賞給俄商費理復俄尼布楚長官咨文》，《清代中俄關系史料》第一編(上冊)，第138—139頁。又見康熙三十六年、康熙三十九年、康熙四十三年等。俄國政府看到對華商業貿易的利益所在，隨即實行壟斷制度，由政府組織商隊攜帶毛皮等貨物入京貿易，換取中國的金、銀、錦緞、棉布、茶葉等，獲得巨大利益?！岸韲剃犎刖┵Q易的道路主要有二：一是自尼布楚至齊齊哈爾城，經東部蒙古入古北口或山海關至北京；二是自伊爾庫茨克城循色楞格河，經庫倫，橫穿戈壁，入張家口抵北京。前者需要150天，而后者只需70天。起初，俄國商隊赴京貿易被指定由尼布楚商路，后因俄商的一再要求，康熙四十七年(1708)清廷批準以色楞格－庫倫－張家口的商道為俄國商隊往返之官道。從此，張家口成為中俄貿易的重要樞紐之一?！盵4]康熙五十九年(1720)，中俄雙方協商確定庫倫為口岸，各派遣官員進行監督貿易。

在此時期的中俄關系中，清政府更加關心的是邊界與逃人問題而不是貿易問題，清政府最為關心的問題卻是俄國不愿解決的問題，由此導致雙方商業貿易發展的不順利。這一時期，西北地區的準噶爾部相繼發生叛亂，俄國均參與其中。清政府為孤立準噶爾部，鞏固西北邊疆，意欲重起中俄邊界談判，解決雙方爭端；此時的俄國正值彼得一世改革后期，經濟上獲得一定的發展，急需擴大海外市場，同時俄國連年對外戰爭也使其國庫枯竭，以及還面臨著向東北亞和北太平洋擴張的問題，因此也需緩和與清政府的關系，重開邊界貿易談判[5]。

雍正六年(1728)，雙方在恰克圖(今俄羅斯恰克圖市)訂立《恰克圖條約》?！稐l約》確定了兩國中段邊界，“嗣后，遇有逃犯，雙方均不收留，務必嚴行查拿，各交駐邊人員?！鼻袛嗔硕韲鴮ξ覈鞅迸褋y者的援助，阻止了俄國的入侵擴張。同時允準兩國通商，通商人數仍按原定，不得過200人。每三年通商一次。商賈人員，均不征稅?！俺齼蓢ㄉ掏?，兩國邊境地區之零星貿易，應于尼布楚、色楞額之恰克圖兩處，選擇妥地，建蓋房屋，以準自愿前往貿易者貿易。周圍房屋、墻垣、木柵亦準酌量建造，亦不征稅。商人均照指定大道行走，如有繞道或往別處貿易者，將其貨物入官?！雹佟恫吡璧茸嗯c俄使議定恰克圖條約折》，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中俄關系檔案史料選編》第一編下冊，第516—518頁。民國《宣化縣新志》卷14《人物志下·儒行》，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194頁。隨后理藩院奏請“掐克圖(即恰克圖)地方乃初設立與鄂(即俄)羅斯貿易之處，請將熟悉鄂羅斯事務之郎中綽爾多，派往駐扎?！钡玫脚鷾?。②《雍正帝諭著準派郎中綽爾多等辦理恰克圖貿易事務》，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中俄關系檔案史料選編》第一編下冊，第524頁。據《嘉慶會典》記載：“雍正五年(1727)議準，喀爾喀部恰克圖地方設立互市，通俄羅斯貿易，設監視官一人，由本院司官內揀選，二年一次更代?！庇智《吣?1762)，在庫倫設置庫倫辦事大臣二人，一由中央簡放；一由喀爾喀扎薩克內特派?！胺残形亩砹_斯薩那特衙門，皆用庫倫辦事大臣印文。其東黑龍江境內，由黑龍江將軍呼倫貝爾副都統經理；其西至近吉里克以西，由定邊左副將軍科布多參贊大臣經理；皆與庫倫辦事大臣會同酌辦?！雹矍寮螒c《大清會典事例》卷746《理藩院·邊務·俄羅斯互市》。恰克圖成為官方確認的兩國貿易之口岸，是中俄雙方多次協商、遴選最佳貿易地點的結果。④據米振波研究認為，尼布楚作為中俄雙方的一個貿易據點，因路程遙遠等原因，雙方貿易量不大，一直是個小市，從一開始尼布楚地區的貿易前景就很黯淡。清政府曾提出將貿易地點改在齊齊哈爾、楚庫柏興、庫倫等地?？滴跷迨拍杲浝矸鹤h準后，庫倫也成為中俄雙方貿易的地點。見《清代中俄恰克圖邊境貿易》，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12—13頁。

由恰克圖前往北京的貿易，到乾隆二年(1737)發生了變化。這一年監督俄羅斯館御史赫慶建言停止京城貿易，到乾隆二十年(1755)清政府停止了俄官方商隊入京貿易之例，中俄貿易只在恰克圖進行。這一變化意味著俄羅斯商人不能再到北京貿易，其貨物及所要貿易之貨物都必須在恰克圖完成，而俄國商人所需貨物則由中方商人在國內采購運往恰克圖。恰克圖南的買賣城是中方商人的貿易之地，但空間狹小、氣候寒冷，不利大批貨物囤放，因此，中方商人就將恰克圖貿易所需貨物的囤放點選在張家口，擇時運往恰克圖貿易。張家口獨特的地理位置使其成為中俄貿易的樞紐。由張家口北上經庫倫到恰克圖，或南下至北京的貿易路線在東北亞地區貿易中的作用更加突顯。

從《尼布楚條約》到《恰克圖條約》解決了中俄兩國東段、中段邊境問題，又確定了兩國官方認可的商業貿易及路線，這是17世紀以來東北亞地區最重要的歷史事件之一。張家口到恰克圖的官方貿易的確定，是中俄官方在尼布楚貿易的繼續，也是這一時期東北亞地區商業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在以往的東北亞地區的“絲綢之路”、商業貿易的研究中，忽略了張恰商道及其商業貿易，沒有將張恰商道貿易納入到整個東北亞地區的研究范圍中來。從東北亞區際商貿交流的視域來研究張恰商道，應會對東北亞、張恰商道的研究推進一步。

二、轉口貿易形式下的張家口商人群體

張恰商道的形成，使張家口的商業貿易活動被納入到東北亞地區的貿易網絡中，貿易區域的擴大，吸引更多的商人進入到張家口從事商業活動提供了商機和舞臺。特別是鴉片戰爭之后，我國被迫開放更多的區域，英、法、日、俄等國獲得更多在我國商業貿易的特權，張家口等地區的商業貿易更為活躍，張家口商人群體日漸形成，其社會作用不斷增強。

1.鴉片戰爭之前的張家口商人群體的緩慢發展

張家口成為互市貿易口岸可以追溯到明朝的隆慶年間。明朝建立之后，蒙古部落占據著北方草原，時常與明朝政府發生征戰。長期的對峙，給雙方造成巨大損失，和平相處成為雙方共同的意愿。隆慶五年(1571)，明朝封蒙古大汗俺答為順義王，在邊境開放11處互市口岸，張家口是其中之一。漢蒙間的互市貿易推動了張家口由邊塞軍事城堡向商業城鎮的轉變，山西商人以其獨特的商業敏感和優越的地理區位，成為張家口互市貿易的主體。到明末，張家口著名的商號都是山西商人開設的，“八家商人者，皆山右人。明末時以貿易來張家口，曰王登庫、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宇、梁嘉賓、田生闌、翟堂、黃云發。自本朝龍興，遼左遣人來口市易，皆此八家主之。定鼎后承召入都，燕便殿蒙賜上方服饌”。⑤左承業：乾隆《萬全縣志》卷10“志余”，乾隆十年刻本。至清初，這“八家商人”以服務清政府為主業，在清政府的扶持下，壟斷著政府的采買、軍需等商業活動，獲利甚巨。尤其是范氏家族在承辦軍需中迅速發展起來，富及數代，顯赫一時。

乾隆年間禁止俄商入京貿易，給張家口的商業發展帶來新的機遇。張家口作為運往恰克圖、蒙古各部所需貨物的存儲、轉運之樞紐，成為內地與蒙古地區、內地與俄羅斯之間的區際貿易為主的城市。以晉商為主體的各地商人涌入張家口，開設商號采辦蒙古、俄商所需貨物。這一時期，張家口出現了大新德、大亨玉、大德玉、天太德、復興隆、永興隆等有名的商號。如山西榆次富商常氏于康熙四十年到張家口經商，至雍正六年(1728)，常威父子在張家口創立了“大德玉”商號，乾隆時期常萬達開始從事對俄貿易，生意興隆，子孫相承，直到宣統時期，由“大德玉”擴大到“大升玉”“大泉玉”“大美玉”“獨慎玉”，成為張家口的重要商家。位于張家口堡里鼓樓東街5號的常家老宅，就是常萬達的住宅。

區際貿易是以轉運功能為主的城市的主要貿易形式，無論是漢蒙間的貿易，還是中俄間的貿易，貿易的商品都是來自內地的絲織品、瓷器、糧食、布匹以及后來的茶葉等，或是來自蒙、俄地區的皮毛、粗毛呢制品、藥材等。這些商品都非張家口地區生產，張家口承擔著區際貿易的轉運功能。這種過境轉運貿易促進了張家口服務性行業的產生與發展，吸引著各地謀生者來到張家口。張家口地區的回族多是從青海、甘肅、山東、河南、北京等地遷移來的，張家口上堡清真寺建于康熙年間，該寺教民多來自山東、河南；西關清真寺建于雍正年間，該寺教民多來自沙城、新保安和張家口人。他們多從事拉駱駝搞運輸，有的靠買賣牛羊肉和切糕等小生意為生[6]。

此外，從張家口方志的零星記載中，反映這一期張家口商人開始出現了。郭登科，(宣化)縣城人。其先以商業起家，嗣因家道中衰，設館授徙，籍舌耕糊口，雖肘見踵，處之泰然也。光緒二十年卒，享年五十二歲。推測其先祖從事商業活動應在清乾隆、道光年間。①《策凌等奏與俄使議定恰克圖條約折》，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中俄關系檔案史料選編》第一編下冊，第516—518頁。民國《宣化縣新志》卷14《人物志下·儒行》，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194頁。袁嘉盛，萬全右衛人?！叭擞幸约彪y告者，無問親疏，率傾囊以濟，常以邊地苦寒，歲制皮衣數百領給無衣者；又每年治椑置空所，遇無力殯葬者與之?！焙髞怼耙蜕棠硜砜谫Q易，擁貲巨萬，嘉盛與之相識?？滴踔杏帽螋斕?，道阻。商欲亟歸，乃以貲十萬寄嘉盛所，且約曰倘欲營運者，啟此無妨。后三年我來，但以原數歸我可也。嘉盛諾之。后十許年，其人不至，訪之則已死，其家亦不知前有寄金事也，嘉盛即召其子至，還之。子涕泣欲以半為酬，不納?？滴跏晔プ婊实圩钥谕饣罔?，道經其里，特賜召對，給三品頂帶及詩扇、綾匾。鄉黨榮之，以孫立相貴贈光祿大夫?！睆脑问⒌幕顒蛹捌渑c外地商賈交往來看，袁嘉盛也應從事商業活動。②左承業：乾隆《萬全縣志》卷7《耆德》，“楊成”“袁嘉盛”條，乾隆十年刻本。這一時期是張家口商人群體的形成期，張家口的商人群體以晉籍商人為主體，北京、山東、河南等地商人也參入其中。張家口籍商人較少，“宣化地瘠民貧，風俗樸素，人民多務農，營商者少。農家村居情甚親昵，有無相同老少相愛，耕獲以力相助。有上世之遺風焉?！薄瓣P于商業，在昔蒙古內附置為藩屬，張家口、庫倫、恰克圖為互市要區，商業興盛不亞內地。本埠商業半為客籍人所經營，尤以山西及蔚縣籍為多，本地人商業勢力甚微?！盵7]這一時期除蔚縣外，張家口人仍以農耕為主業，從事商業經營者甚少。

2.鴉片戰爭之后張家口商業貿易的快速發展

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后，俄國看到英法等國在中國獲得了五口通商、協定關稅等特權，向清政府施壓，強烈要求“在英人不易到達而距俄國較近”的中國西北和蒙古地區獲得利益。咸豐元年(1852)八月，清政府與俄羅斯簽訂了《伊犁塔爾巴哈臺通商章程》，規定中俄在伊犁、塔爾巴哈臺(今新疆塔城)兩處通商，俄羅斯商人每年前來貿易，并可以在通商地點建房屋以存貨住人[8]。此條約允許俄國商人在貿易之處建房住人存貨，為俄國商人進入我國內地貿易開了方便之門，也為俄商在庫倫、張家口建房屋開了先例。

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后，中俄、中英、中法等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咸豐十年(1860)中俄簽訂《中俄北京續增條約》，第五條規定：“俄國商人，除在恰克圖貿易外，其由恰克圖照舊到京，經過庫倫、張家口地方，如在零星貨物，亦準行銷售?！盵9]同治元年(1862)，中俄又簽訂了《陸路通商章程》，其“第三款，俄商運俄國貨前行天津。此項貨幫止準由張家口、東壩、通州直抵天津。第四款，俄商路經張家口按照運津之貨總數酌留十分之二于口銷售，限三日內稟明監督官于原照內注明驗發準單方準銷售，該口不得設立行棧?！痹摗墩鲁獭冯m然不許俄商設立行棧等，卻使俄商到張家口的貿易合法化。光緒七年(1881)，清政府與俄國簽訂《中俄改訂陸路通商章程》，規定“俄商由恰克圖、尼布楚運貨前往天津，應由張家口、東壩、通州行走。其由俄國邊界運貨過科布多、歸化城前往天津者，亦由此路行走?！薄岸砩逃啥韲\來貨物，路經張家口，任聽將貨酌留若干于口銷售?！盵10]據此條約，俄商在我國經商的權力進一步擴大，雖然不能在張家口建立領事館，但獲得了設立行棧，駐地貿易的權力。俄國依此條約在庫倫、張家口開設輔店、行棧，又于1892年在張家口大境門外的元寶山附近建立了東正教堂。同時，還應關注的一點是，條約對中俄陸路商路做了明確規定，除恰克圖經張家口至天津的傳統路線外，又新增加了尼布楚經張家口至天津、科布多經張家口至天津的兩條新線。并據條約的第四、十、十一條的規定，俄商無論是運來貨物，還是在天津、內地販買土貨回國，經張家口的都在張家口交稅。張家口成為中俄在東北亞貿易的重要的樞紐城市。

隨著張家口不斷被迫開放程度的加深，張家口的中俄、漢蒙貿易日漸興盛。張家口大境門外元寶山谷地中的店鋪鱗次櫛比，有蒙古人的、北京人和山西人的，俄國商人的店鋪、茶葉貨棧、房屋、教堂等也集中在這里，還有張家口人開的2家木行和20來家鐵器鋪子。在靠近大境門的地方是牲畜交易的市場，每年的秋冬季節，成百上千頭的牛羊在這里出售；五六月份是馬匹交易的時節，每年售出的馬匹有1.5萬到3萬匹。進入大境門，便是張家口的上堡，也稱“市圈”“買賣城”，來自俄國的呢絨、絨布和毛皮制品幾乎全部先運到這里的貨棧，然后批發給下堡，最后再運往內地。大金裕、屠正、裕源永等是從事此業的資本最雄厚的商行。祥發永、匡全泰、恒隆廣、大盛裕、裕慶成、萬慶泰、公和全等商行主要經營茶葉，服務蒙古北部諸部落以及在恰克圖對俄貿易。每年運往恰克圖的磚茶達3萬箱，運往庫倫和北蒙古的厚磚茶3萬箱、薄磚茶1.5萬箱。

在今張家口市玉帶橋到壩崗底一線，集中分布著鹽行，又稱“堿店”。政府許可經營鹽業的商家有德懋、合成、德恒、元隆、全成、③全成堿店，一說為“金成”堿店。李沛澤：《憶口堿業之興衰》，《張家口文史資料》(第1—3輯合訂本)，張家口日報社1985年，第166頁。德元、天合、元盛、泰成、裕源等10家。每年從察哈爾、阿巴嘎等蒙古地區收購土鹽約有1 220萬公斤，經過加工后，制成青鹽、白鹽，主要是銷往北京和當地。

張家口的下堡是張家口最老而且是最富庶的地區，武城大街是中心地帶，各大商號都集中在這里。資本最為雄厚是大新德、大亨玉、天太德、復興隆、永興隆等商號，經營對象主要是喀爾喀、蘇尼特、墨爾根等蒙古各旗，每年的貿易量在25萬銀盧布左右。在下堡的小街上，最引人注目的是各種錢莊、票號[11]694-717。20多年前(同治初年)許多山西人把資本從內地轉移到張家口來，有的資本達幾十萬兩。如錦泰亨票號，是山西太谷曹家于道光年間開，后來為適應對俄貿易的發展，又在莫斯科、伊爾庫次克、庫倫等地開辦“錦泰亨分莊”；同治年間，山西祁縣“大德通票莊”在張家口下堡鼓樓西開辦了“大德通分莊”，山西平遙“百川通”在張家口也有分號[12]。

張家口轉口貿易的商品種類很多，從張家口稅關過境的商品來看，歐洲商品有俄國呢、俄國棉絨布、徊布(一種花條亞麻布)、達連布、粗洋布、羽綾、洋標布、俄國皮革、俄國山羊皮、銀器、銅器等，蒙古特產有土堿、粗鹽(從浩齊特左右旗、阿巴嘎旗以及其他一些旗運來)、狐皮、狼皮、海貍皮(分大、小皮)、貂、猞猁皮、貓皮、山羊皮、馬皮、駱駝皮、牛皮、駝毛、馬尾、馬鬃等，內地的商品主要茶葉、瓷器、絲綢、布匹等[11]706-707。正因張家口區際貿易繁榮，尤其是皮毛類商品貨源充足、品質好而有“口皮”“皮都”之稱，吸引了英、美、日等國紛紛來到張家口設店經營，到民國初年的1912年，在張家口的外國商行有英國的德隆、仁記、商業、平和商行，德國的禮和、地亞士商行，美國的茂盛、德泰商行，日本的三并、三菱商行以及法、俄、荷蘭的立興、恒豐商行，總數達44家。

3.鴉片戰爭之后張家口商人群體的形成

鴉片戰爭之后，張家口的區際轉運貿易進入繁榮時期，對于轉運職能為主的城市，可以在貨物轉運過程中，利用這些外來的資源進行銷售、儲存、再加工，創造出新的產業和就業機遇，促進城市發展。張家口的漢蒙間、中俄間的區際轉運貿易，都以皮毛商品為大宗，蒙、俄大量粗加工的皮毛商品運到張家口，給張家口帶來了新產業發展機遇。東北亞地區是皮毛的主要產區，地近張家口，有充足的貨源。優質皮毛制成裘衣等，品質一般的、下角料等制成車馬挽具、各種皮條和蒙靴原料等。皮毛制品既是東北亞地區日常生活所需的主要衣料，也是我國內地御寒的重要制衣源料，優質的裘衣等更是社會身份的體現。蒙古地區和京津、上海等地對皮毛制品的需求也刺激了張家口皮毛業的產生和發展。據民國《萬全縣志》載：“在昔平綏鐵路未通時，所有本口(即張家口)之工商業，皆兢兢業業，悉本舊規，以與蒙古各盟旗交易。出口貨為煙、茶、油、酒、米、面、布疋、糖味、海味、鐵器、瓷器等日常用品。入口貨為皮毛、牲畜、鹽堿、木料、蘑菇、奶食等。所有出口入口各貨物如系原料或須改制者，多有在本口制造成品及改裝運發者，故本口工業以入口貨之皮毛為大宗，至出口貨之銅鐵木器、鞾鞍帽韉等?！雹倜駠度f全縣志》卷3《生計》，“社會概況·工商區”，中國地方志集成·河北府縣志輯(15)，上海書店、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2006年，第201頁。細皮行“共一百九十家，用手工制造各種皮貨，銷售平津上海等處。全年貨價一百九十七萬七千元。此行專制狐皮、灰鼠、羊羔等成裘，及獺貂等衣領。張垣他商多見蕭條，而此商獨見興旺?！崩涎蚱ば小肮擦寮?，用手工泡制山羊皮褥、老羊皮衣服，全年貨價七十二萬六千元。此行現狀亦佳?！贝旨毱ば械搅嗣駠荒?1932)，仍有188家，資本共17.042 0萬元，工人有1 655人，每年的生產原料需狐皮14 000張、灰鼠皮327 500張、羊羔皮及老羊皮118 700件，老羊皮衣200件?！雹诿駠恫旃柾ㄖ尽肪?3《執業編二》“商業·萬全縣商業”，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394頁。所記載工商業情況為清末時期。萬全縣“手工業人數約二萬一千余人，以業粗細皮毛工人為最多，本口固有之工業?！雹勖駠度f全縣志》卷3《生計》，“社會概況·工商區”，第201頁。

蔚縣皮毛業在清中后期也發展起來，大小皮毛作坊、店鋪字號有170多家，從事人員約5 000多人。位于縣城的“謙、生、義”字號皮毛鋪是最大的，在同治、光緒年間，各鎮曾設有他的店鋪和加工作坊，有800多人。他們以生產羔皮為主，遠銷山東，其皮貨在濟南府亨有極高的聲譽，當時的濟南皮商非“謙、生、義”的貨不買。此外，逮元昌、德巨生等都是著名的皮貨商號，產品遠銷中原、東北和新疆地區[13]。

皮毛業的發展產生了產業聚集效應，與皮毛貨物交易、批發、存儲、生產、運輸、銷售等行，紛紛出現在張家口，形成一個完整的生產鏈條。如牙紀行，以從事漢蒙間牲畜介紹為主業，到清末有64家；生皮行，由旅蒙商購買各種粗細生皮轉賣于洋商，及本市制皮各商號，清末有45家；黑白皮行，用人工制造各種皮革；蒙靴作坊，用手工制造蒙古用香牛皮鞋，售于旅蒙商，運銷蒙古地方，清末有85家；車馬店，清末有42家，專留居各縣農民來往車輛；旅棧店清末有54家，專留居各處仕宦客商；④民國《察哈爾通志》卷23《執業編二》“商業·萬全縣商業”，第394-395頁。運輸業既是皮毛等業發展的一個環節，也因區際轉運貿易發展的基礎是交通運輸，因此也獲得了快速發展。

張家口的區際轉運貿易在以東北亞地區為基礎上，又向西北有所發展，形成發達的交通運輸網。在張家口－庫倫－恰克圖，張家口－遼寧－齊齊哈爾－尼布楚，張家口－天津－江南腹地之間，以及張家口－商都－武川－東公旗－中公旗－西公旗－阿拉善旗－武威－張掖，張家口－包頭－銀川－蘭州－西寧等商道上，茶葉、皮毛、俄呢、布匹以及日用品的運輸，都以駱駝、牛車為主，光緒年間張家口的黑達子溝(今新華街)、白家溝、東駝號、西駝號、范家大門以及西關街等地有100多家養了5 000多峰駱駝，在駱駝運輸業中最有實力的是宣化郝家，光緒年間有駱駝常在400－700峰之間，有幾千人以拉駱駝搞運輸為生[14]。用牛車運輸的俗稱“老倌車”，從事“老倌車”運輸的主要是張家口郊區的南天門、土井子、菜市、梢道溝、四岔、啕南營村以及懷安、萬全等地群眾，“老倌車”的規模也不小，僅啕南營袁家就有牛車百余輛[15]?！袄腺能嚒背蔀閺埣铱谵D運貿易中的重要運輸力量。

伴隨著張家口在東北亞地區轉運貿易的發展，崔生了服務于茶葉、皮毛業的生產性服務業和生活性服務部門，生產性服務業在上文中有所述及，生活性服務業，諸如干鮮果業、米粟業、面業、雜貨業、油酒業、紙煙煤油業、肉業、餅面業(人工制造面包、燒餅等食物)、首飾業、木作業、飯館業、醋醬業、沐浴業、糖業(用人工制造糖果等食品)等，張家口的工商業步入繁盛時期，“張家口在昔商業繁盛之時，商戶數幾占民戶數二分之一?！薄懊駠旯ぱ簿终{查張家口全埠民商戶共一萬五千八百五十六，男女人口共一十三萬二千六百二十一?！雹菝駠度f全縣志》附《張家口概況》“人口”、“戶口”，第428、431頁。張家口本市的商人群體在清末民初約有10余萬人，確實可以稱得上是“北方著名之商埠”。

宣化、陽原等縣的商業也因東北亞地區的貿易而發展起來?！霸谖裘晒艃雀綖榉獙?，張家口庫倫恰克圖為互市要區，商業興盛不亞內地。我宣商人多往焉。歲一往返，獲利數倍?！彪S之而起的是布鋪、洋貨鋪、藥鋪、木廠、山貨鋪、成衣鋪、煙鋪、倮子鋪、肉鋪、煤鋪、醬園、掛面鋪、皮房、染房、澡堂、車鋪、金珠鋪等78行，從業人員達1萬余人[16]。

陽原縣的商業，“以清末至民國十以前為最盛，其皮貨營業，以治城為中心，遠經張家口而達于京津；匯兌營業，更經張家口而達于恰克圖、庫倫；糧食營業，則西以治城揣骨疃為中心，而達于山西陽高，東以東城為中心，而遠于蔚縣之西合營，年以輸出貨價，更購東西洋及津廣雜貨以供本縣人民之需用。然此數十年中，因本縣僑于恰庫者眾，并經工商各業，收入甚豐，故每歲現金入超，為數數十萬以至百余萬，是以產業漲價，商號林立?！盵17]

東北亞地區貿易的拓展，促使張家口商人群體的加速發展，特別是張家口本籍從事商業活動的商人越來越多，并在各行業中占據一定的位子。在這里強調張家口本籍商人群體的形成，并不是排斥外籍的商群體，反而是由張家口本籍商人群體的形成證明了東北亞地區貿易的拓展給張家口社會帶來的變化。

三、張家口商人群體的社會意識

1.自覺參與社會活動

我國以農業立國，尚農思想根深蒂固，形成士農工商的社會結構。隨著商人經濟實力的的增強，參與社會治理的意識不斷提高。商人在社會治理中的作用，主要是通過積極參與到社會公益事業，通過在公益事業上的影響進而影響社會以及政府。張家口大境門外有朝陽、大境兩座水壩，修建于乾隆十二年。民國五年時水壩被山洪沖毀數十丈，商貨牲畜損失甚巨。知縣郭以保會同邑紳張受恩、李景等，補修壩工。民國十六年，經由大境門外的商民集資，組建壩工董事會負責修建朝陽壩。民國二十二年“建設廳與紳商組織建筑委員會，又謀補修，值同盟會軍起，僅修六十丈。又補修清河橋北西岸一段?！雹倜駠恫旃柺⊥ㄖ尽肪?《疆域編之五》“堤壩·萬全縣堤壩”條，第187頁。張家口西渠八壩的修建又是一例，張家口西沙河每年夏季受西山諸水后，形成洪水沖過街市，東入清河水，歷年為害甚巨。自民國十二年春地方士紳開始建議開西渠，導西山諸水入賜兒山河溝，東南入清河水。至十七年被政府采納，修建了西沙河平順壩、白家溝壩、第一美人溝壩等八座壩。②民國《察哈爾省通志》卷5《疆域編之五》“堤壩·萬全縣堤壩”條，第188頁。解決了西沙河水泛濫問題，反映了士紳參與市政建設、影響政府決策，市民意識增強。

此外，慈善機構也多得商人的捐助。萬全縣在清后期在縣城、張家口、洗馬林、太師莊四處設有留養局，為救濟貧困之人錢米的地方。后因財力不濟無以為繼，只剩下張家口玉帶橋的留養局，也遇到財力困難。萬全縣大商人霍馨南出資萬元，使其得以維持。又張家口原有功德社，是地方士紳捐集善款，發商生息，求助貧困無力買棺殮埋的貧民。民國二十年，縣救濟院成立后，此項善款作為了救濟院的基金。張家口德全永商號的楊壽軒仍然持續捐助救濟院。③民國《萬全縣志》卷6《政治自治》“救濟機關”條，第259頁。

2.商人群體自我意識的形成――行會

隨著商業貿易的發展與繁榮，為了加強自我利益的維護，協調同行者之間的關系，加強同行業的管理，同行商人自發地組成行會，行會的形成更是商人自我意識形成的一種體現或標志?！靶袝?，就其本意來說，就是處于同一城鎮中從事同一職業或幾種相仿職業的人所組成的協會，最初起源于民間的結社習俗，是一種商人的自發組織。行會組織名稱很多，沒有統一規范，如公所、會館、公會、社等，其中尤以公所和會館為最多?！盵18]張家口的行會到清末民初有錢行、細皮行、老羊皮行、京幫旅蒙雜貨行、朝陽村保正行、增盛社(由茶商組成)、布行(由綢布商組成)、麫行、煤行、運輸社(駱駝、牛車運輸商組成)、米粟行、雜貨行、京馃行(經營點心商組成)、油酒行、牙紀介紹交易組織公會、黑白皮行、木行、鐵行、蓆麻行、染行、斗牙行(由介紹米粟交易的商人組成)等，④民國《察哈爾通志》卷23《執業編二》“商業·萬全縣商業”，第394－397頁。各行都是由同行或相仿職業的商人共同組成的自我管理的組織，以經營口蘑的商人組織“慶隆社”為例，該行有自立的行規11條，諸如不準偷買偷賣蘑菇、無行規者不能經營蘑菇、不頂生意者不能領行規等。入會者先交三塊大洋領行規，行里主事者用木版印出一張紅紙的行規，領到行規后就正式承認其入行。一般店鋪都把這張紅紙的行規用鏡框鑲起來掛在店中。入行之后，各蘑菇店到貨行買土貨時便可一視同仁?！皯c隆社”設有專門的活動地點，行的負責人是由各店輪流做樁擔任，行里的一些公用東西，都是上屆傳下屆，輪流保管[19]。行會的成立，使商人有了自己可依靠的組織，互通商業信息，避免惡性競爭，維護物價平穩，保護共同的商業利益。

行會是同行業從業者較多，形成潛在的市場競爭危機與壓力之后而出現的自我管理組織，有些行業如專買中外紙煙煤油的、零售豬羊牛肉的、買筆墨紙書的店商，因從業人數較少等原因，沒有成立行會。到光緒二十九年(1904)，清政府農工商部頒布商會簡章，勸辦商會。張家口于光緒三十二年(1907)遵照部頒商會簡章，由上堡(市圈)保正行、南門外(指市圈)保長行和下堡的錢行、當行、茶行、布行、油行、雜貨行、京馃行、染行、堿行、麥行、缸行、麻行、清水行，即下堡十三行共同組成“張家口商務總會”，后改為張家口總商會，至民國二十年遵照新商法，改組為張家口商會。⑤民國《萬全縣志》卷6《政治》“自治·民眾團體·縣商會”，第258頁。賈少卿：《張家口的商會》，《張家口文史資料》(第13輯)，張家口日報印，1988年，第309頁。

3.張家口商人群體政治意識的增強

1947年，國民政府公布了各界選舉國大代表和立法委員的名額分配，商業團體國大代表為3%，立法委員為6%。張家口商會認為有失公允，不能體現商界的貢獻和民權。為此，向國民政府立法院等提出建議，并向保定商會等各地商會發函，希望聲援。其在《為商界國大代表立法委員名額規定過少請一致主張重行分配》函中，著重強調了憲政的核心是發揚民意，民意“非獨有關商人切身利害，”實是“憲政之前途，國家大計，關系甚巨?！卑l揚民意是“本會責任所在，難安緘默，”故通電各地商會祈求聲援。并提出了增加商界國大代表立法委員名額的理由，一是，“商業團體之設立，歷史悠久，地區普及，組織健全，人數眾多，遠非其他職業團體所可以比擬?！倍?，“對國家之貢獻，平時戰時均作人力物質之資助，而納稅之龐大，供應之浩繁，又莫不出之于商人?！比恰半H此抗戰后，工商凋敝，為經建前途計，為培養國本計，對此疲困之商界，理應多方扶植，共圖發展?！闭蛏探鐨v史久、人數眾、貢獻大、國之本，所以，“以極少代表名額之點綴，削減其權利，束縛其意志，揆諸事理，豈得謂平?！盵20]此舉使我們看到了張家口商會的政治覺醒，在視商業為“國本”的基礎上，充分肯定了商業在國家建設方面的貢獻超過了農工、教育、自由職業等團體，名額過少就是對商界民主權利的損害。并能牽頭號召各地商界進行爭取，充分反映了張家口商人群體自我政治意識的提高、社會責任的增強。

四、結語

張家口，是中俄在東北亞地區不斷遴選最佳貿易地點的選擇。這一地點的選擇，既滿足了俄商的商道便捷、便于貿易的要求，也滿足了清政府將俄商隔在長城以北的安全需要。張恰商道的形成與發展，不僅承接了中俄在尼布楚貿易的任務，而且承擔了清政府處理中俄關系的政治責任。隨著張恰商道貿易的繁榮，促進了張家口地區商業的發展和張家口商人群體的形成與不斷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