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原慈善的真實面目

韓良

古希臘神話中，普羅米修斯出于對人類的熱愛（Philanthropos），盜取了宙斯的天火，送給人類，自己卻每天忍受老鷹啄食肝臟之苦。Philanthropos（對人類之愛） 是Philanthropy（慈善）的詞根，在古希臘，慈善一開始帶有地域性和特定性，是富人向自己的城邦進行慷慨（munificence）的捐贈，后來受教會文化影響，認為社會每一個成員都應該懷有仁慈（benficence）之心，有義務為任何有需要的不幸人群提供幫助。因此Philanthropy主要指民間個人和社會對弱勢群體的救助與公益事業的捐贈。我國曾有人從個體角度對慈善定義：“懷有仁愛之心謂之慈，廣行濟困之舉謂之善 ?！睆娬{了慈善是個人內在仁德與外在善行的統一?？梢?，中外都強調慈善是對私人和民間社會資源的一種有效、合理的重新配置和開發，用于救助不幸人群的一種活動。慈善的動力來源于兩個方面：人們內在善良的心靈滿足和外在利益的驅動。

在西方，慈善經歷了以下三個不同的歷史時期：第一階段，私人捐贈作為對窮人進行救助的主要方式而存在。在工業革命以前，歐洲社會一開始主要通過私人對窮人進行直接捐贈，或者通過教會對窮人進行扶助，18世紀后，一些富人通過股份公司建立醫院，收治窮人；第二階段，私人捐贈作為政府福利制度的有效補充。20世紀初，第二次工業革命為美國的資本家帶來大量的財富，鋼鐵大王卡耐基撰寫了《財富的福音》一文，奠定了現代基金會的思想基礎。同期的洛克菲勒對教育和衛生事業的捐贈，特別是對中國現代醫療衛生事業的建立貢獻頗大，可以講，我國派出支援武漢抗疫的“北協和、南湘雅、東齊魯、西華西”四大醫療隊，其前身都得益于美國慈善家的支持；第三階段，現代的慈善家由企業家轉型而來，開始嘗試直接運用自己的財富和企業家才能來解決社會問題。雖然沒有改變政府主導社會福利的模式，但美國以比爾·蓋茨為首的一批新的慈善家，采取了不同于以往直接捐贈的慈善模式，他們或者向從事公益事業的企業進行投資，或者直接運用自己的企業家才能從事慈善事業，進行一些政府不能及時關注的重大社會問題的解決。

我國民間一直具有悠久的“扶危濟困”的優良慈善歷史傳統。改革開放初期，由于民間財富尚處于積累階段，我國建立了獨具中國特色的公益慈善制度，即具有行政性質的公益組織，這些官方的慈善組織在慈善觀念的普及、一些專業領域民生狀況的改善方面起到了積極作用。但其落后的管理機制、不透明的財務運行機制、不尊重捐款人意愿的管理方式受到了社會公眾的詬病。在此次武漢抗疫救助中，三家地方性的官方公益基金會被指定為接受捐贈的主體。疫情期間，一面是源源不斷輸送到達的捐贈物資和善款；另一方面是在抗疫第一線的各大醫院物資十分緊缺，缺乏保障的醫護人員讓人揪心。顯然這種情況的發生是因為這些官方基金會在分配和發放捐助物資的最后一公里問題嚴重，其背后的深層次原因是其目前的慈善理念和管理方式已經不能有效地應對社會突發事件的救助危機。而武漢卓爾基金會、韓紅基金會、三一基金會等民間慈善組織都在第一時間籌措到緊缺物資并送到前線需要救助的人群，民間慈善組織強大的資源發動能力及高效的物資分發能力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這些表現突出的民間慈善組織只是我國7000多家基金會的一小部分，如果我們對官辦與民辦的慈善組織平等相待，信息透明，民辦慈善組織的積極性就會大大調動起來，將會為地方政府解燃眉之急，將會在第一時間為需要救助的人群送去溫暖。

我國《慈善法》第三條規定：本法所稱慈善活動，是指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組織以捐贈財產或者提供服務等方式，自愿開展的公益活動。從《慈善法》規定來看，我國對慈善的立法理念是和國際接軌的，慈善活動是在政府財政撥款之外，獨立于政府的第三方公民和非政府組織自發地對不幸人群的救助及增進社會福利的活動。此次武漢抗疫慈善捐助中暴露出的問題，說明我國普及《慈善法》、進行官方慈善機構的社會化改革、發揮民間公益慈善機構功能等方面的工作，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改革開放40多年創造了巨大的民間財富，如何讓“民間財富”放心地通過慈善捐贈轉化為造福需要救助人群的“社會財富”？如何將人們的愛心通過公益組織落到實處？這都是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我們相信，回歸慈善常識、回歸慈善本源就是最好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