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聊齋·黃英》人物形象的思想文化意蘊

摘要：《聊齋志異》承載著豐厚的中華傳統文化，反映了蒲松齡對儒家、道家、墨家等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其中《黃英》文中的三位人物形象分別展現了蒲松齡身上的儒道墨思想意識觀念在時代背景下的沖突與融合：儒家安貧樂道的衛士——馬子才、魏晉風度踐行者——陶三郎、墨派實干家——黃英。

關鍵詞：蒲松齡;聊齋志異;黃英;儒家;魏晉風度;墨子

中圖分類號：I207.419? ? 文獻標識碼：A

蒲松齡自稱苦行僧轉世，生活在儒家思想的發祥地，有著強烈的入世意識和仕途情結，其大半生都在科舉考試之路上艱難跋涉，是一個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典型的傳統儒士，然其屢試不第，家道中落，人生辛酸，孤憤難平。儒家圣賢經典里的禮義廉恥、忠孝節義與現實狀況的巨大反差不斷叩問心中那個坎坷潦倒、悲苦不堪的靈魂。他在《戒應酬文》中有一段深夜書齋自畫像：“彎月已西，嚴寒侵燭，霜氣入幃，瘦肌起粟，枵腹鳴饑，回顧酸影在墻，須吻張翕，聳肩縮項，如世鐘馗?！?[1]376他反復審視觀照，終以神來之筆“寫鬼寫妖高人一等，刺貪刺虐入骨三分”，鑄就中國古代文言短篇小說的一座高峰——《聊齋志異》。

《聊齋志異》雖是一部“記神仙狐鬼精魅故事” [2]175，卻從各個層面折射出清初當時社會的世態民情，其內容包羅萬象，思想極為豐富，幾乎囊括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諸多思想，如儒家、道家、墨家、佛家以及民俗文化、神巫思想、民族思想等，使作品具備了極其深廣的思想文化內蘊，這一點也是《聊齋志異》超越同類作品的顯著優勢?！饵S英》就是其中一篇集中展現蒲松齡儒道墨思想意識的代表作。

一、儒家安貧樂道的衛士——馬子才

《黃英》中的男主人公馬子才身上有兩個傳統儒士的特質，一愛菊，二安貧。文章一開始就交代馬子才，“世好菊，至才尤甚” [3]1431，只要能得到好的品種，他絕不吝惜金錢與精力?！奥動屑逊N，必購之，千里不憚” [3]1431。一次偶然間聽別人說“其中表親有一二種，為北方所無” [3]1431他便即刻出發，不遠千里來到金陵，多方動用人際關系，最終“得兩芽，裹藏如寶” [3]1431。蒲松齡在《十月孫圣佐齋中賞菊》中寫道：“我昔愛菊成菊癖，佳種不憚求千里?！?[1]1924顯然蒲松齡筆下的馬子才嗜菊與自己如出一轍，仿若蒲松齡的影子。菊花，中華十大名花之一，自屈原《離騷》“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擬品格高潔、陶淵明《飲酒》“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喻高士隱逸以來，菊花便被賦予了如梅、蘭、竹般淡泊高雅的君子之氣節和超凡脫俗的隱士之操守的人格象征意義。

這樣一位有著高潔情懷的男主人公，“然家清貧” [3]1431，住的是荒陋茅廬，飲食簡陋到“似不舉火” [3]1431，正所謂“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 [4]10，馬子才不僅安于貧困，還引以為傲，在“仆雖固貧”“仆三十年清德” [3]1433的言辭中流露出諸多清高自賞的意味。他盛邀陶生，顯然也是把他當成“陶淵明”式的人物。當陶生欲賣菊謀生時，“素介”的馬子才“甚鄙之”：“仆以君風流高士，當能安貧;今作是論，則以東籬為市井，有辱黃花矣?！?[3]1431馬子才對財富的審視秉承儒家傳統：“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4]41認為賣菊治生有辱菊花，把正當求富看做是俗和貪，而把“固窮”卻作為君子應當追求的生活目標，他以言利為恥，以治生為俗，以不事生產為榮，已然是儒家安貧樂道的典范。受傳統男性觀影響，他不愿贅居黃英之所，“恥以妻富，恒囑黃英作南北籍，以防淆亂” [3]1432。當“家中觸類皆陶家物”時，他又“立遣人一一赍還之，戒勿復取”可“未浹旬，又雜之。凡數更，馬不勝煩” [3]1433。在“享用過于世家”時，馬“不自安”，說：“仆三十年清德，為卿所累。今視息人間，徒依裙帶而食，真無一毫丈夫氣矣。人皆祝富，我但祝窮耳！” [3]1433面對馬子才以貧為清高的酸腐論調，黃英則客氣委婉地解釋：“妾非貪鄙;但不少致豐盈，遂令千載下人，謂淵明貧賤骨，百世不能發跡，故聊為我家彭澤解嘲耳?！?[3]1433黃英的見解令人耳目一新：陶淵明之所以窮，并非沒有能力，而是沒將精力放到求取財富上，是不為也，非不能也。用自己的勞動致富，既能使自己過得好一點兒，又為陶淵明爭口氣，堂堂正正，何恥之有？黃英用古代文人歷來寓意清高的菊花賣錢，以菊花貫穿全篇，讓“菊”與“陶”這兩個最能代表士子清高人格因“自食其力”的致富而心安理得，“聊為我家彭澤解嘲”涵義深刻，反映了當下時代思想價值觀念的巨變。為使“清者自清，濁者自濁”，黃英便在園中為馬生“筑茅茨，擇美婢往侍馬。馬安之。然過數日，苦念黃英，招之，不肯至;不得已反就之。隔宿輒至，以為常。黃英笑曰：‘東食西宿，廉者當不如是。馬亦自笑，無以對，遂復合居如初” [3]1433。在物質與精神享受面前，馬生也不能免俗，從“安之”到“反就之”，再到“復合居如初”，令馬生“君子固窮”“安貧樂道”傳統觀念和其所謂之“三十年清德”實在是不堪一擊。

貧賤并不能真正過上瀟灑的生活，真正要得適其志，就必須有“田園粗足”的物質基礎。在這個時代，士人應該怎樣看待貧與富、雅與俗？此文，蒲松齡客觀審視儒家思想價值觀在明末清初時代背景下面臨的挑戰，通過馬生儒家道統觀與菊花幻化而成的陶氏姐弟時代新思想的碰撞與較量，借陶氏姐弟對以馬子才為代表的傳統士人進行顛覆性的批判，打破了儒家傳統思想規范，肯定了物欲是士人得適其志的前提，也為以陶淵明為代表的文人雅士創造了新的人格內涵。

二、魏晉風度踐行者——陶三郎

馬子才在購佳種途中結識了陶氏姐弟，此姐弟實屬菊花幻化的妖精，那么“菊精”對自己——菊花又是怎么認識的呢？蒲松齡借陶生之口說：“種無不佳，培溉在人?！?[3]1431此處，他還菊花以本真的存在：菊花本身并沒有清與濁、高尚與卑劣之分，那是作為主體的人按照自己的意愿附加給它的。菊花就是菊花，在剝去其精神象征的非本真存在的盔甲之后，其使用價值以及由此而生的價值的本真存在便得以彰顯，即自然之美和真實之美，而這兩點恰為道家審美思想的最高境界。

道家崇尚自然，主張順天合道，回歸本性，不刻意，不飾偽?！罢嬲?，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貴真，不拘于俗” [5]316 《莊子·雜篇·漁父》。蒲松齡雖常以“吾儒家”自居，然而在其一部分文學創作中泛漾出濃厚的出世情懷和陶淵明情結，凝集了道家尊崇自然、返璞歸真等思想的文化內涵。有天真爛漫如赤子的嬰寧、小謝、花姑子、翩翩、霍桓等，還有自然任情的“真人”郎玉柱、孫子楚、邢云飛……《黃英》中菊花幻化的陶氏姐弟就是陶淵明的象征，黃英稱陶淵明為“我家彭澤”，都隨陶淵明姓陶。陶三郎容止“豐姿灑落”“言談騷雅” [3]1431，棋酒人生，醉死化菊，大有中國道家文化傳承之魏晉風度的精神氣概。

魏晉時代注重品評人物的容貌、儀態、才華及品德，絕美的姿容氣質被視為是人物的最高境界。陶三郎姿容俊逸灑脫，有著道家的自然率真、飄逸脫俗之美，同時又具備高超的藝菊本領和卓越的經商才能，“露才揚己”后淡泊名利，復歸田園?！饵S英》后半段主要講陶三郎飲酒。魏晉名士借助醉酒，顯露至真性情，醉是人與自然達成溝通融合的必要條件。竹林七賢稱贊醉酒能“逍遙浮世，與道俱成” [6]63阮籍《大人先生傳》，“無思無慮，其樂陶陶” [8]劉伶《酒德頌》。蒲松齡也嗜酒，有詩詞為證，“人壽幾何？……三杯酒，盡陶陶且醉，半晌高眠” [1]2019 《沁園春·人壽幾何》。陶三郎“飲素豪”，在一次醉酒時如“玉山傾倒” [3]1434，其個性氣質與魏晉名士嵇康“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 [7]125何其相似。醉酒之后倒在菊花叢中又與嘗醉臥菊花叢中的陶淵明如出一轍，還不禁讓人想起了《紅樓夢》里醉臥芍藥裀的史湘云，他們全然不拘禮俗，瀟灑曠達，恣意酣暢。道家將自然看做是最高范疇，自然就是自然而然，就是事物本身的姿態。陶三郎醉死化菊，顯露原形真身，他從自然中來，又回到自然中去，沒有了人形（社會角色）的約束，是真實生命的回歸。一如“以酒為名”的劉伶，“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 [8] 《晉書·劉伶傳》。死亡是生命的超越，是可以達成與生命本體相融的境界。顯然這種將死看作是自然天命、能夠泰然委順的死亡意識與《莊子·大宗師》里的“生死存亡為一體” [5]107相契合。蒲松齡在篇末也由衷的贊嘆醉死化菊的陶生是“世盡惜之，而未必不自以為快也” [3]1434。

三、墨派實干家——黃英

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道：“《聊齋志異》獨于詳盡之外，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親，忘為異類，而又偶見鶻突，知復非人?！?[2]176指出《聊齋》在塑造女性形象上采用了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結合的手法，引發了人們對這些“花妖狐魅”身上“人情”的現實性的關注。魯迅的這段論述在建國后的很多專著、論文中作為重要的引文被反復引用。也恰因魯迅在中國文學界泰斗的地位，使得他對《聊齋》女性形象的“現實性”的關注成為其經典化的重要價值判斷。

黃英無疑是《黃英》的一號主人公，這個菊花精與《聊齋志異》里諸多狐鬼精魅不同，她悄然幻化人形，沒有為消除落魄書生的孤獨寂寞而自薦枕席，也沒有為擺脫潦倒文人的苦厄命運而扶危濟困，更幾乎無關男女情愛。她在全篇自始至終都是以人的形象出現的，沒有現出原形（陶弟醉地化菊），并無顯現異于常人之處。蒲松齡在文末也強調“黃英終老，亦無他異” [3]1434。

全篇濃墨重彩的是機敏善辯的黃英、經商管理的黃英、理性務實的黃英……一個平民化、社會化的花精。黃英身上的這些特質其實源自先秦墨家的“平民文化”，其中包含了墨子的義利觀、“非命”思想、商業思想、務實精神和“兼愛”思想等。蒲松齡與墨子都誕生于齊魯大地，隨著明末清初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商業價值和商人的社會作用的提升難免不影響和改變著蒲松齡的思想觀念。在《聊齋志異》近五百篇的作品中“寫到商人或以商人為主人公的故事有七十多篇，約占現存篇目的六分之一，僅次于書中對于讀書仕人的描寫” [9]90。

儒家思想很少涉及商業活動，“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而墨子本身就是小手工業者，對商業活動的看法還是比較客觀的。先秦墨家學說重視生產勞動及其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在人類生存繁衍中的作用，認為力耕足食是一個國家穩定發展的重要保證。要達到“憂道不憂貧”的境界，沒有辛苦的勞作是難以維持的，墨子的“非命”正是指崇尚自食其力，“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君子不強聽治，即刑政亂;賤人不強從事，即財用不足” [10]279 《墨子·非樂上》。主張通過生產勞動實現自身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彼以為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飽，不強必饑，故不敢怠倦” [10]308 《墨子·非命下》。陶氏姐弟與馬子才關于賣菊爭論就體現了墨子的義利觀和“非命”思想，儒家鄙視經商取利，而墨家則不僅為正當的商業活動進行辯護，還對商人的勤勞和智慧大加贊賞。墨子認為人的“欲”是自然而然生成的，也應該自然而然的去評價和應用。墨子主張義利相兼，“義，利也” [10]326“利，所得而喜也” [10]328“有義則生，無義則死;有義則富，無義則貧” [10]215 《墨子·天志上》。利乃人之所欲，肯定商人追求利潤的合理性，是自食其力的勞動者。蒲松齡在此贊揚了陶氏姐弟“自食其力不為貧，販花為業不為俗” [3]1431的人生觀，提出“不必務求貧”的主張，顯然是對馬生這種士人“君子固窮”傳統貧富觀念的批判。蒲松齡又借黃英所謂的“聊為我家彭澤解嘲”，說明了士人要想擁有真正的人格獨立和精神自由，必須有一定物質基礎。小說后半部分寫陶生“惟日與馬共棋酒” [3]1433，不就是賴于陶生、黃英種菊賣菊而來的物質財富嗎？

先秦諸子中，墨子不僅能言善辯，也是一個腳踏實地的實干家?！把员匦?，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 [10]141 《墨子·兼愛下》。這種務實精神在黃英身上也有體現，黃英不但“雅善談”也身體力行，遷徙選址和業菊治生決策果斷，用實際行動實現了自己的人生理想。此外，黃英還善于處理人際關系，通曉人情，對婚姻生活中出現的分歧、爭執能靈活處理，文中三次寫到黃英面對家庭矛盾時“笑”，顯示了黃英性格的成熟穩重、圓融豁達。這種處理人際關系的核心與墨子的“兼愛”思想“視人之身若視其身” [10]126 《墨子·兼愛中》有很多相通之處。黃英可以說是蒲松齡作品中女性審美的最高理想人物。

魯迅曾說：“明清之際，是我國經濟和思想文化形態轉變的一個重要時期，商品經濟的繁榮、思想解放的高漲、社會風氣的變化，對這一時期的倫理道德和價值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并由此導致了社會行為取向和個人生存方式的變化?！?[11]686反觀蒲松齡的人生際遇和社會時代背景，可見其思想外右儒左道而內墨，儒道墨思想文化都對他產生了不同層面的影響，儒家清高的君子風范、道家曠達的人生態度、墨家的務實精神最終融為一體，為蒲松齡創作《聊齋志異》奠定了厚實的思想文化內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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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魯迅.魯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責任編輯：陳麗華）

收稿日期：2020-05-07

基金項目：楊凌職業技術學院人文社科類研究基金項目“寓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于高職語文課堂教學的研究與實踐”（GJ1742）。

作者簡介：朱榮梅（1978- ），女，陜西西安人。楊凌職業技術學院副教授，碩士，主要從事漢語言文學的教學與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