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認識論與文化交往淺談“拿來主義”

摘要：《拿來主義》最初發表于1934年6月7日的《中華日報·動向》上。在此之前，在文化界就展開了對中國文化走向的討論，有人主張“全盤西化”，有人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有人固守舊的文化，反對學習世界先進文化。魯迅《拿來主義》的內容研究和思想研究多關注“對待外國文化”和“對待古代文化遺產”，其顯著的現實針對性都帶有魯迅自身不可忽視的“問題意識”，達到“現實性與超越性的結合”?！澳脕怼?、“送去”的施動者所傳遞的主體性與主動性都是自身超越的前提，“問題”的提出也是自我探索的結果。一方面，文化交往是民族國家地區發生在文化領域的交往，對此做出的交往合理化的研究，是對于實踐的合理建構。另一方面，把民族或者國家文化的交流當做文化現象來認識，出于對認識的本質的探討，這個過程也是克服與再認識的新階段。

關鍵詞：文化主體與客體；主體價值失衡；理解；文化交往

“拿來主義”的文化研究涉及大背景下的文化主體對于文化交流活動中的攝取和交流的不平衡問題，狹義下的“拿來”、“送去”等行為著重表現在批判送去主義，同時揭露拋來“拿來”的異質，不過從文化現象的社會性意識方面，做出文化交往和文化認識的新立場的闡釋，也是新嘗試。因此，可以從文化主體以及文化交往行為對“拿來主義”進行探索。首先對“拿來”、“送去”等交往的主客體包含內的行為出立體的界定，并對其交往行為的本質特征和新歸途進行探討。

一、“拿來主義”中文化認識論的范圍指涉

“別的且不說罷，單是學藝上的東西，近來就先送一批古董到巴黎去展覽，但終‘不知后事如何”?！敖K不知后事如何”，那么準備工作也必定是草草了事的，這種不斷改造下的民族主義情緒的臨時建構，必定是倉促與粗糙的。緊接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余波，得到國際認可的南京國民政府，接下來需穩固內部文化思想軟實力，在動蕩的政治與文化時局下這種任務尤為緊迫，得不到歷史的檢驗與篩選，短時間內“一種包括文化上的民族和政治上的國家在內的雙重結構”得以形成?！半p重結構”的結合是脆弱的，是強行的、是不充分的，這種結合是混合著不足的、半正當性的與正當性，意識與無意識的，個人與社會結合不充分的。由于這種結合的不充分、不成熟性質，所以這種階段化下的倉促展示就是不明朗的。在這種不充分下的展示與表現自然也是漏洞百出的，“幾張古畫和新畫”，“除伯希和以及盧芹齋借展作品的真實性有所保證外，各收藏家提供的作品真偽難辨，徐悲鴻說其‘偽作亦，除了作品的真偽以外，畫冊中對作品的描寫也只得聽由收藏家的敘述，因此錯誤頗多?！睂ν庹故镜摹爸袊嫛钡母拍顑H僅是二元對立的下直接闡釋，與西方美術觀念的對照，從而形成“中國畫”這一概念，它是現代語境“國粹”意識下區別西洋繪畫的產物，更像是一種在政治立場上的形式逼迫下的“趕作業式”的民族自我認同。這里的“中國畫”是被外力促使下被迫形成的對“西方美術”的逆反，不是成熟的表現；是嘗試與融合的新產物，并不是中國傳統美術的全貌呈現。這種呈現的認識不是天然的，而有著一種從不和諧與沖突向和諧整一契合的艱難轉變過程。

“梅蘭芳博士”的交流行為展示著東西方的密切關聯，以1934年赴蘇聯公演影響最大，左翼戲劇家聯盟在批判的看待舊劇的同時，仍然將舊劇作為階段性代替中國的代表性表現之一。正是看到了京劇等傳統戲曲作為大眾藝術在民間的影響力及其藝術上的可資借鑒之處，因此這些掌握了辯證法的左翼文人，對于梅蘭芳訪蘇事件的評論就有了兩個批評向度。他們批評那些激進者忽視了舊劇的大眾化特性，同時也把矛頭指向保守主義者：“把舊劇訾毀得一錢不值固未可，然而，看到蘇聯請梅蘭芳演劇，就認為中國舊劇在世界劇壇上已發揚光大亦不必?！绷硪粋€向度則展現出東方文藝的價值，在這幾類交流活動中的輸出是自覺地，然而輸入是不自覺地。未被主體化的西方文化客體仍然在傳輸，然而主體暫不能領會其新屬性，不能及時捕獲當時現實所需的必要“養分養料”。但是當這種文化主體接受行為成為認識的自覺性活動時，這種自覺性活動的進行就代表了由量變到質變的飛躍。在形成“‘新主人的自覺性活動”的過程中，不充分與不和諧的體現就顯得正常和可接受?！斑@種研究達到一定的量，當它們異化于主體時，就產生了新舊認識論的質的飛躍?！薄斑\用腦髓、放出眼光”的認識就是以文化性為內核的文化現象，也就是在人化活動基礎上以主體為載體的客觀性的反映與以客體為對象的主體性的表現的有機統一”。以文化性為內核，意味著認識也是具有統一性的文化活動。

二、“拿來主義”主體價值失衡與文化階段性發展阻礙

這里的主體指涉范圍已經提到，是作為二十世紀的中國人以及所屬的文化體系。不過作為階段性的偏失現象，是否只是因為“地下埋著世界幾百年用的煤”致使自身發展的飽和性阻礙，還是都歸結于那個時代追求西方“太陽般”的價值體系下的不平衡現象？

在文化價值體系的評定過程中，“歷史文化”貶值或者“文化自信”的膨脹所造成的影響都是不可估量的。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技術與文化的入侵直接掩蓋了中國的發展方向道路，就連“摩登”的音譯，都代表著“現代”與“時髦”。這種“被‘送來者”的強制性將各類“洋貨”漫無目的的給予，作為“我們”根本沒有選擇的權利，并且被“嚇怕了”，甚至“拿來”都只是一種冠冕堂皇的說法。不平等的侵略性的、剝奪性的“被送來”使得交往平等基準線降到了很低，同時還帶了帶來的不可估量的“文化危害”，造成了那個時代文化價值的失衡。這里的“主體文化價值失衡”指的是；對自己應有的、客觀的文化立場的錯失以及迷失。追求“拿來”的優先性的南京國民政府欲在民國復刻當時西方社會的完全的文化價值體系，甚至站在了“非理性”對待歷史文明遺產的立場上，不但不能正確的給與“窮青年”以合理的文化認識導向，甚至會把對這方面的探討與發展引向“偏執”的地步?！捌珗獭彼碌碾m然是“暫時性”的脫離正常的成長方向，但是這種“偏失”還是存在回到正軌的可能性。與此同時，已經處在壓倒性位置的是“西方”的暫時階段性勝利。

上述的分析可以歸結為，“新人”主體的革命必要性與阻卻性是“文藝”發展的前提，所以拋開這一前提一味地去談論文化的擴張與傳播或者一些直接問題，是不切實際的；同時 ， 從上面的分析也可以看出， “清醒的青年”主體在歷史中階段性迷失是必然的，但是內化于中國民族精神的文化價值的失衡最終會回歸正途，盡管會發生一系列偶然的暫時的窘境。

三、“拿來主義”交往行為的失衡與合理化追求的新歸途

“怕給他的東西染污了，徘徊”，“窮青年”并不是不能接受“新文藝”的磚瓦，只是猶豫而已。這種猶豫便是意識的退卻。洛克認為“人作為社會動物，需要相互溝通并達成理解，否則社會便不能帶給人安慰和利益?！痹诒鎰e、使用、存放、毀滅”中的各種行為，都是產生于兩個或者兩個以上主體的有意識的交往。黑格爾早在《精神現象學》中既已說過：“一個自我意識對一個自我意識，這樣一來，它才是起初的自我意識”。從上一章對于“拿來”、“被送來”認識論中“主體與客體”的認識程式，在此嘗試過渡到“主體與主體”的認識程式，即所謂主張以“主體間性”的認識。

“拿來主義”背景下要守住的千百年間積累的文明的積淀，內化為中華民族本質精神屬性的一切具有無限價值的成果，就不得不“人們在他們的交往方式不再適合于既得的生產力時，就不得不改變他們繼承下來的一切社會形式?！薄扒逍训那嗄陚儭币庾R到了在“拿來”的影響作用下，封建社會下的既得生產力方式以及思想意識已經不能滿足“十九世紀、二十世紀”的國家社會“舊房子”的需要。下面通過對不同的交往行為的“危機”的分析，即“拿來”、“被送來”、“拋來”等行為分析，來了解一下這些文化交往失衡的的程度與損失。

文化交往以相互理解為基礎，強調“理解”交往的核心內容，然而時代背景下就算有“禮尚往來”，更別說“我們沒有人根據了“禮尚往來”的儀節”，就算有也不過是形式上的平衡交際，遠沒有達到“理解”的深層次的交往。在社會規范內的框架內的行為，應是雙向主體下的真誠的儀式性的規范框架下進行合理性的行為。作為交流與交往的基本行為，應在廣域范圍下的平均接受水平的審視下，通過中介交流進行的基本行為，建立協調的交往關系，最重要的就是“理解”的一致性的實現。這可以在國際漢學領域方面的“理解”，可以找到共識的感受。這也是國際漢學領域最為追求與想實現的目標?！皾h學”與“國學”一個時期以來成為國內學術界流行色，前者指海外對于傳統中國的研究，后者指國人對于傳統學術的研究。研究的對象都是中國歷史文化，只是主體不同而已。從外部看中國，從內部反省自己。不過建立的前提都是“理解”。

四、結語

主要對“拿來”與“理解”的認識及文化交往的淺析下，可以回到文化認識的視角對文化交往的現實困境進行反思。文化交往是不同文化主體之間相互理解，建立在認識的社會實踐活動之上。從認識論的角度來看，“新人”主體的認識活動本身就存在著以“窮青年”主體—“洋貨”客體的方式進行的對于客觀事物的認識，和以“本身舊房子”主體—“新房子的磚瓦”主體進行的對他者的認識兩種不同的形式，文化交往的現實復雜性便由此清晰展現出來，尤其是不同文化的主體對客體的認識，以及如何轉化成一種平等的理解和有效的交往。

“拿來主義”下的種種是不乏工具理性的產物，是“主體—客體”的思維方式凝固化的表現，在這種文化環境下文化交往應該突出的道德要求，用平等待人的交往理性取代工具理性，轉變“主體間性”的思維方式，從而消除束縛他們的限制，自由地交往，這對于現代的閱讀行為、學習行為有一定的方法論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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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王錚（1995—），男，山東濟南人，2020級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