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我國倫理困境的生成原因及消解策略

倫理困境在人們的社會生活中不可避免。社會學理論認為，“異質性”是倫理形成的基礎，“不平等”是倫理困境形成的直接原因。主體身份模糊導致社會責任與倫理義務不足，異質性交叉的僵化導致整合性交流的不足，社會向上流動機制的低效，“啞鈴型”的社會階層結構導致中間階層力量過弱，文化價值觀念與現實社會制度的斷裂等導致我國當前的倫理困境。倫理困境的消解需要構建社會主體的多重身份參數，將主體性控制在合理范圍內；要搭建異質性交叉平臺，促進倫理共識的形成；培育“橄欖型”社會階層結構，打造倫理沖突的緩沖區；暢通不同群體的流動渠道，軟化社會階層結構；構建共享性的核心價值觀，消弭倫理觀念的邊界。

倫理規范是社會存在的基礎，也是社會和諧運行的基本保障。盡管一個社會的倫理規范不一定與當事人的短期欲求相一致，但與他的長期與整體利益基本吻合，因此，凡是違背社會倫理規范的行為就會受到良心的折磨、輿論的譴責或制度的懲罰。［1］實際生活中往往會遇到某一倫理規范在不同的應用情境中出現沖突或者矛盾的情況，塞爾麥爾（S.Sellmaier）稱之為“道德悖論”或“倫理差異”。無論是“道德悖論”還是“倫理差異”，都可歸為“倫理沖突”或“道德困境”。從狹義的角度看，倫理沖突實際上是一種“準則沖突”，即當事人在具體情境中不能同時踐行多種倫理準則的選擇困境，即個體道德兩難困境。從廣義的角度看，倫理困境是當事人在對不同的倫理認識、倫理規范與倫理行為進行選擇時產生的對立心理或決策分歧。本文討論的倫理困境就是廣義層面的涵義。

一、當代倫理沖突研究的視角轉換

運用經濟學的利益視角來分析倫理沖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在一些非利益性的或者非直接利益性的領域中，經濟學的視角還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很難充分解釋當事人的倫理困境與道德選擇行為。例如，改革開放40余年來，我們在社會經濟發展上面臨“效率優先還是公平優先”的價值沖突時，往往會以社會所處的“發展階段”作為選擇效率優先還是公平優先的理由，背后的邏輯就是在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階段選擇效率優先是合乎道德或倫理的，相反，在經濟發展水平達到一定層次時，“公平優先”才是合乎倫理的?；谏鲜鲈?，很多學者將研究視角從經濟學領域轉向政治學與教育學等其他學科領域，其中社會學的理論最具有解釋力。彼特·布勞通過對社會結構的定量化考察，研究社會交換，并指出社會的“異質性”與“不平等”是影響社會分化和整合的重要因素，這也是導致倫理沖突等現象的社會根源。

倫理沖突的本質是人們的觀念之間的差異，是身份參數異質性的外在體現。彼特·布勞認為，個體在社會中存在性別、地位、職業、籍貫、婚姻等身份參數的多樣化或“異質性”，即當人們分屬不同群體時，群體數越多，那么，屬于某個特定身份參數的人口就會越少，人們之間的“異質性”就會越大。異質性群體之間主要通過兩種模式進行聯系，第一種模式是同質性群體只在內部與其他成員交流，而與其他群體很少交流，形成“異質性加強”，導致“群體圈子”變得十分狹小，最終減少與其他群體進行交往或整合的可能性，群體整合性的缺失就對導致群體間缺少道德觀念交流與對話，最終引發道德沖突。［2］(P130)第二種模式是成員之間的交流從群內擴散到外部其他群體，使不同群體之間的交流表現出發散化的態勢，形成“異質性交叉”。隨著“異質性交叉”的深入，人們的視野就會拓展，群體之間的互動也更加頻繁，進而使異質性群體之間產生“復合異質性”，也就是說，異質性的個體在持續的群體交流中逐步構建復合型的“角色叢”觀念，進而不斷明晰自身不同角色需要擔當的責任和義務，就此形成不同的倫理觀念。正是因為有不同角色以及倫理觀念或準則的存在，在交流與整合過程中極可能引起道德困境現象。

倫理沖突實際上也是道德選擇困難的外在表現。人們不但存在身份的“異質性”，而且，即使在同一身份參數的群內，不同人之間也會存在差異性，如在地位參數相同的人群中，還會存在權力、財富、學歷與資源等方面的“不平等”，嚴重阻礙個體或群體的交流。這種現象不僅是社會不平等的外顯形式，更是社會長期不平等的必然結果。這些不平等現象長期存在或不斷加劇，就會滋生群內成員之間的怨恨、矛盾與沖突情緒，要使這種狀況得到緩解就必須打通群內流動通道，讓不同地位的成員可以上下流動，從而使優勢地位與劣勢地位人數不斷減少，中間地位的人數逐步擴大，促使群內平均地位發生變化，形成“橄欖型”的地位結構，使精英們掌握的資源與權力彌散化，促進不同層級成員間的交流良性化。

在彼特·布勞的理論中，“異質性”與“不平等”是描述社會分化與整合的兩大參數群，不但存在次級別參數的差異性，還存在諸多內在聯系，而最顯著的就是“異質性”與“不平等”的“相互加強與交叉”。當不同參數相互加強時，個體就會減少或回避與其他群體之間的交流，以避免或減少沖突，但后果就是強化社會隔離，阻礙社會交流：“在一個分化的社會中，人際沖突的低發生率不能表明該社會普遍存在和睦現象，同樣它也常常不是表明該社會存在被壓制的不一致性?！保?］(P169-170)強化參數雖然可能會遮蔽矛盾與促進社會整合，但也很難讓人們正確認識矛盾與沖突的現實性，更不利于化解矛盾與沖突。參數之間出現相互交叉就會形成“復合參數”，結果是社會交流的擴大也會導致社會矛盾的凸顯，“居于不同社會位置的人，即有著不同的背景和利益、不同的角色屬性和期望的人之間在社會交往中常常會引起摩擦和沖突”［2］(P168)。因此，從理論上看，參數強化可能降低沖突的風險，參數交叉可能增加沖突風險，但實際上參數的交叉進一步凸顯而不是遮蔽倫理沖突。這就促使我們在社會結構轉型與面對矛盾沖突的過程中，需要仔細斟酌和尋求化解沖突的有效策略，促進社會的整體進步。

二、當前我國倫理困境形成的社會根源

社會角色理論與彼特·布勞的異質性理論有相同的觀點，他們認為，只有當社會主體之間形成良性交流才會形成倫理整合，減少或避免倫理沖突，但是，社會良性交流的前提就是社會主體必須有清晰的自我身份認知與明確的義務。［3］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的迅速發展與急劇的社會轉型喚醒了個人的自我意識，并使個人的主體性得到空前強化，可惜的是，由于多層次的個人身份沒有得到重新確認，導致個體的社會責任與社會角色出現不對等或緊張狀態。一方面，人們不斷追求自身主體性的充分發展，另一方面，又不斷對自身身份、所屬群體或階層、自身的社會責任與道德義務產生疑問和迷茫。社會學家認為，出現這種狀況的原因在于，主體性過度泛濫或膨脹，導致個體異質性參數難以得到精準表達，主體性對倫理行為的控制與引導就變得盲目甚至失控，即主體性對自主意識的“反噬”。當前，這些現象主要表現為在自我角色感缺失的情況下，一方面對自主自由的盲目追求，另一方面又無法對自身進行社會定位，甚至反對社會對個人行為進行必要的規制，導致社會責任與倫理意識淡漠現象。這種因主體性膨脹或泛濫導致的個人道德行為失控就會引起人際矛盾與倫理沖突。

彼特·布勞認為，社會參數的強化（即異質性強化）會導致不同社會群體或同一社會群體內部出現隔離現象；社會參數的交叉（即異質性交叉）可以促進群體之間的整合性交流，也可能成為道德困境的直接原因?？梢?，異質性強化通過降低整合性交流的幾率來掩蓋道德困境，不利于我們尋找解決倫理沖突的現實方案，而異質性交叉既能提升整合性交流，也能導致直接的倫理沖突。我們應該認識到異質性交叉對整合性交流的積極作用，它可以使所有成員都能獲得交流的權利，充分表達個人建議和意見，這樣才能讓我們真正了解和理解不同個體的需求與倫理取向，從而揭示倫理沖突的“病灶”所在，有利于找到消解倫理沖突的有效方案。

在19世紀的歐洲，不同國家的異質性強化現象十分突出，導致社會分裂為直接對立的兩大階級，最終導致無產階級革命。這種異質性強化“使得社會結構日漸僵化而頑固地抵制變化，當群體與階層的交流出現停滯時，它們異質性就會進一步得到強化，對闖入群體的侵擾者以及放棄自己群體的背叛者的社會責難會加固社會障礙……以致當條件發生變化時，該社會則無法做出所需的結構調整。而且，相加強的地位差異會增加享有既得利益的統治精英集體在現實中成功地阻止社會變化的機會”［2］(P168)。我國存在的對批評性意見的打壓、仇富仇官、換位思維缺失等現象，根源在于異質性交叉的僵化與整合性社會交流的嚴重不足。

彼特·布勞借助于社會階層流動理論分析了異質性強化的根本原因，他認為，位于社會上層的精英階層或既得利益集團之所以極力阻止社會上下層之間的整合交流，根本意圖在于阻止社會利益的公平再分配，以確保自身的既得利益。一旦這種阻止得以成功，精英集團或既得利益集團的優勢就會得到加強和拓展，既有優勢與新優勢的疊加就會使他們的社會身份參數進一步強化，甚至形成一種具有排他性優勢的群體。在社會生活當中，這種群體對“群內人”給予集體保護，而對“群外人”進行集體排斥，甚至他們還會將這種優勢進行制度化與常規化，使這種不平等成為集團內部理所當然的倫理準則與道德規范。

同時，彼特·布勞借助基本交換原理，闡釋這種對立傾向的發生機制。他認為，社會交換是多方競爭而并非是單方競爭，但是，那些社會資源占優勢的人更容易獲得較高的地位和交換機會，并在交換機會中實現“良性循環”，而其他成員則會因為資源相對不足而處于交換中的不利地位，因此而產生一種強烈的被剝奪感，“當那些服從于權力的人經驗到被剝削和被壓迫的共同情感時，就會產生對權力的反抗”［4］(P55)。因此，只有讓他們的情緒得到充分宣泄才會避免社會敵視情緒的產生，否則就會導致難以想象的社會沖突。因此，如果社會流動機制低效或無效，處于優勢地位的利益集團就會主導或控制社會資源的交換與分配，處于不利地位的弱勢群體就會失去向上流動的通道，不平等的社會狀況就很難得到改善，倫理沖突就難以避免，定然會傷害整個社會的道德觀念體系。

社會學家通常運用“二元對立”概念來分析社會階層結構。他們認為，在特定的社會參數群體中，群體成員存在彼此對立的“二元結構”，他們的地位、資源、權利與發展機會都是二元的、不平等的，這是導致兩個階層出現隔閡的重要原因。我國存在明顯的城鄉二元結構，城鄉之間的地位、資源與治理模式存在諸多差異，導致嚴重的城鄉居民隔閡，盡管這些年來“城鄉一體化”進程不斷加快，城鄉二元對立的狀況有所好轉，但并未從根本上得到改觀。隨著經濟社會轉型的深入，中、東、西部城鄉發展程度的失衡，社會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貧富群體的代際間遺傳、教育資源分布的不均等現象，就是新舊二元對立矛盾開始交織在一起而產生的復雜化結果。

社會分層理論認為，二元對立現象實際上是社會階層結構殘缺的具體表現，一個健康的社會應該是“橄欖型”結構而并非是“啞鈴型”結構，即應該是中間階層比例較大，而不是兩端人群比例大。中間階層應該是兩端對立情緒的緩沖人群與“診釋者”，如果沒有中間階層的緩沖，二元對立的狀況就無法得到改善，甚至還會進一步惡化。美國學者懷默霆發現，中國農民對社會不平等的態度主要來自于“和他們周圍的人進行比較而不是那些遠在都市里的富豪”［5］。還有研究表明，“隨著改革的深入，居民對包括社會保障和社會公平等在內的國家供給層面因素的訴求愈發強烈，并深刻影響著其獲得感知”［6］，我們還可以發現，我國農民的不公平感以及對公平的訴求不及城鎮居民強烈，并不是因為他們受到了公平對待，而是因為他們對公平的認知機會與獲得公平待遇的能力不及城市居民，得到的是一種基于城鄉二元對立的“欺騙式平等”。但當他們的平等意識開始覺醒，并不滿當前的非平等狀態時，就會被一些人利用，導致社會倫理沖突。

另外，社會文化也包含一些“反制度”的成分，當然這些“反制度”成分的存在并不是以顯性方式存在，而是以價值理念的方式隱含在非正式化的制度之中，恰恰就是這些“反制度”的價值觀成為社會變遷的動力之源。［4］(P241)馬克思主義的文化觀也認為，文化價值觀往往是社會制度構建的先導性力量，可以為它倡導的社會制度提供前提性的價值論證和價值塑造。但文化價值觀并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處于動態的發展之中，它可以超越現存制度，特別是在它服務當前的制度已經僵化而不能與時俱進的時候，文化價值觀就倡導和孕育一種更加理想的社會制度，并使自己成為原來落后制度的反叛者。［7］

可見，文化價值觀并非總是與現實社會制度保持一種和諧關系，而是始終存在一定的矛盾關系，正如彼得·布勞認為的：“使現存制度合法化的文化價值本身包含了他們的潛在毀滅的種子?！保?］(P240)這就是意味著，那些具有新價值觀的人與固守原有價值觀或既有制度的人之間就會出現倫理沖突，甚至出現倫理對抗，如我國社會存在關于腦死亡與心臟停止跳動兩種死亡標準的觀念對立，實際上就是全新價值觀念與現實社會制度斷裂而引發的倫理沖突。

三、當前我國倫理困境的消解路徑

以彼特·布勞為代表的社會學觀點認為，如果提升人們的社會角色認同并使他們的主體性得到合理發揮，就可以有效整合社會倫理觀念，減少倫理沖突的發生，這就需要從家庭、教育與職業等方面構建三維倫理秩序，以重塑社會主體的多重身份參數。［8］其中，家庭參數是先天性的參數，刻畫主體在家庭中的角色與地位，框定他們的權利、義務與責任，如果他們的角色地位恰當，就會形成正確的責任意識，有助于他們形成正確的社會責任觀念。受教育程度參數不但表明社會主體的文化程度，還表明他們對倫理規范和倫理習俗的認知、接受與踐行的能力。職業參數是社會主體生存和發展的物質基礎，只有職業活動都遵守相應的職業道德與職業操守，才有可能形成廣泛的職業交流，形成倫理整合，減少倫理沖突?？梢哉f，家庭、教育與職業三維倫理參數是主體參與社會生活的最基本參數，另外，還可以在不同活動中獲得其他身份參數，承載不同身份的社會責任與倫理觀念，這些復雜的身份參數組合就是社會主體的“角色叢”。正是這種復雜的“角色叢”使個體的主體性被限制在合理范圍之內，有利于提升社會責任感的層次與范疇，有效降低道德困境，化解倫理沖突，最終有助于實現倫理整合。

異質性交叉可以有效提升社會主體的復合身份參數，而社會的多樣化程度與交流頻度總是和社會倫理整合速度與效果呈正向關系，但也可能導致道德困境更為尖銳。這意味著社會不但有良性的異質性交叉，還要使倫理沖突控制在一定范圍內，因此，我們需要通過民主政治建設與弘揚優秀文化來形成一種社會張力以促進異質性交叉的良性擴散。

倫理沖突并不是全部以損害方式呈現。如果倫理沖突并不是因為利益分配不均引起，而是由于當事人的認知能力與生活環境引起的，那么，這種倫理沖突就不是絕對性的對抗，而是可以調和的。要化解這種倫理沖突就需要發揮我國民主制度的優勢，構建高效的價值觀念交流平臺，尋找具有共識性的或更為合理的倫理行為依據，規約自己的行為。

同時，文化背景與文化觀念的一致性也是化解倫理沖突、整合倫理觀念的重要張力。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對人們的觀念影響也十分深刻，人們對倫理觀念沖突的表達方式都受傳統文化的影響，如“仇富、仇官”價值觀念的產生與我國“患寡而患不均”的社會意識緊密相關。因此，我們必須關照到倫理困境背后存在的共同文化背景與文化觀念，以“和合”理念與“和諧”精神為指導，借助于現有的制度體系來尋找能共同接受的倫理沖突化解方案。

2000多年前，亞里士多德就提出，緩解社會沖突的最好辦法就是擴大中產階級的比例。他認為，一個城邦國家的公民分為極富、極貧與中間階級三類，而“唯有以中產階級為基礎才能組成最好的政體，他們比任何其他階級都穩定”［9］(P206)。因為中產階級沒有窮人那么貪財，也沒有像富人那樣讓人嫉妒，沒有陰謀也沒有自殘，所以最好的社會結構應該是遵循“中道原則”構建的“橄欖型”社會。馬克思也認為中產階級的壯大對緩和社會矛盾、弱化社會沖突有著重要的價值。［10］(P653)

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我國社會結構的中間階層不斷得到壯大，這使公民的地位狀況呈正態分布，這種社會結構可以有效平衡二元對立社會結構中的利益關系，促進階層的自由流動，有助于化解社會的倫理沖突。盡管中間階層也可能在二元對立社會中受損，但他們具有與不利情形進行抗爭的能力，能借助既有的資源，通過節制而理性的生活方式，實現具有倫理正義的“最優良的生活”?；诖?，我們需要進一步完善市場經濟體制與公平的社會機制，打破城鄉二元對立格局，促使社會資源和社會財富向中下層流動，暢通中間階層的形成通道，從而弱化倫理沖突的可能性。

沒有社會分工與社會資源流動，就不會有精英集團，盡管精英集團并非社會結構失調與社會道德衰退的必然因素，但精英集團有可能會導致社會融合的道德成本過高，給社會帶來嚴重的社會矛盾與倫理沖突，堵塞下層群體向上流動的通道，導致社會階層板結與社會結構固化，社會沖突的風險就會加大。因此，我們需要樹立“‘共享發展’理念，終止‘一部分人先富’的大政策、在機會的提供方面注重‘公平競爭’、在公共物品的提供方面堅持‘更加公平’為前提”［11］，以公平的制度來預防社會資源占有、收入分配、發展機會等方面的不平等現象，降低精英集團對社會結構固化的影響”；并通過“包容性發展理念”與扶貧攻堅等戰略，促進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合理有序流動，特別要為下層群體向上流動提供內生性動力，從而軟化社會結構，化解社會道德沖突。

道德價值觀念的差異是倫理困境的重要原因。道德價值觀念可以分為特殊性價值、普遍性價值、合法性權威與反抗性價值等四種類型，分別在社會中承載不同的功能。特殊性價值主要是某特定群體信奉的價值觀念體系起強化群體內部凝聚力的作用，但對其他群體的影響很有限，對社會道德的整合作用幾乎可以忽略不計。普遍性價值蘊含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與共同理想，是全體成員接受的價值觀念，如道德名聲、社會理想、公平正義、誠信友善等等，這類價值理念可以在不同群體間交流，有利于社會倫理的整合。合法性權威主要是賦予某一組織內部少數領袖人物的特有權利，以便他們獲得更多的合法權力來強化組織功能。反抗的價值是針對權威價值而提出來的，往往會因為反抗合法性權威而變得激進，可能會加劇社會倫理沖突。除了普遍性價值以外，其他三種類型的價值體系都存在著共享性不足的弊端，不利于消解倫理沖突，也不利于倫理觀念整合。因此，我們需要充分發揮普遍性價值觀在化解倫理困境中的作用，使它成為在個人之間、群體之間進行有效交流的中介與凝聚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