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聯翻譯理論視角下的美國華裔文學翻譯策略探究
——以《典型的美國佬》為分析文本

劉 雙，康 蕾

(西安外國語大學 高級翻譯學院,陜西 西安 710128)

一、引言

中國的移民史可以追溯到19世紀中葉，自第一代移民開始，美國華裔一直在經歷自我身份認同、中西文化沖突、游離在主流社會之外的問題，華裔文學作為一種文學手法，可以真切還原華裔群體的情感訴求，在滿足海外讀者一窺中華文化內里的基礎上，又可以進一步消解和駁斥外國對中國的刻板印象。美國華裔文學歷史可以追溯到20世紀40年代，但在20世紀40年代到70年代很長的一段時間內，美國華裔文學在文學史上一直是被忽視的。直到20世紀70年代，美國民權運動的興起促進了美國多元文化的發展，喚醒了美國少數族裔群體的民族意識，也使得他們的聲音可以被更大范圍地聽到，相應地，華裔美國文學也漸漸嶄露頭角，以譚恩美(《喜福會》《灶神之妻》)、湯亭亭(《中國佬》《孫行者》)為首的華裔作家開始聲名大噪，其描寫的兩代人在價值觀、生活方式、思維方式等方面的沖突、光怪陸離的東方神秘世界、華裔在社會邊緣追求主流社會認同等因素都極大地滿足了西方讀者的閱讀需求。美國華裔文學發展到近代，內容訴求也隨著時代發展不斷變化，從移民一代追求“美國夢”的打拼血淚史到聚焦兩代人文化沖突、移民二代尋求身份認同、到更為客觀地看待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交融。作為再現美國華裔群像的文學體裁，美國華裔文學的翻譯有助于理解海外華裔的情感訴求和中西方文化碰撞點。美國華裔文學中隨處可見各種中國元素以及中西碰撞交流的語言、文字形式以及價值觀的翻譯都是值得探討的地方。本文節選自名噪一時的華裔作家任璧蓮(Gish Jen)的《典型的美國佬》(Typical American)一書，探討關聯翻譯理論視角下美國華裔文學的翻譯策略，以期對日后美國華裔文學的譯介有啟示意義。

任璧蓮是美國新生代華裔作家的代表之一，出生于紐約，是第二代華裔美國人，其父為江蘇宜興人，母親為上海人。任畢業于哈佛大學英文系，她的短篇小說分別入選1988、1995和1999年《美國最佳短篇小說選》，代表作主要有《典型的美國佬》(Typical American)、《愛妻》(The Love Wife)、《世界與城鎮》(World and Town)等。與上一代美國華裔作家將重點放在光怪陸離的奇妙東方世界不同，任著重于展現美國華裔特別是移民一代所面臨的文化沖突。任的描寫視角獨特，以更廣闊、更多元的思維和視野去審視中西方文化的碰撞點，是美國華裔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任璧蓮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典型的美國佬》(Typical American, 1991)所展現的輕快、幽默、反諷的筆觸，是華裔美國文學中罕見的。在輕松、詼諧的外表之下，探討的卻是“什么是典型美國人”的嚴肅課題[1]?！兜湫偷拿绹小肥侨舞瞪徸钬撌⒚拇碜?，被紐約時報評為“年度最受關注圖書”。任璧蓮在一次訪談中指出她展現的故事是一個“美國的故事”，“典型美國人的標志就是對身份的困惑”[2]?！兜湫偷拿绹小酚糜哪墓P觸，為我們展現了張姓一家人的美國移民故事。書中主人公拉爾夫、特蕾莎以及海倫起先抱守他們傳統的中國理念，批判和蔑視他們視為“典型美國佬”的行為，卻在實現美國夢的過程中漸漸地被美國化。

二、關聯翻譯理論

關聯翻譯理論衍生自語言學領域的關聯理論，關聯翻譯理論認為“翻譯是一種推理交際行為，更強調翻譯的明示——推理交際本質”[3]，所謂明示——推理過程，即“譯者是聽話人，其主要任務是對原作者的交際意圖進行推理，在完成該交際過程以后，再進入第二輪明示——推理過程，這時譯者的身份是發話人。他根據原語篇將自己所理解的原文作者意圖和原文用意再現給譯文讀者。因此，在翻譯過程中譯者兼有交際者和接受者的雙重身份”[4]。關聯翻譯理論的體系將原文作者、譯者和譯文目標讀者三重因素納入考量，而譯者則充當原文作者和譯文目標讀者中間的橋梁，通過兩輪明示——推理過程，“在原語認知環境和目的語認知環境之間尋求最佳關聯性。譯者在找到原語與語境關聯信息的基礎上，對各種有關聯的信息進行綜合性的認知和推理，找出最佳關聯性，再把這種關聯性傳遞給譯語接受者，也就是說把自己的理解傳遞給譯語接受者”[5]。但這只是一種理想狀態，因為原文作者、譯者和譯文讀者認知環境的不同，很難真正實現完全的內容和形式的對等，但譯者所能做的努力是找到最佳關聯性，努力將原文作者的意圖呈現給譯文讀者。找到最佳關聯性，必然離不開語境。關聯翻譯理論有助于“通過最大限度地保留原語的交際線索——語義、句法特征和修辭等等，使譯文讀者的認知語境通過譯者保留的交際線索盡量與原文讀者達到一致，從而達到最佳關聯”[6]。關聯翻譯理論的創始人Gutt認為，“語境并非指與交際事件相關的某些外部環境，而是指交際參與者對外部世界的某種假設，但它所強調的是外部因素為解釋過程所能提供的信息及交際參與者能獲得這些信息的程度”[7]。鑒于本文的特點，關聯翻譯理論將對整個文本的分析大有裨益。

三、關聯翻譯理論指導下的美國華裔文化翻譯策略探究

(一)雜合詞

雜合詞是美國華裔文學作品中經常出現的現象，常以拼音、直譯式英語等形式呈現?！兜湫偷拿绹小分v述了一個中國家庭逐步被美國化的過程，再現了兩種文化的沖突和碰撞。相對應地，文中的詞匯也是“相對雜合”的。原文中出現不少略顯突兀的拼音，對于此類詞匯的翻譯，萬不能不假思索翻譯為其對應的中文，而應進一步揣度作者的交際意圖并呈現給譯文讀者。

例1 原文：She taught them to jiao ren: Though there was only one relative to name, Helen would ask, who is that? as Theresa entered the room, and Callie would answer, properly, Gugu!-meaning her father’s sister.

譯文：她教她們jiao ren(叫人); 盡管她們只有一個親戚要叫，但是特雷薩進屋的時候，海倫還是會問:“那是誰？”凱麗就會正確地說Gugu(姑姑)——意為她爸爸的姐姐。

例2 原文：Theresa was amazed. “How your English has improved!”

“Bu, bu, bu,” said Helen modestly.

譯文：特雷薩愣住了?！澳愕挠⒄Z提高地這么快！”

“Bu,bu, bu (不不不)，”海倫謙虛地說道。

例3 原文：But this time she didn’t call him a fantong. Instead she said okay, in English, patiently.

譯文：但是這一次她沒有叫他fantong(飯桶)。相反，他用英語溫和地說了一句“好吧”。

譯者面對原文中出現的拼音，在譯文中保留了拼音?？梢钥闯鲎g者在處理時進行了了明示——推理的過程，即揣摩讀者的寫作意圖以及照顧譯文讀者的閱讀體驗。若直接將“jiao ren”“Bu”和“Gugu”等翻譯成其對應的中文詞語“叫人”“不”和“姑姑”，這看似無心的“閹割”，譯文讀者——即以中文為母語的讀者并不能感知到原文讀者所能感知的語境，即說話者在此時進行了語言轉換，從而“閹割”了原文作者的寫作意圖。因為文中的拉爾夫、特雷薩和海倫一行人最開始是保守的傳統中國理念捍衛者，因而他們不可避免地會在英文對話中突然冒出中式思維的語句或直接的中文。特別是海倫，“不錯，她仍然在問別人是否已經吃過飯，聽上去確實有點奇怪。拉爾夫忙碌之中發明了他的語法。連特雷薩都努力將中文思維注入英語”[8],是其中中式思維最為根深蒂固的，因而原文中貌似突兀的漢語拼音其實是有理由的，是符合人物設定的。譯者選擇保留拼音可以將原文作者的寫作意圖呈現給譯文讀者，找到最佳關聯，使目的語讀者獲得與原語讀者同樣的閱讀體驗。

詞匯是“翻譯大廈”的地基，詞匯的選擇對整個譯文風格和作者意圖的呈現都意義重大。在處理華裔文學的翻譯時，不可避免地會碰到此類雜合詞。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應正做出正確的明示——推理，在理解作者的正確寫作意圖下，做出合理的詞匯選擇。

(二)文化負載詞

文化負載詞是特定文化范圍內的詞，是民族文化在語言詞匯中直接或間接的反映[9]。它們是標志某種文化中特有事物的詞、詞組和習語，反映了特定民族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逐漸積累的、有別于其他民族的、獨特的活動方式[10]。華裔文學作為還原華裔群體在原生文化和新文化中掙扎和融合的文學手法，必然會出現承載西方文化或東方文化的詞匯。在進行翻譯處理時，若不經過明示——推理過程，不全面考慮原作者的寫作意圖和目的語讀者的閱讀體驗，冒然將承載文化背景的詞匯直譯，必然會消解掉原文的意味。關聯翻譯理論認為文化語境是指在特定的時空中由特定的文化積累與文化現狀構成的文化場景，認知文化語境指語言運用的相關社會文化背景、歷史文化傳統、思維方式、價值觀念、情知及社會心理等，是社會結構的產物[11]。由于原文讀者和目的語讀者的文化語境不同，譯者必須了解兩種文化語境的差異，進行明示——推理的過程，并找到兩種語境的最佳關聯，使得譯文更加符合目的語讀者的文化認知語境。

例1 原文：Until finally, irked, she says what his tutor always says, “You listen but don’t hear!”

譯文：后來，她感到厭煩，于是就像他的私塾先生一樣訓斥他：“你是在聽，卻沒有聽見！”

譯者將“tutor”處理成 “私塾先生”，而不是更為常用的“家庭教師”或“私人教師”，便是經過了明示——推理過程，考慮到目的語讀者的文化認知語境，即故事發生的背景為20世紀40年代，“私塾先生”是當時更為常用的叫法，從而找到了原語文化認知語境和目的語文化認知語境間的最佳關聯，并把這種關聯性“明示”給了譯語接受者，讓讀者更容易知悉小說發生的背景，從而更具有代入感。

例2 原文:“We are going to have to haul it all home,” said Grover,“in a doggie bag.”

譯文：我們得把這一切拖回去，格羅弗說，“用狗食袋?！?/p>

譯者將原文中的“doggie bag”直譯為 “狗食袋”，私以為尚欠妥當。若經過仔細推理過程的話，便能考究到“doggie bag”有非常深的美國文化在里面：因為美國人不好意思在飯館將吃剩的菜打包帶回家，便經常對服務員說是將剩飯打包給家里的狗吃，“doggie bag”一詞由此而來，因而此詞對原語的讀者來說沒有任何理解方面的問題。但若此處翻譯為“狗食袋”的話，沒有此文化背景的中文讀者將很難理解，會誤解為裝狗食的袋子，從而顯得此處邏輯不通。此時譯者應發揮“橋梁”的作用，考慮到原語文化認知語境和目的語文化認知語境的差異，綜合考慮原語語境和目的語語境的最佳關聯，因而翻譯為“打包袋”更佳。

兩種甚至多元文化的碰撞是美國華裔文學的顯著特點，文化負載詞也是在處理美國華裔文學翻譯中必須審慎對待的部分。譯者在處理文化負載詞時，必須考慮到原語文化語境和目的語文化語境的差異，將目的語讀者——即以中文為母語的讀者的閱讀體驗納入考量，經過譯者的雙重明示——推理過程，找到兩種語言的最佳關聯，選擇最佳翻譯。

(三)一詞多義詞

多義詞一般指同時有一個以上意義的詞。在讀音不變的情況下，多義詞的各個義項之間通常有一定的聯系，然而在特定的語境中， 通常只有一個意義，因此譯者往往可以通過語境確定多義詞的詞義[12]。英語的詞匯存在語義豐富的特點，具體采用哪種語義需要譯者聯系上下文語境以及目的語的文化語境，仔細推斷，選擇最符合語境的語義。

例1 原文：Better go see the foreign student advisor.

譯文：最好去問一下留學生顧問。

例2 原文：The advisor in Three Kingdoms

譯文：《三國演義》里的軍師

例3 原文：Another story: the emperor despairs of finding a horse able to run a thousand li. Until his advisor tells him…

譯文：另一個故事是，皇上正為找不到千里駒而感到絕望。后來他的宰相告訴他……

“advisor”在英語中意為提供意見的人，顧問。若上文三處舉例統一翻譯為“顧問”怕有不妥。遇到具有豐富語義的詞匯，應該綜合考慮上下文語境，找到目的語語境和原文語境的最佳關聯。例1中將 “advisor”翻譯為顧問，便是通過了詳細的明示——推理過程，符合中文語境下的指稱。例2中翻譯為軍師，也是考慮到目的語具體的文化和歷史語境。但例3中將其翻譯為“宰相”怕有不妥。若仔細查證，便知這個故事來自于《戰國策》的《千金市骨》：

古之君王，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于君曰：“請求之?！本仓?，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市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于是，不能期年，千里馬者至者三。

在此篇文章中“提供意見的人”為“涓人”，即國王的侍臣，負責宮廷內灑掃的工作。此處翻譯為“宰相”便是沒有經過詳細的明示——推理，將目的語的相關的歷史背景納入考慮，也會讓目的語文化語境中熟知此故事的讀者提出疑問，故此處翻譯為“侍臣”更為妥當。

詞義豐富的英語詞匯也是處理華裔美國文學翻譯的一大難點。譯者切不可想當然，必須充分聯系上下文，綜合考慮到目的語讀者的認知語境，經過多方考證，選擇最為恰當的詞義。

三、結語

綜上所述，美國華裔文學作為展現美國華裔群體生活、精神和心理面貌的文學體裁，是美國文學中獨樹一幟的一個流派，同時也為華語讀者了解和研究美國華裔群體提供了渠道。而美國華裔文學中的中西文化碰撞和融合也賦予了其獨特的翻譯研究價值。在處理美國華裔文學中出現的雜合詞、文化負載詞、一詞多義詞這類出現頻率高且具有顯著文化特點的詞匯時，譯者萬不可想當然進行翻譯。譯者可以借用關聯翻譯理論進行指導，在翻譯過程中充當原文和譯文的連接橋梁，通過明示——推理過程，充分考慮到原語作者的交際意圖，綜合考慮上下文文化語境進行認知和推理，考慮到原語文化語境和目的語文化語境的差別，在兩類語言中尋找最佳關聯，使目的語讀者獲得與原語讀者相同的閱讀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