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生成邏輯及創新意蘊*

金瑤梅

內容提要 一場突如其來的疫情促使我們不得不重新思考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結合我國當下的具體國情及疫情在全球的最新發展，進一步梳理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產生的邏輯理路，全面把握其豐富的創新意蘊，有助于我們在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指引下，正確處理好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強化具有生態向度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推進中國及世界的生態文明建設。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生成邏輯主要包括三個方面：歷史邏輯、理論邏輯及實踐邏輯。其創新意蘊體現在四個方面：開啟將生態文明建設提升至國家發展戰略的新時代、打造“兩個共同體”生態新向度、構建綠色社會治理與整體創新模式、開辟發展中國家生態文明建設新路徑。

2020年1月以來，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促使人們不得不重新審視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并在此基礎上進行理念重塑與實踐調整。

自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人與自然的相處模式便構成每個時代學者們不斷追問的哲學命題。追根溯源綿綿哲思，無論是西方的古代樸素自然觀、近代機械論自然觀、馬克思主義自然觀、當代可持續發展觀，抑或中國傳統自然觀、革命戰爭年代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樸素生態環保觀、以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為最新發展形態的當代中國治國理政綠色戰略，都以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互利共贏為旨歸。

然而，追尋現代化、工業化以來的社會發展軌跡，不難發現，人類引以為傲的主體性意識日漸膨脹，或顯性或隱性地凌駕于自然之上，甚至不知何時抹殺了與“貪婪”的界限，讓人不禁憂慮人與自然危機狀態的提前到來。盡管在當今時代生態環保已成為全球共識，但是仍然有相當一部分人無視自然生態系統的失衡。不得不說，此次疫情作為一個典型案例，以最警醒、最直觀、最慘痛的方式將人與自然相悖所導致的惡果呈現在人們面前。祛除貪婪、自私自利、唯我獨尊等遮蔽人類思維之澄明狀態的陰翳，我們必須重新構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活世界范式，緊緊圍繞由“人應當如何理性地對待自然”“人類主體如何反思自身的思維方式及生活方式”“構建人與自然雙主體何以可能”等考量構成的“問題域”來探尋答案，從而實現人與自然雙向度的可持續發展。無疑，在一個出現重大疫情的歷史語境及隨之而來的“后疫情”階段，以當下我國相關的“時代精神之精華”——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為指引，重構人與自然和諧相處模式，實乃當務之急。此次疫情也從另一個側面再次印證了認真貫徹落實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戰略意義?；诖?，我們很有必要結合國情及世情的最新發展，進一步梳理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產生的邏輯理路，全面把握其創新意蘊，并盡可能早日實現“創新的理論”與“實踐的創新”之完美契合。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生成邏輯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理論成果之一，表征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對人與自然這一傳統關系在新時代背景下的全新思考。若要對其生成的內在邏輯進行梳理，不外乎歷史邏輯、理論邏輯及實踐邏輯三大維度。這三大維度猶如跨越時空、相互交錯的三根紅線，使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產生與古今中外的生態環保思想密切相關。

(一)歷史邏輯

梳理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產生的歷史邏輯，我們可以從大的范圍、悠長的歷史脈絡，即將視線回溯至人類社會發展的最初原點及人類文明的萌芽階段橫跨至今，也可以從相對小的范圍、短的時間跨度，即從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樸素的生態環保思想發展至今。在原始社會時期，人們對自然的態度借助于原始宗教的形式表達出來，某些原始宗教甚至帶有狂熱的性質。以當時人們的目光去看待自然界，萬物皆有神性、靈性，人們主要通過有規律的祭祀活動和某些被人為賦予了特殊意義的人來實現對自然界的膜拜及人與自然之間的溝通。如果說在人類文明的早期，人對自然的尊崇某種程度上是出于對自然規律的愚昧無知或是對主體能力與自然力之間懸差過大引起的畏懼感，那么在農業文明長期興盛的漫長歷史階段中，人對自然的依賴與日俱增，這是出于農耕文明時期人類對土地、河道等自然元素對于自身生產生活的重要性產生正確認知的情況下形成的，此時自然身上所原有的神秘氣息已大部分消解，更多的是人在自然界中辛勤勞作所營造的生活氣息。而此后現代性的強勢推進及工業文明的日趨強盛，則幾乎全然消解了籠罩在自然身上的神性與靈性光芒，在人不斷發揮本質力量通過實踐將未被開拓的自然轉化為屬人的世界之時，物的有用性遮蔽了自然原有的神秘性、獨立性、完滿性及其他特質，成為自然唯一的屬性呈現在人類面前。人將自身視為自然存在的根據，將自然資源被人消耗視為“合理的必然性”，妄圖實現對自然的全方位掌控。這一對待自然的具有強烈“人類中心主義”傾向的態度，隱含著人類社會由低級形態向高級形態演變的歷史進程。

全球生態環境問題的凸顯催生了各種各樣的生態環保思想，且不論西方生態資本主義的“淺綠”思想、生態原教旨主義和生態中心主義的“深綠”思想及生態馬克思主義的“紅綠”思想，單就我國的情況而言，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也是其中之一。早在1962年，率先敲響全球生態警鐘的美國生物學家蕾切爾·卡森就已指出：“新情況產生的速度和變化之快，已反映出人們激烈而輕率的步伐勝過了大自然的從容步態?！雹贇v史的車輪運轉至今，這是一個全球化不可阻擋、人工智能+、互聯網+、智慧+的時代，人類對于自然的索取已經遠遠超越維持生存的層次，《瓦爾登湖》中怡然的田園情結早已讓位于工具理性的現代化話語體系。當然，人類對高質量生活品位的追求本無可厚非，但是這一訴求應當保持在自然生態系統可以順利保持自身的可持續運轉限度內。自然的主體性、主動性及對人類的報復性在病毒肆虐人間的特殊時刻得到了充分的張揚，包括曾經橫行歐洲的鼠疫病毒、霍亂病毒及此次在全球肆虐的新型冠狀病毒等。

從我國的相關歷史發展脈絡來看，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當時的第一要務是積聚力量，推翻“三座大山”，盡管在炮火紛飛的戰爭年代，保護生態環境在某種程度上似乎成了奢望，但是我們黨領導根據地的人民盡可能地利用戰爭間隙，積極開展農業生產自救，并相應地重視水利工作，體現出樸素的自然情結。斯諾在《紅星照耀中國》中提及了當時延安革命根據地對農業生產的高度重視，“共產黨對于增加生產和利用荒地所取的方法與種種的努力，都是很有特色的”②。新中國成立至改革開放之前，我國經歷過建國初期的百廢待興及隨后出現的三年自然災害，在人對待自然的態度方面，“求生存”比“求生態”更重要，換言之，“有沒有”比“好不好”更重要，這是特定歷史階段的產物。當然，與此同時也開展了一些生態環保工作，比如疏通河道、興修水利及植樹造林等，還派代表團參加1972年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召開的第一次世界環境保護大會，并于1973年在北京召開了第一屆全國環境保護大會。從1978年改革開放開始，我國在快速工業化的軌道上不斷行進，前期因沿用了工業文明形態下粗放型的經濟發展方式致使生態環境事件頻發，后期則逐步轉變發展方式，走上綠色發展之路。因此，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形成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產物。

(二)理論邏輯

一般而言，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三大重要理論來源是馬克思主義自然觀、中國傳統自然觀及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相關論述。此外，西方的可持續發展觀對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也具有積極的啟示意義。馬克思主義自然觀主要指馬克思與恩格斯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經典闡述。馬克思主義是中國獲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及社會主義改革事業成功的指路明燈，無論是馬克思還是恩格斯的思想，都包含著全面而深刻的生態向度，為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極為重要的精神指引。馬克思的相關論述前期主要體現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后期則以《資本論》最為典型。以前者為例，馬克思賦予感性實踐活動以本體論意義，揭示通過能動的實踐活動對自然界進行“人化”及“美化”，可以印證人是有意識的、具有獨特審美旨趣的“類存在物”，并將實踐視為連接人與自然的紐帶，從而克服了自笛卡爾以降西方近代哲學所不斷強化的“主客二元對立”思維模式之弊端，在此基礎上對人與自然的關系展開了辯證的批判。馬克思揭示了人與自然的交互性、相融性，最關鍵的一點是在共產主義、自然主義及人道主義三者之間畫上了等號，描繪了在理想的社會形態中，人與自然共生互融，自然身上處處折射人文關懷，人身上天然懷有自然情結，共產主義作為人類追求的終極愿景，揚棄了各種形式的異化，實現了自然主義與人道主義的完美統一。他指出：“這種共產主義，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等于人道主義，而作為完成了的人道主義，等于自然主義，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③《資本論》中的相關論述匯聚于“勞動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間的過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動來中介、調整和控制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過程”④這一表述。勞動使人確證了自身的本質力量，將人從最初那種被動地接受嚴酷自然力奴役的狀態中解放出來，并實現人與自然的雙向融合與同構。

西方哲學注重用理性之思展開邏輯架構，在這一點上，馬克思主義經典論述亦體現出理性思辨的一面。而中國傳統哲學則不同，其講究用悟性之思彰顯由“器物”層面到“道”之境界的提升，先哲們往往畢生堅持對自我修養理想狀態的訴求，旨在由一己之體悟上升到對天地大道的窺探，進而實現由“舍小我”到“護大同”的理想化轉變。儒、釋、道三家的相關學說構成了中國傳統自然觀的主體內容。無論是儒家的“天人合一”學說，還是道家對具有自然界客觀規律性質的“天道”的遵從，或是佛家“一花一世界”的禪機，中國傳統哲學處處彰顯出人對自然的親近感、歸屬感、尊重順應之情及喜愛維護之意。中國傳統自然觀以“天人關系”為核心的生態智慧為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提供了積淀深厚的理論滋養。

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發展至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之前，也包含著豐富的生態環保思想。毛澤東在建國初期提出“綠化祖國”的口號，因為綠化對“農業、工業、各方面都有利”⑤。鄧小平尤其重視綠化，他身體力行積極參加植樹活動，并就開展全民植樹指出，“要堅持二十年，一年比一年好，一年比一年扎實”⑥。江澤民則著重從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角度來闡述生態環保的重要性。此后，胡錦濤倡導加強“兩型社會”的建設，以科學發展掀起了發展觀領域的一場觀念重構。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繼承了中國共產黨在生態環保方面的優良傳統，并將這些思想進一步體系化、清晰化、時代化，并不斷開拓創新加以完善。

(三)實踐邏輯

理論總是在實踐基礎上孕育而生的，成熟理論的形成更加需要長期實踐積累的支撐。拋開近年來全球因生態危機加重而在實踐中采取越來越多的生態保護措施這一大背景不說，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產生的實踐邏輯主要包括兩大方面：一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生態文明建設演進的現實路徑；二是習近平總書記在實踐工作中的相關經驗認知發展。當然，從黨史的角度來說，如前所述，在革命年代中國共產黨領導根據地人民早已開展了一系列生態實踐活動，但相對而言，新中國成立以后這種實踐活動更具有集中性、系統性、普遍性，所以這里我們著重圍繞后者展開論述。建國初期，在“戰天斗地”的情緒感染下，我國對自然的生態保護不夠重視，“人化”較之于“美化”更多，但由于當時社會生產力水平總體上偏低，所以這一程度的“人化”并沒有對自然構成真正的威脅。在此過程中，也相應開展了一些生態環保運動，如厲行節約、反對浪費、興修水利、治理水患、開展綠化等。從改革開放開始，我國打開國門，在實踐層面大力推進現代化、工業化，綜合國力日益得以加強，在此過程中，沒能繞過西方現代化、工業化過程中出現的怪圈，即社會經濟發展與自然可持續發展成反比。高投入、高消耗、低產出、人均資源占有率逐年下降，一系列的生態環境問題迫使我們在短期快速發展的同時陷入了長遠意義上的生存性危機，我們不得不反思自身對自然的過度索取與自然可承受力之間的反差。為了探尋經濟增長方式與生態發展路徑的創新共贏，我們構筑了“理念—制度—實踐”復合模式，大力推進這三個維度的良性循環，即在理念維度強化生態環保意識，在制度維度加強生態環保有關法律法規的制定，并將之貫徹落實于實踐維度強勢推進。有學者總結：我國“在綠色發展的實踐上，經歷了以污染防治為主，向污染防治和生態保護并重，再到預防、修復、重建相結合的轉變”⑦。不言而喻，在生態環保實踐上，從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初步探索，到遭遇緊隨改革開放而來的生態環保問題而開展一系列生態治理，再到十八大以來響應人民對美好生活的訴求在現實層面大力踐行綠色發展，這是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產生的實踐邏輯之一。

習近平總書記個人的相關工作經歷是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產生的另一大實踐邏輯。作為知青在陜西梁家河從事一線農業生產勞作期間，習近平重視農業灌溉，帶頭下河疏通河道，帶領群眾修建當地第一口沼氣池，實現了自然資源的循環利用。在河北正定工作期間，他關注當地旅游業的發展，強調以良好的生態環境實現綠色減貧、脫貧。在福建工作期間，他又專門針對長汀的水土流失治理問題多次批示。在習近平總書記的關懷支持下，長汀人民發揮“愚公移山”的精神堅持不懈地治理水土流失問題，終于使“火焰山”變為“花果山”，創造了我國南方治理水土流失問題具有典型性的長汀經驗與模式，這是我國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一個典型案例。而在浙江工作期間，習近平總書記結合基層調研與理論思考，提出了“八八戰略”“兩山理論”等具有戰略性眼光的生態思想，并在全省進行實踐推廣，時至今日，浙江的美麗鄉村建設、“五水共治”等生態環保舉措依然處在全國前列。這些不同時期的相關工作實踐為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產生奠定了扎實的現實基礎和豐富的經驗支撐。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習近平總書記親赴武漢考察疫情防控工作，并多次就全球疫情發展狀況與他國領導人通話，以實際行動呼吁加強國際防疫合作，攜手應對全球風險挑戰，共建美好地球家園，這些經歷進一步豐富了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理論內涵。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創新意蘊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生成體現了合乎歷史發展邏輯的時代必然性、合乎理論發展邏輯的繼承與開拓性及合乎實踐演變邏輯的具體可操作性。其內涵豐富，多方面體現出重大的創新意蘊，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提供了彰顯強大生命力的綠色底蘊。

(一)開啟將生態文明建設提升至國家發展戰略的新時代

黨的十八大創造性地提出了“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首次將生態文明建設納入國家重大部署，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將“綠色發展”作為五大發展新理念之一，黨的十九大又將“美麗”增加為現代化強國的限定詞。由此可見，從十八大以來，在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引領下，我國已將生態文明建設作為國家整體發展規劃的關鍵，富有全局性、根基性、戰略性意義，進而產生深遠的國際影響。

第一，從治國理政的高度重新設定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性。在發生大范圍霧霾、太湖藍藻等突出生態環境事件后，我國將生態文明建設提升至從未有過的歷史新高度，賦予其國家重要戰略的角色定位。放眼國際，這樣的做法其他國家難以比擬。從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生成邏輯可以看出，這是一個逐步系統化、層次化的探索過程，是理論與實踐雙方面創新的結果。盡管某些西方國家近年來實施各種花式的綠色新政，但其多黨輪流執政使這些政策朝令夕改，無法一以貫之。而我國依靠強大的執政黨和政府權威，以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切實需要和實現中華民族的永續發展為目標，一心一意走綠色發展道路，不僅在理念層面高度重視，而且在實踐領域強勢推進，這樣的決心與自信令很多西方學者及政客感慨不已，尤其是在此次疫情中表現出的中國速度、中國決心、中國力量、中國擔當，更是讓國際社會贊嘆不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社會的主要矛盾發生了轉換，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成為重中之重，而創設美好生活的必要條件包括社會物質產品的足夠豐富及生態環境的清潔宜居等，前一個條件離不開經濟社會的繁榮發展，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一直致力于這方面工作，后一個條件涉及經濟社會的發展方式，即以綠色發展的方式建設美麗中國。

第二，將我國的生態文明建設融入全球綠色治理體系。貫徹落實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實施綠色發展以建設美麗中國，這絕不止步于我國的治國方略層面，而是充分體現在我國主動融入全球綠色治理體系的積極作為。一方面，在當今世界綠色發展的大趨勢下，我國不能“獨善其身”，就如同在此次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中我們不能“獨善其身”一樣，無論主觀意愿還是客觀形勢都如此；另一方面，作為一個擁有眾多人口的泱泱大國，我國的生態環境保護對全球綠色治理體系至關重要。當然，在我們看來，更是一份敢于擔當的“綠色責任”。有英國學者指出：“‘生態文明’出現在中央政府文件和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的文件中，表明中國建設生態文明的努力不僅有助于解決中國自身的資源和環境挑戰，而且還可以作為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示范，進而有利于建立新的全球環境治理體系?！雹噙@段話相當中肯，說明我國的生態文明建設不僅具有本國的戰略高度，更具有全球綠色治理的廣度。以此次疫情為例，我國不僅加強了國內的生態風險防控布局，更以實際行動投身于全球“戰役”工作，積極幫助他國打贏這場“阻擊戰”。

(二)打造“兩個共同體”生態新向度

“兩個共同體”是指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及“人類命運共同體”，前者關涉人與自然的定位問題，屬于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中的典型陳述，后者主要聚焦于人與人的關系問題，具有人文意蘊的同時亦涵蓋生態向度，兩者都體現了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創新意蘊。

第一，高度重視“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人類必須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雹徇@是對馬克思主義自然觀及中國傳統自然觀的繼承與發揚，也是對西方可持續發展觀、環境倫理學和系統論等學說的積極回應，更是直接承續了中國共產黨對于人與自然關系的一貫重視。不僅僅從客觀規律的角度揭示了人與自然之間的“實然”關系，還從人類情感、意愿的角度體現了人與自然的“應然”關系。從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的角度來說，人不能脫離自然而獨立存在，人之“子體”本源上來自于自然“母體”并最終復歸自然，從而實現物質能量的形式轉換。以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為例，目前有一種說法認為，該病毒往往被野生動物所攜帶，人由于接觸了帶有該病毒的野生動物而受到感染。從這個角度來說，人類應當與野生動物和諧相處，畢竟它們是自然生態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保護它們即保護自然界和人類自身。此次疫情再次印證了“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這一觀點的正確性。無疑，人類的可持續發展應當與自然的可持續發展同步，一旦自然的可持續發展滯后，人類應當優化與自然相處的模式，為了強化這一認識，有必要將自然視為與人類主體平行的另一個主體，重構人與自然之間的生態倫理，人類主體作為更“有為”、更能動的一方，應賦予自然主體更多的道德關懷與行動維護。無論何時，在處理發展與生態環保的關系方面，我們決不能做浮士德式的交易。

第二，構建具有生態向度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個重要場合提到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他指出：“我們呼吁，各國人民同心協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雹庠诖舜涡鹿诜窝滓咔槠陂g，習近平總書記更是就全球合力“戰役”多次強調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性與緊迫性。這一理念體現了對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普遍交往”“自由人的聯合體”等觀點以及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天下情懷的繼承與發展，不僅具有政治領域的外交話語特質，還內含了體現生態向度的“雙重和解”——基于人與自然和解之上的人與人的和解。此次全球公共衛生危機充分彰顯了“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理念的時代價值及現實意義。病毒無國界，疫情無種族，在一個呈拓撲型多元連接的全球化語境中，不同國家的人們盡管存在諸多差異，但依然是一個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秉承這一理念，我國在打好國內防疫“硬戰”的同時，充分發揮大國擔當，主動向海外伸出援手，與世界各國守望相助、共克時艱，積極開展疫情防控國際合作，堅決打好疫情全球“阻擊戰”。在疫情全球蔓延的情況下，中國以實際行動詮釋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深刻洞見，在世界范圍內引起了強烈認同與廣泛共鳴。遵循習近平總書記“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我們應當學會摒棄個人利益的狹隘性，著眼于全人類的繁衍生息，充分挖掘“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生態意蘊，實現從“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順利對接。

(三)構建綠色社會治理與整體創新模式

站在“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期，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突出強調制度建設的重要性、緊迫性。我國的生態文明建設倘若缺乏制度屏障，會因失去執行力而流于形式。因此，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創新意蘊中隱含著對綠色社會治理體制機制與基于綠色發展基礎之上的社會整體創新模式的探究。

第一，架構全方位、立體式綠色發展的“中國之治”制度框架。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的公報指出：“堅持和完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要實行最嚴格的生態環境保護制度，全面建立資源高效利用制度，健全生態保護和修復制度，嚴明生態環境保護責任制度?！痹陧攲釉O計方面制定與作為國家戰略的生態文明建設相匹配的一系列體制機制，是推進我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一時代課題中的應有之義。我國這方面的制度建設由來已久，比如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強調用嚴格的法律制度保護生態環境，黨的十九大提出改革生態環境監管體制等。具體而言，相關制度包括生態補償機制、生態風險防范機制、生態治理創新機制、資源有償使用機制、生態信用監督機制、區域性的生態協同機制等。這些機制環環相扣，形成針對生態環保問題的嚴密法治之網，以“良治”之效能全力促進我國的綠色發展。此次疫情中，我國在習近平總書記的指揮帶領下，充分發揮制度優勢，全國“一盤棋”調集人力、物力及財力馳援疫情重災區，萬眾一心、協調一致采取嚴格防控措施，既有效抵御了疫情在國內的擴散，又為全世界抗擊疫情贏得了寶貴的時間和經驗，充分體現了“中國之治”的強大力量。在今后進一步構建與完善綠色發展社會治理體系時，我們可以借鑒此次疫情中利用我國制度優勢強化疫情管控的做法。

第二，探索基于綠色發展之上的社會整體創新模式。我們應當以發展方式的變革為契機，掀起一場基于綠色發展之上的社會整體創新運動，該運動涵蓋多方面的創新：綠色科技進步、綠色生產方式的變革、綠色生活方式的變革等。關于綠色科技進步，這一點“永遠在路上”，可以毫不夸張地說，科技創新是一個現代化國家的生存方式，而在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指導下的綠色科技創新則尤為重要。綠色生產方式的變革以國家為宏觀主體，以企業為微觀主體，要鼓勵廣大企業在國家有關政策的引導監管下，加大對傳統產業的改造升級，采用先進的綠色低碳技術實現清潔生產，大力發展循環經濟、綠色產業。關于變革生活方式，與每位社會成員直接關聯，此次疫情使我們深刻地認識到：必須毫不留戀地摒棄不利于生態環保的舊有生活方式，重建有利于生態環保的新生活方式，比如低碳出行、保護野生動物等。每個人要將人與自然應當和諧相處、共存共榮牢牢根植于心，匯聚成一股亨利·帕格森生命哲學視域中呈綿延狀態的意識激流，從而以強大的內驅力、自覺性幫助自身形成綠色環保的生活方式，將保護自然轉化為自己生命活動的一部分，畢竟從哲學的角度來講，外因只能通過內因起作用。

(四)開辟發展中國家生態文明建設新路徑

我國是一個幅員遼闊，擁有十四億多人口，實現了古老文明形態與現代化國家建制相契合的社會主義大國，也是當今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這些特質注定了我國在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指引下進行的生態文明建設，其重要性與影響力必然會跨越地域阻隔及國別限制，產生世界意義。針對廣大發展中國家如何較好地解決“快速發展”與“生態惡化”這對矛盾，我國以“開路先鋒”的責任擔當，開辟了一條發展中國家生態文明建設的新路徑，為人類文明形態的新發展書寫了濃墨重彩的一筆，這也體現了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創新意蘊。

第一，為兼具社會主義國家性質與發展中國家性質的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提供生態文明建設新路徑。作為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領跑者”，我國在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指引下進行的生態文明建設，會對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產生重大影響，尤其是對與我們相毗鄰的朝鮮、越南及老撾而言。它們求發展的意識與我們一樣強烈，一樣受到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生態帝國主義”壓榨及意識形態歧視，彼此間地緣政治關系密切。雖然古巴在空間地理上離我們很遠，但是同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天然親近感是難以被替代的。無疑，我們為這些社會主義國家提供了具有發展中國家性質的社會主義國家如何在社會主義制度框架內實現社會經濟發展與綠色發展“雙贏”的典型范例。一旦這些國家效仿我國，突破當下的發展瓶頸，那么整個世界社會主義陣營的力量就會得到強化，并呈現“紅綠交融”的特點。在此次疫情中，我國派出醫療隊赴老撾進行援助，并向古巴捐贈防疫物資，讓世人見證了社會主義兄弟國家之間的友誼。此外，中國利用社會主義制度的一大優越性——“集中力量辦大事”，積極展開疫情管控，產生了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無法比擬的巨大成效，為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增添了制度自信。

第二，為其他廣大發展中國家開辟生態文明建設新路徑。這里所指的是除包括我國在內的五個社會主義國家之外的廣大亞、非、拉發展中國家。這些國家的歷史發展、現實國情等大部分與我國相似，即曾受過西方殖民者的高壓統治與經濟盤剝，現代化起點低，生產力發展偏慢，人民發展訴求迫切并受到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生態掠奪等。他們面對兩種截然不同的現實境遇：一方面，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歷史上曾依靠對殖民地國家的瘋狂掠奪而積累起現代化和工業化所需的大量資金，現代化和工業化完成以后又將生態風險轉嫁到其他廣大發展中國家，利用這些國家的廉價資源與勞動力來實現本國的資本擴張，甚至控制這些國家的經濟命脈進而滲透至政治層面，即便如此還斥責這些國家的生態污染；另一方面，我國在較短的時間內實現了綜合國力的大幅度提升，在遭遇生態發展瓶頸后立即全民總動員建設美麗中國，不僅在此過程中形成了具有強大理論生命力的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還在長期實踐中開辟了一條具有極大創新意蘊的綠色發展道路，在全球綠色治理中占據了重要的一席之地，為其他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了更鮮活、更具借鑒意義的范本，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那樣，“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此外，我國積極為其他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包括生態治理、疫情防控在內的諸多支援。比如我國在埃博拉疫情和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向非洲多個發展中國家派出醫療隊，援贈抗疫物資，習近平總書記還在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特別峰會上發出倡議，要攜手幫助公共衛生體系薄弱的發展中國家提高應對能力。中國的做法贏得了世界的敬意。

綜上所述，在當前全球出現重大疫情的特殊時刻，對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來龍去脈進行一番重新梳理，進一步學深悟透其核心要義，深入挖掘其豐富的創新意蘊，有助于我們在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指引下，正確處理好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防止因人的“為我”現象引發生態災變，并充分認識到“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深遠意義，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升邏輯思辨能力與理論創新能力，牢固樹立生態底線思維與綠色發展系統思維，為全面推進中國及世界的生態文明建設貢獻一己之力。

①[美]蕾切爾·卡森：《寂靜的春天》，呂瑞蘭、李長生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6頁。

②[美]埃德加·斯諾：《紅星照耀中國》，胡愈之、胡仲持等譯，人民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197頁。

③《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5頁。

④《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7～208頁。

⑤《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75頁。

⑥《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頁。

⑦解振華、潘家華：《中國的綠色發展之路》，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III頁。

⑧[英]山姆·吉爾、阿德里安·伊利：《當代中國“生態文明”的闡述與建設路徑》，劉利歡編譯，《國外社會科學》2019年第2期。

⑨本書編寫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輔導讀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3～3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