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唐文人元稹貶謫時期的三次自編別集

摘 要：元和五年至十四年元稹歷經十年貶謫，其間三次自編別集。元和七年在江陵編二十卷詩集是對個人作品的首次編纂，展現出獨特的體類觀念和立言意識。元和十年編六卷作品集是他初到通州時對身邊留存作品的整理，很可能純為詩歌。他在病危之際將文集托付白居易，表現出對文章功業的格外珍重。元和十一年進獻權德輿詩文集，是他在梁州療疾期間臨時編纂的自選集，表達對身為文壇盟主之上司的欽敬，并借此傳遞訴求、展示才華。三次自編別集是元稹貶謫文學活動的組成部分，對其作品保存至關重要。

關鍵詞：元稹 貶謫 自編別集

現有的唐代貶謫文學研究主要側重于創作層面，如：貶謫期間文人的創作心態，作品思想與藝術風格，貶謫地環境與文學創作關系。而除此之外，諸如文學交游、作品傳播、文集保存等活動，也是構成貶謫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只有綜合這些方面進行考察，才能全面、完整呈現貶謫文學內涵?；诖讼?，本文擬選取中唐文人元稹為個案，從其貶謫期間的自編文集活動入手，以期對貶謫文學內涵做更全面、多角度的分析。

元和五年（810），元稹因與宦官爭廳事受辱含冤，自長安外貶江陵士曹參軍；元和十年（815），短暫還長安后再次被外放為通州司馬；直至元和十四年（819），轉虢州長史，其年冬重新入朝為官。以上所述即元稹十年外貶生涯，也是其創作心態、作品風貌出現新變的時期。與之相應，十年間元稹三次自編別集，這些活動對其文學理念、創作風貌、作品保存、仕途發展都有重要影響。

一、元和七年自編二十卷詩集的意義

元和七年（812），時任江陵士曹參軍的元稹，將早年初學詩以來的創作，總共八百余首詩，匯編為二十卷詩集。關于此次編集，以往學界多是分析其中包含的獨特的詩體分類理念。本文則從編纂活動、作品保存等角度，挖掘另外三重意義。

第一，作品保存意識的明確。

據元稹《敘詩寄樂天書》可知，二十卷詩集所收詩起自十六歲，即貞元十年（794）。此文開頭言：“稹九歲學賦詩……年十五六，粗識聲病?！盿那么詩集作品的起點，正是詩人初步掌握詩歌技法，進入創作實踐之始。在十九年后的元和七年，自編詩集時仍能將位于創作起點的作品收錄，說明元稹很早便有明確的作品保存意識。今傳《元氏長慶集》卷五第一首《清都夜境》題下注：“自此至《秋夕》七首，并年十六至十八時詩?！眀此詩至《秋夕遠懷》的七首，從詩歌內容判斷，當是元稹十六至十八歲之間所作。卷十四前兩首《牡丹二首》題下注“此后并是校書郎以前作”c，此詩至《賦得玉卮無當》的五首，為貞元十七（801）、十八（802）年在長安作，剛好在授官校書郎之前。這些注釋信息以及由此引導的作品排序，應當是元稹自編《元氏長慶集》的原貌。從中可見，元稹將其正式授官前的早年詩歌當作一個獨立時段的作品加以編排。今傳《元氏長慶集》中，這一時期的詩歌共留存有三十余首。元稹對早年詩歌的編錄和明確的時間劃分，都說明他對個人創作信息的保存意識建立得很早。而隨著創作深入，這種意識指導下的作品保存機制日益完備。元和七年的詩集編纂，正是將此前十九年精心保存的八百多首詩歌，進行系統梳理、全面分類與重新整合。這是對創作歷程的總結，也是對作品保存成果的升華。另須注意，元稹貞元九年（793）明經及第，正式開啟仕進之途，這與其文學創作歷程幾乎同時展開。作為一個具有很高文學才性的人，想必元稹很快便意識到他的詩歌創作，必將為其博得巨大聲名，成為其仕途發展的重要輔助。對元稹而言，政治功業、文章功業，從一開始便相輔相成，同等重要。因此，詩人自然對自己的詩歌作品更加珍視。

第二，編集分類模式的發展。

二十卷詩集編的詩歌分類體系，是元稹歷次自編別集中最細致、全面的，包含“十體”分類：古諷、樂諷、古體、新題樂府、七言律詩、五言律詩、律諷、悼亡、古體艷詩、今體艷詩。前七體，從體裁角度分為古體、樂府、近體三類，從題材角度分為有諷喻性質、無諷喻性質兩類。后三體，完全從題材角度單獨列出。古詩、樂府、近體三分唐人詩歌體類劃分的普遍標準。對諷喻、悼亡、艷詩的突出，則與元稹創作實績有相。元稹早年大量寫作諷喻詩針砭時弊、表達政治理念，由此在文壇產生影響。而其悼念亡妻韋叢的悼亡詩和側重描寫女性的艷詩，也因獨特的藝術魅力收到廣泛關注。在元和七年自編詩集時，元稹認為諷喻、悼亡、艷詩最能體現創作業績，故而在作品分類時有意突出。這也反映出他渴望以文章立言不朽的意識。對唐人詩體分類格局的基本遵循，對個人創作成就的凸顯，實則貫穿了此后元稹歷次自編文集的作品分類模式，并產生了深遠影響。

第三，文學交流活動的深化。

元稹編纂二十卷詩集，是應時任江陵戶曹參軍的李景儉之請。由元稹在江陵時所作 《泛舟玩月十二韻》《江邊四十韻》《酬別致用》《送致用》等詩可知，他在江陵府時與李景儉過從甚密，雙方詩歌酬贈頻繁。元稹的自編詩集，也可理解為友人間文學交流的一部分。事實上，類似的文學活動還有很多，尤其發生在元稹與終生摯友白居易之間。元、白二人的諸多自編文集行為，也正是催生于這樣的文學交流。

元和七年編二十卷詩集是元稹一生中首次自編別集，其所體現的諸多意義，對此后元稹自編別集活動產生了重要影響。

二、元和十年六卷作品集的編纂過程與性質認定

元和十年，元稹再度外貶為通州司馬。初到通州時，他對身邊留存并結集的新舊作品進行編纂，形成六卷作品集。吳偉斌先生在《新編元稹集》前言中，對元和十年元稹整理個人作品的過程做了清晰梳理：

元和十年，元稹從江陵貶地回京，接著再次出貶通州，詩人得知通州自然情況的險惡，知道自己極有可能一去而不返，葬身在窮鄉僻壤，故特地把自己的絕大部分詩文交給摯友白居易，委托白居易日后為自己編輯成集。d

所謂“絕大部分詩文”，首先應當包括元和七年編二十卷詩集。元稹曾記述：“凡二十卷……昨來京師，偶在筐篋，及通行，盡置足下?！眅（《敘詩寄樂天書》）可知元和十年，元稹先將元和七年編二十卷詩集由江陵帶至長安，又在赴通州前留給白居易。

此外，“絕大部分詩文”的另一部分則是元稹元和十年初到通州時所整理的作品。這可從如下文獻得到印證。

昨行巴南道中，又有詩五十一首，文書中得七年以后所為向二百篇……前所為《寄思玄子》者……今亦寫為古諷之一。f （元稹《敘詩寄樂天書》）

仆初到潯陽時，有熊孺登來，得足下前年病甚時一札……且云：“危惙之際，不暇他及，唯收數帙文章，封題其上曰：他日送達白二十二郎?！眊 （白居易《與微之書》）

白居易“初到潯陽時”，也正是元稹在通州整理好隨身作品、隨后染疾之時。兩段文字所述之事前后相繼。元稹對隨身所帶筐篋中之詩進行編纂，之后身染重疾，擔心命不久矣，恰好此時友人熊孺登來訪，他便托付熊將整理好的作品送交白居易。

那么，元稹初到通州所編之集，形貌卷帙具體是怎樣的，這一點可從白居易《與元九書》尋找線索：

因覽足下去通州日所留新舊文二十六軸，開卷得意，忽如會面。h

白居易所覽二十六軸作品，當為元稹交付白居易的文集。二十六軸亦即二十六卷，其中必然包含元和七年編二十卷詩集。而另外六卷作品，應當就是元稹初到通州整理的文集。i

二十卷詩集收詩截止于元和七年，由《敘詩寄樂天書》可知，元稹初到通州所整理作品，創作時間從元和七年之后起，剛好接續二十卷詩集。此次整理中，可以肯定包含的作品有三部分：①元和七年編纂二十卷詩集之后，至元和十年再度離長安這個區間內，創作的二百首詩；②元和十年由長安至通州途中創作的五十一首詩；③早年所作《寄思玄子詩》二十首，總共二百七十一首詩。從《與微之書》的記載可知，直到本年八月病危，元稹才將這些作品連同一封信，托熊孺登帶給身在江州的白居易。白居易元和十年十月抵達江州，記述二十六卷文集之數的《與元九書》作于本年末。由此推斷，熊孺登當是元和十年冬將元稹書信和作品集送達江州。這與 《與微之書》 所言“仆初到潯陽時，有熊孺登來”j也相吻合。據此推斷，熊孺登所轉交的元稹作品，就是那六卷文集。

下面進一步分析六卷文集收錄了哪些作品。

很顯然，前述二百七十一首詩當占絕大部分。此外是否還包含其他詩文。對此，本文認為很可能不包含，理由有三。

第一，元稹元和十一年（816）在興元府療疾之時，向時任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的權德輿進獻詩文集。在《上興元權尚書啟》中，他對所獻詩文內容作有說明：

悉所為文，留置友善……筐篋之內，遂無遺余……因用官通以來所作詩及常記憶者，共五十首。又文書中得《遷朝議》《移史官書》《戡難紀》，并在通州時《敘詩》一章，次為卷軸，封用上獻。k

由于已將此前整理的二十六卷作品送交白居易，元稹只能抄錄手頭剩余或記憶之中的少量作品進獻給權德輿。這些手頭作品即“官通以來所作詩”。這說明元稹到達通州后所作詩歌并未送交白居易。那么六卷作品集所收詩歌，當截止于元稹抵達通州任所之前。滿足這個時間節點的作品，就是前述二百七十一首詩。

第二，元稹向權德輿所獻作品集中，還有《遷朝議》《移史官書》《戡難紀》三文?！哆w朝議》當即元和元年（806）所作《遷廟議狀》，《移史官書》當即元和八年（813）所作《與史館韓郎中書》，《戡難紀》或為元和九年（814）所作《代諭淮西書》，抑或是其他已亡佚之作。l這幾篇文章皆作于元和十年貶通州之前，是“文書中得”。所謂“文書”，也就是元稹留在身邊的個人作品的集合。前文所引 《敘詩寄樂天書》之“文書中得七年以后所為向二百篇”，是單就詩歌而言。也就是說，元稹在元和十年到達通州后，已將“文書”中的詩歌全部挑選出來。而《上興元權尚書啟》的“文書中得”，則是從剩余全部文章作品中，挑選出幾篇元稹認為能夠充分體現其政治才干和為人為事理念的代表作。這樣來看，在興元府之時，元稹“文書”中當保存著此前所作的大部分文章作品，他并未對這些作品進行整理、編纂。那么，元和十年冬交付白居易的六卷作品集中，也就不包含文章。

第三，元和七年所編二十卷詩集，共八百多首詩。以此數量篇幅推算，元和十年六月，元稹初到通州整理出的二百七十一首詩，恰好占滿六卷篇幅。如再加入作品，尤其是較長的文章，就會超出六卷篇幅。從《敘詩寄樂天書》所謂“繁亂冗雜”的表述來看，元稹很可能未對這些詩歌進行細致的分類、編纂，不過至少也被編排成了六卷篇幅的文集，按元稹自己的說法，就是“數帙文章”。這里還需注意，元稹、白居易在言說二十六卷作品之時，都以“文章”或“新舊文”相稱。不過古人所謂文章，常常是對文學創作的泛稱。比如，元稹元和十五年（820）向令狐楚獻五卷詩集時所寫《上令狐相公詩啟》，其中有“昨又面奉約，令獻舊文”m之語。此處的“文”，實際僅指詩歌。

綜上所述，可對元和十年元稹的自編別集情況做出描述：元和十年三月末，元稹再度被外貶為通州司馬。離長安之際，他將元和七年所編二十卷個人詩集留給白居易保管。到達通州后，元稹又對元和七年以來所作二百首詩、長安至通州途中所作五十一首詩、貞元十年所作《寄思玄子詩》二十首進行整理，匯總成六卷詩集，并于病危之際托付熊孺登將這些作品轉交白居易。

三、元和十一年獻權德輿詩文集的編纂背景與目的

元稹于元和十年末至十二年，離通州赴興元府療疾。興元府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治所，相當于本道首府。通州亦為山南西道屬州，作為該州司馬，元稹自然也是山南西道的官吏。其初到興元府時，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為鄭余慶。元和十一年十月，權德輿代鄭余慶為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就在此時或稍后，元稹向權德輿進獻由五十首詩歌與若干篇文章組成的個人作品自選集。關于這部自選集所包含的作品，前引《上興元權尚書啟》中的文字，已表述得比較清楚。此處著重分析元稹進獻文集的動機及相關背景。

元稹元和十年二度外貶，身赴荒蠻之地，跌入政治生涯的谷底。至通州初期，因身染重疾，一度命懸一線。此后，病情雖有所好轉，且獲得赴本道首府療疾的機會。但以貧病之軀客居他地，寄人籬下，生活必然異常艱辛。在這種情況下，元稹自然會想到依靠自己的詩文才華，進謁當地最高長官，以求獲得更好的生存待遇。權德輿在貞元、元和間執文壇牛耳，為一代文學宗匠。元稹在當時，也已是頗具文學才名的新秀。作為后進，元稹以進獻詩文集的方式，表達了對前輩文壇盟主兼自己頂頭上司的欽敬，并借此呈現自我訴求，力圖獲得轉機。在《上興元權尚書啟》一開頭，他便寫道：

某聞周諸侯生桓公文時，而不列于盟會，則夷狄之，以其微不能自達于盟主也。元和以來，貞元而下，閣下主文之盟，余二十年矣。某亦盜語言于經籍，卒未能效互鄉之進，甚自羞之。n

這當然是崇彼抑己的謙辭，但明顯是在強調元稹與權德輿同為文學之士，以此拉近雙方距離。在此之后，元稹借助對所獻詩文的說明，委婉傾訴了自己處境的艱難。這樣的表達方式，的確較為恰當、得體。而事實上，作為文壇盟主的權德輿，還有其前任鄭余慶，對于元稹也確實都頗為禮遇。元稹在興元府時曾作《奉和權相公行次臨闕驛逢鄭仆射相公歸朝俄頃分途因以奉贈詩十四韻》，由此詩可見，元稹和兩任節度使的關系都十分融洽。

此外，元稹進獻詩文還帶有一定政治進取意圖。吳偉斌先生對此有所闡述：

元稹在這封書啟中所言，不僅僅是向山南西道的地方最高長官訴說自己的困難處境，而更主要的是向當時的文壇盟主表露自己的才華，以求引起權德輿的注意和關切。而權德輿貞元十五年也有《遷廟議》，雖然論證的對象不同論證的方法各別，但觀點近似，應該說兩人是同道，所以元稹在所獻的詩文中特地加入了《遷廟議》一文，并在這封啟中特別提出，以期能夠引起權德輿的充分注意。o

前文已提及，元稹很早就意識到，其所稟賦的文章才華，是其仕途發展的重要輔助。他在極其艱難的境遇中，仍對自己的作品進行精心、妥善的保存，并以此積極進謁權要。這些都體現出元稹借助文學才華為自己謀求新的機遇，力圖重新振起、有所作為的理念。獻詩文于權德輿是如此，下文中將要詳細論述的，向令狐楚、唐穆宗的兩次進獻詩集，亦是如此。

四、元稹貶謫時期自編別集的作品保存意義

以上三次文集編纂，在元稹自編別集歷程中最重要的意義，是對此前一個階段文學作品的完整保存。元和七年、十年的兩次自編文集，將詩人貞元十年十六歲開啟詩歌創作伊始，到元和十年抵達通州之前，這將近二十二年間留存的全部詩歌，進行了完整匯編、結集。與編纂同步，元稹又將二十六卷詩集交付白居易。這是身處貶謫逆境的元稹，在總結個人創作歷程、保存自我文學作品方面所做出的最大努力。

首先，江陵之貶是元稹仕途中遭遇的首次重大挫折，身陷貶地使其政治抱負一時難以施展。對自我人生的反思，特別是對文章功業的再審視，在此時逐漸萌發。以友人李景儉的提議為契機，元稹開始首次大規模別集編纂。對個人創作的重新整理，勢必更加強化對文章功業的重視。隨著二次外貶通州，這種理念日益加深。整理個人作品，本身也是對以往創作歷程的回顧。這又會刺激詩人對自我文學理念的發展流變進行梳理。元和十年所作《敘詩寄樂天書》是所有這些思考的集中呈現。在這封書信中，元稹講述了自己學詩、作詩、編詩、存詩的歷程，是圍繞詩歌而進行的各種文學活動的整體呈現。信中有兩點內容十分重要。一是標舉出詩歌富有興寄的美學標準和干預教化的社會意義，這正是元稹在這一階段的主要詩學觀點。二是記錄了元和七年、十年兩次作品整理的過程，對編纂理念，特別是詩歌分類思路進行了細致說明。這兩點相輔相成，前者是后者的思想指導，后者則是前者在文學體類觀念上的呈現。而所有這些，都是伴隨詩歌別集編纂行為，不斷思考、總結后形成的。

其次，元稹不僅通過自編別集對個人創作歷程進行總結，還對編好的作品如何妥善保管，做了精心安排。他深知通州為蠻荒之地，此去九死一生。自己萬一遭遇不測，個人文集也難逃身后亡佚的命運。因此，他選擇將編好的文集托付給政治境遇較自己更為穩定的白居易保管。這對于作品的安全保存而言，無疑是明智的。白居易與元稹聲同氣應、心意相通，自然理解元稹所托的重要意義。他在《雨中攜元九詩訪元八侍御》《舟中讀元九詩》《江樓夜吟元九律詩成三十韻》《與元九書》等詩文中，記述了保管、閱讀元稹詩集的信息。對于這些詩集，白居易極為珍視，不僅精心收藏，還時時進行閱讀。在其被貶江州時，亦將這些詩集隨身攜帶。此后，白居易必定在某個合適的時機，將文集物歸原主。只有這樣，元稹才能以此為基礎編纂《元氏長慶集》一百卷。正是元稹的精心安排和白居易的妥善保管，確保這些作品最終完整地編入元稹的個人詩文全集中。

第三，元和七年、十年的兩次自編別集，為元稹積累了文集編纂經驗，也使其更加重視作品的保存。他向權德輿所獻詩文作品，包括：到達通州后的新詩，憑記憶回想起的舊詩，“文書中得”之文章。這說明，元稹離通州赴興元府時，仍將身邊歲留存的詩文作品隨身攜帶。其時，元稹仍身有病患，前途未卜。在這樣的境遇下，令其念念不忘、難以割舍的仍是自己的文學創作。在元稹的意識里，這些作品承載著他的精神生命。其在世時，這些作品可為其贏得聲名，創造新的進取之機。倘若離世，這些作品則將成為其生命的延續，為其留名后世。因此，他才會對這些詩文如此珍重，始終不離身邊。

abcefkmn 〔唐〕元稹著，冀勤點校：《元稹集（修訂本）》，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405頁，第57頁，第177頁，第407頁，第408頁，第746頁，第727頁，第746頁。

dl〔唐〕元稹著，吳偉斌輯佚、編年、箋注：《新編元稹集》，三秦出版社2015年版，前言第22頁，第4016頁。

gh〔唐〕白居易著，謝思煒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361頁，第321頁。

i 參見周相錄：《元稹年譜新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42—143頁。

j 吳偉斌先生的《元稹白居易通江唱和真相考略》一文，將熊孺登赴江州的時間定于元和十一年初春。這是吳先生根據熊孺登今存詩文所透露的其個人行跡，進行的時間推算。但比對白居易《與元九書》《與微之書》相關信息來看，這個時間應略微提前到元和十年末。事實上這與吳先生的判斷并不矛盾，仍在他所推斷的時間范圍之內，也符合熊孺登之行跡。

o 吳偉斌：《元稹評傳》，河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43頁。

基金項目： 河北省社科聯2018年度河北省社會科學發展研究課題“中唐文人自編別集研究”（課題編號：201804050101）

作 者： 杜光熙，唐山師范學院中文系講師，研究方向：唐宋文學。

編 輯： 張晴 E-mail： zqmz06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