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世界的身體表達

摘 要：20世紀 80年代以后，身體成為顯著的文化景觀并走進文學的視野，疾病也脫離生理意義進入文學的隱喻系統，成為話語闡釋的空間和意義生發的載體。與身體熱潮同步進行創作的葉兆言在自身的疾病體驗中，以文學的想象性賦予肺病、癌癥、性病、殘疾、不孕之癥等多種疾病以超越醫學的文化意蘊，傳統文化無可奈何的衰微、個體無處逃遁的生命悲劇、身體的“支出”與情感的回歸通過疾病得到身體性的表述。作為言說意義世界的新話語，疾病書寫是葉兆言對文化癥候、人生癥候的形象把握，也是對誠摯情感的真誠呼喚。

關鍵詞：葉兆言 疾病 隱喻 言說

疾病是人類最基本的生活經驗之一，是一種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不可抗拒的人生體驗。蘇珊在《疾病的隱喻》中認為“疾病是生命的陰面，是一種更麻煩的公民身份，每個降臨世間的人都擁有雙重公民身份，其一屬于健康王國，另一屬于疾病王國。盡管我們都樂于使用健康王國的護照，但或遲或早，至少有那么一段時間，我們每個人都被迫承認我們也是另一王國的公民?！盿對于人類來說，它既意味著生理身體的限制與活動能力的削弱，也影響著人的精神狀態與情感態度，因此疾病代表著人類潛意識中的恐懼。而進入文學領域的疾病更多是在隱喻意義上被使用，具有社會、文化、政治、道德多個層面的指向性。魯迅先生作文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其實是將疾病與家國政治相關聯，賦予疾病以現代性的闡釋意義。所以阿Q的賴瘡疤、蘩漪的瘋癲與汪文宣的肺病等文本疾病都不是醫學的實指，而是政治批判和文化反思的一種隱喻性表達。文學與疾病的結合相得益彰，一方面疾病為文學提供了新的敘事方式和話語闡釋的空間，另一方面文學的想象性賦予疾病以超越醫學的文化意蘊，作家在長期的寫作實踐中形成了疾病敘事的文學傳統，使疾病成為文學世界重要的言說主體。

對于20世紀80年代才在文壇嶄露頭角的葉兆言來說，父親的病毒性腦炎、堂哥三午的惡性痢疾、姑姑女兒的癌癥、朋友的惡性腦瘤以及自身神經方面的失常，都給他造成了嚴重的心理創傷?！案劭祵?，固人之所同欲；死亡疾病，亦人所不能無。生死由命，這是沒辦法的?！笨此苹磉_的葉兆言，實則切身體會著人在疾病面前的卑微與無助。他以其自身的疾病體驗和親人因病去世的苦澀經歷為現實基礎，將對文化的反思、對人生存的追思、對情感理想的吁求寄寓在疾病的意象上。他筆下的肺病、癌癥、性病、殘疾、不孕之癥以及其他不知名稱的疾病，不是魯迅式的治病救國的啟蒙宣言，也不是賈平凹式的抗拒都市文明的象征話語，而是關乎現代化進程中的文化命運與生存真相。

一、文化隱喻：傳統文化的衰微

南京本是六朝古都，具有濃郁的傳統文化特色，莊重典雅和靈秀繁華并存，傳統文化在這個歷史悠久的溫床里早已根深蒂固。葉兆言在他的散文集《南京人》里面寫了大量關于南京的歷史、風俗、建筑、食物、名人軼事、男人女人，字里行間都蘊含著對南京這座古城的欣賞與懷念?！澳暇┑教幎际菤v史，南京到處都散發著歷史的氣息，南京可以懷舊的地方實在太多了?！比~兆言作為純正的越文化之子，身上凝聚著新文化與舊文化的雙重因子。然而在現代文明加速的過程中，葉兆言理智地看到傳統文化在新時期的生存狀態和尷尬境遇?！八m然在情感上對于本土傳統文化不無留戀和欣賞，但卻并沒有妨礙他以清醒的現代理性目光去審視和批判傳統文化之中的負面表現?！眀所以在他的作品中，既有對南京民情風俗的欣賞與留戀，又不乏對傳統文化的深刻反思，尤其是對包括夫妻關系、長幼關系在內的家庭倫理的質疑。脫離了道德倫理軌道的家庭形態完全失去了向心力與凝聚力，家庭成員彼此疏遠，都生活在怨恨與敵意、相互損害而又糾纏不清的兩難處境中。同時傳統文化哺育的舊文人在新的歷史語境下所表現出的迂腐的氣節與理想的失落，正是文化傳統的活力日漸衰竭的明證。

兩性關系是最基本的人倫關系，也是孕育道德倫理的搖籃，葉兆言以他敏銳的目光察覺到現代社會中兩性關系的異常性，并在其中摻入現代的意義，即對性別文化的質疑?！睹倒宓臍q月》《花影》《人類的起源》《陳小民的目光》等文本中的夫妻性別關系總是錯位的，男性的軟弱與女性的強悍對于男強女弱的社會形態具有強烈的解構色彩。其中，疾病是表述性別關系異常的重要方式之一?！睹倒宓臍q月》中藏麗花的具體疾病是“特發性肺纖維化”，開始“只是動不動就咳嗽，只是感到胸口悶，常常喘不過氣，說話很吃力”，后來聽聞“存活率多則五六年，少則兩三年”，最后“與藏麗花病情相似的幾位病友，一個接一個地相繼離開了人世”?！痘ㄓ啊分墟バ〗愕陌Y狀主要是因藥物引起的癱瘓。抽煙、喝酒、打麻將同時存在在書法界享譽盛名的藏麗花身上，在性格和事業上都呈現男性化的特征。而妤小姐作為甄家大院的女主人，試圖在男人的世界里創造一個由女人統治的世界。

藏麗花和妤小姐兩人都是男權社會中的幸存者，她們遠離被男人主導的日常生活，蛻去了溫婉順從的柔美外殼，突破了社會賦予女性“家務事、兒女情”的性別角色，在她們身上呈現出強烈的性別角色顛倒現象。然而，她們試圖擺脫女性普遍命運的行為終究失敗了，意志得不到實現的她們，身體也出現了異常。當藏麗花意識到丈夫黃效愚在書法界的名聲有超過她的勢頭、當妤小姐打算放棄甄府的統治權屈服于愛情時，疾病不期而至。當男性試圖拿回自己的話語主導權時，藏麗花、妤小姐的身體只能陷入疾病的困境以揭示傳統性別秩序的不合理性?！靶詣e問題總是與社會制度、意識形態、文化傳統等諸多因素相勾連?！眂女性身體的疾病指向的就是傳統文化體現在性別上的不合理。從古至今，“女性只能作為客體漂浮于歷史敘事的邊緣地帶，她們或者以自己情感上、身體上的被剝奪見證歷史的苦難與代價?；蛘咴诓煌矸莸哪腥酥g位移、獻身，以此標示歷史的變遷，各種政治力量之前的較量，再就是提供一種想象性的撫慰和救贖功能”d。女性長期處于被男性“代言”的角色，本身的身體經驗是缺席的。而具有人文關懷的葉兆言切斷了一直捆綁在女性身體上的政治繩索和道德繩索，道出女性渴望擺脫男性束縛的心聲，有意識地將女性身體作為敘事的焦點，通過帶病的身體呈現出傳統“男尊女卑”性別文化的式微與不合理性。

然而，當文化的物質支撐——身體倒下之后，文化又將何去何從？葉兆言的《追月樓》給出了答案。丁老先生作為晚清遺民，以大家長的身份支撐起儒家的氣節和個人的理想。他支持孫子仲祥做“義民”，南京淪陷時誓與南京共存亡，南京還都后蟄居追月樓看顧炎武的《不死不活庵日記》，然而當他點過清朝的翰林、拿過滿人的俸祿這一舊事被揭穿后，氣得大病一場離開人世，連被安葬在追月樓下的遺愿都未能實現。丁老先生康健時，老先生所代表的民族氣節和傳統道德仍然堅實地存在于丁家大院。但人的身體與文化的肌體是互文的，身體的病癥與死亡意味著他所維護的傳統文化也無藥可救了。所以丁老先生的病不僅實指身體的病癥，更是指向傳統文化的癥候。父慈子孝的家庭倫理、臨危不懼的民族氣節、怒斥漢奸的大膽行為都是丁老先生在用身體繼承儒家文化精神，但身體狀況的惡化意味著傳統文化已經失去了依托，面臨著在現實面前無法保全自身的尷尬處境。丁老先生去世，他所追求的家庭倫理和文人理想也會隨身體埋入歷史的塵土?！皩δ欠N舊式文化的玩味構成了這篇小說的敘事視點和特殊韻味，某種意義上它提示了中國文化最后的情景，一種古舊文化無可挽救的頹敗命運?！眅身體疾病正是文化危機的外在顯現，葉兆言試圖借用身體這個空間來緩解因傳統文化衰微而導致的焦慮感，表達自己對本土文化的一份深沉情思。

二、生存隱喻：個體生命的悲劇

“葉兆言認為文學不光是一種由文字組成的物質存在，更是一些要通過文字承載和傳遞的精神力量，這種力量，可以是善，也可以是愛，甚至可以是痛，它們并不矛盾?！眆葉兆言通過疾病傳遞出來的不僅是現代人的身體之“痛”，還包括精神生命的痛楚。叱咤風云的英雄和大奸大惡之人在他筆下是缺席的，出現的歷史人物也只是點綴的背景，葉兆言的哲思主要凝聚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剛畢業的大學生、買不起房的小職員、在愛情中沉浮的家庭婦女，這些被時代裹挾著前行的小人物都掙扎在生存的旋渦之中，他們的疾病象征著個體生命的不可承受之重。葉兆言深入生存的褶皺，客觀呈現了小人物的生存境況和生命意識，在疾病的意義上賦予人以深切的現實關懷。

《狀元境》中的三姐因丈夫染上性病，身上廣瘡遍體，身體日漸消瘦，最后安靜地死去。性病常與政治上的混亂與道德上的罪惡畫上等號，從而將生理疾病轉換成一種政治壓迫或道德批判，給患者帶來精神上的負擔。但葉兆言并不關心疾病本身的存在，而是借疾病的形式通向一種悲劇性的生命存在。潑辣豪爽的三姐不甘丈夫的懦弱，一直凌駕于張二胡之上，當張二胡像個真正的男人歸來時，三姐主動退居身后成為相夫教子的賢妻良母，然而精力旺盛的身體卻一天天地變差，最后染上性病而死。南轅北轍的現實處境賦予三姐的生命形態以濃烈的悲劇意味，善與惡的道德標尺已經失去衡量人物行為的有效性，關注人本身的生命意識并給予理解的同情才是葉兆言的真正意圖所在。正如丁帆所說：“我在《狀元境》中充分體驗到了生命的悲劇意識，作為整個作品的過程，給人一種酣暢淋漓的靈魂洗滌之感，個體生命的內驅力在盡可能和諧的藝術形式下得到充分的張揚?！?g

《走進賽珍珠》中的劉岳厚已是癌癥晚期患者，躺在醫院里等待死亡。他的一生都在與文學打交道，但直到去世也未能實現他進入文學殿堂的理想，反而受到妻兒的嫌棄。多次趕來送終的親人對他產生了強烈的厭惡感，死亡的結局對他及其家人都是一種徹底的解脫?！凹膊⊥谷颂幱谝环N不協調、不平衡、不舒適，甚至喪失活動能力的特殊狀態，疾病的到來也就往往意味著日常生活和周遭世界的共同改變?！?h劉岳厚的病體雖然得到了醫院的照顧，但疾病的到來讓他與周圍世界的關系有所改變，身體的痛苦、親人的冷漠、文學理想的失落將他隔絕在一個無望的世界里。身體的痛苦無法使人感同身受，理想失落的痛苦亦無法言說，他最后只能在孤獨中歸于塵土?！栋脒厾I》的華太太長期臥病在床，將自己拴在兒女的身上，將自己的快樂建立在折磨兒女的畸形快感之中。兒子阿米疲憊驚恐的神情、女兒斯馨嫁不出去的苦楚，都是源于那說不清、道不明的疾病，疾病象征著人類受困于現實、舉步維艱的人生困境?！段覀兊男亩嗝搭B固》中阿妍的不孕之癥與老四的欲望放縱形成了鮮明的反差，欲望的膨脹與生殖力的衰退展現了當代人的身體困境和生命失衡，疾病隱喻的是欲望的過度放縱和生命意義的缺失?！稐棙涞墓适隆分嗅对埔簧荚谟偷赖旅媲皰暝?，兒子勇勇生病而死，將岫云的生命悲劇演繹到極致。

“文學本就源于內心的坦誠和探尋的勇氣，是對生命隱疾及命運的注目，它關注社會及個體生理層面上的病痛，更關注人類精神的肌理及血脈?！眎葉兆言透過生理疾病的面紗窺探普通人的生存境況，并以善意的目光注視著平凡人在現實與欲望之間的掙扎。劉岳厚終生徘徊在文學殿堂的門外而不得進，持之以恒的文學精神無法為人理解；三姐終于把張二胡塑造成一個真正的男人，卻是在以自己的生命為代價；華太太將自己年輕時的苦果傳給了下一輩，疲倦的兒女們只能陪同母親“等死”，等等，搖擺在主體意識與外在現實之間的普通人終究沒有等到喜劇的收場，疾病話語揭示的是當代人必然與現實妥協的生存悲劇。如同三姐臨終所言：“人命里注定沒有太平日子的，日子一太平，準有事?！比丝偸巧钤谌毕葜惺艿矫\的撥弄，恩恩怨怨訴說著不易察覺的生命悲劇意識。

三、情感意義：情感體驗的訴說者

疾病的文化隱喻和生存隱喻指向的是疾病帶給人類“惡”的一面，文化或生命在疾病的侵襲下呈現出奄奄一息的生存狀態，暴露了疾病席卷一切的破壞力，也印證了人類對于疾病的恐懼與排斥心理。但是葉兆言并不局限于身體疾病帶給人類的丑陋，他還賦予疾病以“美”的內涵，即身體所寄托的“情感美”。葉兆言認為身體不僅只是一種生物性的客觀事實，也是活生生的有情感溫度的主體。孱弱的病體在痛苦難耐的時候，依然守護著愛情、友情、親情。情感的慰藉終將超越身體的苦難，給荒涼的生活帶來活力，成為焦慮浮躁的現代人的安撫劑。

《夜來香》中的蕙得了嚴重的肺結核，她的嬌弱無力正好和體育老師的結實強悍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蕙出生于蘇州世家，又孤身一人隨丈夫逃難在外，肺結核對身體的侵蝕以及日本對小城的瘋狂轟炸讓蕙遭受了強烈的刺激，不久就離開人世了。體育老師自殺未遂，投軍去緬甸戰場浴血奮戰，最終為國犧牲?！稇鸹鸶∩分械闹俟飫傔^不惑之年就得了稱為絕癥的肺癆，好友江賡多次趕回看望好友，都被拒之門外。在葉兆言的筆下，患結核病的蕙和仲癸都是如此的脆弱和敏感，一個是隨丈夫逃亡異鄉的孤獨女子，與丈夫相依為命，臨生死之際，夫妻兩人都愿意為對方付出生命；一個是理想破滅的熱血青年，為了防止疾病傳染將自己鎖在小屋內，十年拒絕好友的探望，但好友卻冒著生命危險回鄉探望。兩人在結核病的籠罩下，都彰顯了生命的尊嚴和人性之美。結核病在19世紀就與浪漫主義結緣，它是高貴、敏感、多情的標志，是“美”的象征，葉兆言無疑重拾了19世紀對于結核病的審美心理，將形體美轉換成情感美，賦予結核病影響下的審美觀念以新的內涵。葉兆言沒有著力渲染結核病帶給人的悲慘處境，而是將其顛倒過來生成額外的情感意義。結核病日漸損耗病人的身體，但是“身體”在“支出”的同時也贏得了情感的眷顧。疾病打破不了堅固的情感堡壘，反而在日漸侵蝕病人的身體過程中見證了平凡的愛情與友情。

《殉情》中年華正盛的林黛患了癌癥，骨頭上長了個惡性腫瘤，最終因治療無效而去世，男友李欣沉浸在失去女友的悲傷中無法自拔，為其殉情自殺兩次，最后終于跟隨林黛去了天堂。林黛，其名字就可見作者的心意，這正是葉兆言在向《紅樓夢》致敬，雖然不及林黛玉的悲慘身世和愛而不得的情感失落，但是同樣賦予林黛消極悲觀的人生觀和因病去世的悲劇性結局。葉兆言似乎是想將古典故事及其人物放置在物欲橫流的當代，替他們設計一個既凄美又圓滿的結局?！凹膊∈莻€人自己的私事，它是內斂的，被個人埋伏起來，它既危險又傷悲，只好一再束縛于自己的孤獨語境之中。疾病在不停地訴說，但總是喃喃低語?！眏讀者在疾病的喃喃低語中，感知著疾病的冷漠無情，也在孤獨中尋找到了情感的慰藉。無論是在戰亂紛飛的民國時期，還是在愛情逐漸變質的當代，蕙、仲癸、林黛的身體疾病都見證和訴說著最美的愛情、友情和親情。疾病剪去了家國隱喻與道德歸罪的標簽，承擔了情感體驗訴說者的角色，疾病雖然切斷了生活的連續性，提前顯露出死亡的征兆，但是忠貞的情感能跨越死亡的屏障，使人擺脫生命的普遍性而獲得超越性的情感意義。不放棄追尋情感價值的病體，給殘缺的凡俗生活注入新的活力，這正是葉兆言心中的情感理想。

四、結語

“如果說在醫學領域有一部認識疾病、治療疾病的歷史，那么，在文學領域就有一部體驗疾病、想象疾病以及書寫疾病的歷史?！眐人的身體是存在的本原，凝聚著喜怒哀樂的人生體驗，進入文學的疾病是被文學不斷進行想象、建構的符號，言說著中國社會的各個面向。具有儒家文人氣質的葉兆言即使在書寫最可怕的疾病時，也是以溫和平靜的心態來想象和敘述。極端的、露骨的病癥描寫在他筆下是缺席的，疾病也未被視為個體的“罪惡”或者社會的陰暗面，他不以疾病的可怕性來吸引眼球，而是將它作為一個隱喻符號來探索平凡世界的人與事。他利用疾病的隱喻意義向讀者呈現了對民族文化、個體生命的關注，驅除了對疾病的禁忌心理。通過對結核病、癌癥、性病、殘疾、不孕之癥等各類疾病的隱喻性表達傳遞著對傳統文化的思考，對人物生存的解讀，對豐富情感的贊許。葉兆言不是五四時期的“啟蒙醫生”，他居高臨下地俯視著病人的身體，將自己放在與病人平等的位置，同情并理解文化理想的失落與個人理想的失落，并試圖以堅實的情感來撫慰搖擺不定的人們。疾病作為葉兆言認識世界的一種手段，是他對文化癥候、人生癥候的形象把握，也是對真摯情感的呼喚。葉兆言身處在傳統與現代的交匯處，溫和而謙卑，但從不缺乏獨立思考的主體意識，透過疾病的窗口，他向嘈雜的現實發出了獨一無二的文學之聲。

a 〔美〕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隱喻》，程巍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 5頁。

b 高松年，沈文元：《論葉兆言的“夜泊秦淮”系列小說》，《杭州師范學院學報》1997年第2期。

c 郭冰茹：《女性意識、宏大敘事與性別建構》，《南開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6期。

d 王宇：《性別表述與現代認同——索解20世紀后半葉中國的敘事文本》，上海三聯書店2006年版，第3頁。

e 陳曉明：《被歷史命運裹脅的中國文學──1987—1988年部分獲獎及其落選小說述評》，《當代作家評論》1995年第3期。

f 劉莉娜：《葉兆言：作家，以及寫作之家》，《上海采風》2011年第7期。

g 丁帆：《葉兆言小說的生命意義》，《文學自由談》1988年第5期。

h 程桂婷：《疾病對中國現代作家創作的影響研究——以魯迅、孫犁、史鐵生為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3頁。

i 謝有順：《當文學與疾病相遇》，《文藝爭鳴》2013年第9期。

j 汪民安：《身體、空間與后現代性》，江蘇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3頁。

k 姜彩燕：《疾病的隱喻與中國現代文學》，《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4期。

參考文獻：

[1] 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隱喻[M].程巍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

[2] 汪民安.身體的文化政治學[M].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3.

[3] 葛紅兵，宋耕.身體政治[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6.

[4] 譚光輝.癥狀的癥狀：疾病隱喻與中國現代小說[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

[5] 柄谷行人.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M].趙京華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

[6] 汪民安.身體、空間與后現代性[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5.

[7] 程桂婷.疾病對中國現代作家創作的影響研究——以魯迅、孫犁、史鐵生為例[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

[8] 劉傳霞.中國當代文學身體政治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

[9] 葉兆言.南京人[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6.

[10] 姜彩燕.疾病的隱喻與中國現代文學[J].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4）.

[11] 謝有順.當文學與疾病相遇[J].文藝爭鳴，2013（9）.

[12] 曹霞.當代中國的浮世繪——論葉兆言的“當代生活”系列[J].文學評論，2018（1）.

[13] 王宇，游瀾.“后新時期文學”中的疾病話語與現代主體[J].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1）.

作 者： 黃菊，西南大學文學院在讀碩士，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文學。

編 輯： 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