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小說《采薇》對原典的解構及其意義

李 淑 君

(聊城大學 文學院，山東 聊城 252059)

《采薇》是魯迅歷史小說集《故事新編》中的一篇，創作于1935年12月，即魯迅逝世的前一年，屬于魯迅的后期之作。在《魯迅傳》中，作者許壽裳對1931-1935年期間兩人的書信來往進行了詳細梳理，記載了魯迅在生前最后幾年雖然過著顛沛流離的避難生活，飽嘗流離之苦，且因身患肺結核而遭受病痛折磨的經歷，但即使在病危之際，魯迅仍對生活充滿了熱情與豁達，并堅持思考與創作，以真的勇士的面目不肯輕易向命運低頭。了解這樣的社會背景與生活環境能更好地理解魯迅于1936年出版的集“神話、傳說及史實的演義”的總集的《故事新編》。在《故事新編》中，魯迅對諸多熟悉的原典進行“故”事“新”編，既顯現出從容幽默的藝術風格，又有一定的思想意趣，尚不失魯迅諷刺詼諧的戰斗精神與批判意識。小說《采薇》作為其中的一篇，取材于歷史上武王伐紂的真實記載，但“只取一點因由，隨意點染，鋪成一篇”[1]354的創作手法，使小說《采薇》對原典進行了一定程度的解構。魯迅通過對典故中原本“義不食周粟”的圣人伯夷、叔齊在吃的世俗化與死的戲謔化兩個方面的詳細描述，進行了去圣賢化的藝術處理；并在歷史、當下與虛構的三重時空設置中對古人性格、心理與精神等方面進行了拓展與深入。魯迅用暗示的諷喻手法重塑人物的同時，融入了對歷史故事的反思與對現實社會的深邃洞察，呈現出魯迅一以貫之的直面現實的批判精神，這也正是小說《采薇》的現實意義所在。

一、世俗化與戲謔化：去圣賢化原典解構

小說《采薇》中的原典故事主人公伯夷、叔齊是商代孤竹國的兩位公子，兩人因相互推讓君位而先后出走到西伯處。西伯的兒子武王意欲伐紂，伯夷、叔齊拉住武王的馬進行勸諫而無果。武王伐紂成功建立周朝后，兩人以此為恥，不肯再吃周朝的食物，遂前往首陽山上隱居并以薇菜充饑，最后知道薇菜也是周朝的，便也不吃，最終餓死于首陽山上。魯迅小說《采薇》中的主人公伯夷、叔齊正是以原典中的伯夷、叔齊為原型人物進行創作的，但顯然，在小說《采薇》中，魯迅摒棄了以往人們所贊揚的兩人不食不義之粟的骨氣與清高的品質，而是從他們不知變通的行為來諷刺世人。小說《采薇》從吃與死兩個凡俗生活中的細節方面還原出伯夷、叔齊作為普通人的世俗本相，將他們從居高臨下的圣人形象拉回到日常生活中的俗人位置，褪去原本的圣賢光環，對兩位主人公的形象進行了一定程度上的解構。源于西方的解構一詞代表著反傳統的思潮，其總體特點是“對理性、傳統、成規及權威的一種反叛”[2]132，體現出一定的現代性。小說《采薇》正是在吃的世俗化與死的戲謔化兩個方面對原典中的主人公形象進行了去圣賢化的解構。

在小說《采薇》中，無論從開篇養老堂的生活所涉及的“炊餅的大小”，還是最終兩人首陽山上的“薇菜充饑”，吃的問題都占據了一定的分量，將原本遙不可及的圣賢伯夷、叔齊拉回到日常生活中來，以吃這一意象來透視他們作為人的基本需求，從而還原出普通人的生活本相。馬斯洛需求理論將個人需求從下到上呈金字塔形分為五個層面，而最基本的需求便是生理需求，這是維持個體活下來的必要條件，其他需求的獲得與實現都是建立在這一層次之上。小說《采薇》著重將這一基本生理需求落實在吃的細致刻畫上，由一開始的養老堂內的炊餅到沿路乞討的飯團到松針面再到最終的食物來源薇菜，食物貫穿了故事發展的始終，整個故事的發展以食物的變化為線索，而伴隨著食物水準的日趨下滑，叔齊及伯夷由原本安定的養老堂到了華山直至最終定居的首陽山上?？梢姛o論在養老堂類安逸的環境中還是首陽山上的無可庇身處，吃的行為始終伴隨著他們。

小說《采薇》中對叔齊、伯夷所吃食物主要是炊餅與薇菜進行了極為細致的描述，如“近來的烙餅，一天一天的小下去了，看來確也像要出事情”[3]160，“約有烙三百五十二張大餅的工夫”[3]161，由此觀之，身處養老堂中的兩人已過起了實際意義上的養老生活，而透過食物的變化這一細節來洞察世事的變遷與作為計量時間的單位，足見得個體在不問世事的環境中對“吃”所僅存的一點關切。頗有意味的是發生在叔齊、伯夷打算離開養老堂的前天夜晚的一幕情景，盡管兩人決意與炊餅告別，但依舊幻想著告別之后的生活能夠用野果和樹葉來解決食物問題，甚至期盼有蒼術或茯苓來填飽肚子。也就是說兩人對于離開養老堂后能否維持生活是有顧慮的，但兩人首要擔憂的問題不是住所或其他，而是食物，即吃什么、怎樣獲得及怎樣烹飪的解決途徑。正是在這種期盼中，兩人對此次之行滿含希望，叔齊更是“而且仿佛聞到茯苓的清香，接著也就在這茯苓的清香中，沉沉睡去了”[3]167，解決了生存之要義“吃”的問題如同給伯夷、叔齊心理上注射了一劑鎮定劑。接著小說《采薇》對伯夷、叔齊到了首陽山上后對吃的食物及烹飪過程作了細致入微的刻畫。在尋蒼術、茯苓無果后，叔齊回憶起在姜太公壽筵上聽來的做松針面的方法，并動手實踐起來——摘松針、尋石頭、砸青皮、壓面餅及最后的烤制，制作食物的整個過程是如此考究，使小說《采薇》中的叔齊儼然是一位美食家，這與原典中寧愿餓死也要堅守道義的圣賢人物幾乎是背道而馳。然而“松針面”不似預期中的那般美味，就連初次嘗試都覺得難以下咽，更別提長久的飯計。為了生存只得另辟蹊徑。薇菜成了最終的食物來源，吃的花樣也在不斷翻新，湯、羹、醬等各種制作方法令人眼花繚亂。兩人在解決了生存難題的基礎上，開始注重薇菜的口感，這種“吃”在某種意義上呈現為一種藝術，而這藝術在形式上的翻新足以見出伯夷、叔齊對“吃”的重視。世俗生活的炊煙與圣賢人物的不食人間煙火形成了一對具有張力的矛盾體，這也正是通過目擊生活細節，魯迅所做的“去圣賢化”的藝術處理方式。

如果說在對伯夷、叔齊吃的描繪上使原本圣賢化的他們回歸成為世俗化生活里的凡夫俗子，那么在對兩人死的描寫上則又給“降格”為凡夫俗子的他們增添了一些戲謔性。小說《采薇》對叔齊、伯夷之死的描寫主要是通過其死狀、死后場景及死因這三方面來進行的。首先是兩人死狀的凄慘。伯夷、叔齊兩人的尸體是由樵夫發現的，發現時兩人縮成一團死在山背后的石洞里，老羊皮袍也已不知蹤跡的死亡場景令人唏噓不已；其次，是對兩人死后看客場景的刻畫?！斑@消息一傳到村子里，又哄動了一大批來看的人，來來往往，一直鬧到夜”[3]177，叔齊、伯夷的死在看客這里所引起的興致只是出于一種“看熱鬧”的心態，無關同情與道德，這與魯迅在其他小說文本里多次洞悉與抨擊的看客心理是一致的。而就伯夷、叔齊的死因而言，完全顛覆了原典中兩人對“道義”的堅守的頌揚，原典中受大眾認可的說法是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而亡”，但在小說《采薇》中，不僅將叔齊、伯夷兩人由圣賢人物還原為兩位年邁的老人，而且通過看客議論紛紛的猜測，使兩人的形象得到了顛覆性的解構?？纯蛡冴P于二人死因的揣測眾說紛紜——老死的、病死的抑或是死于強盜之手，后來又生發出一種其實是故意餓死的說法，這種說法源自阿金姐。但她在承認自己的言行之外，又對事情進行了演義，即叔齊、伯夷的死并非由于其義不食周粟的決絕，而是死于其對鹿肉的垂涎?！奥牭竭@故事的人們，臨末都深深地嘆一口氣，不知怎的，連自己的肩膀也覺得輕松不少了。即使有時還會想起伯夷叔齊來，但恍恍惚惚，好像看見他們蹲在石壁下，正在張開白胡子的大口，拼命地吃鹿肉”[3]178。在此，“道義”的莊嚴性被徹底消解，荒謬與戲謔相互摻雜，死亡的悲劇性也被消解，而這種消解正是建立在眾人狂歡的游戲性之上的，這對原典中叔齊、伯夷的“道義之死”是一種顛覆性的“破壞”。正是在這看似荒誕的結局背后，折射出的是魯迅對伯夷及叔齊不知變通的一種諷刺，對“禮”的一味固守最終只落得死亡的下場。于文中的其他人而言，叔齊、伯夷的行為終究會成為咀嚼無味的笑料，而他們的死卻并無多少價值，兩人對“先王之道”的遵循換來的只有生命的殆盡及他人的恥笑。

小說《采薇》正是在對伯夷、叔齊兩人吃的世俗化與死的戲謔化的兩方面描述上實現了對原典人物的去圣賢化的藝術處理，從而在某種程度上完成對原典莊嚴性的一種消解。

二、歷史、當下與虛構：三重時空設置

小說《采薇》在篇章結構上一共有六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寫伯夷、叔齊在西伯處養老，第二部分是寫兩人的叩馬而諫，第三部分是寫兩人決意告別養老堂，第四部分寫兩人的華山之行，第五部分寫兩人到首陽山上，第六部分是寫伯夷、叔齊最終之死。小說這六部分的內容是在歷史、當下與虛構的不同的時空場景里進行敘述的，正是在這樣的三重時空交錯設置里串聯起小說《采薇》中伯夷、叔齊的整個故事的發展脈絡。

小說《采薇》里有歷史時空下的場景，如第二部分的“叩馬而諫”與原典中伯夷、叔齊二人來到西伯處即“叩馬而諫”的真實記載一致。也有當下時空即小說中二人所處時空的鋪展，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被驅趕暈倒又醒來后，此時敘述筆鋒一轉，再次回歸至養老堂的場景，叔齊及伯夷此時的心情已不似初來西伯處時，“伯夷和叔齊都消化不良，每頓總是吃不完應得的烙餅”[3]155。還有虛構時空中對二人歷史真實故事的想象延伸，如叔齊與伯夷“叩馬而諫”的狼狽下場后續——叔齊的臉上印泥及伯夷的因腦袋磕在石頭上而暈倒過去，大家把叔齊及伯夷圍了起來，在此魯迅對這后續作了精彩的展開，尤其是“看客”的表現，有因聽聞叔齊及伯夷的事跡而進行稱贊的，也有回去煮姜湯的，直至姜湯端來。歷史、當下與虛構的三重時空又不是單一獨立的敘述，往往呈現出交錯穿插的敘述特點，以達到對原典單一故事情節的解構。小說《采薇》第一部分開篇即“這半年來，不知怎的連養老堂里也不大平靜了，一部分的老頭子，也都交頭接耳，跑進跑出的很起勁”[3]158。在原典中開篇則是對叔齊及伯夷身份的介紹，并未提及叔齊及伯夷在西伯處養老這一具體場景，而魯迅則把最初的場景放置在養老堂里，從養老堂內的“炊餅”及伯夷的“養老生活”到養老堂外“仿佛不平靜的狀況”，使得讀者在腦海中不自覺地勾勒出一幅養老堂內叔齊及伯夷的生活場景圖。這在文本中屬于魯迅創設的虛構時空，也正是這一虛構時空與歷史時空的插入敘述使得富有生活氣息的叔齊、伯夷的形象呈現出來。小說《采薇》第二部分出現了“叩馬而諫”這一真實記載的歷史時空，但又巧妙地出現了“近半年來”的字眼，使原典中原本一到西伯處即發生的“叩馬而諫”事件在小說里卻是二人經過近半年多的養老生活后才歷經這一事件，可看出魯迅在歷史時空、當下時空與虛構時空的交錯穿插與設置的匠心。緊接著“叩馬而諫”的情節是叔齊及伯夷的被兵士驅趕離開，“叩馬而諫”的情節與《史記·伯夷列傳》中基本一致，只不過將叔齊的人物形象刻畫得更富立體感，比如“直著脖子”“直撲上去”等動作神態描寫及“老子”類語詞的使用，不僅將叔齊對“王道”的恪守刻畫得淋漓盡致，還使得人物形象更加富有生命力。在叔齊偷聽到伐紂回來的傷兵的對話后，因這“先王之道”已被處處違背的現實便堅定了要離開西伯處決心的細節描寫，仍然是虛構的時空下摻雜著當下的時空，即叔齊與伯夷間的對話及心理活動。魯迅在對兩位主人公的決心刻畫完成后并未緊接著寫兩者在首陽山上的狀況，而是在小說的第四部分中構設出前往華山這一時空場景，在這一時空中借問路人之口說出周商王奉行的“歸馬于華山之林”等政策，并設置強盜“小窮奇”對叔齊及伯夷進行打劫這一情節，由此使兩人對華山不再向往，而轉往第五部分的首陽山上這一歷史時空中去，在此時空中魯迅對叔齊及伯夷的“義不食周粟”等行為進行了個性化闡釋，尤其對兩人變著花樣吃薇菜進行了細致的刻畫，使得這一歷史時空中的兩人頗具煙火氣。小說的最后一部分可謂是叔齊、伯夷之死的后續，其中既有與原典中大致相像的情節，又有諸如“小丙君”“阿金”類創設于魯迅之手的人物，可見在這一部分中同樣有歷史時空與虛構時空相互摻雜的特點。這種改寫在葆有原典的大致梗概的同時又不失其創新之處，使得讀者在小說的閱讀中獲得一種似曾相識之感，但若細細品讀又會發現兩者在時間上的差異性。

魯迅小說《采薇》盡管仍舊有《史記·伯夷列傳》的影子，但小說行文結構及文本中的三重時空穿插設置方面已明顯不同于原典，而是在歷史、當下與虛構的三重時空設置中，對原典中人物形象進行了較大的改寫。若對伯夷、叔齊這兩位人物的行徑做進一步的梳理，便可發現兩者處事的“逃避”性原則。首先是因怕麻煩不想繼承王位而“離開”去往西伯處；其次是因武王伐紂有違“先王之道”而“逃離”西伯處去往華山；接著是因華山之行受挫而前往首陽山上，最終因首陽山上較為安適而在此定居。之所以說兩人處事具有“逃避”性，通過小說《采薇》中多處人物對話也可看出，譬如第一部分養老堂中叔齊向伯夷講述時事時伯夷的冷淡回應及第四部分中兩人同強盜對話的心驚膽戰，從中可看出二者在遇到變故時不是勇敢應對，而是一味地逃避，盡管叔齊及伯夷口口聲聲說著對“先王之道”的堅守，但殊不知古訓早有“士可殺不可辱”類說法。盡管原典中所著重刻畫的是兩人的不戀權勢與高潔品格，但在魯迅筆下卻凸顯出兩人這種“不抵抗、不爭取”精神的消極性，這既是魯迅的獨特性創造，也是對原典中兩人精神品格的個性化認知。與此同時，無論是原典還是小說《采薇》中，都寫到叔齊、伯夷因恪守“先王之道”而餓死在首陽山上這一情節，這種恪守不僅迂腐，并且最終喪失了自己的性命，于己于人毫無益處。由此可見，魯迅在小說《采薇》中使得兩個不知變通、逃避責任及聽任天命的主人公形象躍然紙上。這也正是魯迅歷史小說集《故事新編》的共通特征，即不只存在著傳統小說中的某一單一時空的敘述，而是常?；祀s著歷史、當下與虛構的不同時空的穿插敘述。

小說《采薇》中魯迅的敘事不僅僅局限于某一時空，而是歷史、當下及虛構時空的交錯，在這三重時空的構建中，讀者欣賞到與原典不同的人物形象及場景，這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人對自我的超越”[4]，即不受空間的束縛，人物所處環境隨著作者的筆觸而發生轉換。這種對時空的超越寫法在《故事新編》的其他篇章中也有呈現，譬如《起死》中莊子與骷髏的對話，便是超越了時空的限制?？此撇磺袑嶋H，但在魯迅筆下卻巧妙地將兩個不同時空中的人放置在同一文本的對話語境中并將之呈現出來。魯迅將這種超越時空限制的敘述方法在《故事新編》中運用得十分巧妙，從而造成多時空對話的現象，小說《采薇》作為其中一篇，其三重不同時空的交錯形成一種相互融合的美感，各自有著自己的特點又缺一不可，如同小提琴、吉他、笛子等不同的樂器，共同演奏同一首樂曲，使得小說的敘述更為流暢。傳統小說慣常將人物與情節放置在同一時空中進行呈現，而魯迅的小說《采薇》中的三重時空交錯敘事則使得讀者在魯迅創設的虛幻時空與歷史時空中遨游，其間抑或穿插著當下時空的場景，從而沖破了傳統的單一時空敘述的局囿，造成一種和諧的美感。這種時空穿插的設置使得小說在結構上不再呈現單一的扁平態勢，而是富有一種層次性與立體感，這正體現出魯迅的匠心獨具。

三、反思歷史與直面現實：《采薇》的諷喻性

目前學界大多認為《故事新編》的寫作意圖主要是通過對歷史“故”事的“新”編，來達到對歷史的反思以及警喻當下世人的目的，“在文本《故事新編》中常常是把現代的事件、細節、話語與古代相連接、交融，即創造性地進行‘舊’事新編、‘新’事舊編”[5]15。小說《采薇》作為《故事新編》中的一篇，其寫作來源——由司馬遷記載的《史記·伯夷列傳》的文學價值有目共睹，其通過記載叔齊、伯夷的“義不食周粟”的高潔品質，來對其品格進行褒揚，這種不慕榮利而又舍生取義的行為品格歷來備受稱贊。而在魯迅筆下經過對原典的創造性改寫，使得作者想表達的新的意旨得到顯現，這意旨與原典所傳達所頌揚的主旨有天壤之別。原典中對伯夷、叔齊人物及其品格是持肯定態度，而魯迅在小說《采薇》中對兩位主人公則反其道而行之，更傾向于一種批判、否定式的態度。但在魯迅筆下，并非直接對伯夷、叔齊的行徑做出明確是非評價，而是讓讀者細讀小說《采薇》，品味文本話語的暗示性與諷喻性，來理解小說反思歷史與直面現實的主旨，也才能更深刻的讀懂魯迅小說的現實意義。

無論是原典還是小說《采薇》，都寫到伯夷、叔齊因恪守“先王之道”而餓死在首陽山上這一情節，且看文本中對二人在首陽山上采食薇菜情節的刻畫便不難發現，對“先王之道”的恪守也正是促使其離開西伯處而到首陽山上隱居的原因，但小說《采薇》中通過一細節卻將伯夷、叔齊的這種“不食周粟”的悖謬性暗示出來，即侍女阿金的問話與伯夷對所食之物的作答，當中有一個十分有意味性的細節——“伯夷剛剛說出口，叔齊趕緊使一個眼色，但那女人好像聰明得很，已經懂得了”[3]174，這一細節的描寫十分有意思，同時也容易為讀者所忽略，接下去看叔齊及伯夷的“不食周粟”之論遭到擊破，無奈只得停止吃薇菜這種所謂的“并非周粟”的食物。在此，叔齊的“使眼色”這一動作描寫看似不經意，實則是對自身所謂的“恪守王道”的一種諷刺，與此相似的細節還有兩人去往首陽山上的當天夜晚將沿路乞討的飯團一食而盡的描寫。兩人若一心“恪守王道”則會將“不食周粟”這一“道義”堅守下去，而若叔齊、伯夷并不知薇菜也是屬于“王土”而食之，也就不會出現叔齊對伯夷使眼色這一細節描寫了，由此魯迅通過這一不經意的細節描寫便將叔齊及伯夷身上對“先王之道”的“恪守”的悖謬性顯現出來，文中還寫到在伯夷因“叩馬而諫”而被衛士推倒在地暈倒后，一位婦人特意回家為其熬制姜湯的細節，待姜湯取來盡管兩人對此有所抗拒，但最終還是順遂著婦人的要求而強忍不適將其喝光，其中叔齊更是顯示出“大義凜然”的姿態，以自己的謊言喝下姜湯為伯夷解了圍，這種對“禮”的迂守及不知變通在此處也得到了體現。而文中的小丙君等人則與此相反，他們可以說是順應時代變遷之人，這類人對伯夷、叔齊的態度是不友好、甚至鄙夷的，這從伯夷、叔齊死后小丙君對兩人的評價上便可看出，小說《采薇》中類似的情節描寫還有多處，魯迅將所要傳達的意蘊潛藏于文本話語中，讀者在挖掘文本中話語的暗示性時將之與魯迅的精神品格聯系起來，便可體會到魯迅的諷喻意味，從而加深對小說《采薇》的理解。

魯迅在《紀念劉和珍君》中曾寫道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及正視淋漓的鮮血的，方為真正的勇士。在魯迅的生命中，始終存在的是不息的戰斗精神，他如同一位戰士，用手中的文字在時刻戰斗著，在他看來，逃避不能解決任何問題。而《史記·伯夷列傳》中的叔齊、伯夷的“圣潔”品格在魯迅這里彰顯出另一種意味，將之與魯迅的行為個性結合起來理解，便可體悟到魯迅的“怒其不爭”意味。叔齊或伯夷原本應承擔料理國家大事、關心民生的重任，但他們卻都推卸了這一理應承擔的責任，是不負責任、消極避世的一種行為；當武王伐紂成功后，伯夷、叔齊二人并不感到快樂，因其認為這有違“先王之道”；在遇到強盜時兩人乖乖束手就擒，絲毫沒有反抗的勇氣。倘使叔齊及伯夷對這種種現實能做出一定的理性思考并順應時代的變遷，那么必然可以有自己的一番作為，但小說《采薇》中的兩人自始至終所想的只是自己的周全，其本質是自私的、狹隘的，他們的種種行為卻打著“先王之道”以及“禮”的旗號，正如魯迅在《野草》的序言中所寫的囚禁人的鐵屋子一般，人被其束縛卻不自知，叔齊及伯夷在此如同被“道義”囚禁起來的人，一舉一動都受到這“先王之道”的牽絆，這種禁錮性的思想已滲入他們的骨髓中，直至最終因“義不食周粟”的言論之荒唐性被人拆穿后而餓死。古代這種尊崇仁、義、禮、智、信五常不與世俗同流合污、隱身獨處的精神是受到擁戴的，然而時過境遷將這種行為放置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際的抗戰時期，便是亟待審視的，倘若每個中國人都置民族大義于不顧，而一心只為了自己的安危而消極避世，那國家、民族便無出頭之日；而與此恰恰相反，倘使每個國人都能為民族大義獻出自己的一份力，那么我們民族的復興便指日可待。在其位、謀其政，帝王之家的出身不可更改，但積極承擔起關心民生、料理國家大事的重任，才是一個繼位者所應面對的，而叔齊及伯夷的這種精神是不符合時代發展的需要的，魯迅在此對叔齊與伯夷所代表的消極避世的做法進行了無聲的抨擊。

在魯迅的晚年，他是孤獨的，一種生存的荒誕感縈繞著他，他一方面渴求著外界對自身的認同，另一方面卻又深深地感到這種尋求的無力感，在這種境況下創作出的《故事新編》中的諸多人物形象其身上都浸潤著魯迅的這種復雜矛盾的情緒體驗。盡管如此，不可否認的是在魯迅身上始終存在著一種懷疑主義的精神，這種精神在二三十年代魯迅與左翼文學的關系上表現得尤為鮮明，由一開始的排斥，到后來的成為左聯盟主直至最終的在左翼陣營中被排斥，魯迅始終是清醒的、有著自己獨立的意識，在三十年代的文藝自由論辯及左聯內部對“國防文學”等的論證中，魯迅始終有著自己獨特的看法，他從不輕易介入其中，而是冷靜地審視著這一切，特別是在1936年的“兩個口號”論爭中，魯迅在此所堅守的文學立場使得我們看到了他的獨立人格，盡管這與階級意志有沖撞性，但由此可見其反抗現實人生意志的堅決。無論是魯迅的懷疑精神還是其堅決的斗志，都是小說《采薇》中的主人公所缺乏的，現實生活中更是如此，一向奉行的“天命”“王道”等不見得是真實的、合理的，而堅定自己與不合理的現實抗爭到底的決心更是應當具備的，這是魯迅留給我們后人的偉大精神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