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陽市學齡兒童體質量指數的影響因素及與出生體質量的關系

羅淑穎，張耀東，嚴惠，侯玉瑋，陳永興，衛海燕

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兒童肥胖的患病率以驚人速度增加[1-4]。自1980年以來全世界肥胖人數增加了一倍以上，2014年18歲及以上人群中11%的男性和15%的女性存在肥胖[5]。2013年超過4 200萬5歲以下兒童發生超重[6]。人們普遍認為肥胖會對成年期的死亡率和發病率產生不良影響[7-11]。越來越關注早期生活事件可能在兒童肥胖中發揮重要作用[12-14]。最初由David Barker提出的健康與疾病假說的發展起源指出，胎兒營養不良會導致適應性增加，從而增加成年期肥胖、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風險[15-16]。產前特征，如出生體質量異常(低出生體質量或高出生體質量)，在許多研究中用作胎兒生長發育的指標，可能與兒童期的體質量指數(BMI)直接相關。國內也有許多相關研究顯示，出生體質量與兒童青少年肥胖之間存在相關性[17-18]。為了解河南安陽市學齡兒童超重和肥胖發生情況，BMI的影響因素及與出生體質量的關系，于2019年3月對安陽市內小學在校學生進行此相關調查，現報道如下。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運用分層整群隨機抽樣方法，將河南安陽市內的小學按區、縣、鄉鎮進行分層，從中分別隨機抽取5、5、4共14所學校，每所學校再以年級分層，在1～6年級每個年級隨機抽取1個班級。以上隨機方法均為隨機數字表法。通過觀察和詢問排除有重大疾病史或殘疾的學生。所有研究對象及監護人自愿參加，同時簽署知情同意書，本研究共發放問卷600份，回收有效問卷548份，回收率91.33%。

1.2 方法

1.2.1 問卷調查和體格檢查 由培訓合格的調查員采取集中方式對調查對象的父母或者監護人進行現場問卷調查并對調查對象進行體格檢查，調查員為當地各衛生院的兒保醫生。調查表采用自行設計的統一問卷，內容包括兒童的出生情況、生長發育、心理情況、飲食習慣、生活方式、疾病史等以及家族史、父母親的相關資料；體格檢查包括身高、體質量和血壓、血糖的測量，使用統一的測量方法和量具，依據《2010年中國學生體質與健康調研報告》[19]的方法進行，每項指標測量3次，取平均值。

1.2.2 診斷標準 采用體質量指數(BMI)=體質量(kg)/身高(m)2作為判定指標，以2004年發表的中國學齡兒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篩查BMI值分類標準為依據[20]。關于出生體質量，當新生兒體質量<2 500 g時，界定為低出生體重兒；當新生兒體質量≥4 000 g時，界定為巨大兒；當新生兒出生體質量2 500～4 000 g時，界定為正常體重兒[21]。

1.2.3 質量控制 統一培訓所有調查員，每個項目測量人員固定；身高和體質量的測量均使用醫院用身高體質量測量儀。由專人負責對儀器進行校正按照標準測量方法進行測量。問卷統一編碼，使用Epidata 3.1軟件對調查表進行雙錄入和一致性檢查。

2 結果

2.1 調查對象的一般情況 本次共調查548名學齡兒童，其中男308名，女240名；年齡6～12歲，平均年齡(8.53±1.77)歲。按不同出生體質量分層后，在低、正常、高出生體質量中，是否母乳喂養、是否早產、是否矮小、臀圍、身高、兒童體質量以及母親體質量、是否BMI超標、是否肥胖、父親BMI、父親體質量方面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調查對象一般情況[n(%)]

注：表中部分變量存在缺失值。

2.2 出生體質量與超重和肥胖的關系 本次調查對象中，平均BMI(20.58±5.09)kg/m2，平均出生體質量(3 802.53±117.77)g，低出生體質量發生率為6.0%，高出生體質量發生率為7.7%。通過測量548名學齡兒童身高、體質量，并計算BMI，得出其中超重檢出率為13.7%，肥胖檢出率為5.5%。隨著出生體質量的增加，兒童BMI亦增加，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39)。不同出生體質量兒童的超重、肥胖檢出率存在差異，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1)，見表2。

表2 不同出生體質量學齡兒童超重肥胖檢出率比較

注：表中部分研究對象BMI存在缺失值。

進一步分析學齡兒童超重肥胖的發生與不同出生體質量的關系顯示，低出生體質量是超重肥胖的保護性因素，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高出生體質量是肥胖的危險性因素，調整協變量后依然存在(P<0.05)。見表3。

2.3 出生體質量與學齡兒童BMI分類的多因素分析 影響BMI的因素有很多，為了更清楚地反映出生體質量與超重肥胖之間的關系以及影響BMI分類的因素。因此以學齡兒童BMI分類為因變量，以性別、民族、年齡、母乳喂養、分娩方式、出生時胎數、胎齡、父母文化程度、家庭年收入、早產與否、兒童身高、兒童臀圍、兒童腰圍、父親身高、父親BMI超標與否、母親身高、母親BMI超標為自變量，排除共線性影響，進行多元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兒童BMI超標的危險因素有：高出生體質量、早產、父親BMI超標、母親BMI超標、孩子大臀圍，降低BMI超標發生的因素有：母乳喂養、孩子高身高、父親高身高。見表4。

注：*校正性別、民族、年齡、母乳喂養、分娩方式、出生時胎數、胎齡、父母文化程度、家庭年收入。

注：*僅顯示有統計學意義的因素。因變量為兒童BMI分類，放入方程中的自變量為性別、民族、年齡、母乳喂養、分娩方式、出生時胎數、胎齡、父母文化程度、家庭年收入、早產與否、兒童身高、兒童臀圍、兒童腰圍、父親身高、父親BMI超標與否、母親身高、母親BMI超標與否，已排除共線性影響。

3 討論

近年來兒童超重和肥胖發生率呈逐年上升趨勢，且已成為嚴重的公共衛生問題之一。超重和肥胖不僅影響兒童日常生活，亦對其身心健康有多方面的影響。因此，了解兒童超重/肥胖的影響因素進而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是預防兒童超重/肥胖的關鍵。本次調查的學齡兒童平均BMI為(20.58±5.09)kg/m2，平均出生體質量為(3 802.53±117.77)g，低出生體質量發生率為6.0%，高出生體質量發生率為7.7%。與李靜等[22]研究結果一致，說明安陽市的學齡兒童超重肥胖現狀與其他地區相差不大。

多元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顯示，高出生體質量兒童發生BMI超標的危險性是正常體質量的1.97倍。與杭州市的研究結果大致相同，其發現高出生體重兒發生超重/肥胖風險顯著增加(OR=1.757，P<0.05)，在校正性別、民族、年齡、母乳喂養、分娩方式、出生時胎數、胎齡、父母文化程度、家庭年收入等因素后，高出生體質量仍是兒童肥胖的危險性因素[23]?？赡艿慕忉尀楦叱錾w重兒在出生時就已經生成了大量脂肪細胞，而脂肪細胞一旦形成則不會消失，這為高出生體重兒發展為超重/肥胖兒童奠定了基礎，因此高出生體重兒更易發展為超重/肥胖兒童[24]。本結果提示肥胖的一級預防應從胎兒期抓起，加強健康教育，防止由于孕期營養過剩而導致出生體質量過高，對巨大兒要防止出生后體質量的過快增長，從而預防生長發育過程中心血管疾病危險因素的增加。本研究發現早產兒童發生BMI超標的危險性是正常體質量兒童的1.56倍?？赡苁怯行┘议L看著自家早產的孩子又瘦又小，急于求成，過度喂養，違反喂養規律，導致早產兒過早出現超重和肥胖。提示家長在安排孩子飲食時應按照孩子生長發育規律，讓其科學合理飲食。Moraeus等[25]研究認為父母的體質指數對兒童的體質量影響有決定性作用，苗秋琴[26]發現父親與母親的BMI與孩子的BMI呈正相關性，本研究發現父親、母親BMI超標兒童發生BMI超標的危險性分別是父母正常BMI兒童的1.78倍和2.13倍，與Moraeus、苗秋琴等研究發現的研究結果一致，可能的原因為：一方面，父親和母親的飲食、生活習慣會直接影響孩子，并且按照自己的方式來養育孩子，如父母喜好肉類食品，必定會增加日常飲食中肉類的選擇，從而導致孩子肉類的攝入增加；另一方面，遺傳學相關研究表明，遺傳因素在肥胖發生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并且單基因突變、基因多態性、表觀遺傳等與環境因素相互作用、交互影響，都可能導致兒童超重及肥胖的發生[27]。提示父母親的體質量控制對兒童肥胖的干預有重要影響。所以，在進行肥胖相關知識的宣教過程中，我們應更加著重關注具有肥胖家族史的家庭，鼓勵體型肥胖者改善自身飲食結構，糾正不良的行為習慣，從而更有利于預防和控制兒童肥胖。本研究發現孩子大臀圍發生BMI超標的危險性是正常體質量的1.16倍。一方面，可能與大臀圍兒童本身更易攝入較多的食物，導致營養過剩，從而導致BMI超標。另一方面，可能是與大臀圍的孩子缺乏健康意識和良好的運動習慣有關。

本研究發現母乳喂養是降低兒童發生BMI超標的保護因素，其OR為0.66，與國外的相關報道相符[28]，可能的解釋為母乳喂養能夠為嬰幼兒提供更加全面豐富的營養，從而預防某種營養攝入過量或不足，防止超重和肥胖的發生。本結果提示應向社會宣傳母乳喂養的好處，并給予具體指導，鼓勵和幫助母親堅持母乳喂養。本研究發現父親高身高、孩子高身高是降低兒童發生BMI超標的保護因素，其OR分別為0.84、0.72，可能是因為孩子的身高遺傳于父親身高，孩子身高則會影響BMI的數值。

本研究的調查結果提示學齡兒童肥胖的預防和控制應從個人、家庭等方面入手，建立一整套綜合干預措施，如加強健康教育與引導，改變不良的飲食習慣和行為生活方式，采取有效的措施來控制和降低超重肥胖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