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早期蘇維埃政權的執政實踐

摘 要： 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在共產國際的指導下確立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也從此走上了建立蘇維埃政權的革命道路。然而在這一時期，受共產國際“左”的教條主義和“城市中心論”思想的影響，中國蘇維埃革命運動一開始就照搬蘇俄革命的經驗，致使各地城市暴動接連遭到失敗。也正是在這一時期，經過多次城市武裝起義失敗教訓的洗禮，越來越多的革命者開始認識到，到農村中去，到那些受過大革命風暴影響的農村中去，會有革命發展的廣闊天地。這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勇敢突破共產國際的理論模式，開始探索適合中國實際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全國政權”革命道路的實踐基礎和理論來源?！叭魏螄业母锩缆穯栴}，都要由本國的共產黨人自己去思考和解決?！边@段歷史無疑是最鮮活的案例，折射了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對中國蘇維埃政權道路的認識歧異;同時也彰顯了我們黨為了救國救民，不怕任何艱難險阻，在革命斗爭中堅持獨立自主、一切從實際出發的偉大革命精神。

關鍵詞： 共產國際;中國共產黨;蘇維埃政權;閩西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人民革命斗爭進入最艱苦的時期。尤其是隨著國民黨反動勢力“分共”“清黨”運動的加劇，以及國民黨左派的分崩離析，如何重新評價中國革命形勢，要不要堅持革命，如何堅持革命，是幼年中國共產黨面臨的最嚴峻考驗。迫于形勢，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不得不調整斗爭策略，并確立了實行土地革命、武裝起義和“在革命斗爭新的高潮中應成立蘇維?！雹俚姆结?。從此，區域性的蘇維埃政權在中國大地上相繼建立。但這一時期，正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圣化的錯誤傾向普遍盛行的時期。受其影響，共產國際來華代表在指導蘇維埃革命斗爭的過程中，完全不顧中國革命的實際，生搬硬套“移植”蘇俄革命的經驗，把希望寄托在中心城市工人階級領導的群眾暴動上，其直接后果是各地城市暴動接連失利，使黨領導的弱小革命力量再次遭受嚴重損失。

面對困難，英勇的中國共產黨人并沒有被國民黨的屠殺政策所嚇倒，他們沖破反革命的高壓，在黑暗中高舉著革命的光輝旗幟。②

經過多次城市武裝起義失敗教訓的洗禮，越來越多的革命者開始認識到，到農村中去，到那些受過大革命風暴影響的農村中去，會有革命發展的廣闊天地。這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勇敢突破共產國際的理論模式，開始探索適合中國實際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全國政權”革命道路的實踐基礎和理論來源。在這一時期，因國民黨反動勢力的圍堵和剿殺，以及當時客觀條件的限制，農村蘇維埃政權與共產國際、地處上海的中共中央之間基本處于隔絕狀態，幾無通訊聯系。也正是在這種條件下，在沒有共產國際“左”的教條主義和“城市中心論”思想的影響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革命積極性和獨立自主的探索精神得到充分發揮，因地制宜，因時制宜，率領工農武裝深入農村，廣泛開展游擊戰爭，深入發動土地革命，在異常殘酷和艱難的革命斗爭中建立了閩西、贛南等農村區域性蘇維埃政權。

在黨的政權建設史上，各根據地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之前建立的農村區域性蘇維埃政權，從嚴格意義上講都屬于早期政權。目前學術界關于這一時期農村蘇維埃政權問題的研究成果頗豐，

較具代表性的成果，如金沖及：《對創建贛南閩西蘇區的思考》，《蘇區研究》，2017年第3期;耿顯家：《中國蘇維埃政權與共產國際關系的歷史考察》，《甘肅社會科學》，2019年第2期;賀永泰：《承前啟后的轉折與過渡——中華蘇維埃政權在陜北1935年10月—1937年9月》，《黨的文獻》，2019年第3期;袁超乘：《分野與統一：中共話語中“蘇維埃區域”的出現——一個概念史視角的解釋》，《中共黨史研究》，2018年第9期，等等。但其主要集中于對贛南、閩西蘇維埃政權創建及發展的歷史性描述，而對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早期執政實踐之間的關系問題研究不足。鑒于此，本文以閩西革命根據地建設及蘇維埃政權的執政實踐為研究中心，系統論述中國共產黨早期蘇維埃政權創建中共產國際的角色扮演、城市蘇維埃政權探索的經驗和教訓，以及閩西農村蘇維埃政權的建立和發展的艱難進程;并在此基礎上，對中國共產黨在早期蘇維埃政權建設的革命實踐中對共產國際指導的被動服從到主動求變、再到基本實現獨立自主的復雜成長、發展歷程進行深度解析。

一、被動服從：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早期蘇維埃政權理論探索的影響

中國共產黨是在俄國十月革命背景下，經共產國際指導、支持而建立的。在此情形下，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和政策指導顯得彌足珍貴，同時對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建黨初期的綱領、路線、政策制定也產生了深刻影響。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中國共產黨在成立之初就接受了列寧和共產國際關于蘇維埃政權的理論。但在大革命時期，共產國際及其來華代表并不贊成在中國建立蘇維埃政權，認為在中國應該建立既有工農又有資產階級參加的組織，而不是“蘇維?！??！霸谶@一階段上，試圖通過‘宣布成立蘇維埃的口號‘強行建立蘇維埃，不僅為時過早，而且是不適當的”。

安徽大學蘇聯問題研究所、四川省中共黨史研究會編譯：《蘇聯〈真理報〉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選輯》第1輯，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5年版， 第527-528頁。照搬俄國革命經驗，機械地把“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等同于“中國革命的國民黨階段”。

《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15頁。即使在大革命后期，中國革命陷于危機之時，共產國際為維護蘇俄在遠東的戰略利益，使國民黨右派掌握的軍隊留在反帝聯合陣線內，他們不僅要求中國共產黨“向國民黨左派作出讓步”，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3卷，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版，第237頁。而且反對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爭奪領導權。共產國際這一主導思想，為當時中國共產黨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賦予了理論依據，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完全放棄了對政權的要求;亦為國民黨反動勢力大規模的“清黨”“分共”打開了方便之門。這也是大革命遭到最終失敗的主要原因。

大革命失敗之初，幼年的中國共產黨對當時的革命形勢未能做出正確的判斷，沒有立即打出蘇維埃斗爭的旗幟，而是執行了一條復興“左派國民黨”的政策。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3冊，第279頁。中國共產黨這一政策的執行，是與共產國際、斯大林不退出國民黨的指示密切相關的。在斯大林看來，中國革命必須經過“左派國民黨階段”才能進入“蘇維埃革命階段”，中國共產黨人“必須留在國民黨內，并在國民黨的一切組織中和擁護它的群眾中，為改變國民黨的政策和改組其領導機關人員進行堅決的斗爭”。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4卷，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版，第398頁。正是在斯大林這一所謂的“中國革命三階段論”指導下，中共中央在《中央對于武漢反動時局之通告》中明確提出：仍須“留在國民黨內工作”，實施“團結下層左派分子在〈國〉民黨內組織在野反對派，反對中央的反動政策”。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3冊，第224-225頁。

1927年8月7日，“八七會議”在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的主持下召開。會議在著重批評大革命后期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央所犯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同時，總結了大革命失敗的教訓，討論黨的工作任務，確立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

參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1卷，第237頁。應該說，這次會議是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策略轉變的重要里程碑，但在會議上羅明納茲再次重申了共產國際關于中國共產黨人在宣布退出武漢國民政府的同時仍留在國民黨內的主張。根據共產國際的這一指示精神，大會決議強調：“本黨現時不提出組織蘇維埃的口號”，“還只限于宣傳蘇維埃的意義”，“只有到了組織革命的國民黨之計劃，完全失敗，同時，革命又確不＼[在＼]高漲之中，那時本黨才應當實行建立蘇維?！?。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3冊，第338頁。作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負責人，瞿秋白在會上也表示，要“在革命暴動中組織臨時的革命政府，此政府仍用國民黨的名義，但我們要占多數，成為工農民權獨裁的政權”。

《瞿秋白選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4-375頁?？梢钥闯?，直至“八七會議”召開時，中國共產黨還沒有接到共產國際關于在中國建立蘇維埃政權的指示。

然而革命形勢急轉直下，使得共產國際不得不考慮修訂對華政策。因為原先被認為是國民黨左派的張發奎、黃琪翔等也公然反共，以國民黨名義發動群眾和留在國民黨內的方針已無法繼續下去，更不用說以國民黨的名義號召工農群眾進行革命。事態的迅速惡化迫使共產國際不得不就“政權問題、同武漢政府的關系問題、合作問題，以及今后斗爭方向問題等等”做出適當的策略調整。而且共產國際也意識到，如果還繼續堅持支持武漢政府的方針，“就會斷送中國共產黨，就會把黨拖進機會主義的深淵”。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編譯：《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1919—1928），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336、337頁。

對于大革命失敗的原因，共產國際并沒有主動承擔責任，而是將全部過失推脫于幼年的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本應依據共產國際的指示，放手發動和領導土地革命，公開批評和揭露武漢政府‘激進派領導人和國民黨中央的曖昧而怯懦的立場，預告群眾關于軍事將領叛變的可能性……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中央政治局沒有執行這些指示。中央委員會非但沒有去領導土地革命，反而在許多場合成了阻礙土地革命的因素?！?/p>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編譯：《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1919—1928），第338頁。同時，聯共（布）也為其“不退出國民黨”的政策做辯護，并做出了《關于中國革命問題的決議案》。

安徽大學蘇聯問題研究所、四川省中共黨史研究會編譯：《蘇聯〈真理報〉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選輯》第2輯，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4頁。不過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在隨后發給羅明納茲和布留赫爾的電報中則強調：雖然目前仍需爭取國民黨左派，但如果這個目標沒有達成而革命高潮漸起，“那就必須提出蘇維?？谔柌⒅纸⑻K維?！?，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7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頁。已經開始認識到支持國民黨左派毫無意義。1927年9月20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給羅明納茲的電報進一步指出：“在左派國民黨的思想確實遭到失敗和存在新的革命高潮的情況下有必要建立蘇維埃。顯然，在具備這些條件的情況下應當著手建立蘇維埃。建立蘇維埃和擴大蘇維埃地區的時機由共產國際執委會執行局和中共中央決定?！?/p>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7卷，第88頁。由此可見，隨著中國革命形勢的轉變，共產國際開始放棄復興“左派國民黨”政策并執行新的中國革命政權建設政策——建立蘇維埃。至此，復興“左派國民黨”政策徹底宣告結束。共產國際戰略策略的轉變，為中國共產黨建立蘇維埃政權提供了理論支撐。自此，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蘇維埃運動開始在中華大地蓬勃興起。

然而，中國蘇維埃革命一開始就充滿著艱辛與曲折。受諸多因素的影響，幼年的中國共產黨人不僅對蘇維埃政權缺乏必要的認識，而且在創建蘇維埃政權的過程中亦只有蘇俄的經驗可循。1927年11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由羅明納茲起草的《中國現狀與黨的任務決議案》。受共產國際“左”傾錯誤理論的影響，該決議案雖然一方面號召一切革命力量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堅決反對帝國主義，堅決發動農民暴動，實行農村割據，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等等。

參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1卷，第250頁。但另一方面，卻未能準確分析中國革命所特有的自身屬性，完全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提出了所謂的“不間斷革命”理論，認為“現在的革命斗爭，已經必然要超越民權主義的范圍而急遽的進展;中國革命的進程，必然要澈底解決民權主義任務而急轉直下的進于社會主義的道路”。

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3冊，第453-454頁。同時，在城鄉武裝暴動方面，羅明納茲完全照搬照抄蘇俄蘇維埃革命經驗，搞“城市中心論”，認為“城市工人暴動的發動是非常之重要;輕視城市工人，僅僅當做一種響應農民的力量，是很錯誤的;黨的責任是努力領導工人日常斗爭，發展廣大群眾的革命高漲，組暴織[織暴]動，領導他們到武裝暴動，使暴動的城市能成為自發的農民暴動的中心及指導者。城市工人的暴動是革命的勝利在巨大暴動內得以鞏固而發展的先決條件”。

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3冊，第457頁。

事實上，中共中央所執行的上述革命理論，不過是對斯大林和共產國際關于中國革命的理論的“移植”，否認了中國革命形勢處于低潮，否認了中國革命發展的不平衡性。正是在所謂的“無間斷的革命”和“城市中心論”的指導下，在共產國際的強力干預下，以瞿秋白為首的中共中央制定了《中央工作計劃》，積極推行盲動政策：先后在上海、武漢、天津、長沙等大城市籌劃了“總罷工”“總暴動”的計劃;布置了兩湖、江蘇、浙江等省的“工農總暴動”;發動了宜興、無錫的農民起義，以及上海起義、武漢起義、順直暴動等。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人舉行了一系列的以奪取中心城市為目標的武裝起義，如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等。

不可否認，1927年12月11日由共產黨人在廣州領導的武裝起義取得了成功，并建立了工農民主蘇維埃政府。然而，面對國民黨強大軍事力量的反撲，廣州蘇維埃只堅持3天就被打敗。事實證明，此時的中國共產黨試圖“以城市武裝暴動而長期占據廣州，建立廣州蘇維埃，顯然是不可能的”;

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編：《廣州起義資料》（下），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81頁。以“城市中心論”為核心的俄國式革命道路在中國的革命實踐中也是行不通的。這一時期的各種“左”傾盲動主義運動，不僅未見成效，而且損失慘重。

二、困境求索：共產國際影響的弱化與中國共產黨農村蘇維埃政權的發展

革命形勢的發展完全出乎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的意料，他們對城市武裝起義的接連失敗也毫無思想準備。毫無疑問，在這種“左”傾思想的指導下，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不可能對中國蘇維埃政權的性質形成正確的認識，也不可能制定出符合中國革命實際的路線、方針和政策。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以毛澤東、朱德等為代表的許多領導武裝起義的共產黨人，在以奪取中心城市為目標的武裝起義接連遭到失敗后，開始認識到，到農村中去，到那些受過大革命風暴影響的農村中去，會有革命發展的廣闊天地。

參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1卷，第248頁。從1927年下半年起，他們毅然放棄了“左”傾盲動主義規定的進攻路線，勇于開拓，因地制宜，因時制宜，率領工農武裝向敵人統治薄弱的農村進軍，廣泛開展游擊戰爭，深入發動土地革命，在異常殘酷和艱難的革命斗爭中建立了閩西、贛南等農村區域性蘇維埃政權。這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勇敢突破共產國際的理論模式，開始探索“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全國政權”革命道路的重要實踐，也是中國特色革命道路的重要理論來源。

在這一時期，因國民黨反動勢力的封鎖和圍剿，以及當時客觀條件的限制，農村蘇維埃政權與共產國際、地處上海的中共中央之間基本處于隔絕狀態，幾無通訊聯系。也正是在這種條件下，在沒有共產國際“左”的教條主義和“城市中心論”思想的影響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革命積極性和獨立自主的探索精神得到充分發揮。然而，在得不到共產國際有效指導的情況下，紅色政權在國民黨反動勢力的包圍封鎖中能長期存在和發展嗎？“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為了解決這一關系到中國革命前途的至關重要的現實理論問題，毛澤東于1928年10月和11月先后寫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和《井岡山的斗爭》兩篇文章，從五個方面對其進行了詳細說明，明確主張以紅色區域的斗爭去促進全國的革命高潮，并在理論上將“工農武裝暴動”上升為“工農武裝割據”，回答了紅軍和農村根據地建立的可能性、必要性及其發展前途等問題。

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面臨之首要任務就是探尋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革命道路，而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創建及其斗爭實踐，開辟了中國革命的新天地。這對于一個“被查禁和受迫害的黨來說，似乎沒有其他途徑可供選擇”。

＼[美＼]費正清、＼[美＼]費維愷編：《劍橋中華民國史 1912—1949年》下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82頁。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引領下，紅四軍經過艱苦奮戰，最終輾轉進入贛南、閩西，并建立了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閩西包括“龍巖、漳平、寧洋、永定、上杭、長汀、連城、武平、歸化、寧化、清流、平和等十二縣”，

《中共閩西第二次代表大會情況及各項文件》之《中共閩西特委工作報告》（1930年7月8日—20日），中共龍巖地委黨史資料征集領導小組、龍巖地區文物管理委員會編：《閩西革命史文獻資料》第3輯，1982年印行，第372頁。閩西革命根據地是土地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在南方建立較早而比較鞏固的紅色區域，也是福建黨和群眾基礎比較好的地區。

1929年上半年閩西政局風云多變，蔣桂戰爭剛一結束，粵桂兩派又在粵東地區打得異常激烈。1929年3月，紅四軍利用軍閥混戰、敵人處于內部分裂狀態的有利時機，進入閩西境內。在毛澤東、朱德的領導下，閩西黨組織與紅四軍密切配合，堅決“幫助閩西群眾暴動，奪取政權，深入土地革命”。

《紅四軍前委關于目前政治的分析》（1929年9月12日），轉引自蔣伯英、郭若平：《中央蘇區政權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40頁。經過將近半年艱苦奮斗，紅四軍不僅深入閩西腹地，連克龍巖、永定、新泉等重鎮，而且以上杭、古田和龍巖大、小池為中心區域的紅色政權的割據區域也初步形成。1929年冬天，長汀、連城2個縣成立了革命委員會;永定、上杭、龍巖、武平4個縣召開了工農兵代表大會，成立了縣蘇維埃政府?！芭c此同時，各縣分別建立了一支具有一定戰斗力的地方紅軍和群眾游擊武裝，從而基本完善了作為獨立存在的蘇維埃政權割據所必須具備的條件”。

參見蔣伯英、郭若平：《中央蘇區政權建設史》，廈門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88頁。

對此，1929年4月中共中央在“給福建省委的信”中有如下表述：“軍閥更加加深群眾的痛苦，更加暴露統治階級的罪惡，暴露改良主義的欺騙，所以軍閥戰爭是我們工作發展的客觀的有利的條件。在福建還有更大的便利，就是朱毛的影響。單靠朱毛的力量，當然不能取得福建的政權，但是因朱毛來到福建，使我們的政治影響更易為擴大，更易為深入群眾，這是我們決不可以輕易放過的機會?！?/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177頁。這一觀點亦得到了共產國際的肯定。1929年10月26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信中明確表示：最近時期中國共產黨的主要任務是充分利用軍閥混戰的有利時機，要加強和擴大游擊戰爭，“堅決反對黨內對農民斗爭（特別是對游擊運動）的革命意義估計不足的傾向”;要大力發展獨立的革命群眾運動，“在農民的群眾革命斗爭擴大和發展的地區，建立起蘇維埃根據地。在存在蘇維埃政權的地區，要加緊進行沒收地主土地、武裝農民和建立蘇維埃的工作”。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編譯：《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1929—1936），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85-87頁。

對于剛剛成立的閩西蘇維埃政權來說，鞏固業已存在的紅色政權，發展土地革命的成果，是其首要任務。為了加強縣、區、鄉各級蘇維埃政權建設，閩西特委在紅四軍前委的指導和幫助下，1929年7月召開了第一次大會，明確把“堅決地領導群眾，為實現閩西工農政權的割據而奮斗”確定為黨的工作總任務;

張鼎丞：《中國共產黨創建閩西革命根據地》，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頁。8月15日又頒布了《蘇維埃組織法》?！短K維埃組織法》的頒布，不僅對各級蘇維埃政府的選舉程序、政府成員的任期等做了明確規定，而且為各地蘇維埃政權的建立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據。在這些正確的方針政策指導下，閩西革命形勢迅猛發展，至1930年2月閩西特委召開第二次擴大會議前，各地蘇維埃政權紛紛建立：“閩西巖杭永武汀連六縣之間，數百里赤色區域，幾十萬勞苦群眾已普遍的建立了蘇維埃政權（已成立縣蘇四個、區蘇五十個，鄉蘇四百余個）”。

《中共閩西特委通告第十四號》（1929年11月2日），中共龍巖地委黨史資料征集領導小組、龍巖地區文物管理委員會編：《閩西革命史文獻資料》第2輯，1982年印行，第289頁。閩西蘇維埃政府建立的條件已經基本成熟?；诖?，1930年1月閩西特委成立了閩西蘇維埃政府籌備處，2月6日頒布了《閩西工農兵代表會（蘇維埃）代表選舉條例》。

經過緊張的籌備，1930年3月18日，閩西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在龍巖城召開。大會發布了宣言和一系列決議案、法案和條例，并選舉了閩西最高領導機關——閩西蘇維埃政府。鄧子恢、張鼎丞等35人當選為政府執行委員，推選鄧子恢為主席。

參見蔣伯英、郭若平：《中央蘇區政權建設史》，第122頁。大會的“全部精神是貫徹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運動，推翻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統治，保障勞動人民徹底解放的根本利益”，大會選出的政權“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組成的，它實行了真正的民主制度，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權力機關”。

張鼎丞：《中國共產黨創建閩西革命根據地》，第35頁。因此，當時有人刊文感嘆：閩西根據地“以上杭、長汀為基礎，現在占有地盤，據有上杭、長汀、龍巖、連城、永定、和平、武平、清流、寧化、寧澤各縣，大有席卷閩西之概。在以上各縣城，均設有所謂蘇維埃政府，施行政權”;“今日之閩西”已不啻成為共產黨的第二根據地。

亦我：《閩西“匪區”之現狀》，《社會新聞》，1932年第1卷第9期，第196頁。

閩西蘇維埃政府的成立，是中國共產黨人在與共產國際幾無通訊聯系的情況下獨立自主地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一次成功實踐，它標志著閩西革命根據地在形態和實質上已經形成，也為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形成打下了堅實基礎。在南方各省的蘇維埃運動中，他們的政治影響“在全福建乃至東江贛南工農群眾中間都普遍的擴大”，“在政治上確實已表現了偉大的成績”。

代英：《閩西蘇維埃的過去與將來》（1930年3月26日），中共龍巖地委黨史資料征集領導小組、龍巖地區文物管理委員會編：《閩西革命史文獻資料》第3輯，第220頁。

在黨的政權建設史上，各根據地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之前建立的農村區域性蘇維埃政權，從嚴格意義上講都屬于早期政權。雖然1928年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蘇維埃政權組織問題《決議案》，對蘇維埃政權的建立及其組織形式等問題做出了原則性的規定，但基于當時客觀條件的限制，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與各蘇區幾乎處于隔絕狀態，因而各蘇區政權具體的組織建立、發展建設，基本上靠當地黨組織和領導人在實際斗爭中摸索來進行。

不可否認，由于受戰時特殊條件的影響，此時的蘇維埃政權建設存在很多不完善的地方。譬如，一些地方的紅色政權已成立相當長的時間，但一直沒有召開蘇維埃代表大會選舉產生正式的蘇維埃政府;一些地方即使建立了蘇維埃政府，但“沒有建立在代表會議基礎之上”，“實際上等于少數包辦”;一些“鄉蘇維埃委員會，直接由群眾大會產生，沒有建立起代表會議的規?！^引導廣大群眾參加管理政事竟成空話”;

江西省檔案館、中共江西省委黨校黨史教研室編：《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頁。一些地方“有了代表會，亦僅認為是對執行委員會的臨時選舉機關;選舉完畢，大權攬于委員會，代表再不談起。名副其實的工農兵代表會組織，不是沒有，只是少極了。所以如此，就是因為缺乏對于代表會這個新的政治制度的宣傳和教育”。

《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2頁。

盡管如此，但與以往的剝削政權相比，蘇維埃政權徹底打破了幾千年來奴役人民的剝削體制，廣大工人、農民、紅軍士兵及一切勞苦民眾成為政權的真正主人。在新型政權的組織和領導下，根據地的土地革命、武裝力量和群眾生活等各方面的工作都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尤其在土地革命問題上，進一步完善了分田的制度，分田原則由從前的“抽多補少”發展到“抽肥補瘦”，使農民得到了真正的實惠，“個個都樂于努力耕種”，所以“今年的早禾收獲，一般的要比去年增加兩成”。

《閩西第二次工農兵代表大會宣言》（1930年9月9日），中共龍巖地委黨史資料征集領導小組、龍巖地區文物管理委員會編：《閩西革命史文獻資料》第4輯，1983年印行，第104頁。分得田地農民的勞動積極性得到極大的提高，農業的生產量大大增加，從而為蘇區紅色政權的鞏固與發展提供了物質基礎。

相得益彰，隨著土地革命的深入，閩西革命根據地的武裝力量也不斷壯大和發展。時至1930年6月，閩西已先后組建了3個軍，兵力8000多人;赤衛隊二三萬人。

《福建全省群眾組織情形報告（節錄）》（1930年7月13日），中共龍巖地委黨史資料征集領導小組、龍巖地區文物管理委員會編：《閩西革命史文獻資料》第3輯，第352頁。對此，中共中央給予了高度關注。早在1929年12月，中共中央就擴大紅軍問題給福建省委的信中就明確指出，“根據目前全國的政治形勢與我們黨的主要任務（見中央六十號通告），福建目前的軍事工作無疑的要以擴大紅軍、發動地方暴動為中心”;同時為執行這一中心軍事工作提出了具體要求，譬如，“要以擴大朱毛紅軍的宣傳與擴大閩西游擊隊、赤衛隊和一切農民武裝的宣傳同時并進”，“要注意在斗爭過程中集中閩西游擊隊、赤衛隊、少年先鋒隊等一切武裝的農民群眾，編為紅軍，統一指揮”，“有計劃的征調大批的工人與農民□□入進去，使紅軍的質量加強與數量擴大同時并進”，等等。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6冊，第692-694頁。

事實上，這一時期可謂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農村蘇維埃政權發展的黃金期。除贛南閩西蘇維埃外，方志敏等創建的贛東北蘇維埃，賀龍、周逸群創立的湘鄂西蘇維埃，鄧小平、張云逸創建的左右江蘇維埃，鄂豫皖蘇維埃、瓊崖蘇維埃這時也已建立。這些區域性蘇維埃政權的建立和根據地各項建設工作的開展，不僅為中央蘇區的形成奠定了一定的物質基礎，也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成立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礎并提供了寶貴的歷史經驗。到1930年夏，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得到進一步鞏固和擴大，紅軍發展到十多萬人，其他區域的農村性蘇維埃政權也紛紛建立，全國蘇維埃運動呈現蓬勃發展之勢?？v觀這一時期農村區域性蘇維埃政權的建立和農村蘇維埃運動的蓬勃發展，與之前以奪取中心城市為目標的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的相繼失敗，無疑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以“城市為中心”的革命道路和以“農村為中心”的革命道路，本無優劣之分，對于各個國家只有適合不適合的問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城市革命和鄉村革命的發展是極其不平衡的，而農民斗爭和農村根據地的建立才是奪取全國勝利的“最重要因素”。

《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98頁?！耙粐畠?，在四周白色政權的包圍中間，產生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的紅色政權區域，在目前的世界上只有中國有這種事”。

《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57頁。正是基于對中國國情和革命形勢的正確認識和判斷，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勇敢突破共產國際的理論模式，利用軍閥豪紳之間的分裂與戰爭，發動群眾、組建紅軍，采取山地游擊戰，實行土地革命，不僅建立了區域性紅色政權，而且從理論上把“工農武裝暴動”上升為“工農武裝割據”，并開展了以政權建設為核心的根據地建設。上述中國農村區域性蘇維埃政權所取得的成功事實充分證明：“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全國政權”的革命道路，是中國式蘇維埃政權創建和發展的唯一正確革命道路;“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全國政權”的革命理論，是有別于俄國十月革命城市蘇維埃政權模式的新理論，是中國共產黨人獨立創新的學說。共產國際以“城市為中心論”為核心的俄國式革命道路，在中國是行不通的。

三、再度干預：“左”傾錯誤的產生與中國共產黨農村蘇維埃政權執政實踐的異化

一個新生事物的產生、發展和壯大，其過程不可能是一帆風順的。在農村蘇維埃革命運動蓬勃發展的同時，李立三、王明等“左”傾錯誤開始在根據地內萌生發芽，并不斷發展，使得“包括閩西在內的中央蘇區在1930年6月以后的4年多時間，不斷發展壯大但又不斷受到挫折，同時經受了國民黨當局連續不斷的軍事‘圍剿與經濟封鎖，經歷了極為復雜而又艱難的發展過程”。

參見蔣伯英：《閩西革命根據地的創建及其相關問題》，《蘇區研究》，2015年第1期。

李立三“左”傾錯誤，是基于共產國際“第三時期”理論及其對中國革命的“左”傾錯誤的指導。在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后僅隔6天，共產國際就召開了第六次代表大會。這次大會提出了所謂“第一次世界大戰后資本主義制度總危機有三個時期”的理論，認為資本主義發展從1928年起進入第三個時期，即新的革命高潮即將到來、資本主義即將崩潰的時期。在這一理論指導下，共產國際很快對中國革命局勢做出了盲目樂觀的估量，放棄了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做出的較為正確的判斷。

基于對中國革命形勢的錯誤判斷，共產國際再次把注意力放在城市的工人運動上來，而忽視了農村根據地斗爭和建設的重要性。在共產國際看來，農民革命運動只是中國革命的重要特點之一，中國革命“日益生長的高潮的象征，還是工人運動的復興”;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1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582頁?！爸袊锩拿\仍將決定于城市，即使在中國的情況下，農民不同工人階級結盟是不可能取勝的”。

烏傳袞、馬寶華編：《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大事提要〕》，安徽大學蘇聯問題研究所1983年印行，第203頁。此時中國工農紅軍的發展和壯大，雖然也引起共產國際的重視，但共產國際只是將其作為奪取中心城市的武裝力量：“必須集中注意去組織并且鞏固紅軍，以便在將來依照軍事政治的環境，而能夠占領一個或者幾個工業的行政的中心城市?！?/p>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211頁。所謂“軍事和政治形勢”顯然是指城市工人運動的發展和暴動的準備情況，也包括整個革命形勢。工人暴動+紅軍力量=奪取中心城市，這就是共產國際當時設想的中國共產黨奪取全國政權的公式。

共產國際的上述指示，對中共中央的路線、政策一步步走向“左”傾產生了難以估量的影響。共產國際1929年10月來信后，中共中央于1929年12月20和1930年1月11日先后通過了《中國共產黨接受共產國際第十次全體會議決議的決議》《接受國際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指示信的決議》，表示完全同意共產國際“第十次全體會的精神、路線與一切決議。并且深切感覺全體會的路線與一切決議都極適合于領導中國革命斗爭的需要，特別反對黨內右傾取消派及調和派的論斷是給與中國黨戰勝取消主義與調和派的最鋒利的武器”;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6冊，第705頁。要求各級黨部和全體黨員都“必須執行公開的自我批評”，與“一切動搖，猶豫，機會主義，取消主義”做無情的斗爭，只有這樣“才能使國際正確的路線，得以堅決的有保證的執行”。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6冊，第13頁。從這時開始，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共中央領導層內急劇發展起來。

受共產國際錯誤估計的激勵，李立三開始利用國外日益惡化的經濟蕭條和國內的軍事混亂，斷言“革命的成果并不決定于有關的政治力量，而決定于所要完成的任務。因此，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可以由無產階級來領導。無產階級一旦奪取了政權并實行領導之后，革命向社會主義階段過渡就可以開始”。

＼[美＼]費正清、＼[美＼]費維愷編：《劍橋中華民國史 1912—1949年》下卷，第199-200頁。1930年2月，中共中央發出題為《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中心策略》的第70號通告。再次點名批評了“朱毛與鄂西的紅軍中還保存有過去躲避和分散的觀念”，將毛澤東等人在農村開辟革命根據地、進行武裝斗爭、建立鞏固的紅色政權的正確主張，稱之為“黨內右傾的政治思想和組織觀念”;認為要“打破過去蘇維埃政權躲避鄉村或將蘇維埃秘密起來之種種取消和保守傾向……打破游擊戰爭中之上山傾向保守觀念分散政策等等農民意識和土匪傾向，是組織地方暴動的必要前提”，強調“若不努力的加強黨的主觀力量，若不適當的配合和聯系各中心省區的工作，若不無情的肅清黨內右傾的政治思想與組織觀念，則直接革命形勢還會因之延緩”。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6冊，第28、30、31頁?？梢哉f，第70號通告是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形成的起點。首先，李立三對國內革命形勢做了不切實際的過高估計，認為民主革命在全國范圍內已走向平衡發展的道路，革命已開始出現直接行動的形勢。其次，在奪取政權的道路問題上，李立三完全照搬照抄共產國際以“城市為中心論”的俄國式革命道路，認為在中國，城市才是統治階級的“頭腦與心腹”，鄉村只是統治階級的“四肢”，推翻反動政權的統治“單只斬斷了他的四肢，而沒有斬斷他的頭腦，炸裂他的心腹，還不能制他的最后的死命”;而奪取中心城市的殘酷的斗爭“主要是靠工人階級最后的激烈斗爭——武裝暴動”，因此，“忽視組織工人的斗爭，忽視準備工人階級的武裝暴動，不只是策略上的嚴重錯誤，而且會成為不可饒恕的罪過”。

李立三：《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諸問題》，《紅旗》，1930年3月29日。第三，在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的關系問題上，李立三認為在“帝國主義束縛世界的鎖鏈中，中國是最薄弱的一環，就是革命最易爆發的地方。所以世界革命有首先在中國爆發的可能，而且這一爆發以后，必要引起整個世界革命的興起”。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7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185頁。

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該決議是集中體現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的綱領性文件，錯誤地估計中國革命形勢、性質和任務等根本性問題，提出了一套“左”傾的錯誤主張，認為中國偉大的革命巨潮“已經接近在現在”，“已經在一省與幾省首先勝利的時候”，革命勝利一旦開始“中間決不會有絲毫間隔的”，“中國革命對帝國主義的空前猛烈的斗爭，必然要掀起世界革命的高潮”。因此，目前黨的策略總路線是要“加緊組織群眾的政治斗爭……注意促進全國革命高潮，注意武裝暴動的組織上和技術上的準備，注意布置以武漢為中心的附近省區首先勝利”。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6冊，第126、128頁。其根本目的是要在武漢或者長沙、南昌建立蘇維埃中央政權，奪取全國勝利，并進而使中國革命迅速轉變到社會主義階段。

在以這種冒險主義為特征的“左”傾錯誤路線占據主導地位后，中共中央加快了推動李立三的“爭取一省數省首先勝利”行動計劃的步伐，將黨、團、工會的各級領導機關合并為準備武裝起義的各級行動委員會，計劃發動以武漢為中心的全國總暴動。同時規定：紅三軍團切斷武（漢）長（沙）鐵路，進逼武漢;紅一軍團進取南昌、九江，以切斷長江，掩護武漢的勝利;紅二軍團、紅一軍相互配合進逼武漢;紅七軍進攻柳州、桂林和廣州。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1卷，第303頁。

毫無疑問，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給蓬勃發展的農村蘇維埃革命運動帶來了嚴重的危害，使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后剛剛有了較大恢復和發展的革命力量以及各蘇區黨的建設、土地革命、經濟建設等各項事業遭受到重大挫折。在革命力量方面，紅二軍團攻打長沙、武漢的部隊由10 000多人減少到2000多人，洪湖根據地遭到很大破壞;紅七軍進攻柳州、桂林、廣州的部隊由6000多人減少到2000人，喪失了右江根據地;紅一軍奉命攻打京漢線，配合攻擊武漢，結果丟失了皖西根據地。在黨的建設方面，國民黨統治區的許多秘密組織遭到破壞，武漢、南京等城市的黨組織幾乎全部瓦解，許多共產黨員、共青團員遭到敵人的暗殺。在土地革命和經濟建設方面，將正確的土地分配原則指責為富農路線，無視蘇區經濟發展水平“組織集體農場”，

江西省檔案館、中共江西省委黨校黨史教研室編：《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第330-331頁。給各蘇區的經濟發展帶來了極大危害。

李立三“左”傾錯誤主張在形成和推行的過程中，一度受到蘇區做實際工作的干部的抵制和批評，認為中央對全國革命形勢的分析有許多地方脫離中國實際，并在黨的會議上提出反對意見。毛澤東、朱德等紅軍領導人對中央一些“左”的錯誤指示也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抵制。他們在執行中央攻打大城市計劃的過程中，盡量采取措施對一些錯誤指示進行修正，使紅軍減少損失。對此，毛澤東在其1930年5月撰寫的《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對黨內、紅軍中存在的教條主義思想和形式主義作風提出了批評，指出：“不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討論和審察，一味盲目執行，這種單純建立在‘上級觀念上的形式主義的態度是很不對的。為什么黨的策略路線總是不能深入群眾，就是這種形式主義在那里作怪。盲目地表面上完全無異議地執行上級的指示，這不是真正在執行上級的指示，這是反對上級指示或者對上級指示怠工的最妙的方法?！?/p>

《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11頁。然而，毛澤東等人的正確主張和建議并沒有被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中共中央所接受，反而受到指責和批判。

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的急劇發展，嚴重超出了共產國際所能容許的范圍，因此受到共產國際的批評。1930年11月《共產國際執委關于立三路線問題給中共中央的信》對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提出嚴肅批評，認為該路線對中國革命“不但有害”，而且還會帶來“極大危險”，“并不是從對于客觀狀態的分析出發的，并不是從對于斗爭力量對比的分析出發的”，嚴重“脫離了具體事實，脫離了群眾”，甚至是“和國際執委的分析互相對立的”。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6冊，第644-646頁。針對李立三把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聯系在一起，甚至號召共產國際改變路線——轉入進攻和盡快宣布世界革命，要求蘇聯準備對日本作戰的“宏偉設想”，共產國際嚴厲指責稱：“你們在政治局里試圖決定世界革命的命運?！?/p>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9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266頁。為了“勒住狂奔的馬”，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9卷，第261頁。共產國際不得不親自站出來制止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繼續發展，開展反“立三路線”的斗爭。

實際上，共產國際與李立三在關于中國共產黨如何奪取政權這個根本性的問題上，并無原則性分歧。共產國際開展反“立三路線”的斗爭，其實質并不是反對李立三發動工人暴動、奪取中心城市的路線，而是不同意李立三對當前直接革命形勢的錯誤估計，及其在革命條件還未成熟的情況下夸大革命主觀力量和低估敵人力量的四處盲動出擊。正如周恩來在“傳達國際決議的報告”中所指出：“中國革命新高潮已成無可懷疑的事實”，“但是在今天中國工農的力量尚未能聚集起來襲擊帝國主義與國民黨的統治，今天尚沒有全中國客觀革命形勢，也就是在今天尚不是全國的直接武裝暴動的形勢”。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7冊，第411頁。而李立三“提議在武漢暴動的時候，中國共產黨在武漢只有二百黨員，赤色工會一百五十會員，而且最近武漢的一切發動指示出無產階級的組織薄弱環節和沒有準備。而帝國主義呢？據我們所得完全可靠的消息，他們確有等于現代歐洲式的軍隊十師的力量。上海的形勢，也不比這個好些”。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6冊，第647頁。

但與此同時，共產國際在給中共中央的信中一再表明：中國革命“武裝暴動的方針是定下來的了。建立蘇維埃政府的意義，就在于中國共產黨正在走向大城市以及最大城市的武裝暴動”，“要準備工業中心的大城市的暴動，用暴動起來的工人和紅軍占領這些城市”，“應當用布爾什維克的堅持性和徹底性，列寧主義的頑強性，去準備組織暴動”。并著重指出：“中國共產黨執行這種路線，不是退卻，恰好相反，正是進攻呢。任務并沒有降低，恰好相反，正是最具體現實的革命的決定勝負的任務?！?/p>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6冊，第647、652、653頁?？梢?，共產國際并沒有在理論上徹底清理“立三路線”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并對中國革命形勢的發展做了過分的估量。共產國際站在蘇俄國家利益與整體戰略的角度，在不了解中國國情的情況下，執著于既有的革命經驗，對中國革命道路設計出屬于自己認識體系下的藍圖，從而為隨后王明等人的執政掌權及其“左”傾主義錯誤在中央蘇區的泛濫埋下了伏筆。

綜上所述，“任何國家的革命道路問題，都要由本國的共產黨人自己去思考和解決”。

《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7頁。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率領工農武裝深入農村、實施工農武裝割據、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實踐，是中國的紅色政權理論產生的實踐基礎和理論來源。將舶來的蘇維埃理論與中國國情及革命實踐有機結合，“著重解決了在中國進入土地革命階段以后，共產黨應該如何在偏遠鄉村創造根據地，建立和鞏固革命政權，深入開展土地革命的問題”。

于化民：《蘇維埃革命：從宣傳口號到行動綱領——以中共早期武裝暴動和政權建設為中心的解析》，《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1期。正如毛澤東于1965年5月重上井岡山時所說：“土地革命時期，我們建立了農村革命根據地，點燃了‘工農武裝割據的燎原之火。井岡山的斗爭，指出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的新方向?！?/p>

汪東興：《汪東興日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230頁。自此，工農武裝力量不斷壯大，農村區域性蘇維埃政權紛紛建立，中國革命形勢出現了大革命失敗以后未曾有過的高漲。

毋庸置疑，土地革命時期，在中國蘇維埃政權的建立、發展乃至轉型的整個過程中，共產國際都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必須給予充分的肯定。但上述革命的勝利完全是中國共產黨人獨立自主所取得的，幾乎未得到過共產國際的有力指導。相反，當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農村區域性蘇維埃政權建設剛剛起步并有所起色的時候，共產國際再度以“太上皇”的身份進入中國革命的視野，再次干預性的指導使中國革命的實踐再一次脫離了中國革命的實際，脫離了中國的國情，“奪取中心城市”的革命理念再度占據主導地位，并為李立三、王明等人的“左”傾錯誤提供了理論營養，為其當政奪權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實踐再次證明：中國革命的成功實踐，外部因素固然重要（尤其在其弱小之時），但歸根結底取決于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依托于中國廣大民眾的無限支持。在這一過程中，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是中國革命取得成功的關鍵。

責任編輯：吳 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