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的覺醒：彼特拉克與現代性

周施廷

摘 要：? 自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中首次提出彼特拉克是“第一個現代人”后，引發學術界關于彼特拉克是“現代人”抑或中世紀人的激烈爭論。身處中世紀與文藝復興新舊交替以及“現代人”與舊有傳統矛盾的歷史時期，作為文藝復興之父的彼特拉克首當其沖地經歷了這場巨變。在經歷青年、中年和老年的三場覺醒后，彼特拉克意識到自己需要擺脫過去與未來之糾纏，在新舊的斷裂帶中尋找突破時間限制的夾縫，讓自己的作品在時間的洪流中保持永恒的鮮活。

關鍵詞： 彼特拉克;文藝復興;現代性;人文主義;布克哈特

1860年，瑞士藝術史家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用德語撰寫了經典著作《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Die Kultur der Renaissance in Italien），提出用“現代”來解讀文藝復興性質的新觀點。①1878年，該書的英文版問世，②引發了更為廣泛和持續的討論，布克哈特也因此被認為是首位將“現代”作為學術概念分析文藝復興的文化史家。③準確地說，布克哈特在談論彼特拉克的現代性時，是把彼特拉克稱為“第一個真正的現代人”（einer der frühesten vllig modernen Menschen），④認為他攀登險峻陡峭的旺圖山（Mont Ventoux）的表現，說明他擁有敢為人先的現代精神。⑤

一百年后，移居美國的猶太裔歷史學家漢斯·巴倫（Hans Baron）在1960年發表《出版一個世紀后的布克哈特〈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對布克哈特的“現代”理論及后續影響進行了研究。⑥他認為，布克哈特并不是簡單歸納現代文明的基本要素，而是要指出在當時出現了一個“現代”類型的社會，其中個體的社會功能、價值觀和感知能力都發生了變化，希望能從中找出用于識別“現代人”的信息，而彼特拉克便是那個“完全可識別的現代人原型”。

自布克哈特提出彼特拉克是第一個“現代人”的觀點后，進入20世紀中后期，有關人文主義與現代關系的討論更是發展成為一個重要的學術命題。不過，此時的研究出現了主題轉向，學者們開始用“現代性”作為標桿來衡量彼特拉克，以此來界定他是一個現代人，或是一位非現代人。需要指出的是，當今學術界所使用的“現代性”概念，主要是指工業革命后，特別是20世紀后期現代社會充分發展起來后所形成的歷史經驗、心理結構、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艾F代性”與布克哈特的“現代”不同，新派學者主要是以現代社會的要素來反觀彼特拉克，常常削足適履，對彼特拉克的評價也因此出現不同看法。意大利佛羅倫薩大學（Università di Firenze）弗朗西斯科·鮑西（Francesco Bausi）教授認為彼特拉克強烈反對醫學的觀點不符合“現代性”;2015年，耶魯大學朱塞佩·馬佐塔（Giuseppe Mazzotta）教授繼而也對彼特拉克的現代性發起追問。

本文探討的“現代性”，對應的是文藝復興時期的歷史語境，因而與當今學術界習用的概念有所區別。為了更好地理解反映在彼特拉克身上的現代性，本文擬從“現代”與“現代性”、彼特拉克的自我覺醒和彼特拉克的影響三個方面展開討論。

一、“現代”與“現代性”

要對彼特拉克做出評價，首先需要弄清“現代”與“現代性”這兩個概念的區別?！艾F代”指的是一個歷史階段，而“現代性”指的是現代社會的要素。在19世紀， 歷史階段主要分為上古時期、中世紀和中世紀之后的現代，相應地，布克哈特對應的是中世紀與他身處的時代。在研究文藝復興時，布克哈特看到了“人的發現”和“世界的發現”，他視人文主義、個人主義、理性主義、世俗主義為其時文藝復興的主要特征，與中世紀的依附之人形成差別，因而把彼特拉克視為一個現代人。近幾十年來，學者們以新的“現代性”標準檢驗彼特拉克，發現這位詩人并不符合他們的“現代性”要求。

布克哈特對文藝復興的評價，使用的是“現代”的概念，這在整個19世紀是被人接受的。因布克哈特對文藝復興的研究，人們對彼特拉克產生了濃厚興趣。1860年布克哈特的著作出版后，彼特拉克這個名字在出版物中的出現頻率開始上升。如果把彼特拉克的名字使用谷歌書籍詞頻統計器進行分析，能夠更清楚地了解他在19世紀至20世紀受到關注的狀態。

檢索選用的單詞為“Francesco Petrarca”、“Petrarca”和“Petrarch”，從中挑選使用頻率最高的單詞進行分析。在法語和德語中常使用的是“Petrarca”，而英語世界則使用“Petrarch”。

在法語單詞檢測折線圖中，“Petrarca”在19世紀三四十年代被經常提及，隨后曲線下降，到20世紀四五十年代迎來一個小高峰，隨后回穩，到20世紀末期又開始上升。在德語單詞檢測圖中，彼特拉克的名字出現高峰是在1875年至1881年間，曲線從1882年開始下降，然后在1921年恢復上升趨勢。在英語單詞檢測圖中，彼特拉克被提及的最高值出現在19世紀的前十年，在四五十年代出現過一個小高峰，然后開始下降，隨后保持著穩定水平。

在這里，特別要關注“彼特拉克”一詞在德語世界關注度飆升的情況?！氨颂乩恕痹谝獯罄Z世界一直保持著平穩的關注度，法語和英語世界從19世紀上半葉開始談論他，德語世界則緊隨兩者之后。有趣的是，在布克哈特1860年德語版《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問世后的二十年間，彼特拉克在德語世界被談論的次數突然攀升至最高值，而當該書的英文版在1878年面世后，在隨后的四十年間英語世界對彼特拉克的關注度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增長。

接下來，需要對“現代性”在書籍中的出現情況進行研討，以判斷這是一個傳統用詞抑或是一個現代詞匯。巴黎先賢祠—索邦大學（Université Paris IPanthéonSorbonne）歷史系克里斯托夫·夏爾（Christiophe Charle）教授對法語中“現代”“現代性”“進步”三個單詞的引用率進行統計，結果如下：

從法語單詞檢測折線圖可以看出，“進步”（progrès）是最常使用的詞語，從1800年開始便大幅領先其他兩個詞語的使用次數，在1820年至1870年間更是達到了頂峰?！艾F代”（moderne）從1800年開始保持著平穩向上的發展趨勢，直到1940年才逐漸與“進步”趨近，到了1980年代后期，正式取代“進步”成為使用頻率最高的單詞。而“現代性”（modernité）一詞，由于詞義本身的復雜性和精英性，直到20世紀末期才逐漸被人們使用，并在后來進一步發展。與此同時，“進步”的使用頻率進一步下滑。這進而說明：20世紀末期，充滿19世紀色彩的“進步”一詞已經被取代，人們轉而使用更具現代意義的詞匯“現代性”。

通過借助谷歌書籍詞頻統計器軟件，對19世紀至20世紀德語電子出版物中“現代”“現代性”“進步”三個詞匯出現頻率進行統計，得出了如下結果：

很顯然，在同一時段的德語文獻中，出現的是截然不同的結果。從三個單詞的使用頻率來看，“進步”（fortschritt）在德語文獻中出現的次數要少得多，直到1830年后才開始有了逐步上升的趨勢，在1850年前后迎來了一個小高潮，隨后保持平穩發展?！艾F代”（moderne）一詞在19世紀的使用次數一直不高，直到1900年前后突然呈現上升趨勢，開始與“進步”持平，到了20世紀末期，終于取代“進步”成為這三個詞匯中使用最頻繁的詞語。與此同時，“進步”一詞的下滑趨勢開始變得非常明顯。但是，在“現代性” 一詞的檢索中，德語“現代性”（Modernitt）一詞也是到了21世紀前后才開始被人使用，而常用的詞語一直是“現代”（moderne）。因此，通過圖2和圖3，可以總結出下面三點：第一，在19世紀的歐洲，“進步”才是人們普遍使用的詞語，而今天我們所熟悉的“現代”的使用率直到20世紀中葉才開始上升;第二，20世紀下半葉，無論是在法語世界還是德語世界，有關“現代”的討論都大量出現;第三，“現代性”作為新術語，出現的時間非常晚，直到21世紀以后才逐漸開始與“現代”一起成為人們常用的詞語。

在英語世界里，“進步”和“現代”似乎從一開始便是平行使用的詞語，兩者使用的頻率保持一致。此后“現代”比“進步”更受歡迎。從1870年開始，“現代”便超過“進步”成為更廣為使用的詞語，隨后保持積極的向上勢頭，在1930年后達到頂峰，并維持較高的使用率。與法語和德語世界相同的是，“現代性”一詞，也是直到20世紀末、21世紀初才開始出現。如下圖所示：

上述圖表表明：“現代性”概念起源于19世紀，但直到20世紀末、21世紀初才開始被廣泛使用。人們使用的“現代性”一詞主要是20世紀末以來今人的概念，與彼特拉克的時代相去甚遠。以“現代性”為出發點探究文藝復興，會出現兩種情況：一是從少數領域里找到文藝復興的“現代性”，二是對文藝復興的“現代性”產生質疑，如稱“彼特拉克對現代性的對抗”，視其為非現代主義者。

耶魯大學大衛·昆特（David Quint）教授屬于第一種情況。1985年，昆特發表《人文主義與現代性：對布魯尼〈對話錄〉的再思考》一文，率先從人文主義的角度論述現代性。

在人文主義者對拉丁語的態度問題上，昆特一反以往學者“人文主義者只注重拉丁語普及”的觀點，認為經過改造的人文主義拉丁語在當時其實是官方用語。他指出：

15世紀中葉，人文主義的拉丁語成為羅馬教廷的語言，很快它也成為半島上的外交語言。人文主義者占據了宮廷和城市共和國官僚機構里的職位，同時他們也在當權者家中擔任教師和秘書……。雖然他們的職業生涯始于語法學校的教室，但是成功的人文主義者很少會去關心他賴以生存的文化和教育運動的建設。

昆特的另一個觀點更為重要。他認為：當人文主義者意識到自己事業的“新穎性”時，由于與過去的文化存在差異，會產生出一種“歷史批判精神”。這種精神是人文主義者對現代意識的獨特貢獻。因為他們在提倡模仿和繼承優秀古典文化時，添加了批判精神，彰顯出自己的個性與能力。他們在學習古典拉丁語的同時，創造出了人文主義風格的拉丁語。在與古典拉丁語的博弈中，他們把自己標榜為“現代人”。

盡管如此，在其后的幾十年間，第二種情況開始成為主流。2015年，曾任美國但丁研究協會主席的朱塞佩·馬佐塔（Giuseppe Mazzotta）教授發表《彼特拉克與現代性的對抗》一文，認為：

（彼特拉克）是一位古典研究學者，基本上是被新的知識潮流所迷惑，最終屈服于神學“黑暗時代”的“中世紀”誘惑。他似乎是否定了阿拉伯醫學（SenⅫ2）、辯證法家（FamⅠ7）和阿威羅伊主義者（Averroists），認為這些統統不如基督教拉丁傳統所取得的成就來得偉大。

馬佐塔一方面強調彼特拉克內在的矛盾性，另一方面，他在尋找彼特拉克對“現代性”的抗拒。他指出彼特拉克內心中有一種與外部世界的對抗力量：彼特拉克內在的自我充滿著時間的碎片感，他以記憶和對未來期望的方式存在，與外在世界的文化產生沖突。在這樣的分析基礎上，馬佐塔得出結論：彼得拉克是一個現代人，然而矛盾的是，彼特拉克又在抗拒“現代性”。他這樣做的目的，是要表明自己是根植于傳統文化的共同記憶之中的。

弗朗西斯科·鮑西教授也寫過一本討論彼特拉克的“反現代性”的專著。

Francesco Bausi， Petrarca antimoderno： Studi sulle invettive e sulle polemiche petrarchesche他認為：彼特拉克在《對醫生的批判》（Incentive contra medicum）一文里強烈反對醫學科學，類似的觀點在其《論自己和他人的無知》一文中也可以看到。

《論自己和他人的無知》的寫作起因，據康奈爾大學威廉·J肯尼迪（William JKennedy）教授的考察：1365年春天，彼特拉克在威尼斯與四位年輕人逐漸熟悉，不料他們隨后開始批評彼特拉克，認為他對“現代”思想缺乏了解，不知道亞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學，也不知道科學分析和分類的復雜性。這些年輕人覺得，彼特拉克是一個過去的人、一個沒有真正學問的修辭學家。彼特拉克著文為自己辯解，指出知識的真正根基是蘇格拉底、柏拉圖、西塞羅和奧古斯丁的著作，知識與語言優雅之間并不矛盾。彼特拉克認為，自己的指路明燈是蘇格拉底，他承認自己的知識有局限性，而那種“對無知的追求”，也具有局限性。

21世紀的學者如馬佐塔和鮑西，很顯然是在用“現代性”闡釋彼特拉克。在他們眼里，彼特拉克并不符合21世紀“現代性”的標準，更像是一位中世紀人，一位對“現代性”的反抗者。與他們相比，主張用歷史主義方法研究彼特拉克的布克哈特，不僅在時代上距離彼特拉克較近，而且也渾然不知有所謂的21世紀的“現代性”標準。兩種方法帶來對彼特拉克的兩種非常不同的評價：前者對彼特拉克的現代性進行質疑;后者則視彼特拉克為“第一個現代人”。

二、彼特拉克的自我覺醒

如果我們要理解布克哈特眼中的現代人彼特拉克，就必須沿用19世紀對現代、現代性概念的定義，來認識彼特拉克的個人主義。只有當彼特拉克從混沌的中世紀尋找到自我并且自我覺醒時，他才能夠看到一個全新的世界，并帶領后來的人文主義者以嶄新的眼光去看待古典作品，創作出具有強烈個人風格的文藝復興著作。彼特拉克在14世紀展現出來的精神面貌，在各個方面都與布克哈特的現代世界理想相吻合。為此，布克哈特尋找理想的現代人的原型時，就找到了彼特拉克。但是，布克哈特在談論現代人彼特拉克時，卻忽略了一個明顯的關鍵點，那就是彼特拉克的“現代”起于何時？換句話說，他究竟是在什么時候終于“自我覺醒”了？

如果說開創個人風格、改造古典語言和拒絕時間束縛是衡量彼特拉克“現代性”的三個維度，那么在他七十年的漫長人生當中，也必然會有重要的轉折點引領他向前方邁進。仔細考察彼特拉克的人生經歷，其中有三段經歷對他的人生觀產生了巨大影響：一是他青年時代在阿維尼翁（Avignon）的生活，引發他一生對拉丁手稿收集、編撰和學習的愛好;二是1341年參觀羅馬廢墟帶給他的震撼和反思;三是63歲生日時面對人生可能終結的再次覺醒。這三次覺醒既共同構成他恢宏壯闊的文學人生，也互相關聯、層層遞進地讓他從模糊的自我，逐漸轉變為擁有清晰的自我定位，并最終在認識到自身的局限性后，與曾經格格不入的現實世界和諧共處。

第一次覺醒為知識的覺醒，發生在阿維尼翁。當時，阿維尼翁因為“阿維尼翁之囚”，成為羅馬教廷所在地，并發展成為國際化的文化中心。那么，身為佛羅倫薩人、早年又曾在博洛尼亞求學的彼特拉克，為什么會到阿維尼翁去？

在寫給薄伽丘的信中，彼特拉克透露了自己出生時的情景：他是在1304年7月20日星期一的破曉時分在阿雷佐出生的，街道的名稱是“花園街”。

他的父親老彼特拉克（Ser Petracco）是一位公證人，來自佛羅倫薩旁邊的小鎮因奇薩（Incisa），他與但丁是朋友，后來加入了白黨。當黑黨在教宗的支持下重新掌權后，老彼特拉克和但丁都在1302年遭到流放。老彼特拉克回到因奇薩和阿雷佐居住了一段時間后，在1305年去阿維尼翁尋找工作，1312年，當老彼特拉克在教廷找到工作后，彼特拉克一家終于在阿維尼翁團聚。

1312年至1316年間，彼特拉克在阿維尼翁跟隨孔韋內沃萊·達·普拉托（Convenevole da Prato）學習拉丁語法和修辭學。后在1316年秋天前往蒙彼利埃大學（Université de Montpellier）學習法律。在1320年至1326年期間在博洛尼亞大學繼續求學。1326年4月，由于父親去世，彼特拉克與同在博洛尼亞求學的弟弟蓋爾拉多（Gherardo）中斷學業，返回阿維尼翁。從1326年5月至1337年夏天，他一直居住在阿維尼翁。

阿維尼翁之囚期間，教廷不斷擴充圖書館，既從各地購買大量珍稀手稿，也將歐洲大陸四面八方的手稿商人吸引至阿維尼翁。1326年重返阿維尼翁的彼特拉克，也因此獲得了更多與文人雅士以及拉丁古籍接觸的機會。

此外，威尼斯商人索蘭佐（Soranzo）與彼特拉克認識后，允許這位年輕人自由出入他的私人圖書館，還會把書作為禮物贈送給他。

隨后，巴黎圣母院院長羅伯特·德·巴爾迪（Roberto deBardi）把彼特拉克介紹進新建的索邦圖書館（Bibliothèque de la Sorbonne），使他接觸到一些西塞羅的作品。在寫給朋友的一封書信里，彼特拉克談到了自己對書本的喜愛：

我沒有辦法滿足自己對書的渴望?；蛟S擁有的書已經過多了，但就像其他事務那樣，書的情況也是如此：找到的書越多，就越發貪婪。事實上，沒有任何東西比書本更加珍貴……。因為西塞羅的介紹，讓我對馬庫斯·瓦羅（Marcus Varro）也變得熟悉和產生興趣，他的《論職務》一書讓我知道恩尼烏斯（Ennius）的名字，因為閱讀了《圖爾庫斯蘭討論集》，我第一次感到自己對泰倫斯（Terence）的喜愛。

青年時期在阿維尼翁的大量閱讀，為彼特拉克積累了豐厚的知識，同時也使他養成了收集和抄寫手稿的習慣，對他后來的知識結構產生了重要影響。

在此基礎上，中年的彼特拉克在羅馬迎來了人生的第二次覺醒，即時間的或歷史的覺醒。彼特拉克在1341年11月30日的旅途中，寫信給朋友紅衣主教喬凡尼·科隆納（Giovanni Colonna）。 彼特拉克此時37歲，不久前他被加冕為桂冠詩人。

彼特拉克寫給科隆納的信件共有18封，他會在信中與科隆納分享自己出外旅行的經歷，而在這封寫于1341年的信件中，他談論的地點卻是雙方都非常熟悉的羅馬廢墟。

彼特拉克首先回顧了兩人以往在羅馬四處漫步的情景，也提及了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瓦羅和西塞羅的名字，然后他轉向自己真正想要談論的主題：羅馬廢墟與時間的反思。在彼特拉克眼里，羅馬是一個非常龐大和人口密集的城市，到處都是古羅馬的遺跡，有“伊萬德（Evander）的宮廷，那里是卡爾門蒂斯（Carmentis）的圣殿;這里是卡庫斯（Cacus）的洞穴;那里是照看了雷姆斯（Remus）和羅慕路斯母狼的無花果樹（Rumina）”。

在回溯羅馬的建城史后，彼特拉克說起與科隆納在戴克里先浴場（Terme di Diocleziano）休息時的聊天內容，“我們沒有談論事情，不管是家庭問題還是公共事務，那些讓人早已厭煩的話題，現在我們眼前是一個破碎城市的遺址，我們應該談些什么呢？”

回想起科隆納曾經問過他關于自由技藝和機械技藝的起源，彼特拉克的回復是已經多次談論這個話題，現在不想再重復，也說不出任何新的東西來，因為“所有事情都變了：地方不見了，日子過去了，閑適的心情也消失了，看著你的臉時我啞口無言，身旁世俗喧囂的事情妨礙了我的情緒，它們不斷地在我耳邊吼叫，雖然我已經盡快逃離它們以便更加自由地回答你的問題?！?/p>

剛獲得桂冠的彼特拉克卻已對眼前的事務失去興趣，并對自己的生活感到迷惑，他反問科隆納：“我們到底在做什么？”

羅馬廢墟的壯麗和殘缺，讓喜愛古典作品的彼特拉克心情復雜，他既感受到古羅馬的偉大，但也為美好事物的破碎而痛心。在時間的滌蕩下，一切人和事物都被拆成碎片而無法復原，彼特拉克意識到唯有寫作能讓心情恢復平靜。最后，他告訴科隆納，自己寧愿回到孤獨的書齋，以便更好地回答科隆納的問題，只有在那里，我才是我自己。

在確認了時間的重要性后，彼特拉克也迎來了自己人生的第三次覺醒。這次覺醒把他從自我流放的孤獨狀態帶回到充滿情感的現實世界，開始重視現在的生活之美。彼特拉克在1366年迎來了這一次轉變。這一年是個特殊年份，因為彼特拉克認為亞里士多德和西塞羅都在63歲去世，他便相信了63歲是災難、疾病和死亡降臨的年齡。彼特拉克生于1304年7月20日，1366年7月20日剛好是他62歲生日。

這一天，他寫信給摯友薄伽丘，回顧自己的一生，除了詳細形容自己出生那一天的情況外，更多是展現自己無所畏懼、直面特殊年份的勇氣。他在信中寫道：“有一個古老的觀點，非常奇怪又讓人不得不在意，更讓人驚訝的是它又被證明是事實存在的。他們說經過長時間的觀察，發現63歲對人來說是一個危險的關口，一是會發生巨大的災難或死亡，也可能受傷或患上精神疾病。如果他們所言屬實的話，第一種情況很嚴重，后面一種更嚴重?！?/p>

接著，彼特拉克表示：

有誰在面對這些事情的時候不會害怕呢？讓事情變得更可怕的是，我可以舉出一堆例子，說明連哲學家、圣徒、諸侯和暴君都逃不過去。但是我的目的是要減輕而不是增加恐懼。從青年到暮年，不過一眨眼的工夫，不能拿來解釋著名人物的逝世。因此，我并不害怕這些事情。

在信件最后，他向薄伽丘鄭重告別：無論生與死，他都希望薄伽丘會記得他。

不久，彼特拉克在這一年的10月4日順利完成了《幸運與背運的救治》（De remediis utriusque fortune）。由于正處于特殊的時期，《幸運與背運的救治》的內容也體現出他對“死亡”這一主題所做的大量思考。

《幸運與背運的救治》被認為是彼特拉克最重要的倫理學著作，分為《幸運的救治》《背運的救治》上下兩部。彼特拉克設計出四個情感角色：快樂、希望、悲傷和恐懼，自己化身為“理性”，與這些情感角色進行對話。參見Francesco Petrarch， Petrarchs Remedies for Fortune Fair and Foul， Vol3， Conrad HRawski， tran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1在《背運的救治》共132個對話中，死亡的討論被放在作品的最后，共有14個對話，主題為死亡、提前死亡、暴力致死、羞辱而亡、突然死亡、離家得病、在外死亡、犯罪而死、死亡前擔心財產和孩子的未來、死亡前擔心妻子的未來、死亡前擔心家鄉的未來、擔心死后自己的名聲、膝下無子而亡和死后無人掩埋。

這14個主題可以說全面考慮到死亡的各種情況，可見此時的彼特拉克心情極度焦慮，所幸的是，在所有對話的結尾，理性（代表彼特拉克）都給了悲傷一個正面的答案。在最后一個對話中，理性告訴悲傷，“管好你自己的事情，讓活人去擔憂吧”。

在安然度過62歲這一年后，彼特拉克于1367年7月20日63歲生日當天，再次寫信給薄伽丘表達心中的喜悅，要與他共同慶祝自己的平安。他說，“我從來沒有這么健康和快樂過”。

隨后，他開始到處旅游，甚至還寫信給弗朗西斯科·布魯尼（Francesco Bruni），解釋自己到處走動是為了與老朋友見面。而四處走訪、居無定所的生活方式也讓彼特拉克擁有了“多彩的思路”，他答應要在未來完成更多作品。據威廉·J肯尼迪分析，這個時期的彼特拉克在意大利沒有一個固定的居所。他的居無定所，很可能在不知不覺中產生了正面影響：“正是因為彼特拉克在不同地方、從不同角度向他的讀者發表言論，他發現自己投射出了一種帶有深刻共鳴的跨國聲音，對后來的讀者產生了深遠的影響?！?/p>

彼特拉克的三次覺醒跨越了他青年、中年和老年三個階段，也讓他經歷了知識的覺醒、時間的覺醒和情感的覺醒，讓他在不穩定的狀態中逐漸確信自己將在歷史上占據一個重要的位置，在63歲時重新迸發出寫作的熱情。

彼特拉克在63歲之后，開始了忙碌的寫作生活。他在1367年至1370年間，完成了《論自己和他人的無知》，在1368年夏天重新動筆寫作《名人傳》，同時也開始撰寫《凱撒的事跡》（De gestis Cesaris），1370年4月4日寫了自己的《遺囑》（Testamentum），1371年補充了《孤獨的生活》（De vita solitaria）的內容，1371年至1372年完成《給后人的信》（Posteritati）的定稿，1371年至1372年完成《名人傳》，1373年將薄伽丘《十日談》的部分內容翻譯成拉丁文，1373年3月寫作《對誹謗意大利的人的批判》（Invectiva contra eum qui maledixit Italie），1373年修改《愛情的勝利》（Triumphus Cupidinis），1374年1月15日至2月12日，動筆撰寫《永恒的勝利》（Triumphus Eternitatis）。受歷史使命感的推動，彼特拉克提前實現了與時間的和解，停止了無休止的自我抗爭。

三、彼特拉克的成就和影響

從歷史的角度研究“現代人”彼特拉克，不僅要研究他的自我覺醒，更要探討他所取得的成就。在眾多領域里彼特拉克都有卓越表現，其中最為重要的是開創了人文主義新文化。

彼特拉克是一位古典文化的復興者，他研究古代歷史，開啟了書寫歷史的全新方式。1333年，彼特拉克在法國列日（Liège）發現西塞羅的《為詩人阿齊亞斯辯》（Pro Archia Poeta），?1353年在阿維尼翁從拜占庭使臣尼古拉斯·西格羅斯（Nikolaus Sigeros）手中獲得荷馬的作品。

前者一般被認為是人文復興的開端，后者則喚醒了人文主義者對古希臘作品的閱讀興趣，在他的影響之下，薄伽丘、薩盧塔蒂（Coluccio Salutati）、斐奇諾（Marsilio Ficino）和布魯尼（Leonardo Bruni）都投身于古希臘文化的復興工作。

譬如薄伽丘學習了希臘語，后將《伊利亞特》和《奧德賽》譯成拉丁語。因此，古希臘作品的復興得益于彼特拉克敏銳的觸覺，他以淵博的知識把握住了時代的發展方向，從而從混沌狀態中率先看到了通往光明的路徑。

彼特拉克很早就表示出對古典政治學的興趣。他早期閱讀的范圍以古羅馬作品為主，讀過西塞羅、塞涅卡（Seneca）、瓦萊里烏斯（Valerius）、昆體良（Quintilian）和李維（Livy）的著作。后來他開始寫信給自己最仰慕的古人：西塞羅、塞涅卡、瓦羅、昆體良、李維、賀拉斯（Horace）和維吉爾（Virgil）。

在1345年6月16日寫給西塞羅的信中，彼特拉克表達了將西塞羅視為人生導師的想法，并曾長時間四處尋找西塞羅的書信，希望能從中獲得指引。

隨后在10月19日，他又再次寫信給西塞羅，對他進行了大量褒揚：“西塞羅，雖然你是一個人，但是你說話的時候像演說家，寫作的時候像哲學家。我仰慕你的智慧和口才，前者讓我欽佩，后者讓我震驚，但你的人生才是我的榜樣?！?/p>

除此之外，彼特拉克還表達了對西塞羅《論目的》（De finibus）的喜愛，以及只找到《演說詞》（De oratore）、《學院派》（Academica）和《論法律》（De legibus）殘篇的遺憾。

通過彼特拉克寫給古代作家和朋友的書信，可以看到青年時代的彼特拉克致力于廣泛閱讀古典作家的著作，他閱讀過多達27位古羅馬希臘作家的作品，為他的知識結構奠定了扎實的基礎。

彼特拉克推崇西塞羅的作品，與其反抗中世紀傳統有關。漢斯·巴倫告訴我們：“彼特拉克非常欽佩西塞羅的口才、對文化生活的訓誡、游離于教條主義、迷信和多神論錯誤的做法。在彼特拉克看來，西塞羅提倡的公民精神，正是對中世紀所有傳統的冒犯。在彼特拉克于沃克呂茲（Vaucluse）孤獨中寫成的人文主義作品中，他把西塞羅徒勞而躁動不安的政治生涯與其晚年時富有成效的寧靜，做了比較?！?/p>

彼特拉克是最早把希臘作品視為文藝復興研究對象的學者，他曾跟隨巴拉姆（Barlaam）學習希臘語，可惜沒有取得明顯的效果，但讓他接觸到了柏拉圖和荷馬的作品。

彼特拉克曾寫過一封給荷馬的信，時間是1360年10月9日，此時距離他首次接觸荷馬作品已經有21年之久。寫信的原因是薄伽丘在不久前將巴拉姆的學生列昂丟斯·皮拉圖（Leontius Pilatus）請到佛羅倫薩，后者將一些希臘作品翻譯成拉丁文，這讓彼特拉克重新燃起對古希臘作家的興趣。

在寫給荷馬的信中，彼特拉克表示在接觸到荷馬的書稿后，自己“體會到希臘文化的味道”，讓他看見了“充滿活力的和敏銳的智慧”。雖然翻譯有可能減損原文的魅力，但是荷馬的拉丁譯文仍然讓人喜愛。

同時，彼特拉克也向荷馬說道，無論是在希臘還是在意大利，此時對古希臘文化的了解和對古希臘語的學習都非常匱乏，“你知道在你的國家沒有多少人會古希臘語嗎？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在我們的時代，你的朋友（列昂丟斯·皮拉圖）是全希臘世界唯一懂得古希臘語的人”。

可見，彼特拉克慶幸自己是最早接觸到古希臘文化的學者，但也因為一切剛剛起步，要等待新的文化從黑暗之中逐步復興。

1397年，薩盧塔蒂從君士坦丁堡請來拜占庭學者曼紐爾·赫里索羅拉斯（Manuel Chrysoloras），在佛羅倫薩開設希臘語課程。古代典籍的再發現，讓彼特拉克意識到文化的發展有時會稍稍停頓，但一旦條件成熟，卻又會再現光芒。

在教育方面，彼特拉克視無知為黑暗，視歷史知識為光明。他從文明和信仰的角度來劃分時代。當他站在羅馬廢墟前，在古羅馬偉大文明的反襯下，為當今的羅馬人對歷史的無知感到羞愧，發出“誰會比今天的羅馬市民更不了解羅馬的歷史”的感嘆。

一個時代之所以黑暗，是因為沒有“什么要比無知更加糟糕”。

在回顧最仰慕的詩人西塞羅之死的時候，彼特拉克為西塞羅在基督誕生不久前逝世感到遺憾，因為他沒有看到“錯誤之夜和黑暗的結束，真理曙光和正義的太陽的升起”。

傳統中世紀的觀點是將異教時代視為“黑暗時代”，而彼特拉克開創了新歷史文化論，把對古典時代的無知作為劃分階段的準則，以此區分出古代、黑暗時代和新時代。

彼特拉克在《論自己和他人的無知》中指出，對古典缺乏了解的年輕人自以為掌握了科學知識，卻“不知道我們（彼特拉克）處于光明中，他們卻是在黑暗里蹣跚而行”。此外，德國中世紀史專家特奧多爾·E蒙森（Theodor EMommsen）和阿姆斯特丹大學（University van Amsterdam）倫斯·伯德（Rens Bod）教授也對彼特拉克與黑暗時代進行過討論。

彼特拉克提出了全新的歷史觀。不同于中世紀基督教編年史家將神的時代視為歷史的開端，彼特拉克把“人的時代”或“文明的時代”作為歷史的第一階段。異教古羅馬由于其文明的昌盛，在彼特拉克眼里成為回溯歷史的起點。在彼特拉克所撰寫的第一部歷史學著作《名人傳》（De viris illustribus）中，他采取了不同于以往歷史學家的寫法。中世紀拉丁教父哲羅姆（Jerome）在4世紀也寫作過一部《名人傳》（De viris illustribus），在書中為135位名人作傳。第一位傳主是西門彼得（Simon Petrus），隨后是公義者雅各（Jacobus frater Domini）、馬太（Matthaeus qui et Levi）、達太（Juda frater Jacobi）和保羅（Paulus apostolus），圍繞著基督教世界的重要人物進行書寫。

彼特拉克的《名人傳》則大不相同，他認為“歷史就是對羅馬的贊美”，因為“在偉大的羅馬帝國反襯之下，世界上的其他國家都如同幼稚的游戲和虛空的名字”。

他的《名人傳》按照古羅馬國王的順序撰寫，從開國國王羅慕路斯（Romulus）開始，接著是努馬·龐皮留斯（Numa Pompilius）、圖路斯·荷提里烏斯（Tullus Hostilius）、安古斯·馬奇路斯（Ancus Marcius）和盧修斯·尤尼烏斯·布魯圖斯（Lucius Junius Brutus）。

這種安排，體現出彼特拉克新的人文主義歷史觀。

無論是歷史分期還是歷史書寫的方式，彼特拉克都顯示了開拓新時代的勇氣。史學寫作不再為神權服務，而是要為人民提供道德教化和培養批判精神，

基督教人物也不再是寫作的焦點，人文主義者開始把視線擴大到過去的世界和今天的世界，傳記成為文藝復興時期書寫歷史的主要方式。

彼特拉克在詩歌創作方面的成就，獲得了同時代人的贊揚。1370年，薄伽丘寫道：“在但丁之后，那位杰出的人物，弗朗西斯科·彼特拉克，也就是我的老師，否定了一些作家的原則，這些作家，正如之前已經說過的那樣，幾乎摸不到詩歌的門檻。彼特拉克開始沿著遠古的道路前進，他的內心是如此的堅毅無畏，他的精神是如此的熱情澎湃，他的才能是如此優秀卓越，因此沒有什么能夠阻止他，道路上也沒有什么障礙能夠嚇到他?！?/p>

薄伽丘在稱贊彼特拉克的同時，將他與其他作家比較，突出的是彼特拉克在詩歌方面的改造和創新，以及他堅定的時代精神。作為“文藝復興之父”的彼特拉克，不僅在薄伽丘眼里具有劃時代的偉大貢獻，在19世紀的布克哈特那里更是現代社會的“第一個現代人”。

結 語

作為一個重要和影響深遠的歷史人物，彼特拉克頭銜無數。薄伽丘稱他為“杰出的人物”;馬基雅維里在《君主論》（The Prince）第26章結尾引用了彼特拉克《歌集》（Canzoniere）的第128首詩“我的意大利”（Italia mia）。

歷史學家布克哈特稱其為“第一個現代人”。

如果我們擺脫21世紀“現代性”的羈絆，純然從歷史的角度評價彼特拉克，就會發現：現代、現代性、現代派概念中總是包含著對一個時間構造的解釋。這個構造最基本的二元對立是新與舊。從這個抽象意義上，我們幾乎在任何時代都可能發現所謂現代性問題。比如17世紀法國學院界出現的“古人與今人的爭吵”（Querel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貫穿18世紀的啟蒙與反啟蒙思想斗爭;19至20世紀英美學者關于現代性問題的討論（比如施特勞斯派對“古典”和“自然正當”的推崇，就是對啟蒙以來整個現代性傳統的批判）。這里需要重視的是，真正具有理論意義的現代性議題，一般都表現為新舊之間的激烈沖突，人們應當認識到自己總是處在歷史和傳統的斷裂帶上，或是“厚今薄古”，大力宣揚新時代、新風尚的正當性和優勢（技術的、觀念的、審美的，等等），或是“厚古薄今”，推崇權威、傳統和正統的規范性。

“現代”與“現代性”盡管只是一字之差，卻代表著兩種不同的認知方式。布克哈特距離彼特拉克的時代較近，他的“彼特拉克為第一個現代人”的說法，在19世紀中期是能夠被人接受的。與此相比，21世紀的學者不僅相距彼特拉克時代很遠，而且他們的“現代性”標準，也要明顯高過布克哈特的“現代”標準。這樣，在他們筆下，容易彰顯文藝復興與21世紀社會的沖突。盡管這樣，對彼特拉克“現代性”質疑的說法還是略顯過分，因為生活在14世紀的彼特拉克對21世紀的“現代性”一無所知，他不可能符合這個標準。盡管眾說紛紜，但作為學術詞匯而使用的“現代”和“現代性”，同樣都是無法繞過文藝復興的。很顯然，無論文藝復興時期的理念是拉開了與中世紀的距離，還是與21世紀的“現代性”產生沖突，都必須承認：文藝復興是一個從中世紀邁向現代的重要歷史轉折時期。即便是身處現代社會的人們，也無法否認文藝復興的歷史作用。這是因為，今人身處的時代，正是作為“后文藝復興時代”而存在的。

責任編輯：史海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