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措并舉確保就業大局穩定

蔡昉

近年來，我國城鎮登記失業率多處于4%以下，城鎮調查失業率保持在5%左右，均穩定在較低的水平，標志著我國的就業比較充分。能夠取得比較充分就業的成績單，主要得益于以下幾個方面的因素：第一，經濟增長速度符合潛在增長率，包括勞動力在內的各種生產要素得到了較為充分的利用；第二，服務業、新成長經營主體、新興業態、新型就業形式等吸納了大量就業；第三，政府把就業優先政策納入宏觀政策層面，公共就業服務效果明顯提高。

當前，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對就業的影響，盡快恢復并穩定就業，實現全年的就業目標，也需要從上述三個方面著手，既要著眼于從前兩個方面補回損失，也需要政府完善積極就業政策并啟動超常規機制。

穩定經濟增長，激發要素市場活躍度

近年來我國經濟增長的構成因素發生了很大變化。從需求“三駕馬車”來看，居民消費的貢獻率超過了40%；從產業構成來看，第三產業貢獻率超過了60%。疫情沖擊導致消費下降，服務業需求減少，不可避免地會拉低同一時期的經濟增長速度。此外，春節后勞動力返城、到崗和復工的比率不足，導致疫情的不利影響進一步擴大到第二產業，進一步使實現全年經濟社會發展預期目標，包括就業目標，面臨挑戰。

就業是民生之本，不能有須臾的停頓。當前最需要關注的是盡快克服疫情影響，及時復工復產，穩定經濟增長，確保實現今年的預定就業目標。這就需要在中央統一部署和協調之下，根據各地的疫情程度，分地區、有差異地確定疫情防控的力度和方式。從全國來說，應該有序恢復正常的交通、物流以及人員流動，讓商品、物資、人員各就其位，使生產經營活動逐漸進入充分運轉模式。進而分類推動產品市場復蘇，從促進消費入手帶動第三產業和第二產業恢復就業。一是確?！懊状印薄安嘶@子”等基本生活品的充分供給和價格穩定，在恢復消費的同時帶動就業增長；二是鼓勵新產品和服務領域的發展，釋放與健康生活相關的消費潛力，增加新的就業；三是積極推動線上交易，帶動線下交易，促進市場恢復活力；四是適度刺激大宗商品和耐用消費品的購買，帶動經濟增長。

促進產業復蘇和新業態成長

保持就業需要盡快恢復經濟活動，促進經濟增長既要加快需求復蘇形成拉動力，也要推動生產要素匯聚形成驅動力。一般來說，居民消費是根據穩定性收入及其增長趨勢，在家庭預算約束內進行的。根據以往的經驗，突發性事件造成的消費損失可通過沖擊后的補償性消費予以彌補。例如，2003年“非典”導致當年第二季度消費低迷，然而，居民在下半年乃至第二年的消費實現了超常增長，具有明顯的補償性。如今我國消費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和娛樂等方面的支出已占到全部消費的四分之一，其他類別的消費也有較大部分是在外出中進行。疫情發生時，這類消費往往首當其沖受到影響，雖然之后可以得到恢復，但已經造成的損失卻無法全部挽回。因此，挖掘消費潛力，還需要關注那些需求具有可替代性和可引導性的領域。為此，從深度和廣度上推動第三產業的業態創新至為重要。近年來，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創造出了許多新的商業模式和消費平臺，同時也促進了快遞業等業態的發展，增加了就業崗位。在打好復工復產、穩定就業和保障民生攻堅戰的過程中，應該進一步充分發揮這種新模式、新業態的作用。

我國吸納就業的產業構成已經發生了突出的變化。在第一產業的勞動力繼續向非農就業轉移的同時，第二產業就業人數也開始減少，第三產業是唯一繼續保持就業增長因而就業彈性為正數的產業。當前穩定和擴大就業，需要從這個現實出發，一方面努力加快第三產業的恢復，并爭取這個產業全年取得超常增長；另一方面挖掘第二產業特別是制造業的增長潛力，通過提高就業彈性最大限度發揮其吸納就業的作用。

隨著勞動力成本優勢的逐漸喪失，我國制造業發生了兩個變化：一是大量處于價值鏈低端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向海外轉移，二是廣泛應用資本替代勞動的技術，提高了制造業的資本密集度。這導致從2006年以來我國制造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以及近年來制造業的就業彈性轉為負值。第三產業比重提高和制造業升級優化固然是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向，但是，鑒于我國發展水平和資源稟賦在區域間、產業間的不平衡特征，產業結構也需要具有多樣性。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我國的制造業都應該在全球價值鏈從低到高的各個節點占有自己的位置。

因此，穩定制造業比重和扭轉制造業就業彈性為負的趨勢，本來就是我們在新的經濟發展階段進行產業結構調整的題中應有之義。在應對疫情對經濟和就業沖擊的過程中，應該采取有力的措施朝這個方向努力。針對這次疫情可能導致的產業鏈中斷、企業外遷，特別是造成一批中小微企業難以為繼的情況，政府已經出臺了一系列超常規的政策扶助措施，旨在減輕企業負擔，促進其盡快恢復生產經營常態。與此同時，還應采取切實措施，把促進復工復產的短期幫扶措施與穩定制造業比重和提高制造業就業彈性的長期目標結合起來，借這次機會從機制上根本破解中小微企業長期面臨的融資難、融資貴等發展難題。

近年來，我國的營商環境顯著改善，新成長的經營主體如雨后春筍般增加，2019年平均每天新增登記企業達到1.99萬個，絕大多數為中小微企業。這種創業活動的高度活躍性，是我國連續七年能夠保持每年新增城鎮就業超過1300萬的重要原因之一。一般來說，每年第一季度新增城鎮就業人數占全年總量的比例在24%左右。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一季度的就業數量顯著下降，對全年就業增長產生了不利影響。因此，進一步簡政放權，改善營商環境，同時采取強有力的扶持手段促進大眾創業，是把全年就業損失降到最低程度的關鍵之舉。

實施超常規的積極就業政策

在20世紀90年代末應對亞洲金融危機的過程中，我國實施了一系列積極的應對政策，有效地解決了城鎮職工下崗失業問題，促進了勞動力的就業和再就業，政府積極就業政策體系從此形成。為了化解2008年—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影響，黨中央、國務院提出實施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通過“保就業”成功地實現了“保增長、保民生、保穩定”的目標。應對這次新冠肺炎疫情對就業的短暫而強烈的沖擊，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也應該包含更多超常規的措施，通過穩定就業更好地保障民生。

首先，堅持把就業優先政策納入宏觀政策層面。這就要求把就業狀況作為確定宏觀經濟政策方向和力度的依據。城鎮調查失業率指標自發布以來，一直保持在5%左右相對穩定的水平。因此，可以把這個水平看作是就業比較充分的表現。按照定義，充分就業時的失業率就是自然失業率，沒有周期性沖擊因素；同時也說明經濟增長率符合潛在增長能力。

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對就業的沖擊，在按照政府的部署積極推動農民工返城到崗之后，最大限度減小就業損失的著眼點，應該是努力使調查失業率全年不突破5.5%的預期目標。為此，當前的宏觀經濟政策應該轉向相對擴張或更加積極的水平。貨幣政策應同時針對供給和需求兩側的沖擊，強化逆周期調節力度，金融機構加大支持力度，精準解決中小微企業的融資困難。財政政策應在2019年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大減稅降費的力度，在向中小微企業傾斜減負的同時，財政還應有特殊的紓困安排。工程建設投資應在堅持補短板和優化結構的基礎上，最大限度促進中小微企業恢復活力，通過乘數效應帶動就業。

其次，實施更有針對性、更加精準的公共就業服務。這次就業沖擊的特殊之處在于，沖擊既來自投資、消費和出口疲軟造成的需求側，也來自開工不足甚至局部產業鏈條斷裂的供給側。因此，需要更加積極地拓展公共就業服務的深度和廣度，進一步提高政策措施的針對性和精準度。一是把擴大社會政策托底范圍和促進就業的措施有機結合起來。近年來我國失業保險金形成較大規模的累計結余，在足額給付保險金以及用于穩企援崗的做法之外，還應將其用于支持農民工返城到崗所需的必要補貼。二是通過培訓和提供崗位中介提高勞動力供需之間的匹配度，以降低摩擦性失業。三是通過支持企業實行員工儲備，或者政府履行“最后雇主”的功能，安排暫時沒有崗位的勞動力進入培訓狀態，同時提供公益性崗位作為過渡措施。這樣，勞動者在轉崗的摩擦期間可以提升技能，降低下一時期遭遇結構性失業沖擊的概率。

（摘自2月28日《光明日報》。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學術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