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明成祖為元順帝遺腹子的傳說
——相關研究述評及其所反映的歷史觀

希都日古（內蒙古大學）

17世紀蒙古編年史佚名《黃金史綱》（《小黃金史》）、羅桑丹津《黃金史》（《大黃金史》）、薩岡徹辰《蒙古源流》等都記載了明成祖生母是弘吉剌氏，也就是說，明成祖是元順帝的遺腹子。[1]朱風、賈敬顏譯：《漢譯蒙古黃金史綱》，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6 頁；札奇斯欽譯注：《蒙古黃金史譯注》，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1979年版，第186—187 頁；薩岡徹辰：《蒙古源流》卷8，見烏蘭：《〈蒙古源流〉研究》譯文與注釋，第八卷，遼寧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474—475 頁。善巴《阿薩喇克其史》，漢譯文見烏云畢力格：《〈阿薩喇克其史〉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06 頁。

成書于17世紀初的佚名《黃金史綱》（《小黃金史》），即《漢譯蒙古黃金史綱》說：

當彼之帝位被奪之際，烏哈噶圖可汗的弘吉剌哈屯已懷孕三月，那哈屯以匿于甕而落下了，漢人呼甕為“缸”，蒙古則名之為“博通”，彼哈屯為漢人朱洪武皇帝所收納，哈屯心想：“如分娩于七月之后，必以敵人之子而被加害；若分娩在十月之后，當視作己子而免于難，愿天父憐憫，再添三個月，湊足十個月吧！”如此祈禱度日，上蒼垂恩，于十三個月上，生下一子。洪武皇帝的漢后也誕育了一個兒子。此時，洪武皇帝曾夢見二龍搏斗而西龍乃為東龍所勝，敕令筮者卜其吉兇。筮者說：“此非二龍，而為君之二子。居西者，屬漢后之子；其東者，則蒙古哈屯之子將繼君之寶座而享有天命?！睂哒叩脑?，洪武皇帝不加辨別，以為“雖系后嗣，但母為敵人之后妃，此人生下的孩子，如即我位，顯然不好”。于是驅逐出宮，在長城外面替他修造了庫克和坦，住了下來。[1]寶力高校注：《諸汗源流〈黃金史綱〉》（蒙古文），內蒙古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04—106 頁；朱風、賈敬顏譯：《漢譯蒙古黃金史綱》，第46 頁。

羅桑丹津《黃金史》（《大黃金史》）則與此基本相同：

當社稷淪亡的時候，烏哈噶圖可汗的翁吉剌惕夫人正懷著三個月的孕。那位夫人就藏在［一個］甕里。那個甕漢語叫作“缸”。蒙古語作botong。漢族的朱洪武可汗娶了那個夫人，［留他］住在宮里。那個漢人（此處應作夫人—引者）想，如過了七個月就生產的話，［必］是敵人的兒子，就［把他］殺掉；若是過了十個月［才］生產，就是自己的兒子，不可胡作非為。夫人就［暗中］祈禱說：“我們的天父??！請你垂恩，給加添三個月，叫過十個月［再生下來］吧！”上天垂恩，果然過了十三個月，才生一個男孩兒，朱洪武可汗的漢族夫人［也］生了一個男兒。

洪武可汗做了一個夢，夢見有兩條龍相斗。北邊的龍勝過了南邊的龍。就叫卜者解說：“我這夢是吉還是兇呢？”卜者說：“那不是兩條龍，是你的兩個兒子。南邊的龍是漢族夫人的兒子。北邊的龍是蒙古夫人的兒子，［他］有坐你汗位的命運?！睘榱瞬氛叩脑?，洪武可汗就想：“雖然同樣都是［我的］子嗣，可是他的母親，曾是敵人的夫人，由她生的兒子來坐我的汗位，實在不好?！本徒校鬯輳膶m里出去，在長城的末尾，建造呼和—浩塔（K?ke Khota）城住在那里。[1]羅桑丹津：《黃金史》（蒙古文《大黃金史》），原件影印本，蒙古國國家出版社1990年版，第138b—139b 頁；札奇斯欽譯注：《蒙古黃金史譯注》，第186—187 頁。

薩岡徹辰《蒙古源流》卷八說：

卻說從前，漢人朱哥官人于戊申年從蒙古的妥歡貼睦爾·烏哈篤皇帝手中奪取了大都城，并于［同一］戊申年即了皇位，時年二十五歲，稱“大明朱洪武皇帝”。烏哈篤皇帝的第三夫人是弘吉剌氏脫脫太師的女兒，名叫格咧勒臺皇后，［她］在懷孕七個月的時候與［丈夫］失散，遺落［敵手］，被洪武皇帝收去。過了三個月，就在那戊申年生下了［一個］兒子。朱洪武降旨說：“從前，天命之主曾對我多加疼愛?，F在，不管這個孩子是他的，還是我的，都應該以善行報善德，我要［把他］當作自己的兒子。你們誰也不許歧視！”就這樣當成了自己的兒子。他的另一個漢人皇后［生］的兒子是朱大爺，［洪武皇帝］共有兩個兒子。

朱洪武皇帝執政三十一年，戊寅年崩，享年五十五歲。此后，漢人的大小官員們商議說：“盡管蒙古皇后的兒子是長子，但［畢竟］是外人的后裔，因此他長大成人之后，說不定會向漢人復仇。漢人皇后的兒子雖然是弟弟，但因為是［洪武皇帝］自己的兒子，所以應該立他為皇帝?！?朱大爺生于庚戌年，于戊寅年被扶立為皇帝，時年二十九歲。他在位四個月十八天，于同一戊寅年崩。

他沒有子嗣。因此蒙古皇后的兒子永樂王子于己卯年即了皇位，時年三十二歲。[1]薩岡徹辰著，策·納散巴拉珠爾匯校：《蒙古源流》（蒙古文），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52—556 頁；烏蘭：《〈蒙古源流〉研究》譯文與注釋，第八卷，第474—475 頁。

成書于17世紀后半葉的善巴著《阿薩喇克其史》所記述的這個傳說的內容與兩部《黃金史》完全相同：

失國之際，烏哈篤合罕的翁吉剌惕氏皇后已有三個月身孕。當漢軍攻入［宮內］時，［皇后］藏在一口“博通”里，沒有能逃出去?，F在漢人稱“博通”為“缸”。漢人的朱洪武皇帝收納了那位皇后，即了皇位。那位皇后心里祈禱：“如果我過七個月后就生產，孩子必將以敵人之遺腹子而被害。愿蒼天發慈悲，［讓我］足十三個月后分娩！”［皇后］十三個月而生［一男孩兒］。洪武皇帝的漢人皇后［也］生了一個兒子。洪武帝夢見兩條龍互相搏斗，而且東龍戰勝了西龍。于是，敕令巫者卜吉兇。巫者說：“您所夢見的并非兩條龍，而是您的兩個兒子。西龍為漢人皇后所生之子，東龍為蒙古皇后所生之子。蒙古皇后所生之子享有天命，將會即您的皇位！洪武皇帝心想，雖然都是我自己的兒子，但［其中之一的］母親是敵人的皇后，他如果即我的皇位，顯然不好。于是讓他出宮，在長城外筑造可苛合托城，讓蒙古皇后所生的兒子在那里居住?！盵1]烏云畢力格：《〈阿薩喇克其史〉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06 頁；烏云畢力格：《〈阿薩喇克其史〉研究》第四部附錄《阿薩喇克其史》（蒙古文文本影?。?，第276—277 頁。

朱棣是否為元順帝遺腹子，為什么產生如此荒誕不經的傳說，其生母究竟為蒙古人還是漢人？20世紀30年代以來一批著名學者如傅斯年、朱希祖、李晉華、吳晗、邵循正等引發了一場激烈的學術爭論。[2]傅斯年：《明成祖生母記疑》、《跋〈明成祖生母問題匯證〉—并答朱希祖先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 本第4 分，1931年，第406—414 頁；第6 本第1 分，1936年，第79—86 頁。朱希祖：《明成祖生母記疑辯》，《國立中山大學文史學研究所月刊》1933年第1 期，第1—13 頁；《再駁明成祖生母為碽妃說》，《東方雜志》1936年第12 號，第5—19 頁。吳晗：《明成祖生母考》，《清華學報》1935年第3 期，第631—646 頁。李晉華：《明懿文太子生母考》、《明成祖生母問題匯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 本第1 分，1936年，第45—53、55—77 頁。J.S.Shaw(邵循正),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Curious Theory of the Mongol Blood in the Veins of the Ming Emperors”,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s Review, 20.4.1937,pp.492-498.（邵循正：《明朝皇帝具有蒙古血統血緣的傾向這一奇異理論的歷史意義》[英文]，《中國社會與政治科學評論》1937年第4 期，第492—498 頁）周清澍：《明成祖生母弘吉剌氏所反映的天命觀》，《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7年第3 期；此文后收入氏著：《元蒙史札》，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495—525 頁。

傅斯年與朱希祖在明成祖的生母問題上有不同的看法，并就這一問題展開了爭鳴。先是傅斯年撰寫了一篇《明成祖生母記疑》[1]傅斯年：《明成祖生母記疑》，《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 本第4 分，1931年。此文后分別收入劉夢溪主編中國現代學術經典《傅斯年卷》，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年版，第175—186 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論文類編》（歷史編·明清卷）第一冊，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33—41 頁。的論文。他在該文的篇首前言說：

民國十八年冬，北平一不相熟之書肆攜一抄本求售，凡二三十葉，而索價奇昂。其中所記皆雜鈔明代筆記之類，不能自成一書，詢朱逷先先生此書何如，朱先生謂其皆是零抄他處者，仍應以原書為準，遂還一價，而余赴京，兩月歸來，此書已為原主取回，今日思之，殊覺可惜。其中有一節，亦抄自明人筆記者，記明成祖生母事甚詳，大致謂作者與周王府中人相熟，府中傳說，成祖與周王同母，皆非高后產也，故齊、黃削藩時，周王受責最重，而燕王自感不安者愈深，及燕王戰勝入京，與周王相持痛哭，其后周王驕侈，終為保全，而恩澤所及最重。又記時人侈言成祖實元順帝之高麗妃所遺之子，并記當時民間歌謠，七言成句，末語謂三十五年，仍是胡人之天下云云，蓋靖難進行革除之后，用洪武三十五年之號也，以上是此時尚可追想者，其他不及記憶矣。近讀《廣陽雜記》等，重見此事，以為甚可注意，再向書肆求此冊，則以事隔一年有半，并忘其為何肆送來，費兩日力?？酂o頭緒可尋，原抄錄自何書，當時匆匆南行，亦未記下，自己抄寫不勤，史料輕輕放過，實不可自恕，記之以志吾過耳。

此段篇首所記說，民國十八年（1929）冬，在北平有一個書商向他推銷一本雜抄明代筆記的抄本書，共二三十葉，但索價很高，對這個書的史料價值他還向朱希祖詢問過，朱希祖謂其皆零抄他處者，仍應以原書為準。于是就向書商討價還價而未買下。兩個月后想買時卻無從得到了，感到很惋惜。內中記明成祖生母事甚詳，大致是說“作者與周王府中人相熟，府中傳說，成祖與周王同母，皆非高后產也”。以后讀劉獻廷《廣陽雜記》等又發現類似的記述，于是就注意了這個問題。陳寅恪先生告訴他這種說法還見于《明詩綜》、《陶庵夢憶》等書。根據這些材料，他撰寫了這篇論文。在這篇文章中，傅斯年對疑點較多的明成祖生母詳加考證，認為官書失之諱，私記失之誣，皆不足盡信。明成祖生于碽妃，養于高后。碽氏為賤妾，故不彰也。至于碽氏是何人，傅斯年只是做了推論，說她肯定不是漢人，而可能是蒙古人、高麗人甚至是色目人，并斷然否定了碽妃是元順帝的妃子，明成祖是元順帝之子的說法。根據對各種文獻的考證，傅斯年提出碽妃為明成祖生母的觀點。

朱希祖讀到該文后，對傅斯年的觀點并不贊同，于是作了《明成祖生母記疑辯》，隨即引起了對這個問題的爭論。朱希祖在文中對傅斯年確信《南京太常寺志》，斷定成祖非高皇后子，而為碽妃子，特為高皇后養子耳，因之懿文太子及秦晉二王，亦非高皇后子，而不信《明實錄》及《玉牒》的做法表示懷疑，專門制作了《南京太常寺志》（據談遷《棗林雜俎·彤管篇》所引）與《明史·諸王列傳》（《王世貞別集·同姓諸王表》同）明太祖諸子之生母對照表，結果發現四條可疑之處，即：明太祖二十六子，《南京太常寺志》僅知有二十子，而周、蜀、慶、岷、趙五王及皇子楠，皆不載其生母，一可疑也。自楚王以下十六子，不知其母姓氏，二可疑也。有位號之妃，僅載李淑妃，其他以皇妃、皇貴妃、皇貴人、皇美人為次，《明史·后妃傳》云：“諸妃位號，取賢、淑、莊、敬、惠、順、康、寧為稱?！鄙又?，除李淑妃外，豈一概無位號耶，三可疑也。馬皇后無子，取他妃之子，以為己子，故《南京太常寺志》存其真，取懿文皇太子及秦晉二王屬之李淑妃生，成祖文皇帝屬之碽妃生，一矯《玉牒》及實錄之誣；然其他十六王，《玉牒》所載其生母，豈皆誣耶！何《太常寺志》皆不與之相同也，四可疑也。[1]朱希祖：《明成祖生母記疑辯》，《國立中山大學文史學研究所月刊》1933年第2 卷第1 期；此文后收入朱希祖著，周文玖選編：《朱希祖文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61—275 頁。有此四疑，于是復核他書，復有四疑：（一）疑高皇后無子之說似不足信也；（二）疑周王非成祖同母弟之說不足信也；（三）疑碽妃即《廣陽雜記》之甕妃，亦即《蒙古源流》之洪吉喇氏也；（四）疑天啟《南京太常寺志》之不根據典禮也。[2]朱希祖：《明成祖生母記疑辯》，《國立中山大學文史學研究所月刊》1933年第2 卷第1 期，見朱希祖著，周文玖編：《朱希祖文存》，第261—275 頁。由于原文過于冗長，茲不具錄。

吳晗撰寫了《明成祖生母考》，支持傅斯年的觀點，反駁朱希祖；李晉華撰作了兩篇論文《明懿文太子生母考》、《明成祖生母問題匯證》[3]李晉華：《明懿文太子生母考》、《明成祖生母問題匯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 本第1 分，第45—53 頁、第55—77 頁，1936年。此兩篇論文，后都收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論文類編》（歷史編·明清卷）第一冊，第121—129 頁；第131—153 頁。，也是贊同傅斯年，反駁朱希祖；傅斯年則在李晉華文的基礎上又作了《跋〈明成祖生母問題匯證〉—并答朱希祖先生》[4]傅斯年：《跋〈明成祖生母問題匯證〉—并答朱希祖先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 本第1 分，1936年；此文后收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論文類編》（歷史編·明清卷）第一冊，第155—162 頁。。李晉華《明懿文太子生母考》一文，分為一、敘言；二、吳晗“高皇后無子”說節要；三、乙未以前太祖無納妾可能；四、高皇后生懿文太子于太平陳迪家；五、李淑妃不生懿文太子等五個部分。李晉華的另一篇《明成祖生母問題匯證》論文，則分為上下篇，上篇：一、記太祖諸子生母異同諸說；二、傅孟真先生《明成祖生母記疑》提要；三、朱希祖先生《明成祖生母記疑辯》提要。下篇：一、太祖早年納妃之多；二、太祖曾納庚申帝妃；三、燕周同母說之由來及其影響；四、碽妃生成祖及碽妃、汪妃、甕妃之異同；五、國史《玉牒》與《南太常志》（即《南京太常寺志》?！P者）乖反及《南太常志》不言周王所出之原因。李晉華的兩篇文章和傅斯年答朱希祖之文都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 本第1 分冊上發表，于是朱希祖又寫了一篇《再駁明成祖生母為碽妃說》，予以駁斥。

傅斯年在閱讀朱希祖的《明成祖生母記疑辯》一文之后，一方面深感其持論之從正，尤感其教誨之義；另一方面，仍不能為其折服，放棄己說。但在一些問題上兩人也有相同的看法，如他們都認為《蒙古源流》之不可信，燕周異母之不可信等。傅斯年在《跋〈明成祖生母問題匯證〉—并答朱希祖先生》一文中，從方法論上委婉地對朱希祖提出批評說：“朱先生深信《明史》，深信《明實錄》，此自為史學家持正之立場。然私書不盡失之誣，官書不盡免于諱。果非官書不取，涑水無須采小說撰《考異》矣?！比缓?，對自己的論點又增加了一些新的材料，如將李清《三垣筆記》、潘力田《國史考異》與沈若霖編的《南京太常寺志》對照，說明《南京太常寺志》的史料價值的可靠性；斷定李清的《三垣筆記》對孝陵奉先殿位序的記述是正確的，而張岱的《陶庵夢憶》中的記述有誤。天啟年間沈若霖所撰《南京太常寺志》是明成祖生母為碽妃的主要根據，因《南京太常寺志》已佚，王鴻緒已不及睹，只是從前人的引用中得其片斷而已。今若可見，此等細節上的疑問可以一掃而定。

朱希祖的《再駁明成祖生母為碽妃說》是一篇更長的辯論文章，該文首先介紹了這個問題的由來，然后分幾步，論證己說：一、自申前辯；二、答吳晗君；三、答傅斯年君；四、答李晉華君；五、辯過信官書。其中以對傅斯年的答辯篇幅為最長。他說，傅斯年文中有兩大謬誤：其一，誤以《天潢玉牒》與《皇明玉牒》為一；其二，誤以孝陵饗（享）殿與南京奉先殿為一，此當糾正者也。他對文獻版本的源流做了較多的梳理。由此可見，他對明代的禮制、掌故更為熟悉，所掌握的文獻資料更多。他的結論仍然是明成祖的生母是馬皇后，所謂碽妃并不存在。在蒙古文文獻中，《蒙古源流》的洪吉喇氏，在漢文文獻中，劉獻廷《廣陽雜記》的甕妃，天啟《南京太常寺志》的碽妃，都是洪吉喇氏的簡譯，是轉譯過程中出現的差異，說的其實是一個人，均不足為信。三書的成書次第：“然則此三書之成，《南京太常寺志》最早，在天啟三年；《蒙古源流》次之，在天啟五年（朱氏此說明顯有誤，《蒙古源流》的成書年代應該是康熙元年1662年?！P者）；《廣陽雜記》最后，在清初。而明成祖生母之傳說，則蒙古最先，北京次之，南京又次之?！盵1]朱希祖：《再駁明成祖生母為碽妃說》（附：明成祖生母洪吉喇氏、碽妃、甕妃三說發生之次敘考），《東方雜志》1936年第12 號；此文后收入朱希祖著，周文玖選編：《朱希祖文存》，第276—303 頁。當然，朱希祖的這些論斷也有推斷的成分。但他也找到了一條很有力的證據，即他在南京雨花臺調查古跡時，發現的一個石碑，石碑刻有“宣武將軍僉廣武衛指揮使司驃騎將軍僉都督府事李公神道碑銘”，朱希祖斷定這個碑就是明太祖李淑妃之父李杰的碑。從碑銘中推斷，李淑妃與懿文太子年歲相若，絕不是母子關系，《南京太常寺志》之說李淑妃是懿文太子的生母顯而易見不能成立，故《南京太常寺志》在這方面的可靠性就值得懷疑，與此相關的明成祖生母為碽妃說也因此不足為信。這里必須特別留意的一點是，朱希祖前文《明成祖生母記疑辯》已明確指出《南京太常寺志》有兩種：一為明嘉靖時汪宗元撰，凡十卷；一為天啟三年沈若霖撰，凡四十卷。爭鳴的關鍵在于汪宗元撰《南京太常寺志》朱氏未能目睹，而沈若霖撰《南京太常寺志》亦輾轉傳抄并非原件原書。

如果從當時雙方辯論的人數上看，傅斯年他們略微占有優勢，不僅他們三位青年史學家，即傅斯年、吳晗、李晉華如此主張，就是老一輩史學家孟森也持這個觀點。孟森相信夏燮（夏嗛父）《明通鑒》的記載，并向傅斯年提供了夏燮《明通鑒》中的相關材料。三位青年史學家在明史方面均有很深的素養，特別是吳晗，已經是當時有較高聲望的明史專家了。當然，正誤不能以人數的多少來定，這次爭論中雙方都有推論，這些推論都有待于文獻的進一步證實。但兩者相較，朱希祖掌握的明代文獻更多，他購買的明代文獻，就私家藏書而言，無人可與其比。從對明代文獻的考辨來看，三位的功力與朱希祖的相比還稍遜一籌。朱希祖的文章發表后，未見傅斯年等再發表辯論文章，是被朱希祖的論證折服，還是因抗戰爆發而無暇再寫就不好說了。[1]周文玖：《論傅斯年、朱希祖、朱謙之的學術關系》，見布占祥、馬亮寬主編：《傅斯年與中國文化—“傅斯年與中國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06 頁。

傅斯年、李晉華都認為成祖之生母為碽妃，而不是馬皇后。朱希祖則持相反的意見?？梢哉f當時的學術界傾向碽妃為成祖生母說，而邵循正先生以英文撰寫《明朝皇帝具有蒙古血統血緣的傾向這一奇異理論的歷史意義》一文，探討永樂帝的血緣，肯定碽妃不是元順帝的皇后，而是明太祖一名屬于弘吉剌部的蒙古妃子。[2]J.S.Shaw (邵循正),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Curious Theory of the Mongol Blood in the Veins of the Ming Emperors”,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s Review, 20.4.1937, pp.492-498.鄭天挺先生在其《明史講義》中也指出：“案：成祖崩于永樂二十二年七月，年六十五，應生于元順帝至正二十年，其時太祖方與陳友諒角逐未至大都也。太祖于洪武九年十月命秦、晉、燕、吳、楚諸王治兵鳳陽（《明史》二），如依《蒙古源流》說則燕王僅九歲，烏能治兵哉？”[3]鄭天挺：《鄭天挺明史講義》上冊，中華書局2017年版，第299 頁。

除此之外，明成祖為元順帝遺腹子的傳說，又引起了國外蒙古學界的注意。20世紀40年代日本學者小林高四郎的日譯本《蒙古黃金史》（《小黃金史》—筆者）一書以及山本守的一篇論文《永樂帝と建文帝—永樂帝と蒙古伝記》（《永樂帝與建文帝—永樂帝與蒙古傳記》），對這個蒙古傳說都有所探討。[4]小林高四郎日譯本《蒙古黃金史》（蒙古民族古典）第91 頁注3 說：“關于明永樂帝為順帝弘吉剌妃之子的傳說，在中國李晉華、傅斯年、朱希祖等做些論考，是一個有名的事件，也見于田清波神父的《鄂爾多斯口碑集》133 頁第39。中國文獻方面的最初記載見于明朝劉獻廷《廣陽雜記》卷2，據田清波神父，這是由中國流傳到蒙古的傳說?！保ㄉ钌?941年版）〔日〕山本守：《永樂帝と建文帝—永樂帝と蒙古伝記》，見《遼東の珠》，滿洲時代社1944年版，第107—117 頁。20世紀50年代，前蘇聯學者普齊科夫斯基在《13—17世紀蒙古封建時期史學》一文中指出：“這個傳說（指永樂帝為元順帝遺腹子的傳說—引者）的目的是要證實明朝皇帝源自于蒙古皇帝，而且是他們血統的繼承人?！盵1]〔蘇聯〕普齊科夫斯基：《13—17世紀蒙古封建時期史學》（俄文），《東方學研究所學術札記》1953年第6 卷。漢譯文參見龔方震譯：《史學譯叢》第5 期，科學出版社1956年版。20世紀90年代，日本兩位青年學者永井匠、井上治依然關注這個與永樂帝相關的蒙古傳說。他們在合寫的論文《〈初期（一七世紀初—一八世紀前半）モンゴル文年代記〉の口承文蕓の特征と史料價值》（《〈初期（17世紀初—18世紀前半葉）蒙古文編年史〉的口頭傳承文藝的特征及史料價值》）中說：“永樂皇帝的傳說盡管荒唐無稽，但不能忘記與此有關的史實的存在。也就是大都的陷落與靖難之變（靖難之役?！P者）。還有《明史·韃靼傳》洪武三年條有元朝的皇妃被明朝捕獲的傳聞。此類歷史傳說故事的記述，雖說不是淹沒整部編年史，但至少存在一定篇幅的民間傳說故事的記述。然而考慮到確認與前揭傳說相關的史實，而那種民間傳說故事大多數以史實為基礎，因此我們認為并非完全毫無根據的杜撰?！盵2]〔日〕永井匠、井上治：《〈初期（一七世紀初—一八世紀前半）モンゴル文年代記〉の口承文蕓の特征と史料價值》，早稻田大學東洋史懇話會編：《史滴》1993年第14 號。

這里不可忽略的一點是，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有些蒙古學家從蒙古文歷史文獻整理研究的角度，在其文獻譯注類成果中提到上述那場曠日持久的學術爭論。眾所周知，蒙古史學界碩學前輩，如札奇斯欽和喬吉兩位先生都曾整理研究羅桑丹津《黃金史》（《大黃金史》）一書。

譬如，札奇斯欽譯注《蒙古黃金史譯注》說：“關于這一段傳說傅斯年先生于民國二十一年在《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集刊》第二本第四分發表《明成祖生母記疑》一文。其后朱希祖氏又在《中山大學文史月刊》二卷一期發表《明成祖生母記疑辯》一文。民國二十五年三月，李晉華氏又在《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集刊》第六本第一分發表《明成祖生母問題匯證》一文，同時在同一刊物上，傅氏又發表了《跋〈明成祖生母問題匯證〉—并答朱希祖先生》一文。傅、李兩氏認為成祖之生母為碽妃，而非高皇后。朱氏則持相反的意見。傅、李兩氏所引證的史料極詳，惜朱氏之原文此間無法讀到，頗覺悵然。小林高四郎氏在他的日譯《蒙古黃金史》第九十一頁注三中也略提到上述的一些論說，同時他更說到田清波（A.Mostaert）神甫所編著的《鄂爾多斯口碑集》（《鄂爾多斯地區口碑文學集》）133 頁第39 亦有記載，并謂田氏以為這是從內地流入蒙古的傳說?？上н@本書此間無從借閱?！秳俳虒殶簟返挠涊d也大致相同。（見日譯本《蒙古喇嘛教史》八六頁至八八頁）”[1]札奇斯欽譯注：《蒙古黃金史譯注》，第188 頁。

又譬如，喬吉校注本《黃金史》（蒙古文）也提到這次學術爭論，然后又說：“除此之外，從蒙古有些史籍所說偶爾舉一種，則在北京民族文化宮所收藏的有一部叫作《妥歡貼睦爾合汗失政失國》（蒙古文，編號07755）的文章記載：‘……朱洪武（皇帝）進去妥歡貼睦爾合汗的內宮看則發現其小哈屯（嬪妃）留下，而且那位哈屯年輕貌美，善良賢惠，隨即迎接朱洪武（皇帝）跪拜叩首，并說盡歡愉享樂動聽悅耳之一番話語，朱洪武（皇帝）果真深受感動，并表示朕欲娶此哈屯為妻，其臣僚們雖然以不能以敵人之那可兒當作那可兒為由規勸，但未能奏效，（皇帝）還是娶其為哈屯……話說那位哈屯與妥歡貼睦爾合汗一起生活時就懷有身孕，于是心里想如果將此（孩子）很快就產下，（他們）一定會把（孩子）殺害，幸虧暗中向三寶（梵文Triratna 的意譯，即佛教所謂佛法僧三者?！P者）虔誠靜默祈禱，結果在與朱洪武（皇帝）成婚十二個月后生下一個男孩兒……’此書又講述了一些永樂帝的生長及如何被大明朝排斥歧視之類的故事?！盵1]喬吉校注：《黃金史》（蒙古文），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84—585 頁。此段漢譯文，由筆者漢譯，如果有任何翻譯錯誤文責自負。

20世紀80年代末，著名蒙元史專家周清澍先生在《明成祖生母弘吉剌氏所反映的天命觀》一文中對這個傳說做了詳盡的考證和分析，指出這個傳說是元順帝生父為宋瀛國公之說的復制和再現，它反映了宋朝以來漢地天命觀思想對當時蒙古人的影響。此文明確指出，明成祖的故事，是蒙古編年史的作者在天命觀的指導下，根據明人筆記雜史，加以附會、演繹而成，作為信史寫進書中，再發展為動人的口頭故事。[2]周清澍：《明成祖生母弘吉剌氏說所反映的天命觀》，《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7年第3 期；此文后收入氏著：《元蒙史札》，第495—525 頁。至此，在蒙漢兩地廣泛流傳，長久不衰的這個傳說問題有了最終定論。

烏蘭在《〈蒙古源流〉研究》一書中，分析《蒙古源流》的這一傳說之后說：“據《元史》，妥歡貼睦爾的弘吉剌氏伯顏忽都皇后死于1365年（元至正二十五年），根本不可能在1368年大都失陷時落入朱元璋之手。據《明太祖實錄》，明成祖的生母為高皇后馬氏，他生于1360年（元至正二十年），而不是1368年以后。因此，所謂明成祖（永樂帝）為元惠宗妥歡貼睦爾遺腹子的故事根本不足信。但這種說法在蒙古、明朝都有傳載。蒙古方面，以《源流》的記載最為詳細，兩《黃金史》和《阿薩剌黑齊史》（即善巴著《阿薩喇克其史》?！P者）的內容較為簡略。明朝方面，一種說法源自《南京太常寺志》，以明成祖生母為碽妃；一種說法與蒙古方面的傳說相近，說明成祖生母為甕氏，蒙古人，本元順帝之妃?！盵1]烏蘭：《〈蒙古源流〉研究》，遼寧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501—502 頁，注釋第59 條。

不過國內外史學界對這個傳說本身以及與此緊密相關的鄂爾多斯地區蒙古族民間廣泛流傳的元太子和真太子傳說[2]Antoine Mostaert, Texte Oraux Ordos, 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 No.1, Peiping:Universitatis Catholicae Pekini,1937, pp.133-176.《元太子、真太子的口述故事》，田清波：《鄂爾多斯地區口碑文學集》，輔仁大學出版社1937年版，第133—136 頁。又見日文譯本，磯野富士子譯：《オルドス口碑集：モンゴルの民間伝承》，平凡社1966年版，第32—41 頁。另外，有關在鄂爾多斯地區蒙古人中流行的這一傳說的全文漢譯，參見陳學霖：《蒙古〈永樂帝建造北京城〉故事探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5 本第3 分，2004年；后收入氏著：《明初的人物、史事與傳說》，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的探索討論仍然沒有結束。早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開始，原比利時的天主教圣母圣心會會員，后來移居美國的兩位著名蒙古學家田清波（A.Mostaert，1881—1971）神甫和司律思（H.Serruys，1911—1983）神甫，對該傳說均做過精湛的研究，此處暫不討論，下文論及。實際上，17世紀蒙古編年史的有關永樂帝離奇身世的傳說與產生于鄂爾多斯的這個民間傳說故事這二者之間，既有聯系，又有區別。應該說，后者脫胎于前者，當然其故事情節內容較前者更加豐富曲折，歷經幾個世紀一直吸引著眾多國內外相關學者的關注。

筆者的已故導師亦鄰真（林沉）先生，在20世紀60年代，曾將這個蒙古語的元太子和真太子民間傳說節譯，可惜并未單獨發表，只是給周清澍先生探研明成祖生母弘吉剌氏說的問題時提供了一些史料。[1]周清澍：《明成祖生母弘吉剌氏說所反映的天命觀》，《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7年第3 期；此文后收入氏著：《元蒙史札》，第495—525 頁。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司律思（塞瑞斯）神甫撰寫《關于永樂皇帝生母傳說的一份手稿》一文，探討這個在鄂爾多斯地區蒙古族中廣泛流傳的民間傳說。[2]Henry Serruys, “A Manuscript Version of the Legend of the Mongol Ancestry of the Yunglo Emperor”, in John G.Hangin and U.Onon, eds., Analecta Mongolica, Dedicated to the Seventieth Birthday of Professor Owen Lattimore, Publications of the Mongol Society Occasional Papers 8, Bloomington: Mongol Society, 1972, pp.19-61.（〔美〕亨利·司律思[塞瑞斯]：《關于永樂皇帝生母傳說的一份手稿》，見〔美〕杭錦·貢布扎布和鄂嫩·烏爾恭格編：《蒙古研究—慶祝歐文·拉鐵摩爾教授七十壽辰紀念文集》，《美國蒙古學學會不定期論文集》第八輯，美國蒙古學學會，布魯明敦，1972年，第19—61 頁）另外，在鄂爾多斯地區蒙古人中流行的這一傳說的全文漢譯請參見陳學霖《蒙古〈永樂帝建造北京城〉故事探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5 本第3 分，2004年。后收入氏著：《明初的人物、史事與傳說》，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20世紀90年代，已故美籍華裔學者陳學霖先生曾撰文指出：“這個流言縱系子虛，但對元亡后的蒙古族有特殊意義，意即元廷雖亡，然當今明朝皇帝實系蒙古苗裔，因此并未絕統，也許是一種補嘗心理的表現，所以流傳不絕?！盵3]〔美〕陳學霖：《蒙古“箭程劃地界”習俗考索》，臺北漢學研究中心編：《漢學研究》1994年第2 期；后收入氏著：《史林漫識》，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20 頁。后來，其另一篇《劉伯溫與“八月十五殺韃子”故事考溯》一文，又有與此基本上相同的論斷：“這個流言縱系子虛無稽，但對蒙古族有特殊的意義，意即元廷雖亡，但當今明朝皇帝實系蒙古遺裔，因此并未絕統，也許是一種補嘗心理的表現，所以流傳不絕?！盵4]〔美〕陳學霖：《劉伯溫與“八月十五殺韃子”故事考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4年第46 期；后收入氏著：《明初的人物、史事與傳說》，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248—293 頁。除以上兩篇之外，陳學霖先生的又一篇十分精湛的力作《蒙古〈永樂帝建造北京城〉故事探源》一文[1]〔美〕陳學霖：《蒙古〈永樂帝建造北京城〉故事探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5 本第3 分，2004年；后收入氏著：《明初的人物、史事與傳說》，第286 頁。，將比利時的昂突瓦耐·莫斯特爾（田清波神甫）從鄂爾多斯搜集到的明永樂皇帝建造北京城故事的蒙古文文獻《大明永樂皇帝如何建造北京城的故事—元太子、真太子》的全文譯成漢文，并結合17世紀蒙古編年史所記述的明成祖為元順帝遺腹子的傳說，根據元明兩代歷史文獻，包括野史筆記及民間留存相關傳說資料，縝密詳盡地探討了蒙古族的這一傳奇故事的來龍去脈及蒙漢民俗交流中的特殊意義。這件題名《大明永樂皇帝如何建造北京城的故事—元太子、真太子》的蒙古文抄本，講述的是蒙古自17世紀以來流傳的關于元朝末帝妥歡帖睦爾合汗，在明朝朱洪武的大軍攻破大都城逃回漠北而終，其已懷孕的小皇后下嫁明太祖后誕生其子，命名“元太子”，又為明朝皇帝再生一個兒子，命名“真太子”，兩位太子不斷斗爭而產生驚天動地事端的歷史傳奇故事。這一歷史傳說交匯錯綜復雜的故事，以蒙古流行永樂帝為妥歡帖睦爾合汗遺腹子的傳說，糅合明太祖第四子燕王朱棣起兵發動靖難之役，其侄子建文帝朱允炆于南京宮中焚死，自立為永樂皇帝的歷史為架構，從中敷演有關的蒙古傳聞異說，又穿插類似漢人野史裨聞，透過說書或撰作者的想象，編織為一件內容豐富、觸目驚嘆的草原傳統歷史文藝作品。按照蒙古傳統文藝創作的軌跡，故事的作者大概以大小《黃金史》及《蒙古源流》為文本，汲取講故事者的描繪，漢人的閭閻燕談或文籍記載，然后以通俗的文字敘述，輾轉抄錄而流傳于長城內外各地。因此，陳先生進而指出：“在內涵來說，作為蒙古史籍的后繼者，這個故事傳達一個很炫耀的、民族本位的政治信息，就是說，盡管蒙元政權被漢人推翻，由于第二代的明朝皇帝有著元順帝的血統，而他的子孫一一嗣位，蒙古人可以說是與漢人共同統治二百年，雖然史實并非如此，但未嘗不帶來一些自嘲式心靈上的慰藉?！盵1]前揭陳學霖：《蒙古〈永樂帝建造北京城〉故事探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5 本第3 分，2004年；后收入氏著：《明初的人物、史事與傳說》，第286 頁。這里需要稍做修正的是永樂帝是明朝的第三代皇帝，因為第二代應該是眾所周知的建文帝。

無獨有偶，令人感興趣的是，2006年青年學者鐘焓的《吸收、置換與整合—蒙古流傳的北京建城故事形成過程考察》[2]鐘焓：《吸收、置換與整合—蒙古流傳的北京建城故事形成過程考察》，《歷史研究》2006年第4 期。一文，可以說與陳學霖先生前揭文相得益彰，頗有異曲同工之妙。鐘焓此文從一個嶄新獨特的視角探討了蒙古傳說“元太子”與“真太子”的故事與北京建城的關系，發表后使人耳目一新，對該傳說有了新的認識。

值得一提的是，最近旅日蒙古族學者楊海英，發表了兩篇論文《モンゴルにおける王朝交替觀に關する一資料—“遠太子”と“真太子”の物語を中心に》（《蒙古的有關王朝交替觀的資料—以“遠太子”與“真太子”的故事為中心》）、《永楽帝をモンゴル人と見たてる理由》（《將永樂帝看作蒙古人的理由》），也論及鄂爾多斯蒙古族民間傳說《元太子、真太子的口述故事》及諸蒙古編年史的永樂帝為元順帝遺腹子的傳說。[1]楊海英：《モンゴルにおける王朝交替觀に關する一資料—“遠太子”と“真太子”の物語を中心に》，《人文論集：靜岡大學人文學部、社會學科語言文化學科研究報告》，第23—65 頁，五四—二，2004年；楊海英：《永樂帝をモンゴル人と見たてる理由》，〔日〕松原正毅、〔日〕小長谷有紀、楊海英編著：《ユーラシア草原からのメッセージ—游牧研究の最前線》，平凡社2005年版，第163—192 頁。也就是說，前者作者以除田清波神甫及司律思（塞瑞斯）神甫翻譯的傳本以外于1971年發現的該傳說另一抄本為文本，考索相關問題，創獲頗多，自不待言（與司律思和田清波翻譯的傳本所寫“元太子”不同的是此新獲文本作“遠太子”?！P者）；而后者則作者以于1997年2月，從鄂爾多斯地區扎薩克圖旗有名的“渾臣”（Qonjin 一詞來自于藏語，大約16世紀傳入蒙古語，是成吉思汗祭祀儀式總管的名稱）[2]烏云畢力格：《十六世紀蒙古“渾臣”考》，《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6 期；后收入氏著：《青冊金鬘：蒙古部族與文化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143—157 頁。出身的叫作布延滿都胡（buyanmanduqu）的蒙古族老人之子金鎖手中弄到的手抄本為文本，將這部蒙古文傳說全文譯成日文的同時，詳盡地論述了這個傳說產生的背景以及蒙古編年史與民間文本之間的關系。

筆者結合前賢的論斷，認為17世紀蒙古編年史所記述的有關永樂帝身世的傳說反映了一種歷史觀，在多年前的拙著中曾推斷：“盡管這個傳說內容有些荒誕，不能當作信史來看待，但把它當作思想史的史料，仍不失為一種絕好的材料。諸蒙古編年史所記關于明朝永樂帝的傳說，表明了蒙古史家們對蒙元統治者失去大元政權的無限惋惜之情。從這個傳說也能夠看出，17世紀蒙古史家是始終站在維護成吉思汗的孛兒只斤‘黃金家族’統治的政治立場?！拇_，這個傳說反映了蒙古史家元朝覆亡后的一種自我安慰心理或心態。在他們看來，成吉思汗的孛兒只斤‘黃金家族’統治，在中原地區仍在繼續，它既至高無上又永不覆亡。這個傳說的內容所流露出的思想傾向和諸蒙古編年史的宗旨的高度一致性，表明了蒙古史家所持的成吉思汗的孛兒只斤‘黃金家族’正統觀的思想?！盵1]參見拙著《17世紀蒙古編年史與蒙古文文書檔案研究》，遼寧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38 頁。

這里需要補充兩點：一是不能因該傳說的內容荒誕離奇與史事不符合而不做分析探討其產生及流傳的復雜背景而輕易全盤否定；二是該傳說所反映的歷史觀也是17世紀蒙古史學思想的一個重要體現，而這種歷史觀在整個蒙古史學思想史的發展演變軌跡中有其獨特性。

那么，為什么形成這種歷史觀呢？究其原因，筆者認為這與薩岡徹辰《蒙古源流》為代表的17世紀蒙古編年史的特點和缺陷有密切的關系。烏蘭曾精確地歸納出《蒙古源流》的主要特點包括以下五條：一、具有編年史的特征，內容基本按年代順序敘述，這一點與幾個世紀前的《元朝秘史》（《蒙古秘史》）無大差別；二、具有草原史書的風格，主要表現為史實傳說不分，文學色彩濃厚；三、佛教影響貫穿全書；四、成吉思汗—忽必烈系黃金家族正統觀念強烈；五、史書編撰技能趨向成熟，趨向規范化。缺陷則有兩個方面：一是《蒙古源流》仍舊沒有脫離草原史書文史不分的傳統，史實與傳說繼續混存，深受藏傳佛教影響，全書宗教色彩過于濃厚；二是《蒙古源流》沿襲了前人的不少誤記或誤傳。[2]烏蘭：《〈蒙古源流〉研究》導論，遼寧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39—43 頁。

顯然，這里除了以上所羅列《蒙古源流》的最后一個特點之外，其余四個特點是其他同時期蒙古編年史幾乎無一例外都有的共同特點。前蘇聯著名的突厥學家、東方學家巴托爾德曾針對13世紀蒙古人的古老史學傳統說過：“和其他原始民族一樣，蒙古人也很不了解歷史和傳說的區別?！盵1]〔俄〕巴托爾德著，張錫彤、張廣達譯：《蒙古入侵時期的突厥斯坦》上冊，“緒論·史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51 頁。

耐人尋味的是，盡管自13世紀又過了整整四個世紀的長時段，但是蒙古人在編撰史書時，所具有的草原史書風格，尤其是史實傳說不分這一傳統，依然延續不斷，仍舊被蒙古人繼承下來。而且這一點既是17世紀蒙古文史書的顯著特點，又是難以克服的缺陷。在17世紀蒙古史學家筆下，從因失國失政，悔恨無比而哀嘆悲歌[2]相傳元順帝失德失政被迫放棄元大都北遷時，悔恨至極而所作的悲歌，在薩岡徹辰《蒙古源流》、大小兩部《黃金史》、善巴著《阿薩喇克其史》等17世紀蒙古編年史中都有記載，但詳略不同，對此日本學者岡田英弘曾撰專文探討。參見Hidehiro Okada,“An Analysis of the Lament of Toγon Temür”, 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 des Seminars für Sprach-und Kulturwissenschaft Zentralasiens der Universit?t Bonn,1,1967?！踩铡硨镉⒑耄骸俄樀郾瑜卧戳鳌罚ā俄樀郾柚戳鳌罚?，《亞非語言文化研究》第一輯，東京外國話大學，1968年。此文后略有改動，元順帝被改成元惠宗，收入氏著：《モンゴル帝國から大清帝國へ》（《由蒙古帝國向大清帝國》），第1 部“モンゴル帝國時代のモンゴル”（蒙古帝國時代的蒙古）：“6 惠宗悲歌の源流”（惠宗悲歌之源流），藤原書店2010年版，第182—200 頁。的元順帝到與蒙古人關系密切的大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經靖難之役篡位并五次北征蒙古的明成祖（永樂帝），以及在土木之變中被瓦剌也先太師俘虜的明英宗正統帝（在17世紀蒙古文史書中往往被誤寫成其弟明代宗景泰帝），等等，都無不虛虛實實，若隱若顯，史實、史事與傳說參半相混。在這些蒙古文史書中，類似這樣將重要歷史人物或重大歷史事件任意改寫成各種傳說故事所在皆有，比比皆是。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這些出自草原史家之手的特色鮮明、風格獨特的蒙古編年史的編纂模式與高度成熟發達的中原漢地歷史編纂學傳統迥然不同。因此即使將再荒誕不經、光怪陸離的傳說故事納入其特殊的編纂系統加以敘述，也就不足為奇了。

綜上所述，17世紀蒙古文史書所記述的明成祖為元順帝遺腹子的傳說與產生時間上稍晚在鄂爾多斯蒙古地區民間流傳的“元太子”和“真太子”的口頭傳說，既有聯系，又有區別。這些在蒙古地區盛行的富有草原民族特色的傳說故事與在內地通過元明兩朝野史、筆記及口頭傳聞所渲染的永樂帝的出身之謎等軼聞逸事，其不少內容能暗合、交融。它們在長期的流傳過程中，相互影響，相互推動，互相吸收滲透，甚至走樣變異。不過傳說故事和軼聞逸事的內容情節、基本脈絡大致不變而在細節上稍微有些詳略差異。因而構成了一幅逸趣橫生的蒙漢民族之間民俗文化交流、雜糅并交融的歷史畫卷。明成祖為元順帝遺腹子的傳說，反映了當時蒙古人的一種歷史觀，即17世紀蒙古史家是始終站在維護成吉思汗的孛兒只斤“黃金家族”統治的政治立場。這個傳說的內容所流露出的思想傾向和諸蒙古編年史宗旨的高度一致性，表明了蒙古史家所持的成吉思汗的孛兒只斤“黃金家族”正統觀的思想。學術界前輩諸史學大家的縝密的辨析考證，使我們明確認識到此類傳說故事及軼聞逸事所傳播流變的源流軌跡，絕不能當作信史來看待盲目信從。此外，最初由口耳相傳到后來被蒙漢兩種文字記錄下來的這些膾炙人口的傳說故事和傳聞逸事，至今仍然吸引著國內外史學界幾代學者的注意力并受到格外的關注。令人驚奇的是，學界同人對此類傳說故事的“馬拉松”式漫長的追溯探源，時間跨度竟然長達半個多世紀將近80年之久，也是值得注意的學術史上的一段頗為有趣的佳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