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歐美蒙元史研究動態?

蔡偉杰（深圳大學）

本文主要回顧自1998年至今二十年來的歐美蒙元史學界的研究成果，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簡介歐美蒙元史研究的先行回顧成果；第二部分則是針對當代歐美蒙元史中相關領域的動態來進行簡介，分別是蒙元史史料譯注、馬可·波羅來華相關爭論的發展、元朝是否為中國，最后針對當代蒙元史對元朝江南士人的研究與可能方向進行探討。

一、文獻回顧

在中文學界中，較早對歐美蒙古史概況進行系統性述評的專書，最早可見于李治安與王曉欣合著的《元史學概說》一書。在該書附錄中，曾為歐美各國的蒙元史著作依照政治、典章制度、經濟等十余個主題編纂重要論著索引，是中文學界中較早的相關內容匯編。[1]李治安、王曉欣：《元史學概說》（附錄·重要論著索引），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后來陳得芝在其主編的《中國通史》第8 卷《中古時代·元時期（上）》甲編第七章中回顧了17世紀以來的外國蒙元史研究。[2]陳得芝主編：《中古時代·元時期（上）》，見白壽彝主編：《中國通史》第8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后來他將該書甲編挑出，經增補后獨立成《蒙元史研究導論》一書[3]陳得芝：《蒙元史研究導論》，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7 章。，當中對于西方學界的蒙元史研究動態從17世紀發端到21世紀初期的研究成果，依照國別進行概述，為目前中文學界中較為全面的回顧。

在歐美學界，較早進行此類工作的是愛爾森（Thomas T.Allsen）。他曾經編寫《蒙古在東亞，12 至14世紀：西文書籍與論文的初步書目匯編》，并作為宋代研究輔助系列手冊的第一冊出版。 內容分為三部分：1）背景：蒙古帝國的興起；2）蒙古統治中國；3）蒙古在東亞。雖然并不全面，不過這算是歐美學界早期的蒙元史研究匯編。[4]Thomas T.Allsen, “The Mongols in East Asia, Twelfth-Fourteenth Century: A Preliminary Bibliography of Books and Articles in Western Languages”, Sung Studies Research Aids, No.1, Philadelphia: Sung Studies Newsletter, 1976.

另外愛爾森同時也有一篇專文探討蒙古治下之東亞的蘇聯研究回顧，文中也提到了自20世紀60年代初期中蘇交惡以來，蘇聯與中國學者對其歷史遺產與評價也逐漸走向分歧。1962年成吉思汗誕生800 周年紀念則是重要的時間點。韓儒林同年在《歷史研究》發表的《論成吉思汗》一文肯定了蒙古統一中國在歷史上的積極作用。而邁斯基（Ivan M.Maisky）撰文批評成吉思汗的擴張戰爭為許多民族帶來了破壞與落后。而1970年蘇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編輯的《在亞洲與歐洲的韃靼蒙古人》一書則是頂點，該書主編提赫文斯基（S.L.Tikhvinsky）直指該書批評的對象是中國歷史學者對于成吉思汗征服事業的“偽科學研究”與“反動評價”。稍早于1963年他也曾經批評中國的歷史研究歪曲了馬克思主義并且提倡漢族沙文主義。但這也連帶提升了蘇聯對蒙古時代的中文史料和研究的掌握。例如茲拉特金（Zlatkin）對弗拉基米爾佐夫（Vladimirtsov）之蒙古封建發展分期的修正，以及桑達克（Sh.Sandag）對成吉思汗與統一蒙古國家的形成的研究，認為蒙古封建社會的出現并不是成吉思汗個人所造成的，而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而蒙庫耶夫（N.Ts.Munkuev）則反對許多學者將統一蒙古國家的形成上推到合不勒汗（Qabul Khan）的說法，認為在成吉思汗以前蒙古從未達到完全的政治整合。而克恰諾夫（E.I.Kychanov）研究蒙古征服西夏的戰爭。庫特魯可夫（M.Kutlukov）探討蒙古與西域的關系，提到畏兀兒王國夾在忽必烈與海都中間而衰微，梅里科夫（G.V.Melikhov）談蒙古征服金朝南部的經過與勢力的鞏固。色洛夫（V.M.Serov）則討論蒙古征服高麗。斯維斯屯諾娃（N.P.Svistunova）與博克夏寧（Alexsei A.Bokshchanin）分別探討蒙古征服南宋。而庫切拉（S.Kuchera）討論蒙古征服西藏。庫切拉另外還探討蒙古對中原文化的態度，認為蒙古因為缺乏文化資源，因此接受了部分中原文化傳統以便吸引中原菁英為蒙古服務，而儒學的影響力一度衰微并非蒙古人有意打壓中原文化傳統，而是對儒學的忽視與科舉被廢除的后果，而這也造成了元代大眾文學的興起?；旧?，蘇聯學者在這段時期對蒙古統治東亞的研究取得了重大成就。[1]Thomas T.Allsen, “Mongol Rule in East Asia, Twelfth-Fourteenth Centuries: An Assessment of Recent Soviet Scholarship”, Mongolian Studies 3, 1976, pp.5-27.

蘇聯學者戈爾曼（M.I.Golman）的《西方的蒙古史研究：十三世紀—二十世紀中葉》[1]M.I.Golman, Isuchenie istorii Mongolii na zapade (XIII–seredine XX v), Moscow: USSR Academy of Sciences, Nauka, 1988.中譯版參見〔俄〕馬·伊·戈爾曼著，陳弘法譯：《西方的蒙古史研究：十三世紀—二十世紀中葉》，內蒙古教育出版社 2011年版。與《西方的蒙古學研究：二十世紀50年代—90年代中期》[2]M.I.Golman, Mongolovedenie na zapade: tsentry, kadry, obshchestva, 50-e–seredina 90-kh godov XX veka, Moscow: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1997.中譯本參見〔俄〕馬·伊·戈爾曼著，陳弘法譯：《西方的蒙古學研究：二十世紀50年代—90年代中期》，內蒙古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兩部姊妹作則從1220年代西方人對于蒙古征服中亞的充滿傳奇性的記述開始，到后來西方人的蒙古游記，17世紀傳教士重新發現蒙古，到1920年代建立學科建制，以及二次大戰后的發展等，做了詳盡的敘述。當中有部分內容也與蒙元史研究相關。

羅依果（Igor de Rachewiltz）與樓占梅（May Wang）所編著的《金元人文集傳記數據索引》[3]Igor de Rachewiltz and May Wang, Index to Biographical Material in Chin and Yuan Literary Works, 3 Vols.,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70-1979.以及《元朝人名錄》[4]Igor de Rachewiltz and May Wang, Repertory of Proper Names in Yuan Literary Sources, 3 Vols.,Taipei: SMC Publishing, [1988] 1998; Vol.4, supplement, 1996.則是關于查找蒙元人名與信息的工具書。法夸爾（David M.Farquhar）所編的《蒙古統治下的中國政府：參考數據指南》則從《元史》、《經世大典》、《通制條格》、《元典章》與《元文類》等材料梳理了元朝政府的組織構造，并附上相關的二手研究。[5]David M.Farquhar,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under Mongolian Rule: A Reference Guide,Münchener ostasiatische Studien, No.53,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1990.而由羅依果所編輯的《執事汗廷：蒙元初期的名人（1200—1300）》則是元朝武將、謀臣與宗教領袖的傳記及相關研究成果的集成。[6]Igor de Rachewiltz, Hok-lam Chan 陳學霖, Ch’i-ch’ing Hsiao 蕭啟慶, and Peter W.Geier,In the Service of the Khan: Eminent Personalities of the Early Mongol-Yuan Period (1200-1300), Asiatische Forschungen, No.121,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93.而后來出版的由傅海波（Herbert Franke）與杜希德（Denis Twitchett）編輯的《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907—1368年）》，書末所附的“參考文獻介紹”則述及蒙元史的相關材料與研究回顧。[1]Herbert Franke and Denis Twitchett, eds., “Bibliographical Essays”, in Alien Regimes and Border State, 907-1368, Vol.6 of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eds.by John King Fairbank and Denis Twitchett,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pp.665-726.以上這些都可以視為20世紀歐美學界所做的蒙元史研究回顧匯編。

自2000年以來，中文學界也有一些新近的回顧研究，如黨寶海曾對20世紀德國的蒙古學研究進行系統性的評述。該文以研究機構為經，研究者為緯，對德國蒙古學動態做了比較詳細的介紹，其中也包括蒙元史的相關內容。該文并認為德國蒙古學的特點在于能掌握多語文獻、重視實證研究與擅長比較分析等。[2]黨寶海：《二十世紀德國的蒙古學研究》，見吳新英、陳崗龍主編：《面向新世紀的蒙古學：回顧與展望》，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267—282 頁。

蔡偉杰則曾針對當代美國蒙古學的研究趨勢進行概述，其中部分內容亦涉及美國蒙元史研究，包括主要研究者、研究機構與刊物等。作者認為缺乏資源與建制的美國蒙古學研究除了維持傳統的蒙古帝國史取向以外，應該與藏傳佛教及東亞研究等相關領域進行策略聯盟。[3]蔡偉杰：《當代美國蒙古學研究發展趨勢》，《蒙藏季刊》第21 卷第3 期，2012年9月，第86—105 頁。

任增強則對美國學界的蒙元史研究模式進行分析，并認為可以略分為三種：1）屬于漢學領域的中國之元；2）屬蒙古學領域的蒙古之元；3）屬世界史領域的世界之元。并且認為未來的蒙元史將朝向世界之元的方向發展。[4]任增強：《美國學界蒙元史研究模式及文獻舉隅》，《北方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3 期，第17—20 頁。他的文章內容與結論基本上與后文中介紹的柏清韻（Bettine Birge）的文章相差不遠。但后來蔡晶晶則撰文批評該文遺漏了不少重要學者，對于研究方法與路徑的總結也沒有超出已知范圍。蔡晶晶認為該文所提出的三種研究模式，在中國則可分別對應到斷代史、民族史、帝國史（或中外關系史）。而這三種研究方法各自存在多年，其實并不存在某種取向往另一種取向轉變的問題。[1]蔡晶晶：《蒙元史的研究成果與方法—從〈美國學界蒙元史研究模式及文獻舉隅〉談起》，《西北民族研究》2013年第2 期，第151—161 頁。但蔡晶晶的批評也許是弄錯了對象，因為任文其實談的是美國學界的情況，而不是中國學界。

至于在歐美蒙元史學界對自身研究動態的近期回顧，則以鄧如萍（Ruth Dunnell）與柏清韻的文章為代表。鄧如萍的《俄國學界對宋元時期的研究（1995—2006年）》一文從西夏學、藝術史、中國文化通史、宋代文學與思想，以及蒙古學等領域，回顧了1995年以來的俄國宋元研究。但是與前面愛爾森的評價相反，根據鄧如萍的評估，俄國近年來的宋元研究也處在衰微中。除了西夏學與蒙古學以外，其中與元代中國相關的研究并不多。[2]Ruth Dunnell, “Russian Scholarship on the Song-Yuan Era, 1995-2006”, 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 37, 2007, pp.213-224.而柏清韻的《北美的元代研究：歷史概況、主要貢獻與當前的趨勢》一文回顧了歐美與澳洲蒙古學者對于北美元代研究傳統奠基的貢獻，包括伯希和（Paul Pelliot）、鮑培（Nicholas Poppe）、田清波（Antonine Mostaert）、李蓋提（Louis Ligeti）、海尼士（Erich Haenisch）、萊辛（Ferdinand D.Lessing）、韓百詩（Louis Hambis）與拉契涅夫斯基（Paul Ratchnevsky）等人。作者認為北美元代研究奠基人為柯立夫（Francis W.Cleaves）與牟復禮（Frederick W.Mote）兩人，而目前最年長的北美元代學者則是羅沙比（Morris Rossabi）。而在北美以外的重要資深學者則是德國的傅海波與澳洲的羅依果。不過傅海波與羅依果兩位惜已分別于2011年與2016年去世。該文接著從通史與參考工具書、政治與制度史、思想史、史學與印刷、法律史、社會經濟史、性別、醫療、對外關系、外來居民與貿易等不同領域，分別簡述其新發展，最后并總結到美國元代研究的漢學取向已經說明了元朝在中國史上的重要地位，未來在21世紀則是要將元史研究與蒙古世界帝國史重新加以整合。[1]原文作于2009年，原本是為了中國讀者而寫。 經刪改后最早以中譯文面世，〔美〕柏清韻：《北美的元代研究：歷史概況、主要貢獻與當前的趨勢》，見張?；葜骶帲骸侗泵乐袊鴮W：研究概述與文獻資源》，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145—170 頁。 英文原文經增補后稍后于2013年也由美國亞洲學會出版，參見Bettine Birge, “Yuan Studies in North America:Historical Overview, Contributions, and Current Trends”, in A Scholarly Review of Chinese Studies in North America, eds.by Haihui Zhang 張?；? Zhaohui Xue 薛昭惠, Shuyong Jiang 蔣樹勇,and Gary Lance Lugar, Ann Arbor: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2013, pp.54-78。

二、研究動態與趨勢

由于歐美蒙元史研究及相關學者的評述專著論文甚多，本文無法一一列舉，讀者可以從前述的作品中按圖索驥，找到更多其他材料。以下僅選錄部分作品，盡量不與前述的文章中提及的作品相重復，試圖將不同主題連貫起來進行綜述。

在蒙元史史料譯注上，這段時間最重要的成果應該是羅依果的《蒙古秘史》英文譯注，堪稱是相關研究的集大成之作。2003年出版了兩大冊，2013年又出版了第三冊補編。[2]Igor de Rachewiltz, trans.and comm.,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A Mongolian Epic Chronicle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2 Vols., Leiden: Brill, 2003; Vol.3, Supplement, Leiden: Brill, 2013.而莎朗·木下（Sharon Kinoshita）重新將法國國家圖書館藏現今最古老的法—意文版的《馬可·波羅行紀》抄本（一般稱為“F 本”）譯為英語出版，也是一項重要成果。[1]Marco Pol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 trans.by Sharon Kinoshita, Indianapolis and Cambridge: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2016.艾鶩德（Christopher P.Atwood）即將在Brill 出版《圣武親征錄》的英譯與原文的精校本（critical edition），預計將是近期的重要成果。不過在柏清韻前述介紹的中文版譯文中，對艾鶩德研究的介紹則遭到刪除。

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是《元典章》的英譯?！对湔隆肥窃?、中期法令文書的匯編，書中記載了大量民事與刑事訴訟案件，是研究元代基層社會的重要材料。另外，文書也載明了處理流程，因此對于研究元代各機構的職掌與運作也有益處。最后文書中所使用的各種元代俗語也反映了當時的漢語使用情況，因此對于漢語史研究也有所幫助。近年兩岸分別出版了《元典章》點校本可以算是一件盛事。大陸版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陳高華、劉曉與北京大學張帆、黨寶海四位負責點校[2]陳高華、張帆、劉曉與黨寶海點校：《元典章》，天津古籍出版社、中華書局2011年版。；而臺灣版則是由“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洪金富，以一人之力、歷時十六年完成點校[3]洪金富校定：《元典章》，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6年版。。而歐美學界也不落人后，例如柏清韻2017年出版的新書《忽必烈汗時期的婚姻與法律》就是利用《元典章》中的《典章十八·戶部四·婚姻》部分來探討元代中國的通奸、離婚、強奸、賣妻、逃婚與烝報婚等問題，并且還附上了該章的英譯，算是《元典章》的首次英譯。[4]Bettine Birge, Marriage and the Law in the Age of Khubilai Khan: Cases from the Yuan dianzhang,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當代歐美學界對于蒙元史研究的通論性著作與論集成果豐碩，并且多半與新近學科發展諸如環境史與世界史等主題相結合。由狄宇宙（Nicola Di Cosmo）、艾倫·法蘭克（Allen J.Frank）與彼得·高登（Peter B.Golden）編著的《劍橋內亞史：成吉思家族的時代》前三部分就成吉思家族的興起、蒙古征服的遺產以及成吉思家族的衰微等三個主題，分別邀請重要學者撰寫專章。[1]Nicola Di Cosmo, Allen J.Frank, and Peter B.Golden,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nner Asia: The Chinggisid 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另外由彭曉燕（Michal Biran）與金浩東（Hodong Kim）編輯的《劍橋蒙古帝國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Mongol Empire）也正在進行中。以彭曉燕為首的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研究團隊為此召開了許多以蒙古帝國為主題的工作坊與研討會，可以說是西方蒙元史研究的重鎮。[2]計劃介紹網頁參見http://mongol.huji.ac.il/projects/related-project-cambridge-history-mongolempire。卜正民（Timothy Brook）為哈佛中國史系列撰寫的第五卷《掙扎的帝國：元與明》則從環境史的角度重述元朝歷史，探討當時因小冰河期造成的極端氣候如嚴寒、干旱，及其所引發的旱災、洪水與疾疫等對于元朝統治的沖擊。[3]Timothy Brook, The Troubled Empire: China in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Cambridge,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該書中譯本于2016年由中信出版社出版。而梅天穆（Timothy May）所寫的《世界歷史上的蒙古征服》則為學界重新評估蒙古征服在世界史上的影響提供了一個最新的研究成果。[4]Timothy May, The Mongol Conquests in World History,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12.該書中譯本于2017年由后浪出版公司、民主與建設出版社出版。作者參考艾爾弗雷德·克羅斯比（Alfred W.Crosby）的“哥倫布大交換”概念，在該書中提出“成吉思大交換”的概念，主張蒙古征服為當時的歐亞世界提供了一個交流平臺，在世界史的發展上具有重要意義。

在工具書方面，由艾鶩德所編著的《蒙古與蒙古帝國百科全書》值得注意。[1]Christopher P.Atwood, Encyclopedia of Mongolia and the Mongol Empire, New York: Facts On File, 2004.書中不僅收入了大量的詞條，地圖與插圖也相當完備。引用的文獻數據反映了蒙古國、中國與歐美學界近年來的成果，在深度與廣度上都是前所未見。算是編得相當有誠意的一本關于蒙古與蒙古帝國百科全書。而梅天穆于2016年所編著的兩卷本《蒙古帝國歷史百科》則是新近的作品，內容更偏向為本科教育所編寫。[2]Timothy May, ed., The Mongol Empire: A Historical Encyclopedia, Santa Barbara, CA:ABC-CLIO, 2016.羅沙比所編的《蒙古人與全球史》則是蒙古帝國史相關的史料摘錄與簡介的匯編，適合作為本科生教材。[3]Morris Rossabi, The Mongols and Global History: A Norton Documents Reader, 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 2011.

有關馬可·波羅來華與否的爭議近年來重新被挑起。一般認為威尼斯商人馬可·波羅（Marco Polo，c.1254—1324）于1271年隨著其父親尼可洛（Niccolò）與叔叔馬費奧（Maffeo）自威尼斯出發前往汗八里（Cambaluc、Khanbaliq，即大都，今北京），并且充任忽必烈汗廷的官員，直到1295年才回到威尼斯。但是，他是否真的到過中國的問題一直是學界爭論的焦點。早在19世紀初期學界就已經出現質疑聲浪。而吳芳思（Frances Wood）于1996年出版的《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嗎？》則是過往質疑的當代代表。[4]Frances Wood, Did Marco Polo Go to China?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6.該書中譯本于1997年由新華出版社出版?；旧铣謶岩烧撜咧鲝堅谄溆斡浿胁⑽词黾伴L城、茶葉與纏足等中國事物，而其他切合歷史事實的記載則可能是抄襲其他波斯、阿拉伯與西方人的著作或言論而得。

吳芳思的懷疑論調很快就受到許多歐洲中古史家與蒙古學家異口同聲的反駁。其中又以彼得·杰克生（Peter Jackson）的論文《馬可·波羅及其〈行紀〉》[1]Peter Jackson, “Marco Polo and His ‘Travels’ ”,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61, No.1, 1998, pp.82-101.，以及羅依果的長篇書評《馬可·波羅去過中國》[2]Igor de Rachewiltz, “Marco Polo Went to China”, 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 27, 1997, pp.34-92.為代表。近年來獨立學者郝史第（Stephen G.Haw）在2006年出版的專書《馬可·波羅之中國：一位在忽必烈汗國中的威尼斯人》中，基本上也認為《馬可·波羅行紀》相當可信。[3]Stephen G.Haw, Marco Polo’s China: A Venetian in the Realm of Khubilai Khan, New York:Routledge, 2006.

在這些先行研究奠立的基礎上，德國圖賓根大學漢學教授傅漢斯（Hans Ulrich Vogel）更進一步另辟蹊徑，從元代中國的貨幣、食鹽與稅收等方面，提出支持馬可·波羅曾經來過中國的證據。其成果就是2012年新書《馬可·波羅到過中國：貨幣、食鹽與稅收方面的新證據》。[4]Hans Ulrich Vogel, Marco Polo Was in China: New Evidence from Currencies, Salts and Revenues,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13.該書中，他將數種不同版本《馬可·波羅行紀》中關于中國紙鈔、貝幣、鹽幣、鹽業與稅收制度的段落同其他記載相對比，發現馬可·波羅的記載不僅在質量上都優于其他同時期歐洲、波斯與阿拉伯旅行者，例如柏朗嘉賓（John Plano of Carpini）與伊本·白圖泰（Ibn Battuta）的相關記載，同時也與中國的漢文史料記載若合符節。但是馬可·波羅所來的究竟算不算是中國呢？ 他來的是蒙古帝國的汗八里還是元代中國的大都？我們應該怎么樣看待這個問題？

有關元朝是不是中國的問題，我認為這涉及到中國作為民族國家史觀中的后設理念實體與歷史上的中國王朝之間的差距。這個問題更具操作性的問法也許是蒙古帝國如何轉變為元朝以及元朝對后來“中國”概念的內涵有何貢獻。在此我想以竇德士（John W.Dardess）的研究為例來做說明。 他早期曾經分析過蒙古帝國轉變為大元王朝的過程，并從忽必烈登基為大汗前后，帝國在蒙古與中亞的統治形態轉變的角度來討論此議題。[1]John W.Dardess, “From Mongol Empire to Yuan Dynasty: Changing Forms of Imperial Rule in Mongolia and Central Asia”, Monumenta Serica 30, 1972-1973, pp.117-165.他認為隨著蒙古帝國的擴張，運輸與補給線的長度增加導致了蒙古帝國的統治模式轉變。首先他舉出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對近代中蒙間以駱駝運輸谷物貿易的分析，主張800 英里（約1280 公里，單趟約需一個月）的路程，為在商業上可獲利的范圍，并認為元代的情況也很類似。而原先建都哈剌和林，要控制葉尼塞河上游、寧夏、畏兀兒王國與華北等周圍的定居地區已達極限。遷都大都后距葉尼塞河上游則達1300 英里，距別失八里則有1400 英里，因此鞭長莫及。而在1260—1264年后，蒙古不再是帝國的中心，但是受限于距離，元朝又無力同時維持蒙古與中亞，因此在面對海都的挑戰時，忽必烈只能放棄中亞，而選擇鞏固對蒙古的控制。保持帝國對蒙古的控制不僅有維持長城線防衛的軍事意義，還有維持蒙古大汗統治的象征意義。另外在經濟與財政上，他認為在對定居地區的征稅與重分配上，忽必烈之前的大汗（包括窩闊臺與蒙哥等）雖然能在定居地區有效征收稅金，但是在重分配上則較為隨意。而忽必烈則是有效利用定居地區的稅金與人力在中亞（主要是河西走廊與塔里木盆地的綠洲城市）與蒙古地區進行屯田，并且在蒙古與中亞地區遭遇天災時能夠適時提供紓困補助（包括食物與鈔幣）。這種以國家進行指導的新式經濟模式也不同于前朝。因此在這些意義上，可以說產生了從蒙古帝國到元朝的轉變。

近來竇德士則從領土、權力與知識分子三個面向來探討蒙古人在宋元明轉折中的重要性。他認為相較于南宋士人有熾熱的收復北方失土的情緒，金朝士人對于征服南宋其實缺乏興趣，而忽必烈手下的漢人謀士則對征服南宋相當熱衷。也正是蒙古人所創建的元朝建立了所謂“中國”本部的族群結構，并且將漢人的活動領域擴大到滿洲南部、甘肅與云南等地。另外也是蒙古人在14世紀初透過國家教育與科舉制度，將道學的簡化版（即心學）奠立為中國的正統，而且被后世的明清所繼承。而雖然元朝在中國短暫且多災多難的統治被后來的明朝皇帝與士人（如劉基）多所批評，但也正是有了元朝這個制度疊床架屋、道德敗壞與權臣專政的反面教材，使得制度簡化、道德重建與不受束縛的君主專制被后世視為解決治國問題的良策。[1]John W.Dardess, “Did the Mongols Matter? Territory, Power and the Intelligentsia in China from the Northern Song to the Early Ming”, in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eds.by Paul Jakov Smith and Richard von Glah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3, pp.111-134.

有關1996年以來，元代江南士人對于蒙古統治的看法，歐美學界近年來從不同地域與民族的角度進行比較研究。例如史樂民（Paul J.Smith）研究元末江浙行省的孔齊（孔克齊）對于亂世中婦女政治的恐懼，并且將其家族、社會與元朝的混亂歸咎于女性奪走了以男性為主的公共權威，這也與他自身作為贅婿的身份有關。他的文章對于孔齊身處的元代社會充滿混亂與不安全感有詳盡的描寫。[2]Paul J.Smith, “Fear of Gynarchy in an Age of Chaos: Kong Qi’s Reflections on Life in South China under Mongol Rule”,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41, No.1,1998, pp.1-95.白邁克（Michael Brose）則研究元代江南色目士人的生存策略。他以畏兀兒偰氏（以溧陽偰文質與偰哲篤為代表）與廉氏（以廉希憲為代表）家族為例，說明畏兀兒人在蒙古統治下具有雙重認同，他們因其非漢族群身份與識字的文化資本而得到重用，并且其家族大部分都具有擔任怯薛的背景并因此發跡。但是在入居江南地方后，他們為了獲得當地漢人的認同，在文化上逐漸認同儒家文化，改漢姓，習儒學，考科舉，因而得到像孔齊與黃溍等江南名士的贊譽，而且以他們為其他色目人的榜樣，例如孔齊對偰哲篤的贊揚就強調這點。[1]Michael C.Brose, “Central Asians in Mongol China: Experiencing the ‘Other’ from Two Perspectives”, The Medieval History Journal 5, No.2, 2002, pp.267-289.更詳細的研究參見Michael C.Brose, Subjects and Masters: Uyghurs in the Mongol Empire, Belingham, WA: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 We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 2007。另外還可以將元代江南士人與當時的高麗士人做比較。如約翰·鄧肯（John Duncan）研究在蒙古宗主治下的高麗王朝（1270—1368），高麗士人發現他們受困于支持元帝國的普世秩序與高麗王國的特定社經與文化集體性之間。像韓國高麗王朝末期的文臣李齊賢（Yi Chehy?n，1287—1367）與詩人李谷（Yi Kok，1298—1351）這樣的文人努力調和這兩種不同的忠誠。約翰·鄧肯并認為他們與20世紀受日本殖民統治的韓國文人有類似之處。也許日據時代的臺灣文人也有可以給元代江南文人研究借鑒之處。[2]John Duncan, “Divided Loyalties: Korean Literati between Yuan and Koryo”, CEAS Colloquium Series, Yale University, New Haven, CT, USA.April 17, 2008; “Dealing with Empires: A Comparison of Mongol Era Kory? and 20th Century Colonial Period Intellectuals”, Wagner Memorial Lecture,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MA, USA.October 22, 2015.有關于元末明初東北亞的情勢，參見David M.Robinson, Empire’s Twilight: Northeast Asia under the Mongol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9。

受到近年來中國史上宋元明轉折論的影響，有關宋元明轉折時期的江南士人研究也開始增加。 如何安娜（Anne Gerritsen）的《宋—元—明代中國的吉安士人與地方》就研究宋元明三代吉州（吉安）地區的士人、宗教與地方塑造三者之間的關系。[1]Anne Gerritsen, Ji’an Literati and the Local in Song-Yuan-Ming China, Leiden: Brill, 2007.透過對寺廟碑文的分析，討論宋元時期宗教與當地地景之間的互動關系。另外透過分析當地書院與學校的記述，作者則說明士人對具有全國重要性事物的關注，而這與寺廟碑文所發揮的功能相當不同。但作者認為對于當地士人來說，寺廟的地方性遠比學校的全國性來得重要。但是到了明初，隨著當地進士數量的增加，當地士人的關注也越來越不限于當地事物，這也反映在寺廟碑文中的中央集權觀點。到了晚明，對地景的關注則轉到山川美景上，士人反映出一種追求對跨地域社群的認同。作者最后主張對于在宋元明三代吉安士人而言，除了明初有一些偏離以外，對地方認同的持續具有重要性。

有關南宋士人早先對蒙古的看法以及金朝滅亡后南宋對蒙古看法的轉變，近來則有查德·賈西亞（Chad D.Garcia）的新研究。他以趙珙的《蒙韃備錄》（1221年）及彭大雅、徐霆的《黑韃事略》（1237年）為主要材料，認為《蒙韃備錄》中的記述對于蒙古較為友善，認為成吉思汗是英雄，蒙古本性純良，只是后來被金朝的降臣給帶壞了，學會使用年號等象征符號來爭奪正統。而這也是為宋蒙聯盟伐金塑造良好氣氛。但是在1228—1229年間，宋蒙在陜南川北發生軍事沖突，雖然只是地方性的沖突且未得到上層授意，但是蒙古在宋朝的正面形象已經開始瓦解。而《黑韃事略》中稱鐵木真（原文作“忒沒真”）僭皇帝號。另外也不稱金朝臣子為金虜而改稱亡金。整體來看，過去對于金朝的敵意如今已經轉移到蒙古上。[1]Chad D.Garcia, “A New Kind of Northerner: Initial Song Perceptions of the Mongols”,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 42, 2012, pp.309-342.

另外也可以開展的是蒙古四大汗國之間的知識分子比較研究。如蔡偉杰研究蒙古帝國的族群騷亂與暴力時，曾經對于元朝與伊利汗國的知識分子的記述進行比較研究。[2]Wei-chieh Tsai 蔡偉杰, “Ethnic Riots and Violence in the Mongol Empire: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Mongolian Studies: Journal of the Mongolia Society 33, 2011, pp.83-108.如伊利汗國的志費尼（Juvaini）與把·赫卜烈思（Bar Hebraeus）與元朝的葉子奇、孔齊對蒙古統治下的天災人禍與心靈創傷有所描述。這也許是未來可以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