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地區旅游產業與生態環境的耦合協調及影響因素研究

（湖南師范大學旅游學院 湖南長沙 410081)

一、引言

旅游業作為國民經濟的戰略性支柱產業，其高度的環境依賴性特征決定了旅游產業與生態環境之間存在著既相互促進又互相約束的對立統一關系[1]。2019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推動中部地區崛起工作座談會上明確指出，中部地區應堅持綠色發展，強化環境建設和治理，建設綠色發展的美麗中部。生態環境系統具有穩定性弱且恢復周期長等特點，旅游業的過度開發可能會導致生態環境惡化，降低旅游地吸引力，造成旅游經濟效益的直接下降。研究中部地區旅游產業與生態環境的耦合協調發展及其影響因素，對于推動中部地區崛起和實現區域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國內外有關旅游產業與生態環境關系的研究，主要側重于旅游環境容量與承載力[2-3]、旅游地生態環境質量監測與評價[4]、旅游業可持續發展[5-6]、生態旅游[7]、旅游業發展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及作用機制[8]等方面。隨著研究的深入，生態足跡理論開始應用于旅游研究之中，這是旅游可持續發展的一大創新[9]。Ozturk以生態足跡為環境指標，檢驗了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KC)假說[10]。國內學者方葉林等對中國大陸31個省域旅游業與生態環境協調度進行了實證研究，得出兩者為中度耦合協調類型的結論[11]。張廣海等以中國沿海區域為例，發現兩者之間尚處于拮抗期[12]。也有學者將區域經濟、城鎮化等分別與旅游產業、生態環境相結合，分析三者的耦合關系。熊鷹[13]、晉藝波[14]、周成[15]等分別以張家界市、武威市及長江經濟帶為案例地，對區域經濟—生態環境—旅游產業三者之間的耦合協調關系展開研究。鄧椿[16]、胡振鵬[17]、高揚[18]等利用耦合協調模型，分析了山西省、鄱陽湖地區、京津冀地區旅游產業—城鎮化—生態環境三個子系統的耦合協調關系。

梳理已有文獻，發現現有研究仍有需要完善之處。從定量研究的指標選取來看，旅游產業與生態環境的指標選取存在缺乏層次性和結構性等不足。本文在理論分析基礎上，將旅游產業分解為效益和規模兩大維度，而生態環境系統遵循PSR模型，從壓力、狀態及響應三個角度展開，以使評價指標體系更加科學。從研究內容來看，現有文獻多側重于對兩者耦合協調水平的研究，鮮有學者分析影響協調水平的因素。從研究視角來看，現有研究主要以單個城市和省區為主，跨區域研究較少，鮮有學者以中部地區為例進行相關研究。

本文以中部地區為例，利用耦合協調度模型，從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對中部六省旅游產業與生態環境系統的綜合水平、耦合協調度發展水平、耦合協調度類型演化特征進行對比分析，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探析影響兩者協調發展的因素，便于為中部地區旅游產業與生態環境的協調發展提出針對性的建議，從而更好地推動中部地區旅游業的健康可持續發展。

二、研究區域概況

中部地區是指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江西、湖南六個省份，總面積約102.8萬平方千米，占全國約10.7%的土地，承載全國約26.51%的人口，創造全國約21.69%的生產總值。在旅游業方面，優質的旅游資源，便利的旅游交通設施，加之外部政策條件的支持，使得中部地區擁有發展旅游業的優質條件。近年來，中部地區國內旅游市場規模不斷擴大，旅游業綜合效益不斷提升。截至2017年，中部地區實現旅游總收入3.74×104億元，旅游總人次為3.74×105萬人，旅游業已成為中部地區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在旅游經濟快速發展的過程中，生態環境問題也逐漸突顯。而旅游業的環境依賴性特征，也決定了這些環境問題會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旅游業的健康發展。如：武漢城市圈和長株潭城市群的大氣環境污染問題會對旅游交通產生影響，使旅游者在空間轉移中受阻，降低旅游者的出游體驗效果。因此，對中部地區各省市間的旅游產業與生態環境的耦合協調關系進行定量研究對推動區域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三、指標體系與研究方法

（一）評價指標體系構建和數據來源

遵循系統性、代表性、科學性、可比性等原則，首先對旅游產業的內涵意義進行理論分析，并在參考相關文獻[15,18-20]的基礎上，將旅游產業系統分解為效益和規模兩大維度。生態環境系統主要遵循PSR（Pressure-State-Response）模型，從壓力、狀態和響應三個維度來進行指標選取。利用中國知網（CNKI）對有關旅游產業和生態環境的近40多篇文獻所選用的評價指標進行頻度統計，從中選取在各維度中學者們使用頻次較高的指標。最后，征詢專家學者的意見，兼具數據可獲取性原則，剔除掉部分不恰當的指標，從而構建了本文的評價指標體系（表1）。本文所選取的數據主要來源于相應年份的《中國統計年鑒》、《中國旅游統計年鑒》、《中國環境統計年鑒》以及中部地區六個省份的統計年鑒，部分數據來自于各省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對于缺失的數據，本文采用線性插值法將其補充完整。

（二）研究方法

1.熵值法

為減少主觀賦權法造成的誤差，結合時朋飛、郭向陽等學者的研究[21-22]，本文采用客觀賦權法——熵值法以確定指標權重，其主要步驟如下：

（1）采用極差法對原始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

（2）計算第m個年份下指標j的比重：

（3）計算指標j的熵值：

（4）計算指標j的差異度：

（5）確定指標權重：

式中，xij表示第i個年份下第j項指標的原始數據，x'ij為標準化處理后的數據,xmax和xmin分別表示指標j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其中m表示年份數，n為指標數。

2.耦合協調模型

耦合是指通過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系統相互作用彼此影響而促使系統協調起來的現象[23]。借鑒相關的研究成果[23-24]，本文構建了旅游產業與生態環境系統的耦合協調發展模型，其主要步驟如下;

（1）計算子系統綜合評價指數：

（2）計算系統耦合度：

（3）計算耦合協調度：

式中，P1和P2分別表示旅游經濟和生態環境系統的綜合評價指數，T為兩大系統的發展度指數，α和β為待定系數，本文認為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同等重要，故取α=β=0.5。

本文采用由廖重斌提出且受到學者們普遍認可的耦合協調度“十等級”評價分類標準[25]（表2）。

表2 耦合協調度等級劃分

四、旅游產業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度實證分析

（一）旅游產業與生態環境的綜合水平分析

圖1表明，中部六省旅游產業系統綜合評價指數總體呈穩步上升趨勢，整體發展指數從2005年的0.1左右提升到2017年的0.55左右。從各省來看，六省之間發展水平差異明顯。其中，安徽省發展速度最為突出，至2017年其發展指數達到0.72，成為中部六省中旅游產業發展水平最高的省份。這與“十三五”期間安徽省實施旅游強省“五個一批”建設工程，積極構建全域旅游格局的政策密切相關，同時也得益于黃山、九華山等一系列高品質旅游景點的積極帶動作用。江西省旅游產業發展水平一直較低，2014年之前均不足0.3，近幾年來，由于國內旅游市場規模的擴大，發展速度得以快速提升，至2017年已達到0.5左右。湖南、湖北、河南三個省份均處于波動上升的態勢。相比之下，山西省由于國外旅游市場規模較小且旅游人力資源相對匱乏，發展速度較為遲緩，與其他省份之間存在一定的差距。

圖1 中部地區2005-2017年旅游產業與生態環境系統綜合評價指數

研究期內，中部六省生態環境發展狀況持續改善，相較于旅游產業綜合評價指數演化曲線而言，其演化曲線相對和緩，整體發展指數從2005年的0.28提升到2017年的0.53。具體來看，江西省生態環境系統發展水平最為顯著，研究期內，一直保持領先水平。這主要與其經濟開發對生態環境的脅迫作用較小，生態環境狀態一直保持良好密切相關。湖南、湖北兩省的生態環境綜合評價指數波動區間較為接近，基本處于同一發展水平，分別從2005年的0.33和0.34增長到2017年的0.57和0.56。安徽省生態環境發展指數總體在波動上升，但2017年開始下降，這與其環境污染和工業污染投資額度減少有關。山西省由于早年片面追求煤炭效益，造成生態環境的惡化，近年來，由于環境污染治理和監管力度的加強，生態環境指數在緩慢上升，但發展水平仍然較低。相比而言，河南省生態環境發展指數長期處于最低水平，這與其生態退化且環境治理能力較低直接相關。

（二）旅游產業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發展階段分析

為更好地進行階段性對比分析，本文分別選取2005年、2009年、2013年和2017年耦合協調度的橫截面數據，并根據表2的分類標準，對中部六省耦合協調度的等級類型進行劃分。

從數值上看，中部六省在2005年、2009年、2013年和2017年4個年份上旅游產業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度介于0.2～0.6之間，2017年平均值最高為0.52。整體呈上升趨勢，但提升速度較為緩慢，目前的耦合協調水平仍然較低。從耦合協調類型的變化趨勢來看，大致經歷了相似的發展階段，即中度失調（2005年）—輕度失調（2009年）—瀕臨失調（2013年）—勉強協調（2017年）。從各省的差異來看，安徽省提升速度最為顯著，2005年其協調指數僅為0.25，到2017年已增長至0.55，成為了六省中耦合協調水平最高的省份。安徽省旅游資源豐富且品質高，近年來通過有效限制旅游地環境容量，積極實施《安徽省環境保護條例》等保護政策和環境治理力度的加強，使得旅游業得以在較好的環境中實現快速增長。湖南和湖北兩省一直保持著穩步提升的趨勢，分別都從輕度失調實現了基本協調。山西省一直處于較低水平，從2005年的0.24增長到2017年的0.47，至2017年仍處于瀕臨失調的階段。山西省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模式在實現經濟增長的同時，也帶來了工礦區生態衰退、土地荒漠化加劇和大氣環境污染嚴重等一系列環境問題，且環境問題具有恢復周期長且有一定程度的不可逆性，導致山西省旅游業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水平依然較低。這就要求山西省應積極推動產業轉型和升級，加快生態環境建設，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江西省旅游業發展對生態環境的負面影響相對較小，生態環境狀態一直保持在較高的水平。近兩年來得益于國內旅游市場規模的擴大，旅游業增長態勢明顯，在2017年也實現了旅游產業和生態環境的勉強協調。

（三）旅游產業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度類型演化分析

借鑒學者對旅游產業與生態環境系耦合協調度類型的劃分，將其分為生態環境滯后型、基本同步型和旅游產業滯后型三大類型[24]。同樣選取2005年、2009年、2013年和2017年四個年份的橫截面數據進行對比分析（表3）。

從表3可知，湖南和湖北兩省的發展趨勢較為接近，在初期兩省旅游業發展乏力，為旅游產業滯后型；后隨著旅游業的快速發展和生態環境質量的改善，而轉變為了同步發展型。江西省因旅游業發展速度緩慢而生態環境質量水平相對較高，一直屬于旅游產業滯后型。安徽省前期旅游業發展滯后，后隨著旅游業發展規模的擴大，兩者基本實現了同步發展；在后期，由于經濟發展對生態環境的脅迫作用增強，生態環境開始滯后于旅游業的發展。值得注意的是，河南省雖在三個階段實現了同步發展，但其旅游產業與生態環境的綜合指數年均值分別僅為0.38和0.3，說明這種同步發展的水平較低。山西省在前期為旅游產業滯后型，2017年轉變為了同步發展型，但其旅游產業和生態環境的綜合水平分別僅為0.45和0.43，也說明這種同步發展是低水平的。

五、旅游產業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度的影響因素分析

（一）影響因素的指標選取

為了進一步探究影響中部六省旅游產業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發展的因素，基于旅游產業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發展水平，參考已有的研究成果[23,25-27]，綜合考慮中部六省的實際情況，兼顧數據的可得性和共線性問題，本文共選取了5個指標，測度其對中部六省耦合協調度的影響作用特征。具體指標選取如下：

居民收入水平（x1）：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是旅游消費水平增長的根本動力。同時，人口富裕程度也是影響生態環境質量的重要因素，收入水平越高的階層對生態環境影響力度越大[28]。采用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來表征；產業結構水平（x2）：產業結構既是衡量旅游產業發展水平的主要指標，也是影響生態環境質量的重要因素。采用旅游產業區位熵來表征，具體計算公式見文獻[29]，其中研究區域分別為各省和中部六??；投資強度（x3）：投資能力反映了旅游產業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的資金支持力度，是推動其協調發展的重要動力。采用人均固定資產投資表征；區域創新能力（x4）：區域創新能力是當地科學技術水平的直接體現，對于推動旅游產業的快速發展和提升當地的環境質量水平都有著重要的影響。采用地區專利授權數表征。對外開放程度（x5）：對外開放程度代表先進的科學技術、管理水平和理念[26]。對旅游產業與生態環境的耦合協調發展可產生積極的正面影響。采用實際利用外商投資額來表征。

表3 中部地區旅游產業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度及發展階段

表4 中部地區旅游產業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度類型

（二）面板數據回歸結果分析

為避免偽回歸，在回歸分析前，首先對數據進行單位根檢驗和協整檢驗。為保證檢驗的有效性，同時采用LLC檢驗和Fisher-ADF檢驗（表5）。結果表明：所有選取變量的水平值均存在單位根，進而對變量進行差分運算，結果顯示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各變量均不存在單位根?？梢?，序列具有平穩性。參考相關文獻[23,30]，同時采用Pedroni檢驗和Kao檢驗方法進一步進行協整檢驗（表6）。結果顯示：兩種檢驗方法均在了1%的顯著性水平上拒絕了原假設，說明各變量間存在協整關系，據此可以進行面板數據的回歸分析。

面板數據的線性回歸模型主要分為固定效應模型和隨機效應模型。為確定具體的模型形式，對數據進行 Hausman檢驗（表7）。結果表明：Hausman檢驗拒絕了固定效應模型和隨機效應模型無區別的原假設，因此本文使用個體固定效應模型來進行回歸分析。

表5 面板數據單位根檢驗

表6 面板數據協整性檢驗

表7 面板數據的豪斯曼檢驗

由表8的回歸結果可知：（1）居民收入水平估計系數顯著為正，即居民收入水平越高，旅游產業與生態環境的空間差異越小，其耦合協調度越高。經濟條件是產生旅游動機和行為的基礎條件之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刺激著出游需求的增長，這直接影響著旅游產業收入的增加。同時收入水平的提高也有利于推動人民生活方式的轉變，增強居民的生態環保理念。日益增長的城鎮居民收入水平已成為推動中部地區旅游產業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的重要動力之一。（2）產業結構水平對旅游產業與生態環境的耦合協調度也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其原因在于旅游產業集群度越高，反映其勞動力和資本也就越集中，專業化程度隨之提高。這不僅可以提升旅游業發展質量和水平，增強旅游產業的輻射帶動作用；同時也有利于旅游資源的統一規劃和整體開發，提升資源利用效率，減少不必要的資源環境消耗。提高旅游產業集群度也是促進旅游產業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的重要路徑。因此中部地區未來應繼續優化產業結構，加大對旅游業的資金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3）投資強度和區域創新能力都為顯著的負向關系。這一方面說明雖然固定資產投資的增加是拉動經濟快速發展的重要因素，但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模式也導致了工業“三廢”排放量的增加，使中部地區面臨著日益嚴峻的生態環境壓力。另一方面也說明，區域創新水平對中部地區旅游業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的正向推動作用并不明顯。因此，中部地區應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避免“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的現象，把工作重心從關注投資總量和經濟增長速度轉變為關注投資質量和效益上來。同時，政府投資應向科技教育和生態環境建設傾斜，并將科技成果轉化為具體的生產力，切實推動旅游產業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水平的優化。（4）值得注意的是，對外開放程度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影響系數遠大于其它指標。表明，中部地區隨著投資環境和市場運行環境的日益完善，吸引來了越來越多的外商投資，而這些外商投資在擴大旅游市場規模和改善生態環境方面質量方面都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因此，未來中部地區應進一步從廣度和深度上擴大對外開放力度，優化利用外資結構。

表8 面板數據的回歸結果

六、主要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以2005—2017年中部六省的數據樣本為例，分別構建了旅游產業與生態環境系統的評價指標體系，借助耦合協調度模型探究了中部六省的耦合協調發展水平，并進一步分析了其影響因素。結果顯示：

（一）從綜合水平來看，中部六省旅游產業與生態環境系統的發展水平均呈穩步提升的態勢，但各省之間發展差異明顯。旅游產業系統綜合評價指數平均值排序為：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山西＞江西；生態環境系統為：江西＞湖南＞湖北＞山西＞安徽＞河南。

（二）從耦合協調發展水平來看，整體呈上升趨勢，但提升速度較為緩慢，目前的耦合協調水平仍然較低。從耦合協調類型的變化趨勢來看，中部六省大致經歷了相似的發展階段，即中度失調（2005年）—輕度失調（2009年）—瀕臨失調（2013年）—勉強協調（2017年），但整體耦合協調水平仍較低。

（三）從耦合協調度類型的演化來看，截至2017年，湖南、湖北、河南和山西省為基本同步型，江西省為旅游產業滯后型，安徽省為生態環境滯后型。值得注意的是，河南和山西省雖為同步發展型，但兩省旅游產業和生態環境的綜合水平指數均不高，說明這種同步發展是低水平的。

（四）從影響因素來看，居民收入水平、產業結構水平和對外開放程度對旅游產業與生態環境的協調發展水平具有積極的正向影響，而投資強度和區域創新能力呈顯著的負向影響。

鑒于以上結論，本文對中部地區旅游產業與生態環境的協調發展提出以下建議：（一）對于生態環境滯后型區域，如：安徽省，應加大生態環境治理的投入和保護力度，嚴格執行國家及地方有關環境保護的規定，發揮旅游產業的積極帶動作用，不斷優化區域生態環境質量。（二）對于旅游產業滯后型區域，如：江西省，應在維持良好生態環境的前提下，進一步完善旅游基礎設施，加大宣傳力度，擴大旅游市場規模。（三）加強區域間的聯系、分工和協作，構建跨區域環境污染和地方政府的合作機制，打造共同的環境污染監測信息平臺。推動區域間旅游交通等基礎設施的完善，縮小旅游者的時空距離，促進區域間旅游者的流動。（四）發揮影響因素的積極帶動作用。首先應繼續提升居民收入水平、產業結構水平和加大對外開放程度。其次，也應關注投資強度增加在促進旅游規模擴大的同時所引起的生態環境問題，平衡好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系，并努力將科學技術轉化為具體的生產力，增強創新驅動能力，切實推動中部六省旅游產業與生態環境的協調發展。

由于數據獲取的局限性，本文所選取的評價指標體系未能全面反映旅游產業與生態環境的發展狀況。且由于指標選取的不同，不同學者的研究結論可能存在一定的差異。有關影響旅游產業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的因素以及各種影響因素是如何引起協調度變化的作用機制，仍有待進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