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務貿易對外開放背景下數字化因素對出口的影響

（上海大學經濟學院 上海 200444）

一、引言

近年來，新的科技和產業變革越來越頻繁，強調信息化技術的工業4.0革命正如火如荼地在全球進行。我國的數字化革命也正在加速。傳統產業開始應運用工業互聯網，并進行智能化轉型；而互聯網企業也開始向產品的研發、生產、服務等方向拓展。以數據為核心投入要素的的數字化技術正在重塑各個行業（付保宗，2020）。同時，貿易的方式、產品、參與者、規則也逐漸變化（劉洪愧，2020），“數字貿易”的概念出現。2019年在瑞士達沃斯，76個WTO成員簽署了《關于電子商務的聯合聲明》，世界數字貿易規則正在構建。

中國具有良好的數字經濟基礎，數字經濟占GDP的比重已超過三分之一。2007年至2019年中國整體的競爭力排名有34位上升到28位，主要的改善是在金融系統的效率，信息與通信技術（ICT）的應用、商業活力和制度層面，“大智物云”的發展水平一直在上升，而新基建也增強了數字化基礎設施的服務能力。2020年8月12號商務部印發了《全面深化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點總體方案》（后簡稱《方案》），其中提到了大力發展數字貿易，完善數字貿易政策，而具體的與此相關的措施有數十條之多。數字服務貿易也是數字貿易中重要的一環，是服務貿易在數字化背景下的發展方向。在全球數字化革命的背景下，把握貿易新業態的主動權，積極參與WTO體制下數字貿易規則的構建，升級貿易能力有著戰略性作用。

二、文獻綜述

（一）數字貿易和數字服務貿易

數字貿易的概念由美國USITC(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在2013年發布的全球首部數字貿易調研報告《美國與全球經濟中的數字貿易》中率先提出的,主要指在訂購、生產以及遞送產品和服務中,通過互聯網技術發揮關鍵作用的國內商務和國際貿易活動。因此不僅包括數字產品和服務的交易，也包括受益于互聯網而實現的傳統實物交易。近幾年國內關于數字貿易的研究逐漸增多，馬述忠（2018）辨析了傳統貿易與數字貿易的異同，總結了其內外屬性，并討論了對國際經濟理論的影響。孫杰（2020）指出：數字經濟和數字貿易并不是一種獨立的經濟形式，它們依然是為傳統三大產業生產率提升服務的。劉洪愧（2020）討論了數字貿易發展的經濟效應以及中國的推動方略。

隨著產業智能化、數字化，服務貿易的傳統組織方式也發生了變化,貿易形式不再拘泥于跨境交付、商業存在、自然人流動和境外消費四種形式,產生了新的數字貿易業態。朱賢強（2020）提出跨境電商可以與服務貿易結合，提升服務貿易規模效應，促進創新。岳云嵩 (2020）提出了數字服務貿易的統計方法，構建指標比較了各國的競爭優勢。

（二）相關的實證研究

國外研究大部分使用電子商務指標或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相關的指標衡量數字化因素。Freund and Weinhold (2002)采用網絡主機等指標，研究了互聯網對于雙邊服務貿易的影響。Nath(2013)發現1995—2010年，40個新興市場經濟體的互聯網訂閱和互聯網主機與貿易績效呈顯著正相關關系。Xing(2017)研究了21個發展中國家和不發達國家以及30個經合國家的雙邊貿易，在引力模型中加入各國寬帶、手機、電話訂閱量，互聯網安全，互聯網用戶，B2B，B2C網絡使用程度等自變量。國內相關研究較晚，其中互聯網使用的相關指標被較多學者使用。施炳展（2016）使用國家間的雙邊雙向網址鏈接數量作為代理變量，研究互聯網對于中國企業出口的影響。岳云嵩（2020）利用上網人數占比和出口帶寬等指標，研究了數字化服務貿易的出口影響因素。

三、中國服務貿易出口與數字化

相比傳統服務貿易，新型服務貿易占比逐漸上升，而且技術密集型服務貿易在疫情影響下逆勢上升。商務部服務貿易的負責人提到，2020年上半年，知識密集型服務貿易占比提高。出口增長較快的領域是知識產權使用費、保險服務、電信計算機和信息服務，分別增長37.2%、18.7%、15.2%。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提出的統計框架和岳云嵩（2020）的研究，我國服務貿易進出口統計的分項中，通信服務，保險、金融服務，計算機和信息服務，咨詢服務，專利使用和特許費，廣告宣傳，電影音像可以近似衡量數字服務貿易的出口，這說明數字服務貿易的占比在上升，更多的產品的價值鏈活動將高度依賴于信息通信等數字技術。

（一）各地區服務貿易情況

由圖1～圖3可以看出，中國服務貿易出口呈現明顯的階梯分布，北京、上海、廣東的出口值明顯高于其他省份，處于第一階梯的水平，天津、江蘇、浙江、福建、山東省處于第二階梯的水平，其余的省份服務出口較低，年出口值不足500億元人民幣，處于第三階梯的水平。

（二）《方案》中的數字化措施

圖1 2015-2018年均服務貿易出口（億元）

圖2 2015-2018年均服務貿易出口（億元）

圖3 2015-2018年均服務貿易出口（億元）

試點一共包括28個城市區域，涉及21個省，其中第一、第二梯隊的省份全部包括在內。而江蘇、廣東、山東、河北、貴州、陜西省都有2個或以上的城市區域在試點范圍內。從覆蓋面上來看已經相當廣泛，主要的戰略還是出口較高的省份繼續保持，并體現示范作用，一些有潛力省份如山東省嘗試保持增長，部分城市進行區域合作，如河北雄安新區，貴州貴安新區，陜西西咸新區，全面促進服務貿易對外開放。

試點具體措施共122條，涉及“數字化”的措施一共有11條，例如116條，在數字服務出口基地，對涉及數據安全和個人隱私安全的服務貿易加強監管；98條在具備條件的試點地區試點建設數字貿易平臺，83條支持試點地區發展基于工業互聯網的大數據采集、存儲、處理、分析、挖掘和交易等跨境服務，此外還有75,76,78,93,104,115等。

這些舉措涉及到了數字化背景下跨境貿易的平臺建設，數據監管，環境優化等，其中都有強調數字化技術或者數據在貿易中的關鍵作用。這表明政府已經從較深層面去考慮數字貿易、數字環境的問題，現今大部分商業活動都依靠數據驅動，提升競爭力，而數據信息作為生產要素，需要保護和培育，這是試點措施所針對的核心也是數字貿易的重心。我國跨境電商的發展已經達到較高的水平，這可以看做是數字貿易的初級階段，隨著消費，工業互聯網的成熟，以及互聯網企業向產品價值鏈各個環節的融合，數字貿易的廣度和深度將增加，試點的措施可以有效保障未來數字貿易的發展。

四、實證研究

（一）模型設定

為了更加具體地分析數字化因素對于服務貿易開放的作用，尤其是出口，本文嘗試構建了線性回歸的實證模型。本文采用隨機前沿模型，假設各省的出口存在管理無效率項，即，利用BC95模型，對其進行估計，然后借鑒羅登躍（2012）的公式對管理無效率進行分離，計算出各省效率值。計量模型構建如下：

其中，Exportit表示i省第t年服務貿易出口值，TELit表示i省第t年移動電話普及率（個/百人），由于智能手機的使用普及和功能廣泛，其商業價值和經濟作用不可忽視，本文假設該數字化因素可以促進服務貿易的出口，PGDPit表示i省第t年的人均GDP，PSGDPit表示人均第三產業，FDIit表示各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數額，WEBit表示各省每百家企業擁有網站數，這個指標也是用來衡量數字化因素，可以反映各省企業利用ICT,即互聯網電子信息技術的程度。β0為常數項，Vit表示隨機噪聲，反映統計誤差等不可抗因素造成的模型偏差，假設Vit～N（0，σv）且與ui互不相關，ui是一個非負隨機變量，也稱管理無效率，衡量由于管理不善等人為因素導致的技術無效率狀況，假設ui～iidN+（μ，。uit在這里表示各省的理想出口值a和觀測到的出口值b之間的差距，a利用Exportit+uit來計算，TE表示效率值，其計算公式為：b/a。

表1 假設檢驗結果

本文的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國第三產業年鑒和國家商務部以及各地區統計部門。樣本為31個省2015—2018年4年的面板數據。

（二）假設檢驗

在具體回歸之前，先對模型的適用性進行檢驗。原假設1(H0)：假設模型不存在管理無效率項即，uit；原假設2(H1)：η=0，即非效率項uit不隨時間變化。利用frontier4.1軟件進行似然比檢驗，結果如表1：

可以看出無論是假設1還是假設2的LR統計值都遠大于對應卡方分布的值，所以應該拒絕原假設1和2，即存在隨時間變化的非效率項，模型適用。

（三）回歸結果

在上文提到的模型的基礎上，對于uij的分布，η是否為0的假設進行了改變，又衍生出了模型2和模型3，作為模型1的對照，模型1的假設條件與上文對應。

通過回歸結果可以看出，移動電話普及率（部/百人）對服務貿易出口具有正向的作用，并在5%的水平上顯著，這可能是因為隨著通信科技和互聯網的發展，手機的功能不僅僅在于通信，更提高了人們對于軟件和信息服務的使用，因此帶動了整個智能硬件和移動互聯網的產業鏈，增強了產業向數字化信息化的轉型，從而增強了企業的服務能力，尤其是知識密集型服務貿易。各省每百家企業網站數對于服務貿易出口也具有促進促進作用，這表明企業的數字化水平對于服務貿易出口具有促進的作用，從延伸的角度看，企業數字化水平高，其相對也會更多運用移動互聯網和工業互聯網增強其生產，銷售各環節能力，從而有利用其出口的競爭力，尤其是金融、保險、計算機和信息服務等類型的貿易出口。

表2 回歸結果

人均GDP、人均第三產業產值，外商直接投資為控制變量，從結果看，人均GDP不是很顯著，而人均第三產業通過了10%的水平檢測，符號都為正，說明人均第三產業相比人均GDP更有說服力，而FDI在5%水平為正，說明各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有利于服務貿易出口。γ接近1表示混合誤差項中非效率項的作用的因素較明顯，從而也佐證了存在非效率項。

效率分析見圖4～圖6。

總體上看，有接近一半的省份效率值在0.9以上，有近1/3的省份效率值小于等于0.5。說明大部分省份實際出口可以達到接近理論出口的水平，這可能是由于近年來中國數字經濟發展較快，數字營商環境在改善。從時間上分析，不同省份效率值隨著時間變化不同，有上升，下降，或者波動型，大部分省份的變化幅度不大。

圖4 各省服務貿易效率

圖5 各省服務貿易效率

圖6 各省服務貿易效率

五、建 議

加快新基建的步伐，提升數字化服務能力。由實證結果看，數字化技術的應用可以促進服務貿易的出口。2021年，預計所有零售電子商務中有53.9%將通過移動商務完成，消費者也傾向于移動支付(中國電子商務報告2019)，智能手機對于貿易的作用將更加顯著，通過大數據、人工智能、云計算、虛擬現實等數字化技術，企業可以創新服務模式，增強服務供給，優化產品價值鏈。應當大力發展信息通信產業，加快新型數字技術的研發，構建平臺企業和數字服務出口基地，提供更多應用場景和公共服務，加快服務業線上線下的融合。

探索構建數字貿易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格局。中國在全球產業鏈的目標是從先進制造國向先進服務和創新驅動國升級，應當通過數字貿易提升服務業在國內和國際增加值所占比重，利用國內的良好數字化環境和龐大市場形成的競爭效應、規模效應，促進服務的創新和國際競爭力，拉動國外的需求循環，同時服務出口的國際經驗也可以擴展服務的種類，方式，提升服務的質量優化結構，促進國內服務業的變革，帶動國內的循環。

全面構建數字貿易規則體系。加強數據傳輸監測，保障數據交易安全，數據作為一種重要生產要素，對其監測必不可少；構建數字營商環境，例如建立數字貿易專家工作組，專題培訓，完善數字服務貿易人才就業政策，創新創業渠道等；完善統計核算體系，充分考慮數字貿易的特征，健全統計監測系統，例如改善統計方法，加強統計數據質量；積極參與數字貿易國際規則談判。在區域貿易協定規則中增加數字貿易條款的比重，既要注意放寬限制，也要注意保護本國的數字產業，數據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