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種話

我想每一個《山花》的作者都會在第一段第一句這么寫，“××年，我在《山花》發表了作品《×××》，編輯是×××。

反正我是會這么寫的，我甚至不用去翻資料。

“1998年五月，我在《山花》發表了小說《告別辛莊》，編輯是何銳老師?！?/p>

脫口而出，完全不需要經過頭腦。

1997年，1998年，我在各個期刊發表了二三十個中短篇小說，可是我對《山花》的這一篇記憶特別深刻，有可能是因為范小青老師評論里的那句話，也有可能是因為何銳老師的那個電話。

我想很多作者已經敘述過，何老師的口音需要特別用心地辨認，或者就是他說什么都答“對”。

現在想起來，我真是趕上了一個寫作的黃金時代啊，編輯們是真的會跟作者們打電話講稿子的，那個時代，編輯真的是編輯，作者真的是作者，編輯與作者真的談稿子。

我不是要講變化，我并不知曉任何變化，尤其是作為一個離場者。我的重點是：二十多年前，《山花》的編輯何銳老師，因為一篇小小的小說，與作者，也就是我，通了一個電話。也許我是用猜的，也許我是答了很多個“對”，但是我也確切地記得，何銳老師談了很多很多他對這個小說的看法，最后，他給了我一個最肯定的肯定——小說將要在《山花》發表。

對，黃金時代。我們的黃金時代！這就是我的重點。

發表在《山花》的這個小說——《告別辛莊》，與我任何其他的作品都不同，它可能是我唯一一篇故事發生在村莊的小說，我的探索之作。如果你已經寫了一百篇城市，你擅長城市，你肯定也得來這么一篇村莊，當然，你的探索失敗了，因為你就是不那么擅長。

我講的失敗，僅僅是我自己講的失敗。也會有一些別的看法。

“也許有人更喜歡周潔茹的其他一些小說，比如她的《告別辛莊》，但是說實在話我不太喜歡那一篇，原因很簡單，那一篇不大簡單。那一篇有美麗的幻想，有奇怪而且獨特的感覺，有電影一樣的畫面，或者有人會認為那一篇才是藝術精品，我的想法不一樣，這篇《做伴》，是另一路的，是我個人比較喜歡的一路?！薄缎∏唷段覀冎圃焓裁础?，刊于《雨花》1998年第11期。

雖然范小青老師是要表揚我的另一篇小說《做伴》，但是提及《告別辛莊》的這一句，“電影一樣的畫面”，已經是對《告別辛莊》最好的評價。感謝范小青老師。

我應該再向《山花》投一個小說的，在我徹底離場之前?？墒悄莻€時候一切都已經開始結束，寫作，我在中國的生活。

離開前我肯定又接到過何銳老師的電話，我肯定又答了無數個“對”，但我沒能交出任何一個小說，我就快要離開，一切都變得不那么重要。

那篇叫做《逃逸》的小說發表在《山花》2002年第3期，我甚至忘記了那篇小說寫的是什么?？隙ú皇峭白叩哪欠N，或者只是一個交待，最后向我約稿的兩位編輯，另外一位是《大家》的李巍老師，他在越洋電話里面的聲音，聽起來更為飄搖。

奇跡發生在2008年，我突然寫了一批小說，其中有一個我自己非常喜歡的小說，《幸?！?，發表在《山花》2008年第5期，不計算任何失敗之作的話，這才是我在《山花》的第二個小說，間隔了十年整，甚至沒有多一個月。

我也在很多創作談里談過，我2008年的復出是失敗的，即使那批小說現在看來還是很不錯的。反正我是再也寫不出來了。我又來講失敗。但我講的失敗，僅僅是我自己講的失敗。我相信也有一些別的看法，只是我暫時沒有看到。

我也想過談一談那次復出，以及這一次復出，好像又沒什么必要。

中斷寫作的作家有不少，中斷寫作又復出的作家也不少，但是復出之后又不見了的作家，肯定是最多的。原因是什么？對我來講就是我要承受自己對自己的反復質問：你超越你了嗎？你需要超越你嗎？你跟你自己較勁有意思嗎？

至于外界的反應，我好像不太關心。

我想的是肯定也有一部分復出又不見了的作家是承受不了另一個原因：沒有反應。讀者沒有反應，評論界也沒有反應！這也太殘忍了。

我因為命運復出寫作，我直接告訴你，命運。

命運叫我重新開始寫作的，命運說的，你是天才，你不寫了可惜了，去寫吧。那就再寫一寫吧。我若是失敗也是命運，命運說的，那就這樣吧，不寫也行，你好好生活吧。

所以反應不反應的，不影響我。

現實主義，當下現實主義，這是我2008年那批復出之作的主要方向?，F實主義這四個字是我剛才突然想到的。

我相信以后它們會被看到，包括刊發于《山花》2008年第5期的小說《幸?！?。沒有任何寫作是會被浪費的。

第三篇發表在《山花》的小說叫做《40》，2018年，又是間隔了十年，數字太奇妙，沒有辦法言說。編輯是李晁。何銳老師已經退休了。至于這個小說為什么叫做《40》，因為我40歲了，我就寫了一個《40》。年齡與作品非常契合的一次敘述，小說本身也許也不是那么重要。

接下來我要講散文，對，我還寫散文，而且是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昨天有人問我在干什么，我說寫散文。對方說，你老了?！薄軡嵢恪兑粋€人在40歲》，刊于《南方文學》2017年第1期。

有一種說法是，老人才寫散文。于是我一直有點避免寫散文，我寫小說，我用小說揮發我自己。我這么說，好像我不會成為一個老人一樣。我當然會老，而且老得很快。這跟我寫什么，小說或者散文，都沒有什么關系。當我還是一個年輕人的時候，我也這么說過，寫詩是造愛，寫小說是生孩子，我可想不出來寫散文是什么。

年輕人就是很愛表現。我年輕過，很多人沒有老過，所以不要說不同意我的說法。年輕人寫作的問題就是表現，習慣性表現，越愛表現越表現。當然在你還是一個年輕人的時候你是看不到這個問題的。你看不到語言的問題，你看不到表現的問題，你看不到所有的問題。很多年以后了，你有了經歷了，你安靜了，一切慢下來……好吧直接的說法是，你老了。寫散文吧。

所以“老人才寫散文”這一句，換個角度，其實是個好句子。

我看到好的散文，就如同看到一位智慧的老人，樣貌都不重要，我只在意呼吸的節奏。我可想像不出來一個智慧的年輕人的模樣。年輕人都是活潑的吧，跳來跳去。一個智慧又活潑的人，那得是機器人。前些天我去一個讀書會，有個學生問同場的嘉賓，詩人陳東東，機器人寫作會不會替代人類寫作？陳東東是這么答的，機器人為什么要寫作？會后我同陳東東講，機器人覺醒了就消滅人類唄，機器人寫什么作嘛。

陳東東說，人為什么要寫作？

這個問題棉棉替我答得非常清楚，“在周潔茹那里，寫作是她可以確定的一件不容置疑的純潔的事情?！薄廾蕖段覀優槭裁磳懽鳌?，刊于《香港文學》2015年第11期。

所以后來我也替棉棉答了一次，“我能夠看到的棉棉的為什么寫作，也許她也真的不是那么需要寫作了，我看到愛?！薄軡嵢恪段覀優槭裁磳懽鳌?，刊于《香港文學》2016年第4期。

人為什么要寫作？當然是純潔，還有愛。

回到散文。

散文《我在圣弗朗西科斯做什么》，刊發在《山花》2003年第3期，這是我唯一一組寫美國的散文。我有點忘記了，為什么要投給《山花》？現在能夠看到的就是，2003年的《山花》，接受了一個海外題材文學作品。也許現在的很多期刊都開始了海外華文作家作品的推進和推廣，但是在二十年前，能夠具備這個視野的刊物也不是那么多的。

2014年我開始寫香港，散文《馬鞍山》和《未圓湖》（刊于《山花》2014年第9期）可以說是我香港書寫的最開始，一個標識，在某種意義上。我的直覺往往也是對的，《山花》是一個最包容最廣泛的刊物，我可以向它投去任何嘗試，任何探索，任何一個重新的開始。

2014年2015年是我的回歸年，如果我是一個藝人，就有個經紀公司為我開個發布會了，但是我不是，作為一個寫作者，我先去各個期刊發表了二三十個中短篇小說，就像我在1997年1998年一樣。當然與1997年1998年也不太一樣，因為時代真的不同了。

還有散文，二三十個小說的同時，再加二三十篇散文。我后來問過我自己，有意思嗎？

有意思。我也需要告訴我自己，你回來寫作了。寫作仍然是一切，是光和信仰。

感謝《山花》，見證了我的來來回回，我的成長與寫作，小說，或者散文。

2015年，我寫了一個《周友記》系列，四輯，十數位良師益友，寫他們與我的交集，他們的閃亮與溫暖，我以后應該不會再寫了?！渡交ā?016年第1期和2017年第8期刊發了其中的第一輯和第二輯。第一輯的第一篇，寫的是陶然老師。

“剛剛到香港的時候，我只有陶然。

我打電話給他，約他飲茶。北角的茶樓，我還不知道香港人都是要先用滾水洗碗洗杯的。我說一定要洗的嗎？他說一定，這些碗碟都不是你看到的那么干凈的。

有兩位老師的話我總是特別用心地聽的，一是何銳老師，盡管很多時候我加了倍地用了心聽，我也沒有聽懂，還有就是陶然老師了，陶然老師的普通話絕對不是香港的腔調，后來我才知道他是印尼華僑，但是可以這么說，陶然老師的普通話，一定是所有的香港老師中間最好的了?！薄軡嵢恪短杖弧?，刊于《山花》2016年第1期。

2017年，我來到《香港文學》雜志社工作，學習成為一個文學編輯。陶然老師約稿也是用電話，截止期快要到達的時候，再打一次電話。陶然老師打電話時的聲音總是溫和的，也是堅定的。

2018年，我接手《香港文學》編務。時代不同了，但是我也會給作者打電話，當然用的微信語音，時代不同了嘛。我也會談一些對稿子的看法，最后，我會給作者一個最肯定的肯定——文稿將要被刊用，多謝支持。作為一個寫作者又作為一個編輯，我比誰都要知道，這有多重要。

2019年3月9日，陶然老師去世。15日，何銳老師去世。我清晰地記得這兩個日子，兩位對我很重要的老師離開了。剛才又去翻到那篇文章，“有兩位老師的話我總是特別用心地聽的?！笨吹竭@里，潸然淚下。

作者簡介：

周潔茹，1976年出生于江蘇常州。出版長篇小說《小妖的網》《中國娃娃》，小說集《你疼嗎》《香港公園》等?，F任《香港文學》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