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小說”及其文本性態度※
——以石一楓的《心靈外史》為中心

內容提要：以現實主義創作回應社會問題，為近年來的石一楓贏得了很大的文學聲譽，而《心靈外史》也因此備受關注。當代中國的社會變革所帶來的信仰危機被視為這篇小說的主題而得到充分闡釋，但卻鮮有注意到它在揭示社會問題時如何受限于社會學意義上的觀念共識。人物形象的觀念化是由“問題小說”的敘事倫理所決定的，而將底層民眾的善念當作“盲信”的根由，無疑是強調信仰危機的社會指向，但其中對當代中國“盲信史”的戲劇化呈現，卻將1980年代建構起來的反思話語作為前置觀念，并倚重于既有的歷史敘述、文學觀念、新聞報道等文本化知識。像這樣的“文本性態度”，也是“社會問題小說”中的普遍性問題，以石一楓的《心靈外史》為中心的探討，或對重建小說的社會關懷提供有益的啟示。

石一楓近年來回歸“現實主義”，致力于“社會問題”的探究，為他贏得了很大的文學聲譽。除了獲得魯迅文學獎的《世間已無陳金芳》，《地球之眼》《特別能戰斗》《心靈外史》《借命而生》也都好評如潮。最新發表的《玫瑰開滿了麥子店》，也即刻引來眾多評論家的目光。這些中長篇小說大多借助混在京城的底層人物及其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來呈現當下社會生活的復雜性。眾多底層人物的辛酸遭際，屢屢成為媒體報道的焦點，而在現代化進程中理應兼顧他們的利益更成為社會共識。但觀念的共識卻無法彌合現實的裂痕，這些世俗意義上的小人物心存幻想，左沖右突，總還是無法擺脫受欺辱和被損害的命運。其間，他們的奮斗與墜落、歡樂與痛苦、希冀與迷茫，既在這個時代得以賦形，也遭到這個時代的殘酷對待。所以，如何講述他們的故事，不僅是一個敘事問題，而且是一個倫理問題。從這個意義上，不難理解評論家們對于石一楓的期許?！缎撵`外史》所受到的關注，庶幾可以由是觀之。在這部小說中，石一楓借助大姨媽王春娥的“盲信史”，揭示了當代社會巨變及其引發的民眾信仰危機，并試圖從中尋找施加在人們肉身和精神上的強制性因素。所謂“上升的摩擦”和“完美的裂隙”①，或就是對它所達到的審美高度的精準概括。然而在充分肯定其成就的同時，我們也應看到《心靈外史》受限于諸多社會學意義上的觀念共識，既讓陷入“盲信”困境的大姨媽得到情感認同，但同時也失去具體而豐富的生命，難有行動上的自主，仿佛牽線木偶一樣，走馬燈似的陷入各種符合特定價值預設的精神危機。這似乎是由“社會問題小說”的敘事倫理決定的，但讓大姨媽接二連三陷入的“盲信”事件與當代中國如此眾多的社會熱點勾連起來，卻也在很大程度上折射了石一楓對既有歷史敘述、社會觀察、文學觀念以及新聞報道等文本化知識的倚重。

一 “八十年代”：缺席的在場

石一楓的《心靈外史》，僅從命名上看，或者跟張承志的《心靈史》存在某種互文關系。在這一點上，陳福民可能充當了預言者。發現和闡釋石一楓跟王朔的師承關系，一向是評論家們所熱衷的，但在2011年的一次研討會上，陳福民竟認為在我們這個“談股論金”的時代，石一楓像1990年代初的張承志一樣，“拒絕接受時代的誘惑和規訓”②。石一楓于六年后發表《心靈外史》，或并非是對陳福民的回應，但要發現它與《心靈史》之間的關聯，也是輕而易舉的。然而這關聯卻在很大程度上是反方向的：《心靈史》以“正史”方式表現了清中葉西北地區的一場戰亂，并將之與自己曾投身其間的革命激情聯系起來，而《心靈外史》卻以“外史”方式，給種種盲目的信仰祛魅，并將1980年代建構的反思話語作為前置觀念。一個肯定信仰，并積極尋求其歷史根源；一個則質疑盲信，并直面當下的精神危機。所給出的解答雖迥然有別，但不無例外地，都指向各自的“青春后遺癥”③。

石一楓總習慣于安插一個“多余人”作為敘事者。自嘲或者玩世，這些敘事者所講述的故事，不免給人疏離和荒誕的感覺。一切神圣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取而代之的，就是百無聊賴或者無所事事的姿態?！缎撵`外史》中的楊麥就是這么一個“無所事事之徒”。按說，他原本是一個學霸級的人物，考上了中國最好的大學，但學非所用，天體物理專業畢業后，他進入了一家報社當了記者。他最初的幻想，是“欲望勃勃”地成為一名“成功人士”。但經過各種折騰，卻不得不接受“一個失敗者的身份”，終致陷入“既百無聊賴又聲色犬馬”的生活。像楊麥這樣出身名校而又“自甘墮落”，大約是有著現實依據的，但其間的精神氣質，更多的，還是與王朔式的“頑主”有著文本上的聯系。石一楓小說中的敘事者，總假裝以油滑的方式應對嚴肅的問題，但是身處名利場中，楊麥卻幾乎不曾設想過獨善其身。他積極參與前同事李無恥投資寺廟的騙局，并利用在報界的關系，給整個騙局充當吹鼓手，直到滿盤皆輸，才禁不住“恨屋及烏”，寫下一大批“尖酸刻薄的文章”，揭批各路媒體上曾“被吹噓得玄而又玄的人物”。楊麥正是在此間發現“神棍們的招搖撞騙已經形成了一個巨大的產業”④。作為利益鏈條的一部分，無論鼓吹還是揭批，都有私欲作祟，但在這個過程中，他卻贏得一個“公知”的頭銜。他顯然有愧于此，所以種種自我揶揄，暗示自己仍有堅守，但所守者為何，卻又不明所以。

然而石一楓卻將問題引向另一個方向。如果說“神棍們”處在這種信仰詐騙產業的上游，媒體不過是助紂為虐罷了，那么作為受騙者的民間基礎，究竟在哪里呢？這就成了楊麥在“聲色犬馬”之外認真思索的問題。他的疑惑是：“我們的政府不是在建國初期就基本掃除了文盲，并卓有成效地改造了廣大人民的世界觀嗎”，但為什么到如今“古今中外的怪力亂神在這片土地上大開筵宴，每個敢于信口開河的江湖術士都能分一杯羹”，“難道‘不問鬼神問蒼生’只是一小撮兒中國人一意孤行的高蹈信念，我們的民族從骨子里卻是‘不問蒼生問鬼神’的嗎？或者說，假如啟蒙精神是一束光芒的話，那么其形態大致類似于孤零零的探照燈，僅僅掃過之處被照亮了一瞬間，而茫茫曠野之上卻是萬古長如夜的混沌與寂滅”？⑤像這么一股腦兒的發問，似乎有意將問題引向歷史的縱深，而小說此后的敘述，也從社會世相而轉向家族歷史。從一開始，楊麥就聲稱自己和大姨媽的關系，“還得從老輩人說起”，這分明是一種痛說家史的架勢。似乎只有這樣，才能將當代中國盲信的民間基礎及其與啟蒙、傳統等宏大概念的關系解說清楚。

雖是被稱作大姨媽，但王春娥與楊麥的母親并無血緣關系，而是兩人從小一塊長大。楊麥的母親本是“北京大宅門”里的千金小姐，大姨媽乃這大宅門人家廚娘的女兒。階級的差異之所以沒能影響到這對姐妹最初的情誼，是因為革命帶來的社會變動，讓“大宅門”跌落到“大雜院”。這樣的情誼，看似建立在雙方政治平等的基礎之上，但事實卻是，楊麥的母親這“破落戶的小格格”仍沉浸在家族歷史的榮光里，她雖然也熱切擁抱新社會，但對于新社會的理解，卻是富家小姐勇敢地沖出“舊家庭”的版本。她后來一直認為自己比大姨媽更有資格談論革命，也是因為“學過馬列原著、還能用英文讀《共產黨宣言》”。她對“我姥爺”留下的“線裝書”百般呵護，看起來即便心懷革命，卻不忘傳統，似乎由此與“破四舊”的時代政治拉開了距離，但其實是牢固地處在五四傳統的延長線上。

楊麥多次調侃母親“破落戶小格格”的出身，但卻無疑相信知識的力量和啟蒙的價值。所以，在面對時代巨變時期的信仰危機時，楊麥將母親那樣的知識分子放在了一邊，除了偶爾調侃一下她那時受著蘇聯小說影響的文本化愛情以及生活中的一地雞毛外，他將更多的目光投注在大姨媽身上，似乎這廚娘女兒先天的局限和后天的缺知少識，已經注定了必然會遇到“盲信”的困境。此外，大姨媽的階級出身，所謂的“根正苗紅”，也更多與啟蒙話語中的“奴役性創傷”關聯在一起，而這顯然也被當作了她一次次墜入“盲信”困境的根據。據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大姨媽何以對自己的家仆出身充滿溫暖的回憶，并在處理與楊麥母親的關系時，始終保持著奴婢的心態。社會層面上的革命成功并沒能從根本上改變舊社會的等級觀念，而大姨媽對這等級關系的唯一一次反抗，卻一方面是受到革命干部的“教唆”，這在后來的“傷痕敘事”中，被廣泛地當作破壞民間倫理的證據；另一方面，大姨媽此后竟以近乎自殘的方式為這一次的“僭越”贖罪，這種贖罪心態和行為，成為楊麥此后對大姨媽念念不忘的前提，重建被破壞的倫理秩序，幾乎成了解決當代中國信仰危機的方案。

就這樣，楊麥從社會關注回到個人生活的敘述，并通過自己母親和大姨媽的恩怨、父母的離婚事件，將當代中國的“盲信史”，追溯到“文化大革命”時期激進意識形態上面。所謂將1980年代建構起來的反思革命話語作為前置觀念，正是在這里得到了體現。從這個追溯中，我們知道，楊麥的母親雖然總是忘不了自己“京城大宅門的小格格”這一尊貴出身，但他自己，卻是“陜西那個山溝里的兵工廠”出生的。他的父親當然也并非什么皇親國戚，而是一個有著鄉村背景的復員軍人。當然，這一切都是拜大姨媽所賜，她在那革命掛帥的時代，檢舉了楊麥的母親私藏被發配到東北的“我姥爺”的手稿和線裝書。雖然在關鍵時刻，相依為命的姐妹兼主仆的倫理親情戰勝了革命教條，但大錯已經釀成，她們就在那個時候雙雙離開了北京。楊麥的母親不得已中斷了學業，被發配到大西北某兵工廠的子弟學校教書，而根正苗紅的大姨媽原本可以借這機會得到更好的發展，但她卻出于自我懲罰的心理，主動選擇下放河南某個小縣城并落戶在那里。她們的命運也因此而被改寫，如楊麥的母親，就是在那之后嫁給了一個復員軍人，但正因此，這才有了楊麥及其與大姨媽的交集。楊麥的母親很長一段時間里不能原諒大姨媽，但在她跟丈夫鬧離婚的時候，大姨媽卻被邀來照顧楊麥，并由此開啟了新一輪的“盲信”：盡管楊麥的父母在爭吵中仍然延續了革命年代的教條，但時代已發生了巨大變化，大姨媽也因為自己的輸卵管和楊麥的發育遲鈍，而轉入信仰氣功了。

這段楊麥的“史前史”雖是在小說接近尾聲時經由其母親補充敘述的，但無論是楊麥，還是他母親，顯然都將它作為了大姨媽陷入“盲信”怪圈的開始。楊麥的母親自認為像她這樣“學過馬列原著、還能用英文讀《共產黨宣言》”的才有資格“革命”，而大姨媽作為廚娘的女兒，連初中都還沒畢業，剛參加過兩次學習班，就來革她的命了。這不僅讓她覺得難以理喻，而且時隔多年，社會政治語境已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她仍不免耿耿于懷，認為大姨媽當初出賣她不但“下作”，而且給“下作”找了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⑥。楊麥卻不這樣認為。大姨媽曾在拘留所向他述及當初迷信“氣功師”和如今參與“蟲蟲寶”，按照大姨媽的說法，“每當聽到那種特別有勁兒的話，尤其是當他們說是為了我好，為了我身邊的人好，為了所有人好，我就特別激動，我覺得只要信了他們，就能擺脫世上的一切苦”⑦。大姨媽這樣的內心獨白，不難讓我們聯系到反思話語所樂于揭示的蒙昧群眾普遍具有的情感認同，而楊麥，卻禁不住再一次地想起大姨媽帶他參加“帶功報告”的經歷。他清楚地記得，當時大姨媽就是將她所認為的一個“越過越好”的機會讓給了自己。楊麥認為既然大姨媽懷著如此虔敬的善念理解“氣功師”和“蟲蟲寶”，那么她當初對于“革命”的理解雖是教條的、機械的，而且也是被人灌輸的，但卻一定是抱著真誠和良善愿望的。當楊麥將善念作為一種價值尺度，思考“氣功熱”“傳銷熱”和“全能教”時，雖仍以反思革命為前提，但畢竟不像母親那樣，以“大宅門”的出身，教條化地理解革命以及與之相關的信仰難題，而是從民間倫理角度，對底層民眾的“盲信”也抱著一份善念了。

二 “盲信”及其問題指向

石一楓在《心靈外史》中的調侃和諷刺，基本上是楊麥借以自嘲，而對于大姨媽，則總是從她的“盲信”中尋找善意。當投資寺廟的錢打了水漂，楊麥無疑有些破罐子破摔，為著中秋月餅這樣的小事，他也能到工會主席那里討要說法，竟至于撒潑一般地“將那些蛋黃塞進了自己的嘴巴，示威性地大嚼，嚼得滿嘴直流黃湯兒，那模樣好像正在兢兢業業地吃屎一樣”⑧。用這樣的修辭來形容“失意者的苛刻”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凸顯單位科層體制的冷血和整個社會甚囂塵上的物質主義迷狂。正如李壯所言，石一楓筆下的世界，總是亢進與虛無并存、雄辯與荒唐同在，而他則“慣于用一張不正經的嘴去表達那顆太過正經的心，用滔滔不絕、花樣百出、貧嘴貧道幾乎斷氣的機靈句子，去掩飾和遮擋那張因過分嚴肅而有些不好意思的深沉臉”⑩。阿甘本說，“游戲把人類從神圣之物的領域解放出來、使人類從那個領域分心”[11]，而像石一楓這樣的游戲筆墨一方面提醒了反抗的記憶；另一方面，卻也具有“瀆神”的意味，讓一切有關反抗的書寫失去了它的靈光。在很大程度上，李壯所謂“不正經的嘴和太過正經的心”，讓我們意識到權力的裝置和反抗的無效，而物質主義的迷狂，既預示了精神逃遁的出路，也暗含了精神危機的困境。大姨媽陷入傳銷跟楊麥落入騙局，都源于物質主義迷狂，但兩者相比，楊麥承擔了助紂為虐的責任。當然，像楊麥這樣出身于名牌大學而又利欲熏心的報社記者，也不過“神棍”產業鏈上的一環，而大姨媽，則更是最下游的盲從者。如果以所謂“分享信仰”的名義“承包寺廟”生意成功，李無恥和楊麥都可以分一杯羹，而大姨媽之類的盲從者，卻永遠都是待宰的羔羊。所以，“氣功熱”也好，“傳銷熱”也罷，一定是哪里出了問題，而楊麥和石一楓顯然將問題指向社會卻不是茫然失措的個人。

或正因此，石一楓強調了《心靈外史》的“社會問題小說”屬性[12]。所謂“社會問題小說”，顧名思義，就是以小說的形式表達對于社會問題的關注。眾多批評家樂于從世界文學的脈絡中發現和闡釋石一楓的“社會問題小說”與19世紀“批判現實主義”的淵源，但若從命名上來看，它似也可以看作“五四”時期“問題小說”的余脈?！拔逅摹睍r期的啟蒙主義文學觀念，向視文學為“消遣”、為“游戲”、為“小道”的傳統觀念發起攻擊，以摧枯拉朽之勢，確立了文學尤其是小說“反映社會現象，表現并且討論一些有關人生的一般問題”的主導規范[13]?！皢栴}小說”就是這文學規范的產物，而其后的文學主潮，所提出或回應的具體社會問題雖有不同，但也主要是沿著這樣路徑發展的。社會問題小說和現實主義方法對石一楓來說，始終包含雙重角度，一方面是知識精英的敘述，保證了社會觀察的深廣度；另一方面是底層民眾的故事，又兼備了社會問題的代表性。而《心靈外史》就是借著這雙重的視角和故事，將人們普遍遭遇的精神和道德困境，與當代中國正在發生的社會巨變勾連在一起。

為此，石一楓讓大姨媽一次次陷入的“盲信”困境跨越了幾十年的光陰，并由此勾連了當代中國史上的幾個重要節點，而與其間的社會病癥關聯起來。比如1980年代的“氣功熱”，已有不少文章對此進行描述和分析，但其中的評述，不外乎時代巨變中的精神失落與迷茫，而石一楓所呈現的楊麥小時候跟大姨媽參加“帶功報告”經驗，雖大量依據媒體報道和社會研究中的“陳詞濫調”，沒能提供多少新鮮的見解，但卻能于戲謔之中感受溫情，在荒誕之中發現善意，而且難能可貴地揭示人們的精神痛苦，是跟種種物質困境、身體病痛關聯在一起的，并由此將問題指向了社會保障體系的匱乏與官僚主義的橫行。

例如，將“帶功報告會”安排在政府禮堂，就顯然別具諷刺意味。眾多功友們將病痛的治愈寄望于氣功大師，這似乎匪夷所思，而禮堂外面那位身上蓋著“為民做主”標語的白發老太的求告無門，卻讓我們明白這一切實在并非毫無來由。大清早的白發老太就堵在禮堂門口，但坐著各式小車前來參加“帶功報告”的領導全都置之不理，而臨近黃昏，那位白發老太又被架到馬路牙子上，以讓那輛在當時象征顯赫身份的皇冠轎車“一溜煙絕塵而去”，更指向官僚主義與氣功造神的關系：漠視民間疾苦而癡迷邪門歪道不僅是“氣功熱”的結果，也是“氣功熱”的原因。當然，石一楓在批判官僚主義的同時，也不忘捎帶諷刺一下無良的報刊媒體，因為功友們口耳相傳的帶功奇聞，都有著它們參與的痕跡：“這些都是報紙上報道的，還有舉著錦旗的合影呢”[14]，但從敘事上，他更多的，還是借助這次經歷，作為楊麥后來介入大姨媽“盲信史”的情感聯系：在父母離婚大戰的背景下，楊麥猶如“革命時代”的棄兒，是接受請托的大姨媽，將自己對于輸卵管的憂慮放在一邊，而對他的發育不良和反應遲鈍心急如焚。顯而易見，民間道義被楊麥當作拯救大姨媽的法寶，但社會的諸多病癥，卻讓懷著善念的大姨媽一步步失去所有憑依。

將大姨媽視為社會病癥的受害者，這很大程度上是由“社會問題小說”的敘事倫理所決定的，但在這其中，情感認同的因素也不容忽視。我們知道，楊麥并不是特別合群，他的交際圈子雖然很廣，但也僅止于熟人而已。狐朋狗友中有名有姓的，也就一個彭佳億，卻還是他的精神科醫生，關系不深不淺，外加一點小曖昧罷了。這種小曖昧讓彭佳億頗有些不知足，但在楊麥那里，卻正是她讓他覺得非比尋常之處。楊麥與女性的交往，基本上都是在床上滾瓜爛熟的方式，極少有柏拉圖式的精神之戀。因為稀缺，所以珍惜。這或是楊麥的一種信仰，但顯而易見，這也是盲信的一種，可能歸因于父母離異的影響。他也的確從小就跟父母疏遠。父親很早就退出他成年后的生活，改嫁給初戀情人的母親，也不過是逢年過節時打個電話，而每次電話，都是從良好的祈愿開始，以惡語相向結束。但在頹廢和荒唐中，楊麥卻對那個讓他一蹶不振的李無恥，表現出慷慨和溫情的一面：在李無恥跑路之前，楊麥原本可以將他送官的，卻給他“從為數不多的存款里取了幾千塊錢”?！凹热淮蠹叶际歉F光蛋，又何必逼人太狠呢？”這善念之所以靈光一現，是因為他記起“曾經有人在自己走投無路的時候，卻把一個‘越過越好’的機會讓給了我”[15]。這個人就是大姨媽。參加“帶功報告”時大姨媽的舍己為人成了他腦海中揮之不去的記憶。為此，他到后來還將全部積蓄送給母親，并賦予這一行為以神圣意義：“我順勢一轉，乍著翅子扎進了人堆兒，那副模樣幾乎可以被稱為全北京最氣宇軒昂的窮光蛋?！盵16]這自我崇高化的心理，讓他似乎就在一剎那間懂得了大姨媽，并由此“將青春洋溢的大姨媽與帶我去西安參拜‘師父’、將我從鍋爐里解救出來的大姨媽融合在了一起，她們貫穿一線，組成了真實的、完整的人生”[17]。從這難得一見的抒情中，我們發現楊麥對大姨媽情感上的認同，而以此為前提，他又將大姨媽作為底層婦女的縮影，讓她悲劇性地承擔了社會巨變時期的種種身心重壓。

三 觀念化及其文本性態度

大姨媽陷入的“盲信”危機，被歸結為“社會巨變”在底層民眾中引發的“精神危機”，所以，我們很難從她的言行中看到自主的成分。有一回，大姨媽給楊麥說：“我必須得相信什么東西才能把心填滿”，這個她覺得可以填滿內心的東西本身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從外界填充進去的。這應當是一種精神病癥，但這種精神病癥，在小說敘事中，卻被當作社會病癥的反映。大姨媽既沒有獨立意識，也沒有獨立生活，而被當作了牽線木馬，完成程序化的動作。大姨媽從最初的盲從開始，到癡迷“氣功”、陷入“傳銷”，再到一切努力都告失敗，連一處棲身之地都因為開礦而不能保住，只能退而求其次，尋求精神上的解脫，為了虛無縹緲的天國之光，竟跟教友們集體自殺了。這當然是令人嘆息的。但細思極恐的是，大姨媽作為一個底層婦女，竟在每一處人生的轉軌之際，都關聯著當代中國某一時期的重大社會現象。如果僅僅出于社會關懷的目的而將兩者勾連在一起，那么，大姨媽作為“個人”的存在，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被刪削、篡改與整合了呢？

為此，我們不妨回到大姨媽“盲信史”的原點，考察一下她作為大宅門廚娘的閨女這一身份被賦予的敘事功能。作為“前朝權貴”，大姨媽母女所服侍的這戶人家已完全破落，死的死，散的散，到最后，就只剩下大姨媽與主家女兒也就是楊麥的母親相依為命了。多年以后，當這位“破落戶家的小格格”向兒子重現這段溫暖的回憶時，先驗地接受了“傷痕敘事”的前提：越是將自己與大姨媽的相處敘述得溫情無限，就越是揭示革命話語對于人倫關系的破壞。大姨媽看似被國營飯店戰斗隊女副司令的“階級論”說教所誘導，但實際上卻是已進入“傷痕敘事”的圈套。當學校的支部書記逼問母親“這東西誰藏的”，大姨媽氣喘吁吁地跑進來包攬下一切，并以主動下放的方式表達懺悔。所有這些，一方面突出大姨媽的單純、真誠、善良，而這正是她后來陷入一系列“盲信”困境的個人原因；另一方面，卻也借著這些單純、真誠、善良及由此引發的輕信和盲從、告密與反悔、坦白和自責，將極“左”時期的革命話語視為當代中國民眾“盲信史”的始作俑者。在這“傷痕敘事”的框架里，大姨媽的情感反應，當然有著她真實心理的折射，但在敘事倫理上，卻又是被充分結構化了。她怎樣被誘導而告密，何以反悔而自責，都是與既定的敘事目的關聯起來?！皫Ч蟾妗鄙蠈ⅰ霸絹碓胶谩钡臋C會拱手讓給楊麥，在楊麥深陷傳銷窩點時又費盡周折予以搭救，而最后，為了不成為負累而在勞教解除后追隨教友走向一條不歸路，大姨媽這一系列因為折射了時代病癥而被賦予重大意義的行為，總缺乏一種感人至深的力量，也可從這里得到解釋了。

思想大于情感，或是“問題小說”的宿命。所以，對于大姨媽高度觀念化的硬核，石一楓有著明確的自我意識，他曾強調自己在塑造人物方面的最為主要考量，是在于“挖掘出這些人物與時代的勾連關系”[18]。在他看來，“不是每個人物都對今天中國所處的時代有著那么強而有效的說明性，也不是每個人的命運都足以擊穿籠罩在世道人心之上的迷霧”，所以，“有一些人物和性格也許比另外一些更具價值”。標準就是，從社會學的角度，看這些“人物能否和現實生活發生密切的勾連關系，人物的命運能否從一個側面有效地表現時代變化”。在這種情況下，他提出：“假如讀者能從某個人物的‘外延’上想到很多，那么即使這個人物的‘內涵’并不值得分成幾個層面去大書特書反復剖析，是不是也可以算作比較豐富了呢？”[19]批評家們對于這類創作談常常敷衍了事，但在這里，可能因為石一楓所表達的，就是“現實主義”的共識，所以，他們也就樂于為之背書。李云雷在論及《世間已無陳金芳》時指出，“在陳金芳形象與命運的劇烈變化中，隱藏著我們這個時代最深刻的秘密”，而有關《地球之眼》，他又強調，“在這樣一個宏大背景之下，安小男的命運便不僅與當代中國的社會結構相關，也與當代世界的整體結構密切相關”[20]。無論陳金芳還是安小男，他們以自己的失敗揭示了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社會巨變中底層青年已被封堵了任何可能的上升空間，就此發現而言，李云雷認為，石一楓“雖然著眼于個體青年的人生命運，但卻對當代社會結構及其主流意識有著深刻的反思”，這看法正如戚萌認為小說借著對大姨媽的“盲信史”的呈現，“揭露了在文明進程之下國人的生存危機和心靈之殤”[21]一樣，都是站在石一楓的立場上，將人物塑造與社會問題的關聯作為重要原則。

但如此重視“人物與時代的勾連關系”，卻不免讓人想起福斯特曾經就小說和歷史的差別時所作的議論。福斯特說，“在某個人身上能觀察到的——外在活動以及從這種活動中推論出的精神狀態——均屬于歷史的范疇，而另一面，也即浪漫或神秘的一面，包括純粹之熱情，諸如夢想、歡樂、悲哀以及一切難以或羞于出口的內省活動”，構成了小說的主要作用[22]。而以此為依據，福斯特提出了廣為人知的“扁平人物”的概念。所謂“扁平人物”，福斯特強調的是他們所具有的單一特征，而詹姆斯·伍德在對此進行闡發時，則認為他們“總是被外部的眼光打量，只能通過言談來展示思維，不能占有意識的秘密”[23]。不難發現“扁平人物”，就是我們傾向于從歷史性或社會性上認識的人物，但作為小說家，卻更愿以審美的方式探討那些“浪漫或神秘的”東西，所以，福斯特認為小說中還應為我們提供具有自主意識的“圓形人物”，他們既能夠深入思考，還能擁有“純粹之熱情”，“我們沒有辦法將他們概括在一句話中”[24]。以此為標準，石一楓筆下的大姨媽顯然是一個“扁平人物”，她總處在被觀察的地位，雖也數度吐露心聲，但重復最多的一句話卻是“我的腦子是滿的，但心是空的”，也就是她并不“占有意識的秘密”。她試圖得到楊麥的理解，而楊麥也自以為理解了她，但到最后，她卻又借所信奉的“主”的聲音，強調“別人對你再好，但其實也不了解你，不知道你心里想要什么”。從這一點上，在大姨媽隱秘的內心深處，其實也應有著“浪漫或神秘的一面”，“諸如夢想、歡樂、悲哀以及一切難以或羞于出口的內省活動”，當也充斥在她的內心，但在《心靈外史》中，我們卻只能看到她作為底層民眾的“代表”，在當代中國的社會巨變中于身心兩個維度無可擺脫的宿命。

這或者跟一種文本性態度相關?！拔谋拘詰B度”（textual attitude）是愛德華·薩義德在《東方學》中提出的概念，他認為盡管無數實例證明，“將書本上的東西照搬到現實是愚蠢的或災難性的”，但在很多情況下“人們寧可求助于文本圖式化的權威而不愿與現實進行直接接觸”[25]。在薩義德的語境中，有關東方的“文本”遠比有關東方的“現實”更值得信賴，而在《心靈外史》中，所謂“文本性態度”，則意味著借助文本化的經驗認識當代中國社會巨變的方式，并以之為前提解釋大姨媽陷入的“盲信”困境。無論在修飾技巧上，還是在敘事手法上，石一楓都顯現出對文本權威的倚重。例如，楊麥參加過高考的那個暑假里，滯留在學校的他于《三國演義》中讀到“生得圓面大耳、方口厚唇，在左目下生了個黑瘤，瘤上生數十根黑毛”的句子而觸景生情，禁不住模模糊糊想起當初與大姨媽一同參加“帶功報告”的情景，而深受大姨媽信托的“氣功大師”，就是這么一副尊榮。后來大姨媽被關在拘留所，楊麥為了勸導她，苦心孤詣地將那位“師父”如何被人發現移民美國，怎樣在中產階級社區與人發生沖突，又何以被問及當年借助“氣功”招搖撞騙的新聞報道剪報給她，似乎以為這些“文本的圖示化權威”更具令人警醒的價值。事實上，無論是在小說的敘述中，還是在事后的創作談中，也明白無誤地顯示石一楓或者說楊麥對于以新聞報道為代表的各種“文本的圖示化權威”的重視：從石一楓角度，他構思的初衷來自新聞報道中“層出不窮的貌似‘與信仰有關’的古怪事件”[26]，而就楊麥來說，有關大姨媽的個人生活，除了年少時模糊的記憶外鮮有直接經驗，為此，他不得不經常借助各種耳聞與大姨媽的談話?？v令楊麥作為一個敘述人，在完成石一楓賦予的使命時表現出超強的敘事技巧，但歸根結底，卻也只能從大姨媽的“外在活動以及從這種活動中推論出的精神狀態”中抽取“歷史性”和“社會性”的觀念，而對她作為個人的“純粹之熱情，諸如夢想、歡樂、悲哀以及一切難以或羞于出口的內省活動”就不能不有所漠視了。

四 結 語

從以上的分析中，我們不難發現，石一楓的確是有很大抱負的。阿甘本在有關“何謂同時代人”的思考中，提出“同時代人是緊緊凝視自己時代的人，以便感知時代的黑暗而不是其光芒的人”[27]。李彥姝以阿甘本對“同時代人”的定義返觀石一楓作品中的人物形象[28]，但其實，石一楓不過是利用筆下的這些人物表達了對于這個時代的感知，而阿甘本所謂的“同時代人”，其實是燭照了我們對于石一楓及其作品的認識。例如在《心靈外史》中，石一楓試圖在一個當代史的敘述框架里，回應社會巨變中精神危機的難題，而能夠做到這一點的必要條件，就是必須堅定地“凝視”自己的時代，不斷地回到“同時代的黑暗”這個主題。在這里，我們不得不像阿甘本那樣強調，很大程度上，“感知這種黑暗并不是一種惰性或消極性，而是一種行動和一種特殊能力”[29]。就石一楓及其“社會問題小說”而言，這種能力意味著中和時代之光，以便發現它的晦澀，仿佛這一切都是與那些光密不可分的。石一楓在我們這個時代的光和熱中發現并表述了晦暗一角的風景，其中活動著的，大部分是“無名者”“失敗者”甚或“聲名狼藉者”。這些人在一生中的大多數時期遭欺凌、受擺布、被侮辱，而他們一旦被談起、遇關注，往往是在災難性或悲劇性的事件中。這時候，種種的社會觀察和分析，就由特定個人而牽連出了整個群體，并在泛泛討論了社會的所謂“結構性矛盾”后，再由整個群體回到特定個人，于循環論證中強調諸多“無家可歸者”“黯然銷魂者”“無所事事者”“自暴自棄者”“遍體鱗傷者”以及“鋌而走險者”之于這個時代的不可或缺。媒體報道不無煽動情緒的需要，社會觀察則應盡力保持冷靜客觀，但通過這些文本化知識所了解的，要么生硬干巴，要么枝蔓蕪雜，而這時人們所能寄望于文學的，當然是福斯特所謂的“純粹之熱情，諸如夢想、歡樂、悲哀以及一切難以或羞于出口的內省活動”。

石一楓無疑為此盡力作了許多嘗試。例如在《心靈外史》中，他不但揭示了大姨媽的精神困境，而且將楊麥的頹唐，也納入社會病灶的一部分，近乎平行而又彼此交叉地講述各自的故事，就是一種慣用而有效的方式。然而問題是，他過度地仰賴了歷史敘述、文學觀念和新聞報道等文本化知識，要不然，就很難設想大姨媽何以會走馬燈般陷入不同時期媒體上廣泛報道的信仰事件，而將革命話語的虛妄與崩塌視為“盲信”的起點，更見出他與1980年代以來的反思話語分享了太多觀念共識，在《心靈外史》及其他“社會問題小說”中平滑地將“八十年代”的反思話語作為所謂的“認識論裝置”，所以，他看到并呈現了我們這個時代中晦暗的一角，但所能提供的解釋，卻讓人很難感受到其中的紊亂，沒能將它們置入一種斷裂和脫節之中。要知道，將一切已晦暗不明視為與己相關之物，這是阿甘本所謂“同時代人”的重要特征，他指出，“在所有方面與時代完全聯系在一起的人，并非同時代人，之所以如此，確切的原因在于，他們無法審視它”。所以，阿甘本對作家提出更進一步要求，認為他們應當是晦暗不明的一部分，“也是阻止時代自我組建之物，同時又是必須縫合這種裂口或傷口的鮮血”[30]。很大程度上，石一楓之所以在《心靈外史》等小說中仰賴文本化知識，又有諸多主導話語分享觀念的共識，即便利用“頑主”式的敘事者以“嚴肅的滑稽模仿”[31]，對這些主導性觀念進行抵抗，卻又經常以另一種形式重復了這些觀念，或許就是因為他只愿充當晦暗不明的觀察者，而無意于“阻止時代自我重建”，更難將自己等同于“縫合這種裂口或傷口的鮮血”。

注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