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家如何制禮作樂

一

曉蘇先生是一位著名的小說家，這是許多人都知道的事情;但曉蘇先生還是一位禮俗復興的實踐者，這一點恐怕許多人就不知道了。實際上，作家曉蘇也是他的家鄉油菜坡“蘇系家族清明會”的重要推動者和組織者，甚至可以說是靈魂人物。這個家族議事會自2012年成立以來，已經過去七年了，會中的活動尤其是一年一度的清明大會開展得紅紅火火，有聲有色。受曉蘇先生的邀請，筆者和華中師范大學民間文學教研室的師生一道，有幸參加了2018年度的油菜坡蘇系家族的清明大會，親身體驗了祭祖、宴會、家族報告及文藝表演等禮俗活動。親歷之下，筆者不僅在情感上被蘇系家族和諧和睦的溫馨景象打動，更在思想上為組織者別出心裁的禮俗設計所激動，所以很快在心中有了這樣一個引人興味或讓人疑惑的題目：小說家如何制禮作樂？

說引人興味，是說蘇系家族的禮儀設計，隆重、實在，又平易、活潑，處處透露出小說家式的細節感和人情味，完全沒有某些“儒士”、“鄉賢”拷貝的“古禮”給人的繁文縟節和不倫不類之感。說讓人疑惑，是說小說家制禮作樂，這在傳統（古板）的腦筋聽來，一定是極為冒犯的舉動。因為，幾千年來小說一直是被視為“小道”，學問家們是不屑一顧的，而制禮作樂，從來都是“圣人”們的事業，至少也是“大人先生”們的專營。但到現代以來，時勢為之一變，小說成了“文學之最上乘”，儼然文苑獨步。但在禮俗方面，隨著近年來傳統復興，被些近水樓臺的古代史、古代哲學專家搶占了先機，當起了代言。小說家參與禮俗設計，不僅很少聽聞，即使有，怎么也得穿件“傳統文化”的國服才顯得名正言順些吧。但我們的這位禮俗設計者，偏偏是個主張“后現代”風格的小說家。

二

禮俗這東西，被有些人弄得正襟危坐高不可攀，實際上卻是人類文化中的一種常見現象，根本就不稀奇。什么是禮俗呢，用美國的一位民俗學家丹-本·阿莫斯的說法，就是“小群體中的藝術性交際”，或者也可以叫作“交際性藝術”。道理很簡單。正如荀子所說過，“人之生也，不可無群”，人類的日?？偸翘幵凇暗皖^不見抬頭見”的小群體中的，這就免不了有面對面的交流和互動。而人的交流，往往不是直接的、直白的，和動物式的“父子聚麀”有很大的不同。人的交流，是委婉的、間接的，是用了隱喻化、藝術化的手段來表達的。簡易如點頭握手、肅穆如禮樂祀典，“野蠻”如紋身畫面，文明如對歌傳情，這些都是小群體或日常情境中的“藝術性交際”，都是禮俗。

所以不單單儒家有禮俗，道家也有禮俗，文明人有禮俗，野蠻人也有禮俗，社會主義有禮俗，國家社會主義也有禮俗，甚至黑社會想要維系起來都得有禮俗——比如天地會的儀式戒條、斗茶對詩，其繁復程度，是絲毫不亞于儒家的。當然，形式上的相似不等于內涵上的相同。使得人類文化中的種種禮俗體系相互差異的，在根本上是其對待人本身的態度——是以上下尊卑為要務，還是以人人平等為宗旨，是以小團體利益為本位，還是以天下大同為己任。

這就是說，作為人類生存中最常見的文化手段，其實無論誰人都是可以創制的，關鍵是其根本宗旨是什么。所以不是只有“圣人”才有資格制禮作樂，而且圣人也不過是個名號，是個形容詞。圣（聖）的本義，《說文解字》解釋為“通”，差不多就是今天俗話說的“懂行”;《風俗通義》解釋為“聲”，聞聲知情，就是圣，差不多相當于現在所謂的“透過現象看本質”。所以制禮作樂的圣人，不是天地間的怪物，而是能協調禮儀之現象與本質、內在與外在的行家罷了——即不僅懂得禮的原則，還懂得什么樣的禮儀最適合表達這個原則。如果用《禮記》里的話說就是“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

當然，儒家的偉大之處，在于它對人性的基本尊重，在于它對天下為公的不懈追求，這使得儒家的禮樂堪稱文明，雖然不乏歷史的局限性。儒家制禮作樂的局限性，不僅表現在它的宗旨始終在于維護一個不平等的社會支配關系，還表現在由于對禮儀的過分執著而衍生的教條化傾向，即禮儀可能脫離人性而成桎梏。而禮教要想不成教條，就得時刻謹記制禮的要點，是“因人之情”。這一點“先圣”是有自覺的，不過具體執行起來很不易。因為要因人之情，就先要懂得人情，那么問題來了：儒家的圣人和后學懂人情嗎？今時的史學家和哲學家懂人情嗎？不見得。話又說回來，如果誰懂得人情誰就更有資格制禮作樂，這下恐怕就要輪到小說家們竊笑了。因為，就像古代那位最偉大的小說家所說的，“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到即文章”，小說家其實正是人情的專家。

三

實際上，無論是儒家圣人后學，還是原始部落首領，抑或蕓蕓凡夫俗子，一旦涉及如何設計禮俗，他們都會面臨一些根本性的難題。而我在這里要強調的是，小說家或者小說式思維，正能為此一難題的解決提供有益的啟發、補充以及矯正。

古人說，詩言志，實際上禮儀也是心志的表達，無論是禮容（神情）、禮儀（動作）還是禮器（禮物），都是表達內在之心意的外在載體。既是載體，就免不了會有“異化”的時候，即外在與內在不能相符，或者東西不能代表“心意”，或者禮雖到而情未到，也可能是有心而無力表示。禮崩樂壞，自然是“人心不古”的征兆，但禮儀隆盛，也不見得一定有多少真情流露;甚至過份的繁文縟節，恰恰是對禮義匱乏的掩飾。所以孔子會無可奈何地悲嘆：“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論語·陽貨）甚至有時候也不得不舍棄對形式的要求——“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論語·八佾）

概括一下，禮之內在與外在的脫節，或古話所說的心與跡之間的張力，具體表現為以下兩個相互纏繞的維度。

其一，公共的儀式如何表達個人的情感？禮儀的本質和語言很相似，都涉及一個公共符號如何表達個人情感的難題，由于禮儀所用載體的局限，這一難題甚至更為棘手。比如，父慈子孝應該是親子之間的倫理要求，但如何以禮俗表達這一要求，卻很難一概而論。比如，《禮記》里講，“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在丑夷不爭”，這能否看作屢試不爽的通則？

實際上并不見得。如何做父母，如何做子女，不一定只有一套通行的規則，更讓人刻骨銘心的往往是極為個人化的個例和細節。曉蘇先生非常贊賞的小說《上邊》（作者：王祥夫）里有個細節，令人過目難忘。住在鄉下的母親，好不容易盼來了城里上班的兒子回家小住，但不久兒子又要走了，臨走前兒子在院子里像小時候一樣撒了泡尿。兒子走后心情失落的母親，用個盆子扣住這灘尿跡。也許只有最敏感的心靈才能想像出這等令人拍案叫絕的細節，而這恐怕是古板的禮俗專家們輕易看不見的。

如何做子女，也是一樣的道理。曉蘇先生寫自己的父親、母親，顯得很真實，不虛偽。在散文《讀父》中也有一個細節令人難忘。文章寫自己在一個雪天跑去父親工作的地方玩，沒想到父親忙于打牌，根本沒有問自己是否吃飯，還立刻打發他回了家。但也許這種愛恨交織才是親情的真相。正如作家自己說的，“父親也是個凡人，他也有自己的興趣，也有自己的個性，也有自己的脾氣，偶爾的疏忽、偶爾的暴躁，偶爾的失誤，都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可以原諒的”。小說《父親的相好》則更是一個更能讓禮學專家驚掉大牙的話題。小說以一個人到中年的女兒的口吻，講述了她對父親出軌行為的諒解：父親年輕時那么帥，他的相好那么漂亮，又那么善良，這段故事又那么美好，怎么讓人忍心去破壞和否認呢？毫無疑問，故事里有受害者，但這就是真實的人生，沒有完美的生活。人既不純粹是天使，也不純粹是魔鬼，善惡交織、即圣即俗才是生活的真相，以非黑即白、“人人皆可為堯舜”思維搞人性大清洗才是最可怕的罪惡。

這個故事也道出了制禮難題的第二個維度：抽象的原則如何表達豐富的生活？儒家制禮的熱情，很大一部分是放在了“別男女”方面。但他們的目標和辦法都簡單、粗暴，用一個字就是“坊”，就是修筑防御工事，最好別讓男女相見，因為見了就是洪水滔天。但男女之事就一定是洪水嗎？小說《花被窩》講了一個婆媳出軌與和好的故事，或者說因出軌而和好的故事。本來秀水只是因為怕婆婆秦晚香發現自己偷情才大獻殷勤的，但在偶爾聽說了婆婆年輕時也有相好時，才真正地理解和接納了她，“秀水愣愣看了秦晚香好久，像看一個久別重逢的親人”。而且晚飯時，婆媳倆“就你一杯我一杯地喝開了。后來，兩個人都有點醉了”。這篇小說構思得極為狡黠，仿佛是在故意挑釁古板的思維。但小說也至為美好，因為小說中潛藏了一條伏線，秦晚香在相好去世后，每年都會去看一次他的老婆。這背后的情感之復雜與深沉令人驚訝、令人遐想，令人動容，這份復雜的深情，恐怕是任何抽象的心靈都體味不到的。

曉蘇先生確實善于寫性，善于寫出性的具體、豐富，善于用性的豐富戲弄抽象的大腦。當然，小說可能是虛構的，是允許異想天開的，但小說式的思維對禮俗專家提出了重要的啟示，那就是如何避免禮儀的抽象化與教條化遮蔽或戕害豐富的、具體的、個體的、微妙的、復雜的生活。當然，現實生活往往容不得精妙的構思，但當曉蘇先生以小說家的敏感和細膩參與禮俗設計時，仍然透露出了小說式的細節生動與平易近人。

四

在油菜坡的參觀能讓人直接地感受到，蘇系家族的組織活動有許多平易與細心的設計。尤其觸動筆者是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貼近人性。從平凡的人性出發去設計活動，不刻意拔高，也不刻意貶低，這是活動讓人心情舒暢的根本緣由。每年的清明大會上，除了正式的祭祖、家族年度報告、表彰先進人物等活動，還有文藝節目表演和同吃清明宴。后面這兩種活動的意義，其實是樸素而深刻的，容不得輕蔑。反觀《禮記》中的儒家禮俗，是肅穆有余，活潑不足，有時候甚至給人的印象是儒家與歡快有仇。儒家對燕飲、詩樂倒是重視的，不過仍然莊重過頭，看看詩經中保留的風雅頌就知道了，都是板起面孔教訓人的，即使有幾首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民歌，也是被做了了無趣味的曲解。而蘇系家族活動上的節目，貼近家族，貼近生活，帶來的是笑聲不斷，掌聲如潮，也是真情難抑，淚流滿面。

二是貼近百姓。從普通人的視角出發，尊重他們的文化，推動他們的生活，這是家族活動能長久維系的關鍵。家族作為一種人類團體，一定有主導者和從屬者。傳統的家族是家長制的、精英制的，是蔑視民眾及其文化的，文人、鄉賢是教化者，普通族人則是被教化者。表現在儀式用語方面，它是崇尚書面語言、貶低口頭語言的，從家譜到祭文，仿佛只有用上之乎者也伏惟尚饗才顯得文雅。所以當我們看到蘇系族歌時，不僅莞爾，又深為贊服。這首歌唱到：“蘇氏族人個個要牢記，八個必須和八個不許，第一必須孝順老輩子，千萬不能忘恩負了義?！憋@然，這是借用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重新填的詞。這樣廣為流傳又郎朗上口的曲調，不知道比那些不文不白的語言高明了多少倍。同樣地，族人上臺表演節目，一開口就是喜聞樂見的花鼓詞、三句半和順口溜，也不是裝神弄鬼式的漢唐古風。

三是貼近女性。家族維系的是男性的譜系，也是男權和父權的集中體現，所以女人歷來在家族中沒有什么地位。外來的女性，只承擔著一個延續男性香火的功能。前幾年某電視臺的公益廣告就拍了一個新媳婦在族長和族人面前拜祖先的情景，可見這傳統是多么根深蒂固?？墒?，婦女能頂半邊天畢竟已經喊過一甲子了，社會上能干的女人多的是。面對這種現實，今天的家族還能將女人掃除在外嗎？我們欣喜地看到，蘇系家族中的女性，包括外來的媳婦和出嫁的女兒，都不是被動和沉默的，而是突出的甚至卓越的。尤其幾位被評為年度先進人物的女性，或者致富不忘族人，或者持家不忘叔伯，或者出嫁不忘祖父，在女兒、媳婦、母親的身份轉換之間，表現出新時代女性的動人風姿。

但女性進入家族的意義，恐怕還不止于此。它甚至撼動和改變了家族這種人類共同體的情感品質，為父系共同體的生硬帶來了母系的溫暖。德國的社會學家滕尼斯認為人類最親密的共同體形態有三個，依次是母子、伴侶、同胞，而把父子關系放到了核心圈之外。母親是家庭的核心，其實也是家族的核心，這是人類由情感天性決定的。正如人類的語言顯示的，德國人把祖國稱為Muterland，也就是“母國”，民間俗語說“回娘家”而不是“回爹家”，就說明了這種情感的深厚。滕尼斯還說，兄弟姐妹之間的親情也源于同處母親懷抱這一情境和記憶。所以，在家族中容納女性，其實是正視她們的情感地位，是恢復她們對于維系家族共同體的關鍵價值。這樣的家，才會成為游子永遠的牽念。

五

古人說話其實和鄉下人差不多，好打比方。比如，他們把最偉大的事物稱為天或天地。因為天地養育萬物，一視同仁，絕不偏私，這就是《禮記·中庸》里說的“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但萬物各有其生長之規律和條件。三月桃花開，八月桂花香，臘月梅花放，每一種都需要有不一樣的水土氣溫，才能開出不一樣的姹紫嫣紅。如果給它們施同樣肥，并要它們開同樣的花，注定是沒有結果的。人作為萬物之靈，也是一樣的，但更為復雜、微妙。那么，如何可以用同樣的禮儀來約束他們呢？

所以制禮作樂者，一定要有天地的胸懷和視野，尊重每一物、每一人的天性，而成其天命，他們必須要有洞察人類情感復雜性的能力。而小說家提醒我們的，正是這種復雜性。和語言一樣，禮儀、禮俗是人類交流的必需品，但也有遮蔽豐富、微妙的個體生活的可能性。小說家的職業倫理，正是去發現和保護生活的復雜與“例外”。這樣的功夫就是通常被誤解了的“想象力”。想象力的意思，不是憑空臆想，而恰恰是要回到具體;它不超越生活，而只是超越生活的“常規”，以便更深地進入生活的具體、細節。制禮作樂者所需要的，正是這種容納例外的視野，關注細節的視力。

毫無疑問，近年來的禮俗復興是有堅實的社會基礎和群眾基礎的。但是叫賣藥方的不一定都是國醫圣手，還有江湖郎中。在今天的倡言禮俗者中，有開閉門會議要讓女性回歸家庭的，也有要恢復文言文以便行文化霸權的，還有表演給父母洗腳這類孝道或“笑道”的。他們都應該聽聽小說家之言，悟悟小道可觀的道理。

胥志強，文學博士，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