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中的“階級論”可以休矣

朱志宇

這個題目一出來，就可能會得到一部分人的“板磚”。對于階級論，在中國現實語境下還是比較流行的，因為有根深蒂固的歷史觀念在。如果此類概念用于社會學，則也未嘗不可。用在經濟學上，殊難成立。

通讀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整本書（上下卷）涉及到許許多多、各色各樣的人，上到國王君主，下到販夫走卒，也確有階級劃分的概念。如《國富論》第十一章“土地地租論”的結論中，談到三個階級的收入及利益分配時說：

一國土地勞動年產物的全部，或者說，年產物的全價格，自然分解為土地地租、勞動工資及資本利潤三部分。這三部分構成三個階級人民的收入，一由地租生活，一由工資生活，一由利潤生活。此三階級，是構成文明社會的三大主要基礎階級。一切其他階級的收入，終歸是這三大階級收入的派生。[1]

就二百多年前的英國來說，畢竟還處于工業起步階段，相對社會結構比較明顯。自然人會被分為不同的階層：有國王代表的國家統治階層，有企業雇主和地主，有獨立手工業者，有最下級的普通勞動者等等。在這樣相對穩定的社會結構中，分階級而論，似乎有言之成理的依據。

斯密的經濟學說探討的是國民財富之所以增長的根源。在生產要素中由土地、資力財貨（即資本）和勞動力三個要素構成。因為土地和資產是相對轉移的過程，只有勞動力才能讓資產增值，因此他倡導勞動價值學說。勞動是創造國家財富的唯一根源。

一旦看清財富增長的本質后，其暗含其中的經濟規律便能顯現出來。目的是讓國家的人民和君主依照經濟學中的規律而共同致富。因此，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說：

作為政治家和立法家的一門科學的政治經濟學，他有兩個不同的目標：第一，給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計，或者更確切地說，使人民能給自己提供這種收入和生計。第二，給國家或社會提供注意足以施行公務的收入。其宗旨在于可使人民和君主都富裕起來?！盵2]

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斯密對于下層普通勞動者更加憐憫和關懷，對有產人士的不勞而獲是嗤之以鼻的。他是一位早期地道的民本和民主主義者，提倡民富理念。只有民富才能國強，而不是先國強而后民富的原則。因此，它的書名本為《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可謂直接本質。

20世紀初，中國近代啟蒙思想家嚴復將其翻譯成《原富》，還是比較貼切的。

20世紀30年代，《國富論》梅開二度，被重新譯介至中國（郭大力、王亞楠1930年--1932年翻譯出版的《國富論》），僅是作為計劃經濟的陪襯和批判的產物，那時就有了地主階級、資本家階級和工人階級等等相互對立的說辭，一直遺傳到今天。

現在大學通用的《西方經濟學》教材及諸多國外譯注都或多或少地加上階級分析，舊文化的烙印始終難以消除。

若想看階級論之來源，必須追蹤兩個方面，一是哲學方面，二是經濟學方面。

就哲學方面而言，源頭應該在黑格爾的哲學著作體系中。黑格爾對辯證法情有獨鐘，他非常贊嘆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圖哲學中辯證法的思想，認為變化是萬事萬物的真實，而變化中包含著自我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即揚棄后的新的自我）。這樣一直循環往復，不斷變化，并呈螺旋式的上升狀態，直至完成到上帝。辯證法的總原則就是矛盾，只有矛盾的事物才能實現對立和統一。顯然，矛盾做為一切事物的最高原則及總原則是黑格爾哲學中的核心。

在黑格爾的《歷史哲學》中，世界被劃分為自由意識低的國家和自由意識高的國家，中國、印度、波斯、埃及這些東方國家都處在最低層次，然后是希臘和羅馬，最后是最高的日耳曼國家，這是他的辯證法的矛盾哲學得出的民粹主義的結論。甚至認為“惡”是推動世界發展更加強大的動力。認為國際上遵循的弱肉強食的原則，且最終會訴諸于戰爭。宣告稱這是一種隱秘法則在起作用，這個隱秘法則就是萬事萬物矛盾的法則。當黑格爾的哲學被鼓吹上升到國家意志的時候，納粹的戰爭就有了可靠的哲學依據。

法國著名經濟學家巴斯夏的《和諧經濟論》就是說明這件事情的。符合自由的分配收入是市場自由機制的結果，不能人為設計、干預和指令。否則，會破壞等價交換的平等原則。這個平等原則，并不是數字上絕對平等，而是在自由狀態下的相互認可上的比例平等。亞里士多德在《尼各馬可倫理學》中一直強調經濟上的比例關系，就是這個意思。換言之，即使市場形成的不平等也是合理的、最好的，因為它是自由狀態形成的。而人為設計和指令性的，即使是平等的，也是不合理的、最差的，因為它是在不自由的狀態下被動完成的。這也是自由作為最高原則體現在事物中的本質作用。

尤其是互聯網高度發達的經濟時代，人生的變化往往在一夜之間。雖然當下你可能還很貧窮，但只要勤勞肯干，抓住機遇，很快就會富裕。而富有的經營者因為經營不善又會迅速倒閉。這個現象層出不窮。我們無法對同一個人因往日富有被定義為資產階級，明日企業倒閉身負債務，又被劃入貧窮或勞動階級?，F實圖景是，人員上下流動速度越來越快，創業者越來越多，國家鼓勵“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每個人都是自己資本的支配者，哪里還有明確的界限被劃分在一個階級的領域之中？

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先生在《EMBA周刊》上撰文：《沒有對文革災難的反思，就不可能有今天中國的經濟增長》。文章中提到：

經濟增長表面的決定因素是資本、勞動、技術和地理優勢，但最終起作用的是文化和習慣的遺傳。中國古老的文化傳統在改革開放開始就起到重要作用，主要是按照循序漸進的傳統和中庸文化特點摸索改革路徑?！昂蜑橘F”的思想和包容多樣的風格自然的和各類經濟因素結合起來，隨著經濟發展而產生不斷擴大的作用，成為看不見的又時時可以感覺得到的國家軟實力。[3]

中國傳統文化強調“正和”、“太和”、“中和”、“大和”，強調真、善、美的和諧統一。這是從“人性本善”的先賢學說和哲學理念繼承過來的，且運用實踐了幾千年，形成以和為貴的文化基因、傳統和秩序。也被代代地傳承下來，這與用矛盾作為最高原則主導的“人性本惡”的西方文化截然不同，而階級對立的現象僅僅是事物的表面現象，并不是事物的本質。因此，經濟學所要遵循的路徑必須符合人性本質的路徑，只有這樣，才能實事求是的為國家和人民造福。

【注 釋】

[1] 亞當·斯密著：《國富論》上卷，譯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224頁。

[2] 亞當·斯密著：《國富論》下卷，商務印書館，1974年版，第1頁。

[3] 劉鶴：《EMBA周刊》，EMBA周刊雜志社，2020年，第 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