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開啟了世界兩極格局

2019年開啟了世界兩極格局

清華大學國際關系研究院 閻學通 本文節選自《現代國際關系》2020年第1期

兩極格局是指大國的實力對比和戰略關系，當前世界進入兩極格局已受廣泛矚目。2019年是兩極化結束的一年，即世界兩極格局形成的一年。冷戰結束后，人們長期認為兩極化和兩極格局的觀念在政治上是不正確的。美國和西方大國，以及印度和巴西等發展中大國都持相同立場。美國之外的國家都說要推動多極化。多極化是多數國家的理想，因此說兩極化和兩極格局就屬于政治上不正確了。然而，這種政治正確正在被打破。世界到底是多極化還是兩極格局，已不是學術問題，而是一個客觀存在能否認定的問題。

數字時代的兩極格局有可能改變國家身份，國家不再按發達和不發達區分，而是按高數字化和低數字化區分。高數字化國家占據世界財富的比重，將從目前的70%左右向90%發展，而廣大低數字化國家只能分享其余10%。中美兩國所占全球比重將越來越大，其他國家所占比重的總和會越來越小。也許有人認為這是歷史的倒退，但是沒人能阻止這種趨勢。在全球化加劇世界兩極分化的情況下，兩極格局的到來將進一步加劇世界兩極分化，但這并不必然導致冷戰。不僅中國面臨著數字時代國際身份的認定問題，很多國家都面臨著相似的身份問題。

需要強調的是，任何技術進步都改變不了國際關系的本質。數字技術對于人類社會產生重大影響，這和鐵器及核武器的發明一樣，都只是改變國際關系競爭的內容、形式和策略，而沒有改變國際關系權力之爭的本質。數字技術的興起正在強化國家主權，國家主權不但沒有消失的可能，而且正在得到強化。大國相互制裁，特別相互對于科技人員的封鎖體現的都是主權強化趨勢，技術和科技人員的國際流動將變得更不自由。國家和大國戰略競爭已存在了幾千年，今后還會長期存在，大國競爭關系的零和性質不變，變成共贏關系仍難以期待。

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財稅政策研究

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 朱青 本文節選自《財政研究》2020年第4期

防控疫情以財稅政策為主，無論是減稅還是增支，其結果一定會加大財政一般預算的收支缺口，從而提高赤字率。過去，我們在赤字率上一直有一個“緊箍咒”，即預算赤字不能超過GDP的3%，所以近些年來我國的赤字率一直低于這個比例。其實，3%的赤字率并不是財政學界的一個“鐵律”，在經濟下行期間臨時性地安排一些周期性赤字，這在理論上是說得通的，也是各國的普遍做法。

我們主張2020年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時期赤字率突破3%，并不意味著鼓勵財政今后年年多搞赤字。結構性赤字，特別是長期實行結構性赤字，很可能會使政府陷入沉重的債務負擔。因為多搞赤字就要多發債，而目前我國一般預算的債務負擔率（各級政府一般預算的債務余額占GDP的比重）已達30%；加上地方專項債，債務負擔率已略高于40%。我國地方政府還有較多的隱性負債，據國泰君安證券研究所的研究，其規模在2018年約為34萬億元，占GDP的37%。如果把這部分隱性負債也考慮進去，我國各級政府的債務總規模已達80%左右，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這個債務規模已相當可觀。如果再連年搞大規模的財政赤字，很可能就會像日本一樣承受巨大的債務。另外，政府發債還有一個付息的問題，政府要在預算里安排這筆債務服務的支出。債務規模越大，這部分開支占預算支出的比例也就越大。所以說，未來赤字率長期突破3%財政是難以為繼的，但這并不意味著在像今年這種特殊情況下財政還要固守3%的“戒律”。

最好政體與最壞政體—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及其政體觀再評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 俞可平 本文節選自《北京大學學報》2020年第1期

仔細分析亞里士多德關于優良政體的各種論述，我們還是可以得到這樣的結論：在亞里士多德的心目中，共和政體或立憲民主制是最好的理想政治制度。亞里士多德確實明確說，君主制和貴族制是最好的政制，但在實際的舉證中，他幾乎沒有把任何現實中出現過的君主制和貴族制當作其優良政體的范例。相反，他最贊賞的政體幾乎都包含有共和民主的要素；他最贊賞的政治家是梭倫和伯里克利。他之所以贊賞他們，主要是因為他們進行了民主的改革。在詳細考察了雅典憲政體制更替的歷史之后，亞里士多德再次高度贊賞雅典的民主制度。

亞里士多德推崇共和民主政治主要有以下四個理由。其一，任何優良政體最終都會發生變異，而在所有的變異政體中，共和政體的變異相對說來危害最小。他反復說，在僭主政治、寡頭政治和平民政治這三種變異政體中，“平民政體是三者中最可容忍的變態政體”。其次，共和民主政治條件下，最高統治權由公民輪流執掌，這最有利于城邦的政治穩定。他公開批評蘇格拉底倡導的世襲君主制，杜絕了公民的輪流執政，必然會導致政治的不穩定。其三，民主政治的權力基礎是中產階級，中產階級掌權有利于城邦的長治久安。最后，廣泛的公民參與，有利于公民對城邦承擔責任，從而有利于實現城邦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傳統的主流觀點一般都認為亞里士多德的理想政體是君主制或貴族制。例如，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及亞里士多德的權威學者列奧·施特勞斯盡管也注意到亞里士多德關于最好政體的模糊觀點，但他最后的研究結果是把貴族制當作亞里士多德內心的理想政體。他認為，亞里士多德完全拒絕其老師柏拉圖的理想政體觀，“哲學王”一人統治的政體絕不是最好的政體，貴族制才是亞里士多德的理想政制。

傳統的觀點多數都把君主制或貴族制視為亞里士多德的理想政制，很少有人把民主制視作亞里士多德的理想制度。與此不同，當代的亞里士多德研究者開始更傾向于民主制是亞里士多德的理想政體。

如果說亞里士多德關于最好政體的觀點還比較模糊，從而容易引起爭議的話，那么，他關于最壞政體的觀點則非常明確，容不下半點懷疑。在他看來，人間最壞的政體，就是作為君主制變態的僭主制或暴君制。僭主不但壟斷權力，專制獨裁，為所欲為，而且一旦大權在握，便不受任何制度的約束，以手中的無限權力膨脹私欲，以各種動人的名義危害城邦的公共利益?？v觀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及其他相關著作，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對僭主政治充滿憎惡和鄙視，一有機會便不厭其煩地提醒人們，不能讓任何人以任何名義握有不受約束的權力，否則對城邦必將貽害無窮。他甚至公開號召人們要反抗和誅殺僭主，給誅殺僭主的勇士以無上的榮譽。

歸根結底，政治制度是由人建立并由人執行的，制度與人相互影響，對城邦的政治生活都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忽視人的因素，即使有最好的政治制度，也不可能起到理想的效果。正如施特勞斯所說，雖然政體是政治制度的安排，“但政體反映著更基本的政治現實—構成城邦的不同群體之間權威與服從的關系”。實際上，政體從本質上反映著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系，政體其實就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相互關系的一種制度安排。亞里士多德深刻理解制度與人的這種辯證關系，除了考察和分析政體之外，還對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