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冠外交”的危與機

雷墨

在中國對外關系史上，“新冠外交”注定將是標志性的歷史時段。幾乎沒有哪個單一事件，能像新冠肺炎疫情這樣全方位地“測出”中國政治、經濟、外交等整體外部環境。通過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中國與其他國家的互動，我們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出中國外部環境變化的廣度和深度。這些變化此前大多已初露端倪甚至非常明顯，但新冠肺炎疫情使其更加凸顯。中國“新冠外交”的成效，取決于能否快速、靈活地應對環境之變，繼續為國家崛起爭取有利的外部環境。

尤為重要的是對歐美的外交。中國的對外開放，起步時主要是向西方國家開放，未來的開放也不得不直面西方。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中國與歐美國家的關系已經步入了調整期，這也是中國外部戰略環境變化的主要內容之一。新冠肺炎疫情讓這種調整呈現加速度的態勢，中國與西方國家的利益沖突點與契合點，都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清晰度。疫情結束后，中國與歐美國家外交關系的調整，方向會更清晰，力度也會更大。這對中國外交是一個巨大考驗。

新冠沖擊

對于中國外交來說，新冠肺炎疫情是一起典型的“黑天鵝”事件，造成的沖擊始料未及。作為首個遭受疫情沖擊的國家，中國的戰疫過程，不得不說帶有某種悲壯感。突如其來且原因不明的病毒，使中國的戰疫幾乎沒有可供參考的應對模板。另一方面，“危機下自?！钡男膽B，客觀上給中國戰疫造成了“孤獨感”—那時中國是唯一的疫情重災區。試想一下，1978年中國向世界打開國門以來，何曾遇到過疫情期間那種規模的停飛斷航與人員隔離？

對比中國融入世界的心態和歷程，就不難想象那種“隔離”造成的心理沖擊。那時，中國的鐵腕封城被西方輿論指責為反應過度，西方國家的“隔離”被中國視為反應過度?；剡^頭來看，哪種“反應過度”更站得住腳已不重要，重要的是這種是非判斷上升到了外交層面，進而演變成中國外交的壓力。中國還在苦戰疫情，歐美國家還風平浪靜時，圍繞疫情的爭議就是中國戰疫外交的一個重要內容。

新冠肺炎疫情席卷歐美之后，中國曾經采用的居家隔離、封城等措施，在西方輿論中成了不帶貶義的中性詞，但對中國戰疫的評價卻沒有變得更“中性”。中國從疫情震中到援助他國抗疫的角色轉變，也沒有為西方輿論注入相對客觀、理性的動機。不僅如此，歐美疫情惡化衍生出的政治“甩鍋”，導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多國把矛頭指向中國。外交層面的交鋒，升級為對中國的調查、追責甚至經濟索賠。

特朗普政府是領頭者。但值得深思的是，在外交上向來“美國獨行”的特朗普政府，為何在西方國家中能有呼應者甚至追隨者？這絕不是因為特朗普的個人魅力，也不是因為美國的領導威信。這無可爭議地表明，新冠肺炎疫情映射出的，不只是中美之間的問題。中國直面的是整個西方世界，這也是中國“新冠外交”的突出特點。上一次出現較為類似的局面，還是冷戰末期歐美因意識形態問題而封鎖中國。但這一次，問題要復雜、深刻得多。

中國直面的是整個西方世界，這也是中國“新冠外交”的突出特點。

中國“新冠外交”的壓力，首先表現在話語權上。中國認為西方的指責是在通過轉移焦點推卸責任，西方覺得中國強勢的外交表態、頻繁的援助國際抗疫，是想以改變“新冠敘事”來逃避追責。不得不承認，西方媒體、學界、政界構建的中國認知的穩定性，客觀上轉變成了西方針對中國的話語權優勢。即便這種認知已經與現實背離，“敘事的權力”還在發揮作用。話語權弱勢，是中國外交需要解決的問題，也是必須直面的現實。

“敘事之爭”體現的不只是話語權問題，甚至不能簡單地視為西方的政治操弄，背后是更為深刻的意識形態問題?！罢J為中國戰疫表現優秀的看法是幼稚的，在中國顯然發生了一些我們不知道的事情?！狈▏偨y馬克龍的這個表態，某種程度上說反映的是西方政治人物的集體心態。在這種心態下，戰疫成功的“韓國模式”不足為慮，中國戰疫成功的論斷就是問題。通過批評中國“勝之不武”，來反襯西方體制光環依然閃耀。新冠危機凸顯了中國與西方意識形態上的對立。

意識形態涉及立國之本，一旦尖銳對立就有滑向新冷戰的可能。歷史地看，中國經濟上的崛起與國際影響力的提升，是在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下實現的。那也是一段世界秩序相對“去意識形態化”的歷史，中國是最大的獲益者之一。新冠危機引發的西方意識形態焦慮，無疑會反映到未來世界秩序的塑造上。對世界依然具有巨大影響力的歐美國家，在秩序塑造上肯定會加入更多防范中國的因素。對于中國來說，新冠沖擊是雙重的，既沖擊與西方世界的關系，也沖擊中國所處的世界體系。

重塑契機

在新冠肺炎疫情問題上，西方媒體、政客對中國搞“有罪推定”，中國遭遇疫情時臆測社會動蕩甚至政權倒臺，援助他國抗疫時猜測中國搞“慷慨政治”，借機擴大國際影響力。新冠危機引發的意識形態焦慮，本質上是西方內部的問題，但同時也反映出這樣一個事實，即中國的國內行為越來越具有國際效應。正如中國前副外長傅瑩所說，現在國際社會關注中國，不僅關注中國取得的發展成就，也關注不斷發展的中國將如何影響世界。

新冠危機可以說是這種“關注”較為極端的體現。比如，對于某些西方國家的“甩鍋”，中國的外交回應，在西方媒體中的定性是“正面應戰”，甚至被描述為“戰狼外交”。美國前外交官杰夫·穆恩對此的看法是，發生變化的不是中國公共外交的實質與基調，而是因為隨著中國全球影響力的增加，我們現在變得更加嚴肅地看待中國的官方宣傳了?！靶鹿谖C是最新，或許也是最重要的例證，即中國的政策聲明在如何影響國際事務?！?/p>

所以，在意識到中國與西方關系有惡化可能性的同時，更應注意到關系重塑的一面。意識形態的差異是客觀事實，差異演化為矛盾也不全然取決于中國的主觀意愿。但是，意識形態不是存在于真空中，它必然體現為具體的政府政策、外交行為。加強對中國的防范，并不完全等同于對中國重演冷戰歷史。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外交的努力方向，應該是在不凸顯差異的前提下，把著力點放在如何應對中國與歐美關系的重塑上。

對于中歐關系的重塑，中國或許不得不面對選擇性脫鉤的事實。3月25日，歐盟委員會發布了一份“外來投資審查指南”，尤其提到了要加強對醫療行業、公共衛生領域外來投資的審查。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就這份指南表示，我們需要保護歐洲的安全與經濟主權，“歐盟現在和未來都會繼續向外來投資開放市場，但這種開放不是無條件的”。歐盟貿易專員菲爾·霍根稱，在目前的情況下，我們需要控制開放的節奏，對于外來投資要問個為什么。這些表態雖然沒有提及中國，但針對性不言而喻。

在國際格局深刻變動，傳統盟友美國傾向于孤立主義、單邊主義的背景下，歐盟無疑會加大對戰略自主的投入。菲爾·霍根表示，我們需要討論戰略自主意味著什么，其中就包括建立更加具有韌性和多元化的供應鏈。不難想象，這樣的供應鏈會考慮降低對中國的過度依賴，但可以肯定的是不可能“繞過”中國。對于歐盟來說，這不僅涉及經濟利益，還是一個戰略問題。歐盟戰略自主的參照，是對美國的戰略依賴。一個與中國全面脫鉤的歐洲，不可能在戰略上更加自主。

冷戰結束以來，共同的危機往往是中美合作的動力，如今的新冠危機卻成了雙方對撞的加速器。大的背景是戰略競爭，但目前中美關系劇烈震蕩，主要是因為美國進入了選舉季。特朗普政府“甩鍋”的影響不容小視。一旦特朗普成功連任，他會繼續沿著戰略競爭的路徑走，即使拜登勝選，美國的對華政策也不會偏離“特朗普路線”太遠。從這個意義上說，中美關系重塑的難度要比中歐關系更大。

中美關系有繼續惡化的可能，但這并不意味著沒有通過重塑趨于相對穩定的空間。

中美關系有繼續惡化的可能，但這并不意味著沒有通過重塑趨于相對穩定的空間。中美已經談成第一階段經貿協議，本質上就在遵循“互利”的互動邏輯，長遠來看也是一種秩序重塑。如果美國鐵了心與中國對抗到底，就根本沒有談的必要。美國的“再次偉大”必須以經濟實力做依托，全世界90%以上的消費人口在美國之外，美國不可能繞開即將成為世界最大消費市場的中國。與媒體聚焦的外交交鋒相比，中美第二階段經貿談判何時以及如何進行，更值得關注。

內外兼修

截至4月29日，全球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已經超過310萬，在確診病例總數世界排名前十的國家中，有六個是西方國家，確診病例總數占比近60%，其中美國就占了三分之一。而中國的確診病例總數世界占比僅為2.7%。戰疫結果的巨大差異，很可能導致西方在疫情結束后掀起“問責浪潮”，而中國將是主要目標。這種情況下，中國的戰略定力尤為重要，“新冠外交”理應著眼長遠。

歷史地看，國際話語權的提升，與國家實力的崛起相比具有滯后性。一戰前美國的綜合實力已經超過英國，但美國話語權優勢在二戰后才展現出來。傅瑩對此有清醒的認識和深刻的論述，“總體上看，‘西強我弱的輿論格局還沒有完全打破，我們在國際輿論場上的話語權和影響力仍有待提高”。但她也指出，“改變他人的偏見不能只靠批駁和辯解。我們需要向國際社會展示更加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更有說服力地闡釋中國的意圖和目標，把敘事重點更多放到展現中國與各國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愿景和行動上去?！?/p>

新冠危機凸顯了中國與西方在意識形態上的對立。在某些西方學者看來，這是中國崛起過程中難以逾越的政治屏障。但傅瑩認為，一個不斷改革創新、持續擴大開放的中國，一個矢志讓全體中國人民過上幸福生活、為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巨大貢獻的中國，不愁沒有好的國際口碑。在國際政治學上，這種內外兼修體現的是“道義政治”。倫敦政經學院學者金刻羽撰文稱，通過行動而非言語，中國領導人可以基于道義責任而不是地緣政治利益來重建中國的國際形象。

關于道義與政治，美國思想家萊茵霍爾德·尼布爾，在總結二戰的教訓后寫道：“只有當我們意志堅定以及我們的道義目標與戰略考慮相匹配的時候，我們才可以使得人類免于另一次災難?！币咔榻Y束后，無論歐美如何操弄政治，整個國際社會都勢必思考如何“免于另一次災難”。中國外交中道義與戰略的結合，正當其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