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先天獨臂與后天斷臂

李少威

岳飛必須死。

昏主、奸臣，這是最傳統的歸因方式。但歷史舞臺上各種重要人物的行為，綜合在一起，反映的往往就是歷史的必然性。

有人說，《滿江紅》這首詞的最后一句，“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岳飛要朝的“天闕”，不是南宋高宗，而是靖康之恥中被金人擄走的北宋徽欽二帝。那么對于高宗而言，岳飛不但不是忠臣，還是最大的威脅。

推測合理，但這個“天闕”是誰，恐怕只有岳飛才知道。后世可以確定的是，對于高宗，岳飛絕無不臣之心。

根本問題出在“岳家軍”。

岳飛的能力和魅力，讓他和整支軍隊渾然一體，因此軍隊才有戰斗力，攻無不克。電視劇《亮劍》里塑造的李云龍和八路軍129師386旅獨立團，就是這種關系。

這種關系，犯了大忌。不僅是高宗的大忌，還是整個宋朝的大忌。

這個王朝，立國以來，最大的底線原則就是防范武人坐大。這一底線，即便在和北方游牧民族政權交手過程中頻頻失利，輸送歲幣，山河破碎，也從未動搖。

要理解岳飛的結局，還得回溯180年，從宋太祖趙匡胤黃袍加身說起。

杯酒釋兵權

公元959年7月，周世宗柴榮猝然病逝，年僅39歲。其子柴宗訓登基，是為后周恭帝，年僅7歲。

新帝年幼，孤兒寡母，這是最容易發生政變的時刻。柴榮去世之前做了防范，把禁衛軍首領（殿前都點檢）張永德換了下去，換上他最信任的趙匡胤。

就是這位心腹股肱，次年發動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奪走了后周江山，建立宋朝天下。

在五代十國這樣的亂世之中，兵變實在是家常便飯。柴榮的姑父郭威，就是在公元951年受部屬推戴，黃袍加身得到政權，建立后周。

趙匡胤，在社會意義上是個大俠，軍事意義上是個名將，政治意義上是個戰略家，文化意義上也是個學富五車的讀書人。他資治通鑒，不想讓兵變在自己的子孫身上重演。

于是，登基次年，有一天晚上他就把石守信等禁軍將領、兵變功臣，也是他行伍生涯中的老兄弟們留下來夜飲。

喝著喝著，皇帝就憂心忡忡，長吁短嘆，兄弟們問他何事傷懷，他就說，你們可以給我黃袍加身，將來你們的部屬也可以給你們黃袍加身。

石守信們很識時務，第二天就紛紛“病了”，辭官還鄉。

趙匡胤這樣做的動因，不僅僅來自后周和自身的經驗，也來自五代十國的草莽紛亂，更是對200年前唐朝安史之亂的回應。

這確實很厚道，沒有殺人，也沒有破壞皇帝與功臣的情感關系。前有劉邦，后有朱元璋，天下一定，就讓功臣宿將人頭滾滾。

趙匡胤知道，自己能夠和平收權，是因為“卡里斯馬”，但凡王朝譜系，基本都是越往后越窩囊，后代子孫未必有能力控制得住這些四肢發達、頭腦也不簡單的武將。

所以他還要從制度上杜絕武將坐大的可能性。

他把軍權分成三大塊，第一塊是調兵權，由樞密院掌管，樞密院的領導全部是文官，遇有戰事，樞密院報皇帝核準，方能發符調兵；第二塊是管兵權，軍隊的日常管理和訓練由軍隊內部的“三衙”分別負責；第三塊是統兵權，要打仗了，皇帝就臨時指派將領，帶兵出發，打完馬上把部隊交回來。

這就造成武將不可能跟部隊建立李云龍和獨立團那種關系。將不知兵，兵不知將，甚至戰事臨頭，兵和將才第一次認識，湊合著拉出去打。

結果可想而知，不會有多強的戰斗力。

然而，趙匡胤這樣做的動因，不僅僅來自后周和自身的經驗，也來自五代十國的草莽紛亂，更是對200年前唐朝安史之亂的回應。

邏輯上應該倒過來：安史之亂—五代紛爭—兵變頻仍。強盛如唐朝，因為武將、藩鎮尾大不掉，導致天下亂離，皇族子孫結局悲慘。

就算對外不能打，也好過被內部劫持。

事實上，把石守信這些一生行伍、能征慣戰的將軍們一頓酒“搞掉”之后，開國初期軍力就已大幅削弱，導致一個根本問題無法解決，留為后患。

北宋南宋的所有政治、軍事、外交的悲情，幾乎都與這一問題有關。

燕云十六州

后周世宗柴榮，雄姿英發，可惜天不予壽。

他在崩逝之前，還在戰陣之中。收復燕云十六州的戰役，勢如破竹，激戰40余天，收復三州十七縣，馬上就要兵臨幽州。隨著他暴病而逝，光復戰略也就擱置了。

燕云十六州，大致上是現在的北京、天津全境加上河北北部、山西北部。公元938年，后晉石敬瑭為了換得契丹的扶持，將之割讓給契丹。

我們知道，萬里長城，是傳統上中原王朝用來防范北部游牧民族攻擊的軍事防線。萬里長城的東段，沿著燕山山脈鋪排，據險而戰，攻不足，守有余。

燕云十六州的割讓，相當于把長城“轉讓”給了它的防范對象，就像警察把槍交給嫌疑人。

石敬瑭的無恥，不僅在于對著比他還小幾歲的契丹國主叫爸爸，更在于這一次主動割讓，讓秦漢以來1000多年的祖先們耗盡心血和人力財力設計、建筑的武器，調頭對著自己。

這就是宋朝的先天不足。

燕云十六州南面就是華北平原，北宋的北部疆土，也是政治文化中心。一馬平川，最是適合游牧民族的鐵騎馳騁，幾乎無險可守，只能被動挨打。

戰陣當前，馮拯還玩這一套，高將軍也馬上火了：“馮公您以文章得官，今敵騎逼近，猶斥我無禮，您何不賦詩一首，以退強敵？”

宋朝君王對武將的猜忌，朝野對軍人的鄙視，使得兵將根本不敢施展手腳。戰勝則自危，有功則速禍，如何指望他們為國拼命？

因此盡管宋朝名將輩出，經常還是“一窩一窩”地出—比如種氏家族（《水滸傳》里的“小種經略相公”就是出自這一家族），折氏家族，都是世代名將，但在這種制度底線之下，功業自然有限。

其實話到此處，我們就能理解岳飛的結局了。山河破碎之時，必須仰賴武將，但宋朝君王的底線意識，任何時候都如此頑固，不可能像郭子儀與唐代宗那樣君臣相知。

岳飛與軍隊一體化的關系，對于高宗始終是塊心病，何況岳飛還不諳政治，竟然涉入立儲問題，觸發沒有子嗣的高宗的隱痛，犯了所有的大忌。

崇文抑武本是懲前毖后之舉，但是矯枉過正，就讓本來就有燕云十六州未復這一先天不足在身的宋朝，又加上一個致命的后天不足。

倘若不是契丹也同樣取法中原制度，變得文弱，北宋甚至不可能堅持這么久。當更加原始的女真政權崛起，北宋的致命弱點才充分暴露。

政治、軍事的仁厚，或曰懦弱，卻有利于社會經濟、文化的繁榮。真宗時北宋與契丹訂立澶淵之盟，確保了百年和平。兩國是真心修好，誰也不想打，異常親熱，簡直是睦鄰友好國際關系的典范。

基于妥善措置了利益關系的和平，誰也不吃虧。北宋年年輸送歲幣，貌似屈辱，但時人也很清楚，僅兩國邊貿所得的稅收，就可以抵消歲幣而有余，何況社會穩定，市場經濟繁榮，由此帶來的好處更不可以數字簡單計算；遼朝得了歲幣，財政相對輕松，也就可以減免飽受戰爭之苦的燕云十六州的百姓的賦稅，歸集民心，而且沒有外患威脅，內政上更容易抑制貴族權勢，防止軍人擅權。

但這種其樂融融的局面，是建立在一個假設基礎上的：宋遼兩國互為對手，其余不足論。

女真崛起，事實上讓這一假設不再成立。此時，兩國朝野均已被長久的清平和樂搞得文弱不堪，根本沒有抵抗能力，1125年，金滅遼，1127年，金滅北宋，加起來只用了短短十幾年。

三個矛盾冤家，最后都死于“清平樂”?！疤煜码m安，忘戰必?！?，灼灼其言。

第三條，不加農田之賦，這是直接的仁政，但起初的目的之一，是為了讓那些解甲歸田、廣置田產頤養天年的開國將軍們沒有后顧之憂。

后來的財政困窘，改革艱難，這一條成法是個障礙。

它成了道德君子的門面，一說改革就是整頓吏治、崇尚節儉；王安石一談開源，就被誤解為破壞“祖宗之法”，與民爭利，成為攻擊口實，盡管他本意并不是要加賦，而是要用財政金融手段來增加政府收入，但時人哪里能理解他這一套“先進理念”。

300年成與敗

這個“勒石三戒”，貫穿于宋朝始終，可以說“成也三戒，敗也三戒”。

其實，它的貫徹運作要想不帶來負面后果，仁慈不轉變為懦弱，前提是收復燕云十六州，確保邊境無憂。

太祖和太宗時代，的確為此夙夜憂思。兩位馬上天子，還有豪情在心。

太祖設“封樁庫”，準備買不回來就打回來，前已有言。

太宗伐北漢，北漢的盟友契丹遣使來朝質問“軍出何名”，太宗說：“河東逆命，正應興師問罪。如北朝（契丹）不援，和約如故；否則，只有兵戎相見！”

縱觀兩宋，如此雄霸之氣，后代帝王，再無其人。此后安于燕樂，懼戰成性，卻又少懷亡國之憂。

但畢竟，太祖太宗還是沒有實現光復夙愿，燕云十六州不復，則江山不固。這樣的條件下，“勒石三戒”就好事成為壞事。心理上畏戰，卻以仁義為旌幡；軍事不上振，又用防范武人來自縛手腳。最后文恬武嬉，不思進取。

后來宋金隆興議和，保持40年和平，金世宗被稱為“小堯舜”，宋孝宗被認作“仁恕之主”。王夫之就一針見血地痛斥作出如此評價的腐儒心理：“此偷安之士，難與慮始之民，樂懷利以罷三軍，而不恤無窮之禍?！?/p>

滅遼、滅北宋的金朝，因為議和成功，也開始風花雪月起來，結果就是蒙古兵鋒到處，摧枯拉朽，與宋俱亡。

三個矛盾冤家，最后都死于“清平樂”?！疤煜码m安，忘戰必?！?，灼灼其言。

南宋的忠貞之臣文天祥，最后道破天機：

“本朝懲五季（五代）之亂，削藩鎮，建都邑，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以浸弱，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破，中原陸沉，庸悔何及?！?/p>

燕云十六州既失，本就天生獨臂，再以“勒石三戒”自縛，又再自斷一臂，300年出頭的悲壯、凄涼，都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