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共識，做一個清醒的愛國者

董可馨

輿論場撕裂得很厲害，在“愛國”這件事上尤其是。

一些事，本來與愛國無關，最后也引向了這個方向。

大部分爭論，都有個默認的前提—絕大多數人都認可愛國是應然價值，或至少不會明目張膽地反對。爭議的只是“何為愛國”，而非“要不要愛國”。

“恨國黨”“你國”“公知”“粉紅”“五毛”，一切被卷入這輿論場里的指稱，都天然地帶有濃濃火藥味，它們針鋒相對，誰也不服誰。

顯然，關于“愛國主義”，乃至與它相伴相生的“民族主義”，共識越來越少，鴻溝越來越深。

何以至此？共識的重建有否可能？現在的確需要認真看待這件事。

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

從兩部系列電影說起：《葉問》和《第一滴血》。

巧合的是，這兩部在中美各自頗具代表性的動作片都于不久前完結，《葉問》4部，《第一滴血》5部。作為商業電影，它們是成功的，動作場面極為出彩，敘事盡管簡單，也算完整。但它們都不愿止步于此，明顯還想表達更多。

葉問系列的家國關懷和民族氣概一以貫之，蘭博背后的價值立場與國家反思清晰可辨，熱血澎湃的中美個人英雄主義，無不深嵌于具有時代性的“民族/愛國主義”之中。

但顯然，它們的表現方式相當不同。葉問式路線，是對外敵說出“我只是一個中國人”，到了蘭博這里，則是個人自語的“你不是為國家而戰，你是為自己而戰”。所以在某種程度上，《第一滴血》展現出的“民族/愛國主義”面貌，并不是中國人熟悉的樣子，尤其它的前兩部，當蘭博說出“希望國家愛我，就和我愛她一樣多”時，這種觀感尤為明顯。

正因此，這兩部系列電影背后所展現的，中美兩種國情、兩種歷史、兩種文化的差別，為我們理解“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這對概念，提供了較為典型的分析樣本。

從字面來看，“愛國”是好理解的，熱愛自己的國家，也即自己身處的政治共同體。這種情感真摯樸素且歷史悠久，早期的政治文明都有過思考與表達，并都認識到，這種情感并非單向的，全然積極的。

在公元前的羅馬共和國時期，愛國主義已經具備一種較為確定的內涵，意指一種建立在理性、自由平等、共同體對公民義務基礎上的政治情感。

古希臘時期的蘇格拉底把城邦比作一艘船，那么公民便都身系一船，同舟共濟。這種對城邦之愛的理解，在他的死亡故事里最能得到體現。正是蘇格拉底對共同體的貌似“不虔敬”，招來了城邦對他的死刑判決，而縱使有機會逃離，他也沒有選擇離開城邦，而是坦然面對死亡。

而在孔子及古儒那里，則不乏“邦有道則仕，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君子不立于危墻之下”的表達。這層對政治共同體保留疏離與不合作的內容，與17世紀英國輝格黨為愛國主義所注入的反對國王和政府、爭取自由與權利的內容也有相通之處。

與之相比，民族主義的產生則晚近得多。它是到了18、19世紀，伴隨著民族國家的出現而興起的。它的功能性極為突出，就是為建國而服務。在近代殖民地與被壓迫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中，它更是作為落后國家與地區人民團結的動員工具而大加流行。在這之后，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結合起來，難解難分。

也因為這種結合，愛國主義曾保留的批評和異議的部分被民族主義所擠壓。

這兩部系列電影背后所展現的，中美兩種國情、兩種歷史、兩種文化的差別，為我們理解“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這對概念，提供了較為典型的分析樣本。

區分的努力也有。德國哲學家施萊爾馬赫提出過一個公式：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恐外癥。經過這個公式的表達，民族主義的面目更清晰了，與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的感性經驗也相差不遠。

他的意思是說，民族主義建立在自我與他者的區分基礎上，并且通過與他者的對立，乃至對他者的排斥和貶抑，來實現對自我的積極認同。但愛國主義，不處于這種參照系之中。不過這不意味著愛國主義沒有自己的參照系。

德國學者穆蒙迪和西蒙提出過一個有用的分析工具，即在確定對國家，也即政治共同體的積極或消極認同時，有三種比較的方法：

1.與其他國家進行比較；

2.與該國的歷史和可能的將來進行比較；

3.與一個理想的社會原型進行比較。

這三個參照系，比較的進路不同，演化出的結果也就可能不同。

一個人以否定和貶低自己身處的共同體為樂、為目的，從正常情感來講，這是無法理解的，也是難以接受的。同樣是出于愛國，可能與人不如我之處對比，從而產生自豪感，也可能與理想原型對比，從而生發出異議、批評和不服從。正因此，一個對共同體的批評者，也可能同樣是一個深沉的愛國者。但這一點，恰恰是民族主義所不能認可的，因為它構成了對積極自我想象的冒犯。

回到電影，《葉問》所營造的基調比較明顯地傾向于經典的民族主義模式，從電影的商業成功來看，這或許代表了現在相當多中國人的愛國進路。

葉問式的勝利

詠春拳是真的，“葉問”是假的。

看過《葉問》系列電影，再去挖掘真實的故事，很多認識要改變了。原來在1947年葉問出任過佛山警察局刑偵隊隊長、督察長、代理局長，1949年出任過廣州市巡邏隊的上校隊長；原來葉問并沒有和外國人交過手，至于一個打十個這種振奮場面，更不可能存在。

為求好看，是電影的審美追求，建立沖突，是故事向前推進的基本方式。因此，無論是電影對葉問打斗場面的戲劇化表現，還是以中外兩方矛盾來推進劇情，都是電影美學范疇內的事。

不過《葉問》系列，當拍到終結篇時，它的套路還是超乎想象的直白。

以詠春為中國武術的代表，以中國武術為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的代表，以中國習武人被打趴下來意指中國武術和中國人被打趴下，以葉問的勝利來激發觀眾的愛國熱情，是《葉問》系列電影的鮮明特征，更在《葉問4》中幾乎從頭至尾被公式化地使用。

以至于有人總結出如下規律：“每部葉問電影里一定要有個中國武者被老外干掉，葉問才會變身成為超級賽亞人，開始發飆?！?/p>

在電影中，有一個象征場景一直被反復使用：圍觀。

葉問與外國人打斗的經典場面幾乎都安排了圍觀。如第一部，葉問對打日本軍人，后者特意安排了一場中國群眾的觀看，以證明日本武術之優于中國，本已準備逃往香港的葉問妻兒也折返加入，結果葉問勝，人群抬走了英雄。

第四部，美國格斗教練挑釁中國師傅，也被安排在唐人街的大場面，同樣的被打敗，歡呼；最后葉問在美國軍營內的打斗，也在圍觀下進行，其目的在于刺激吳建豪所飾演的華裔角色。在情緒塑造的意義上，它的喚醒效果非常成功。

選擇葉問，實際上也是選擇近代。因為近代歷史之于中國，時空意義非凡。

中國的落后挨打與屈辱記憶，在近代深深烙下，民族主義也在近代革命運動中，被喚起。

中國近代革命運動，要解決的最重要任務，其實是如何把一盤散沙的中國人組織起來，以實現國家、民族獨立富強的目標。這場運動，在將馬克思主義本土化了后，基本動員手段有兩種，一是推動階級斗爭，二是訴諸民族主義。

可是，暗示著階級整合的民族主義與階級斗爭天然存在矛盾，因此，當國家獨立的任務完成之后，尤其在改革開放之后，階級話語就逐漸被淡化，而只保留了民族主義，繼續以愛國主義的面目出現。

雖然時隔百年，新中國成立也已 70年，無論是國家能力還是國際地位，中國與過去早已不可同日而語，但電影依然沒有掙脫這種心理框架，只不過心態從落后挨打的忍辱自卑，變成了終于有能力打回去的強大自信。

因而《葉問》的出現，不是偶然，實在與《戰狼》系列有著相近的時代和心理背景。在這個成熟的商業套路里，與其說葉問打敗了中國武術的敵人，不如說葉問打敗了中國觀眾的假想敵。

但，《葉問》又與全然的民族主義狂熱有所區隔，在基本的敘事套路下，它依然對人性的豐富性注入了理解，對個體判斷保留了尊重，對文化交流留有開放態度，而沒有簡單忽略。

選擇葉問，實際上也是選擇近代。因為近代歷史之于中國，時空意義非凡。中國的落后挨打與屈辱記憶，在近代深深烙下，民族主義也在近代革命運動中，被喚起。

這表現在對主人公的塑造，并不刻意追求臉譜化。如《葉問1》中，林家棟所飾演的翻譯官李釗，幾乎顛覆了過往中國影史里對翻譯官的刻板塑造。他的掙扎，他的怯懦，他的隱忍，他的那句“我只是一個翻譯，我不是走狗”的吶喊，更接近一個真實的人。

《葉問4》中，唐人街的中華會長反感李小龍以英語傳播中國功夫，要求葉問制止，被葉問拒絕。在他的心中，文化沒有高下優劣。

很美國的蘭博

正如《葉問》拍得很中國，《第一滴血》拍得也很美國。

在《葉問》中，葉問打日本人、打英國人、打美國人，都帶有抵抗強權的象征意味，姿態都是被迫地反擊；在《第一滴血》中，從越南到阿富汗、緬甸、墨西哥，蘭博的足跡則是美國踏遍世界的足跡，染上了解救世界、保衛自由的美國色彩。

美國不存在類似中國的建國問題，國家心態也全然不同，所以《第一滴血》不會像《葉問》中那樣，出現塑造國家共同體的強烈意識。相反，它表現對國家的反思，對美國的立國價值的宣揚。

尤其第一部，是《第一滴血》系列中，反思意味最深的。蘭博當然愛他的國家，但“是他們讓我流了第一滴血”，本是光榮的越戰老兵的蘭博，回國后卻成了被國家遺忘的英雄，被小鎮警察百般刁難，一個彪形壯漢委屈得像個孩子，他因此站在了國家系統的對立面，憑一己之力將國家暴力機器搗了個大窟窿。

第一部的立意，很好展現了蘭博式愛國主義對個人主義的兼容，對個人判斷的包容。它將愛國拉到了更私德的位置，從而為反抗保留了空間。

這典型體現在，蘭博在越南說出的“希望國家愛我，就和我愛她一樣多”那句話里，與肯尼迪的“不要想國家能為你做什么，而要想你能為國家做什么”針鋒相對。

從第二部開始，蘭博陸續出現在越南、阿富汗、緬甸，明顯為美國的國家行為所裹挾，當他代表美國軍人吊打蘇聯、北越、緬甸政府軍，“為自由而戰”時，我們分明看到，他代表美國站在“非自由”集團的對立面，幻想的一場又一場成功。這使《第一滴血》的故事慢慢滑向更簡單的對立結構。

也是從第二部之后，《第一滴血》的愛國主義開始表現出民族主義化的傾向。直到蘇聯消失，蘭博老矣，終結篇卸下了意識形態與國家包袱，回歸為一種更單純的復仇故事—颶風營救版老鬼當家。

但即使如此，《第一滴血》還是始終保留了個人主義的私德判斷。蘭博并不是國家價值觀的信徒，他甚至也不相信個人能做出多大改變。

在緬甸，心懷和平與愛基督徒們，執意前往戰區，蘭博無感，甚至勸阻。

在第三部，上校期望蘭博加入美軍，隨自己一起去阿富汗，解放被蘇聯壓迫的阿富汗人民，被他幾次拒絕。但當上校被捕，蘭博得知后義無反顧重地返戰場。

阿富汗線人問他：“你為什么這么做？”蘭博脫口而出：“因為他也會為我這么做?！?/p>

在蘭博那里，他的行為動機更個人，從不來自宏大的國家追求。

類似《第一滴血》中蘭博式愛國主義對個人主義及國家反思的兼容，與《葉問》中對角色形象的非戰狼化展現，恰好將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區分開來。

避免過激民族主義

現在放下電影，回歸現實。

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在如今中國看起來像孿生兄弟。這種現象，也造成了很多人的痛苦與失語。

但對于民族主義的過度迎合，在敵我對立的思維框架下，就會產生一種強迫性。以至于現在出現了一種典型現象：你批評A，他認為你在夸獎B；你夸獎B，他認為你在批評A。

一方面，愛國被一些人變成了一門好生意，一個護身符。甚至于，會出現某辯論選手買了iPhone，卻用上華為屏保，還要在公共空間貼出以表現自己愛國行為這種事。另一方面，反感者喊出“愛國主義是流氓最后的庇護所”，又將愛國情感完全打到負面。

愛國的特殊性在于，它看起來指向共同體，具備公共性，但也包含個人判斷，所以它才既可以指向對共同體的積極評價，也可以對共同體發出異議與批評。

但對于民族主義的過度迎合，在敵我對立的思維框架下，就會產生一種強迫性。以至于現在出現了一種典型現象：你批評A，他認為你在夸獎B；你夸獎 B，他認為你在批評A。

正是這種誤解與脅迫，造成了理解與交流的巨大障礙，也使得如今“愛國”越發通脹，足以成為人人在手的盾與矛，以此保護自己，擊退攻擊。它也就此成為把愛國作為生意的那些人的絕佳庇護所。

從這一角度看，與其說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區別在于價值判斷，毋寧說，在于價值排序。

民族主義也有正當的價值訴求，國家的自由與富強，對于保障個人的自由與權利相當重要，這是近代中國歷史教給我們的教訓。

但在理論上，它沒有充分考慮從集體價值到個人價值的證成問題，只是策略性地把個人自由和權利的保障，直接列為第二順序，甚至成為從屬性的。

這也是“救亡壓倒啟蒙”后，至今一直沒有解決的問題。

而如果放任愛國情感變成民族主義，就將越發難以對個人主義實現兼容，那么它也始終會像一顆不定時炸彈，威脅個人的權利與自由，最后其實也威脅國家的發展與健康。

借用當代古典學家納斯鮑姆的話來說，“個人的繁盛無論在分析層面，還是規范層面都優先于國家、民族或宗教團體的繁盛。在分析層面如此，是因為這些實體并不能抹去個人生活的分離性現實；在規范層面如此，是因為這種分離性是倫理學要面對的核心事實，即應當把每一個分離的個人當作目的，而不是作為實現他人目的的手段?！?/p>

在愛國主義中，為個人主義留有空間和余地，為過激的民族主義降溫，也許是彌合撕裂的最好辦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