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國防疫策略背后的三大偶然性變量

徐英瑾

在筆者撰寫本文的時候，新冠病毒給人類帶來的巨大麻煩，似乎還沒有到頭。但就各國的防疫措施、相關的社會制度與相關的防疫措施之間的三元關系，輿論場中似乎已經有不少討論。對于這個問題，筆者的意見是：一個國家的特定防疫成績如何，會受到大量的變量的影響，因此，我們很難從特定的社會制度安排出發，對一個國家的特定的防疫成績進行先驗的演繹。譬如，抽象地討論西方的民主制度對防疫有利還是不利，便是大而不當的。有三個非常重要的變量其實起到了比高層面上的“制度安排”問題更關鍵的作用，我們不得不對其加以考察：

第一個變量是領導人本身對于新冠病毒的認識，以及其執政能力。應當看到，西式民主制度所選舉出來的特定領導人的能力如何，是一件具有極大偶然性的事情。譬如，日本與韓國雖然都具有彼此類似的政治制度，但是韓國的文在寅總統對防疫工作采取的是比較積極有為的防疫策略，坐鎮大邱進行指揮；日本的安倍晉三首相則采取了比較“佛系”的防疫策略，東京首都圈的日常生活基本沒有得到官方的刻意干預。在歐洲，意大利總理孔特使用的策略是在北意地區進行大規模封城，而英國首相約翰遜則采用了備受爭議的“群體免疫”策略。筆者本人對于文在寅的防疫態度是相對比較贊成的，但需要指出的是，這與韓國的制度安排可能沒有本質性的關聯，因為如果換了一個總統，他或她可能就會換上完全不同的一個策略。

第二個變量是特定國家的民眾的衛生習慣與民族性格。在這里可以作對比的乃是意大利與日本。與意大利相比，日本離中國更近，人員往來更密集，自身的人口密度更高，而且官方的防疫策略更為消極，但讓人感到詫異的是，意大利的疫情遠遠比日本嚴重。唯一能夠解釋這種差異的，便是意大利人民與日本人民在日常生活中的很多衛生細節方面的不同。譬如，意大利人見面的時候是用貼面禮的，日本人見面的時候手都不握，只是互相鞠躬。這就等于從根本上減少了病毒通過身體接觸進行傳播的機會。另外，根據我在意大利與日本的旅行與學習經驗，意大利人多話嘮，公車上很多人都在喋喋不休。與之相比，日本人則是典型的沉默民族，地鐵上都幾乎沒人交談。這客觀上減少了病毒在密閉空間中通過飛沫進行傳播的機會。

第三個重要變量乃是參看國內的政治因素是否會對防疫產生不利效果。應當看到，雖然幾乎所有的西方民主制度安排下的政體采用的是多黨制，但多黨制是否會削弱政府的防疫策略，則取決于該國當下的政治形勢。以韓國為例：在該國，雖然親美與反美的政治力量長期彼此角逐，但是，面對這次來勢洶洶的疫情，總體上來說全國人民還是團結在了文在寅總統周圍，采取了積極防疫策略，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與之構成鮮明反差的是政治制度與韓國類似的美國。在今年1月底，亞洲的疫情已對西方構成明顯預警的背景下，美國民主黨依然在國會全力推行針對總統特朗普的彈劾案，嚴重分散了國家領導人對于疫情的關注精力，而各州州長也以維護個體自由為名，對聯邦政府提出的“維持社交安全距離”的倡議陽奉陰違。耐人尋味的是，目前美國疫情最嚴重的紐約，恰恰又是與聯邦政府對抗意識最強的城市之一，紐約市長白思豪與美國總統特朗普之間的關系也很差。換言之，與韓國相比，美國遭遇疫情的時機，恰恰是在全民共識分裂的大背景下發生的，而很多無辜的生命就在這些無聊的黨派爭執中失去了。但這一不幸，與美國的政治制度并無本質聯系，因為韓國的制度安排恰恰是與美國類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