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萬人已歿，新冠能改變什么？

雷墨

站在2020年回望2019年，會感覺剛剛過去的那一年，“歷史感”與時間間隔如此不匹配。

“新冠病毒大流行，將永遠改變世界秩序”，世界政治領域的“不老翁”亨利·基辛格作出了這樣的判斷。他認為，如何應對新冠危機，將“開啟向后冠狀病毒秩序轉變的進程”?！都~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覺得當今世界需要一個新的紀年法，2020年即為“新冠元年”。事實上，“新冠危機之后，世界將大不同”，或許是最不需要專業知識的專業預測。

“新冠病毒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對人類展開猛烈的攻擊?！蔽C過去后，世界政治會給人留下眩暈感，不只是因為我們正在邁入的這個世界會變得陌生，還因為它的“似曾相識”—朝著人們不希望看到的方向。這看似矛盾，實則不然。

雖然新冠危機以慘烈的方式，再次證明人類在同一條船上，但這次危機，不可能消除人類社會沖突性的政治文化，反而有可能加速競爭與對抗的趨勢。

變 化

截至4月末，全球累計報告的新冠確診病例早已突破300萬，其中死亡病例達到20多萬。

病毒傳染范圍如此之廣、致死率如此之高，首先造成的心理震撼，即是人們對傳染病認知的變化。根據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西蒙·約翰遜的說法，新冠危機讓人們意識到，在與傳染病的較量中，人類獲得的“優勢”很脆弱，久遠歷史里傳染病導致的“大規模隨機死亡”現象，并沒有遠離人類社會。

在《歡迎來到后病毒世界》一文中，西蒙·約翰遜寫道：“人類的大多數歷史里，傳染病都是一個持續的威脅，與傳染病的斗爭可謂人類文明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钡?，19世紀中期以來，科學的進步使得人類在這場斗爭中逐漸取得優勢地位，并潛移默化地將之轉變為優勢心理。比如，人類徹底戰勝了霍亂、天花、麻疹等頑固病毒，成功把非典、中東呼吸綜合征等惡性傳染病“摁住”。

“我怎么感謝都不為過，他們救了我一命?！边@是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4月12日從重癥監護室轉到普通病房后說的一句話。作為迄今唯一一位因感染新冠病毒而進入重癥監護室的大國領導人，他的這段經歷既有警示意義，又極具象征意義。約翰遜與死神擦肩而過，避免了“隨機死亡”的悲劇，但并沒有免于“隨機中招”。傳統印象中，傳染病都是與身居高位的達官顯貴較遠，離普通百姓更近。新冠危機改變了這一切，這不可能不反映到政治中。

新冠危機之后，專業、科學的權威性將回歸到決策中。人類科技的發展，并不必然導向政治上的科學決策。在政府決策中，客觀的科學判斷往往受制于主觀的政治盤算。在英國諾丁漢大學教授瑞尼爾·格倫德曼看來，基于科學的政治決策并非常態，“現實中，政治人物決策上的科學論述是為了給政治行為背書”。新冠危機的警示是，決策是否基于科學，不只是對錯問題，還決定人的生死。

貧富懸殊不只是財富分配問題，還是一個生死概率分配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西方社會的民粹情緒只會更強，無論是經濟平等訴求還是在移民上的排外沖動。

近年來崛起的民粹主義有很多維度，其中一個是“反智”。這一點在西方社會體現得尤為明顯。特朗普不僅有“病菌恐懼癥”，他長期以來還是疫苗功效質疑者。英國的公共衛生專家海蒂·拉爾森在2018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歐美國家疫苗接種率大幅下滑的現象，重要原因是對疫苗有效性的質疑。新冠危機不僅會明顯弱化這種質疑，還可能使“科學”成為極化政治中最少爭議的領域，至少是之一。

弗里德曼寫道：“將幫助我們渡過這場危機的是我們深層政府、大政府里專業的人才，以及他們無私的奉獻。這些人是科學家、醫療專業人員、救災專家、環境專家—都是特朗普試圖‘剔除的人?，F在，我支持大政府和大醫藥來拯救我們?！?/p>

危機現實切換成政治趨勢，只是時間問題。大政府的回歸，不會只是“美國現象”?！罢皇墙鉀Q問題的，它本身就是問題”，里根的這句名言，在世界上不會再有多大市場。民粹主義“摧毀建制”的動能，不會煙消云散，但在某些領域肯定會明顯減弱。

從世界范圍來看，如果說“回歸大政府”對某些國家來說是如何跟上政治趨勢的問題，對某些國家來說則是無解的政治難題。原因不難理解，政府財力多寡決定了一切。

新冠危機后的機構改革方面，西方國家不會把大政府變成大藥房，但肯定會加大對醫療系統的資金和政策投入。財力稍微雄厚的發展中國家，也勉強能跟得上“大政府”的步伐。但對于那些經濟欠發達、政府可動用的資源本已捉襟見肘的國家來說，大幅投入幾乎是“鏡花水月”—這樣的局面可能導致更多“失敗國家”。

催 化

除了變化，還有催化。世界政治此前已經出現的變化苗頭，在新冠危機的作用下可能呈激變之勢。西方政治的民粹化出現在新冠危機之前，這次危機之后，西方民粹主義在某些領域會有所收斂，但在有的領域將更加凸顯。

以加大醫療系統投入為例，一旦投入進入政策領域，就不再只是政策問題，而是政治博弈。新冠危機在歐美造成了“隨機中招”的事實，但事實的另一面是，貧富社區的感染率、死亡率差異明顯。這讓人們感覺到，貧富懸殊不只是財富分配問題，還是一個生死概率分配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西方社會的民粹情緒只會更強，無論是經濟平等訴求還是在移民上的排外沖動。

新冠危機的這種催化作用，是單純的經濟危機沒法比的，而且在影響層面上涵蓋政治理念、治理體系、經濟運行、對外關系等幾乎所有領域。容納更強的變革訴求，會加大西方政治體系內部的張力。這樣一來，西方社會經歷新冠危機之后，政治上會否出現“新冠民粹”浪潮？

與民粹主義崛起類似，主權國家意識的增強，也并非近年來的新現象。特朗普政府的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提及“主權”27次，其前任政府的同類報告僅提及兩三次。法國總統馬克龍闡述政治理念，也常把“主權”掛在嘴邊。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以主權國家為基本單位的應對，是戰疫的主要戰線，國際協調與合作淪為絕對的配角。作為以讓渡部分主權構建的最成功的超國家行為體，歐盟沒有證明其強于主權國家的優勢?！俺鳈唷币庾R將因新冠危機而遭到侵蝕。

新冠危機如同一個放大器，放大了世界政治中的模式差異。在疫情期間，不同政治體制、文明體系的應對方式存在明顯不同。東亞國家“個人服從集體”的整齊劃一，與西方國家糾結于個人權利，形成了鮮明對比。中國戰疫的顯性特征是集中領導、廣泛動員、社會控制，美國的戰疫彰顯著聯邦與州政府的分權，當然還有分歧。疫情結束后，有政黨可能會付出政治代價，但不可能出現政治體制崩盤的現象。更可能的情況是，新冠危機催生出各自的“模式自信”。用美國學者丹尼·羅德里克的話說，新冠危機把各國政治變成了“強化版的自我”。

二戰以來，還沒有哪次國際危機像新冠危機這樣，沖擊幾乎所有的西方核心國家。對于西方人來說，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危機感，在廣度和深度上都遠超冷戰。對“西方主導”式微的擔憂，將因新冠危機而得到強化。德國前外長西格瑪·加布里爾近日撰文稱，不是美國或者歐洲，而是中國，向最需要援助的意大利、西班牙或非洲提供援助，“很少能如此清晰地看見，中國是如何取代西方主導角色的”。

中國的“取代”言之過早，但西方主導者美國的退縮是不爭的事實，正如美國智庫歐亞集團總裁伊恩·布雷默所說，“事實上，在疫情蔓延之前，美國就開始從國際領導角色中逐漸抽身。這一趨勢因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而加快”。6年前的2014年，奧巴馬政府還動員了包括中國在內的十幾個國家，共同抗擊非洲的埃博拉疫情。6年后，特朗普政府卻怒氣沖沖地對世衛組織“斷供”。美國角色之變，給人恍如隔世之感。

二戰以來，還沒有哪次國際危機像新冠危機這樣，沖擊幾乎所有的西方核心國家。對于西方人來說，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危機感，在廣度和深度上都遠超冷戰。

美國在領導國際防疫方面退縮的同時，卻在與中國的戰略競爭上加碼。新冠危機沒有成為中美合作的契機，反而凸顯了戰略競爭的態勢。而且，按照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主席理查德·哈斯的說法，中美關系因疫情外交而陷入了某種難解的僵局?！叭A盛頓的許多人要求中國政府承擔責任。中國現在試圖把自身塑造為應對全球疫情的成功典范，并利用這一時機擴大在世界范圍內的影響力。而這些行為只會使美國增加敵意?！?/p>

經濟問題政治化，是近年來民粹主義崛起的一個副產品，主要體現為“經濟安全即國家安全”的理念。疫情期間，科技發達的西方國家，普遍因缺少“技術含量并不高”的口罩、呼吸機而恐慌。毫無疑問，這客觀上會助推西方“再工業化”的浪潮。至少在某些領域，市場之手將讓位于國家之手。世界經貿版圖的變化，將更多地嵌入國家意志。新冠危機已經蓋棺論定：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全球化黃金時期已經結束。

演 化

英國牛津大學的歷史學者馬克·哈里森，通過研究14世紀歐洲的黑死病大流行歷史，得出了“瘟疫造就現代國家”的觀點。

他研究發現，黑死病大流行讓統治精英意識到，為被統治者提供“瘟疫防控”這樣的公共產品，對維持統治至關重要。從人類政治發展進程來看，這是“責任政府”的先導?，F代民族國家首先誕生于歐洲，除了文藝復興、戰爭、工業革命等因素，瘟疫也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

從國際層面看，瘟疫防控的需要也是國家間合作的先導。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學者托馬斯·伯利基，在《外交事務》上撰文指出，傳染性疾病是民族國家認識到的無法單獨解決的首個國際問題。他提到了這樣一段歷史：在法國召集下，1851年首次“國際衛生大會”（主要參與方是歐洲國家）制定了“疫期隔離國際規則”，以應對霍亂、天花、黃熱病等傳染病流行。

截至1938年，“國際衛生大會”總共召開了14次，參與國也擴大到美洲、亞洲等地區的國家。更為關鍵的是，這些會議以及其他與瘟疫防控相關的國際倡議、條約，某種程度上成了其他領域國際合作、國際組織的孵化器。1948年成立的世界衛生組織，就是以當時的“國際衛生大會”為藍本。

如果以百年為衡量的歷史維度，那么無論是對國家政治還是對國際政治，瘟疫都起到了某種催化作用。而且，瘟疫的催化作用帶有明顯的“政治進步”指向。但如果以10年、20年為時間單位，就很難看出瘟疫的催化作用，在政治上是導向進步還是返祖。

正如美國學者史蒂芬·沃爾特所說，瘟疫不會從根本上改變世界政治沖突性的特征。1918年開始的西班牙大流感，制造了迄今為止最為慘烈的人類悲劇，但并沒有阻止人類邁向二戰的悲劇。二戰結束后，世界持續數十年的相對和平、不斷深化的國際合作，很難說與那場瘟疫有多大直接關系。

新冠危機之后，世界政治的沖突性可能會更加凸顯。中國還是疫情重災區時，西方輿論猜測，那是否會成為中國的“切爾諾貝利”事件，引發社會和政治動蕩。美國成為疫情震中時，美國戰略界驚呼，新冠危機可能是美國的“蘇伊士時刻”（壓倒大英帝國的最后一根稻草），導致美國徹底喪失世界領導地位。這些都是新冠危機演化出的“沖突性”視角。理查德·哈斯認為，這些特征在新冠危機后的世界可能會更加突出。

但另一方面，新冠危機又會助推國際合作的意愿。前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莫蓋里尼近日撰文稱，新冠肺炎疫情證實了“全球社會”的存在。她認為，鄰居的安康事關自身利益，團結是新型自利，拆毀國際組織勢必付出代價?！度祟惡喪贰纷髡哂韧郀枴ず绽J為，即使在中世紀，傳染病也能迅速蔓延，那可比全球化時代早多了?！耙虼?，即使你把全球聯系減少到1348年的英國水平，也不足以阻隔病毒。如果真想通過隔離來保護自己，倒退回中世紀都沒用，你得倒退回石器時代。你真能做到嗎？”

中國還是疫情重災區時，西方輿論猜測，那是否會成為中國的“切爾諾貝利”事件，引發社會和政治動蕩。美國成為疫情震中時，美國戰略界驚呼，新冠危機可能是美國的“蘇伊士時刻”。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新冠肺炎疫情都是一場全球性危機，所以很容易作出“歷史轉折點”的判斷。這個判斷正確與否，只有未來的歷史能夠回答。政府權力擴張的邊界與公民權利的界定，將導向何種政治？國家間經濟選擇性脫鉤與選擇性聯接，會造就何種全球化？大國戰略競爭的烈度、合作的深度，會催生出何種世界秩序？這一切，都還處于演化的過程中。對于世界政治來說，這個過程存在“返祖”的可能，也孕育著“進步”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