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科技產業視角下供給側對中等收入陷阱的影響分析

王菁

[摘 要]當國家的經濟高速增長使人均收入達到中等收入水平時，國內的經濟市場將會出現萎縮，產業升級乏力，增速放緩甚至停滯不前等現象，而我國目前正處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時期。2015年中央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政策，從供給側角度出發，改善目前經濟市場條件，有利于幫助我國跨入中等收入陷阱，使經濟穩定高速發展。文章致力于從中等收入陷阱的定義出發，結合我國目前重要的經濟政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從創新等高新科技產業的角度探討目前我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行性以及未來發展方向。將理論研究與實證分析相結合，研究選取相關影響因素Industry、Labor、Tech、Capital等建立相關回歸模型，根據模型結果進行實證分析，討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實質影響得出結論并提出可行性政策建議。

[關鍵詞]供給側政策;中等收入陷阱;高新科技產業

[DOI]10.13939/j.cnki.zgsc.2020.14.004

1 研究背景

1.1 中等收入陷阱的定義

“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 Trap） 最初出現在世界銀行發布的研究報告中，指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面臨重重阻力，特別是從落后國家進入中等收入國家以后有可能失去發展動力，陷入長期經濟停滯（Gill和Kharas，2007） 。目前，中國已經步入世界銀行定義的中等收入區間，自1978 年以來推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動力機制正在弱化，中國經濟增長面臨著諸如勞動力價格上升、能源和環境瓶頸日益凸顯、資產泡沫化、投資效率低下和出口受阻等一系列現實約束。為了使我國經濟持續積極發展，則需要弱化消除“中等收入陷阱”對我國經濟發展產生的阻礙作用。

1.2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提出與應用

自2016年1月起，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二次會議，研究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案。2017年10月18日，習近平同志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2018年12月21日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認為，我國經濟運行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給側結構性的，必須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不動搖，更多采取改革的辦法，更多運用市場化、法治化手段，在“鞏固、增強、提升、暢通”八個字上下工夫。由此可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將會持續對我國經濟發展產生積極作用。

項目運用宏觀金融知識分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我國GDP的影響，分析是否改善“中等收入陷阱”對經濟發展產生的阻礙作用。建立數據模型，從創新、資本、勞動生產率、產業四方面，通過實證分析與理論分析相結合，以高科技生產要素投入產出為視角，分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政策下，產業結構、投入結構、分配結構等方面對中等收入陷阱的影響。并根據模型分析結果，預測經濟發展狀況并提出可行性政策建議。

1.3 研究意義

文章對于中國的經濟進行了詳細分析以確定其是否真正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對于國內的高科技產業進行了分類定義。通過定量與定性研究彌補了國內在中等收入陷阱這一領域內研究的空白，并且對于中等收入陷阱進行了深入探討并提出了新的解決視角——從符合中國國情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科技創新方面進行了研究并給出了未來發展的階段性意見。

2 文獻綜述

目前，中國的學者對于高科技產業進行了研究，肖仁橋等[1]研究表明，考察中國高技術產業整體效率和分階段效率偏低，且呈現U型變化趨勢，資源利用模式主要為低研發低轉化型。除此之外，高科技產業與中等收入陷阱存在邏輯關系，丁一兵等[2]的研究發現，融資約束的放松，能夠推動技術創新活動，進而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因此能夠順利實現產業結構升級，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代法濤[3]表明，文章的研究發現，技術進步對“陷阱”國家的經濟增長缺乏顯著性。孫振清[4]的研究發現中國已跨越短技術循環周期拐點，正邁向長技術循環周期，表明中國已具備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能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產業升級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幫助。袁文涵等[5]指出產業結構升級是促進經濟增長的一大動力，因此，應加強產業結構的合理化和高級化，加強產業結構優化戰略與收入分配政策的聯動關系，發揮兩者的協同效應，從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除上述之外，還有其他幾個方面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重要幫助。邸玉娜[6]表明陷入陷阱的國家可以通過提高基礎教育、工業增加值、貿易開放度、居民消費等來提升出口結構轉換的能力。趙希文[7]等表明，收入差距過大、創新不足、福利趕超政策等都是導致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原因。

3 研究內容

3.1 中等收入陷阱的特點

中等收入陷阱是經濟增長驅動力下降和增速減緩的問題，主要表現為低增速發展，持續時間過長則判定該國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在經濟發展初期，部分收入較低的國家通過快速的經濟發展達到了一定的收入水平成為中等收入國家，而其他國家還停留在低收入的水平;此后，由于缺乏一定的經濟增長動力部分中等收入國家經濟遲緩，始終處于中等收入區間，而只有極少部分的國家能夠跨越這個區間進入高收入層次。停留在中等收入區域的國家則被判定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如果不采取積極的應對措施，國家將在此區域長期滯留，經濟增長速度逐步下降。

目前世界上對于中等收入陷阱依然存在一定的爭議，關于如何解決經濟增長遲緩這一問題，無法就解決中等收入陷阱給出一個普適的解決方案，只能依據各國國情進行研究和深入分析。為了更加貼合中國的國情，選擇2015年11月提出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及相關政策作為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助力。

3.2 中國經濟及高科技產業發展現狀

中國于2008年首次人均GDP超過3000美元，跨入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但之后經濟增速放緩，許多學者擔憂中國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本文致力于通過我國高新科技產業這一視角研究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的創新科技對我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影響。

通過對專利技術周期的進一步驗證發現，中國目前已經初步具備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能力。首先無論是專業數量還是研發資金的提供都逐年上漲，其次中國自1993年開始朝著短循環周期技術方向發展，自2009年跨越技術拐點后，開始向更成熟的專業化階段，即技術循環長周期方向發展。

3.3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影響

當前，我國已經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已經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我國進入經濟新常態階段后，面臨著供需結構錯配、人口紅利漸消、資源環境瓶頸趨緊、自主創新能力不足等嚴峻挑戰。

對此，中央在2015年提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旨在調整我國經濟結構，使勞動力、土地、資本、制度創造、創新等要素實現最優配置，從而提升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數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用增量改革促存量調整，在增加投資過程中優化投資結構、產業結構開源疏流，在經濟可持續高速增長的基礎上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通過優化產權結構和投融資結構，促進資源整合，實現資源優化配置與優化再生。

我國從正式制度入手，深化法治改革，建設法治國家。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政策將大幅優化我國產業結構、投入結構、分配結構，大力度進行創新，提高高科技產業的投入產出，從而協助我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本文希望通過研究供給側改革對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影響，并結合其影響因素、內容來幫助我國脫離、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經濟發展健康軌道。

4 實證研究

4.1 研究設計以及數據說明

通過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研究，設定如下回歸模型：

在上式中，Y為人均 GDP 的對數， X是一個向量，包含影響中等收入陷阱的一系列因素，如高科技產業資本投入、人力資本水平、勞動力、技術進步等變量。數據均來自Wind資訊，包括以下變量，Y換算成各年價格水平的人均 GDP 的對數（ln gdp）;X代表一系列變量用技術市場成交合同數（Tech）衡量創新水平;用第二、三產業就業人員占勞動人口的比重（Labor）衡量人力資本水平;用高科技企業數/總企業數（Industry）衡量產業比重;用高技術產業的固定資產投資額增長率（Capital）衡量資本。數據選取2005—2014年共10年的數據。

4.2 實證結果和解釋

回歸結果如圖1所示，T-檢驗數據表示各項自變量均通過檢驗，F-檢驗數據表示模型通過檢驗，擬合優度為99.9%，程度較高。LNGDP=0.057×TECH+9014.393×CAPITAL-80524.918×INDUSTRY+2110.906×LABOR-113706.754

如表1所示，四個自變量之間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影響。

如表2所示，P值為0.6059，遠大于0.05，所以模型不存在異方差。

綜上所述，模型成立，即Industry、Labor、Tech、Capital均對人均GDP存在影響。由此可得，基于高科技產業角度，產業比重、人力資本、創新、資本投入均對中等收入陷阱產生影響。

5 結論及相關政策建議

根據圖2至圖5可以看出，2015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發生后，成交合同數、第二、三產業人員占比、高科技企業比重、高技術產業固定投資額增長率都有增加，根據回歸模型，說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對高科技企業人力資本、創新、資本投均方面支持對我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正面影響。但與此同時，由于模型中產業比重的系數為負，且2015年后高科技企業產業比重增加，說明過多的高科技企業對我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不利影響。

2015年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高科技產業的影響：對于創新方面，2015年后，技術市場合同成交數有明顯大幅度提升，說明在供給側政策的支持下，我國技術交易更加活躍，技術市場流動性變高。對于勞動力方面，第二、三產業的從業人員變多，人才流入相較于之前更多，有利于高科技企業發展。對于產業方面，2015年，高科技企業數量增多，說明越來越多的企業重視高科技產業，有利于高科技產業的發展以及競爭，幫助高科技企業快速發展。針對投資方面，2015年后，相比于2014年，固定投資額增長變快，說明高科技企業投資額增大，均受到了供給側政策的影響，有著不同程度的增長。

通過回歸公式可以知道，四個因素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影響，所以改善其因素有助于改善中等收入陷阱，從而有可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同時，在供給側的影響下，各個變量有所夸大和改善，所以供給側對中等收入陷阱有所改善。

根據目前中國提出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相關政策，我國目前正在努力縮小貧富差距，讓大多數人富起來。同時大力發展高新科技行業，增大投資力度，并且鼓勵行業內各公司大力創新、招募人才。

基于現有的政策環境，本文對于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出以下相關政策建議：其一，加大扶貧力度，精準扶貧，縮小貧富差距。衡量貧富差距的指標是基尼系數，多年來中國的基尼系數數值始終處于高位，影響消費，不利于經濟增長。應當出臺相關政策輔助扶貧，并且適當調控基尼系數;其二，建立全面的社會保障系統，讓人們創業、創新沒有后顧之憂;其三，保證國內擁有良好的科技創新環境和高新產業及項目的發展環境。鼓勵創新，鼓勵高新產業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推動、刺激相關產業的經濟發展;其四，建立更加完善全面的教育體系，致力于培養創新型科技型人才，或許應推行十二年義務教育，開設更多創新性課程，讓更多的人接受更高等的教育。

參考文獻：

[1]肖仁橋，錢麗，陳忠衛.中國高技術產業創新效率及其影響因素研究[J].管理科學，2012（5）：85-96.

[2]丁一兵，傅纓捷，曹野.融資約束、技術創新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基于產業結構升級視角的分析[J].產業經濟研究，2014（3）：101-110.

[3]代法濤.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理論、經驗和對策——基于44個國家的跨國實證分析[J].財經研究，2012（40）：54-66.

[4]孫振清，劉建雅，蘭梓睿，等. 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潛力研究——專利技術視角[J].科技進步與對策，2019（1）：18-27.

[5]袁文涵，彭定贇.產業結構、收入差距與中等收入陷阱[J].北京郵電大學學報，2018（4）：44-63.

[6]邸玉娜.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際經驗分析——基于出口產品密度的視角[J].經濟科學，2012（4）：35-48.

[7]趙希文，劉鐵成，劉瀲.中等收入陷阱：爭議、經驗特征 及其對供給側改革的啟示[J].現代管理科學，2019（2）：82-84.

[基金項目]北京市“國家級大學生創新訓練”項目（項目編號：GJDC-2019-0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