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邦達爾科與佐洛托娃的語言“功能”觀
——以功能語義場和句法場為視角

劉艷瑛

(北京大學 外國語學院，北京 100089)

一、引言

在俄羅斯眾多的功能主義流派中，由科學院派代表邦達爾科(А.В.Бондарко)創建的功能語法和佐洛托娃(Г.А.Золотова)創建的交際語法(也稱功能—交際語法)最為著名。邦達爾科師從著名語言學家馬斯洛夫(Ю.С.Маслов)，他所代表的彼得堡功能學派長期以來致力于發展謝爾巴(Л.В. Щерба)“從功能到手段”(即從意義到形式)的積極語法思想。以此為基礎，他創建了基于不同語法表達手段以及與詞匯、語境手段相互作用的語義范疇，以描寫語句內容傳遞過程中與語言體系內部不同層次單位相互作用的語法形式、結構功能化規律及規則的功能語法。 佐洛托娃直接受業于維諾格拉多夫院士門下，主要致力于發展其先師開辟的語言學方向。而后，她創立了描寫受全體說話人支配的句法手段及其使用規則，主張從交際功能方面對各種言語結構(包括簡單句、復合句及語篇)進行系統分析的功能—交際語法。

鑒于兩個人的功能語法理論在學界影響甚廣，因此有必要從其核心概念——功能語義場和句法場入手，對他們的基本思想、研究視角、研究方法等方面進行對比，找出異同，同時著重審視理論的建構問題，以找出其“功能”思想不盡相同之根源所在。

二、功能語義場和句法場

功能語義場和句法場是邦達爾科與佐洛托娃功能語法體系中的重要理論，這里簡要回顧其主要思想。

(一)功能語義場

功能語義場(функциональная семантическая поле,以下簡稱ФСП)是邦達爾科功能語法中最為核心的概念，它是由某一語言的語法手段(詞法和句法)及與其相互作用且屬于同一語義域的詞匯、詞匯語法和構詞手段所構成的內容—形式統一體[1]。ФСП是某一語言不同層級功能上整合的各種表達手段的集合，這些表達手段具有語義內容上的共性，是某一確定的語義范疇的不同體現。從結構上看，每個具體的ФСП都有中心和邊緣，占據中心位置的是該ФСП中最典型的表達手段。我們以“目的”語義范疇為例，探討該語義范疇中有哪些表達手段、典型/非典型表達手段是什么。

首先，這里“目的”指的是行為目的，不涉及關于事物的目的、用途及特征的表達，俄語中表示行為“目的”意義的手段有以下五種：

一是帶前置詞для, во имя, ради, к, на, в, за, по, с的名詞或代詞間接格，如“мы трудимся не для себя, а ради блага народа”(我們勞動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人民的福祉)。

二是詞不定式，如“Володя приехал в Харбин сдавать очередные экзамены”(Володя來哈爾濱參加例行考試)。這時表目的的不定式可轉換為“чтобы+不定式”：Володя приехал в Харбин, чтобы сдавать очередные экзамены。

三是目的副詞назло,нарочно, напоказ等, 如“Они это сделали мне назло”(他們這樣做是故意讓我為難)。

四是副動詞或副動詞短語，如“Пропуская велосипедиста, он отступил в сторону”(為了給騎自行車的人讓路，他退到了一邊)。

五是帶目的連接詞的從句，常用的目的連接詞有чтобы,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с тем чтобы, с той целью чтобы等，如“Чтобы знать, надо учиться”(要了解就得學習)[2]。

按照邦達爾科的觀點，“目的”這一語義范疇的五個(當然還有更多)表達手段構成一個ФСП——目的場，占據場中心位置的是帶有前置詞的名詞或代詞間接格以及不定式，這是表示“目的”的最典型手段。

其次，緊靠中心位置的是俄語中為數不多的目的副詞，在外圍是副動詞及其短語，遠離中心區地處邊緣的是出現頻率相對較少的帶有目的連接詞的從句?？梢?，不同層面語言單位的表達都被囊括在語義場中，它們從中心到邊緣的排列順序并沒有絕對的界限，因為ФСП本身就是一個從內到外逐漸輻射的模糊聚合體。

(二)句法場

“句法場”(синтаксическое поле)是佐洛托娃功能—交際語法中的重要概念，指圍繞句子的原始結構，由結構的語法變體、結構—語義變體以及同義現象的變換構成的體系[3]，亦即一個句子模型與其產生的交際變體所構成的集合。在佐洛托娃的理論體系中，句子的原始結構就是最為原始的句子模型，句子模型或句子的謂詞基礎是相互制約的句法形式的最低限度結合，這種結合形成了具有一定類型意義的交際單位。她將簡單句模型總結為分別表示主體行為、主體狀態、事物屬性、事物數量與事物類關系等五種類型意義的動詞句模型、狀態詞句模型、形容詞句模型、數詞句模型以及名詞句模型。

我們知道，句子模型具有高度概括性且數量很少，但正是基于此，實際交際中才可引申出許多模型變體，如階段變體、情態—意愿變體、主體變體、非意志變體和被動變體等。以“В России живу я”為例。它可產生以下變體：В России живёт Люба(語法變體)、В России продолжает жить мног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ей(階段起始意義變體)、В России должно и может жить мног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ей(句內情態變體)、В России, как известно, живёт мног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ей(由作者觀點所體現的變體)、В России живёт не одна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否定變體)等。這樣，這些交際變體與原始句子模型構成了一個句法場，占據句法場核心位置的是語義和交際上完整的句子模型，緊靠核心的是其各種語法變體，外圍是由主體(確定、不確定和泛指)和述體(階段、情態)變化構成的結構—語義變體，再外圍一些依次是受語篇影響的交際、情感變體和單述謂同義結構，最后是建立在該模型句基礎上的多述謂結構。

關于“類型意義”(типовое значение)要說明的是，它是句子模型結構含義成分的謂詞相互聯合的結果，結構含義成分屬于具有類型意義的句子模型統一概念，因此類型意義是大量呈現出某種模型的句子共同意義，也是一些聯合同等意義和不同形式成分的同義模型的共同意義[3]。佐洛托娃句法場結構為一組同心圓(見圖1)。

圖1

三、功能語義場與句法場的共性與個性

辯證唯物主義認為，世界是相互聯系的統一體，事物間的聯系具有普遍性。功能語義場與句法場雖屬不同理論體系，但二者同屬意義到形式和形式到意義的“俄羅斯功能語言學研究范式”，卻是相互聯系的。由于邦達爾科與佐洛托娃各自的師法傳承和學術指向有異，二人的功能語義場理論和句法場理論在研究對象及研究內容方面均呈顯著差別。

(一)共性分析

首先，二者都是形式與內容(或意義)的統一體。功能語義場理論來源于“語義范疇”這一最基本概念。語義范疇是指存在于某種語言意義的變體中且用不同手段(詞匯、詞法、句法等)表達的那些不變化的語義常體，它是從具體語句中抽象出來的具有概括性的語義內容。也就是說，功能語義場是指某語言某一語義范疇的各種表達方式的聚合體，這些表達方式可屬不同的語言層次，但前提是它們必須有共同的語義功能，這就決定了功能語義場是一個既包括語義內容又包括其表達方式的組合統一體。再看句法場，根據上述可知，類型意義是某類句子模型中句子所擁有的共同意義。正如動詞句模型表示動作特征，狀態詞句模型表示靜態特征等一樣，佐洛托娃將句子視為結構和語義的統一體，并認為句子模型同時囊括句子的結構模式和語義結構。這樣一來，在句法場內，處于核心位置的最低限度原始模型句雖然只有五大類，但它通過各種“語義變體”與實際交際中千變萬化的句子(包括復合句)乃至篇章聯系起來，與其一同構成了一個集結構(形式)、語義(意義)于一體的交際體系。

其次，二者都具有“系統性”特征。雖然邦達爾科與佐洛托娃用以闡釋“系統”的筆墨并不多，也未直接論述功能語義場與句法場所體現的系統性特征，但我們認為，兩大理論都具有較強的系統性，且任何一種系統都具備完整性特征。在功能語義場系統中，這種特征一是表現在功能語義場包含所有以一定語義范疇為基礎的功能；二是它所囊括的表達手段在類型及特點上沒有限制[4](P55-61)；三是表現在“場”的結構性，即存在核心和邊緣部分。同樣，句法場理論以句子模型為核心，圍繞著句子模型的各種變體，由低層到高層、由核心到邊緣展開分析，這一過程無不體現較強的系統性。另外，佐洛托娃充分考慮到句子之間的語義聯系，故用其“變體”將模型進一步與復句、篇章聯系起來，使句法場成為一個獨立、全面而系統的句法體系。

最后，二者都有中心和邊緣成分，與認知語言學的原型(典型)理論不謀而合。傳統的語法研究主張語法范疇的核心和邊緣具有明確界線。在對功能語義場的結構進行描寫時，邦達爾科借鑒了認知語言學的原型理論，并指出，語言單位的意義可以通過先明確其基本意義，即典型意義，再根據它引申出的一系列邊緣意義來確定。這樣，在功能語義場中，一些意義表達方式可最典型地體現該語義場的語義范疇，進而構成功能語義場的核心成分，而那些不典型的表達方式便構成邊緣成分。從核心到邊緣是個漸變過程，之間沒有絕對界限。句法場的核心和邊緣之說以佐洛托娃提出的“形義同質”(изосемичность)和“非形義同質”(неизосемичность)概念為基礎。她劃分五類句子模型的依據是，充當模型主體或述體的名詞、狀態詞、動詞、數詞和形容詞分別對應典型的語義范疇，即事物、狀態、行為、數量和性質，但有時典型的名詞除了表示事物以外，還表示性質(如сестра—врач)，二者間不存在嚴格的、一一對應的關系。這類屬于典型/不典型語義范疇的詞稱為形義同質詞/非形義同質詞。這樣，位于句法場核心的必然是形義同質詞作述體的原始模型句，而邊緣部分即是非形義同質詞作述體的各種非原始變體句。由此可見，這也與原型理論不謀而合。

(二)個性分析

首先，二者的研究對象，即具體的分析單位不同。功能語義場是某一語義范疇各種表達手段的集合，其意在發揮語言單位的話語功能(即現實功能)。因此它以語句(высказывание)為研究對象，著眼于語句語法范疇的語義功能，分析活的話語行為。句法場理論則側重于研究句法單位的交際功能，它所分析的具體語言單位是最低限度的句子原始結構模型及其各種交際變體，包括簡單句、復合句。與功能語義場強調動態層面的語句不同，句法場更關注屬于靜態結構層面的句子(предложение)。

其次，二者的研究重心有別。邦達爾科曾指出，建立功能語法的基本原則是描寫某一語言的功能語義場，在功能語義場范圍內可實現對語法形式及結構功能化的描寫[1]。從結構上看，功能語義場由某一語言依據確定的且具有語義共性的內容分類組合構成，因此它關注功能語義場的內部交叉及其相互聯系，強調研究那些與語義場相互作用的語法范疇間的關系。與功能語義場注重意義的表達功能不同，句法場關注的是句法單位的句法功能。佐洛托娃從句法的總體交際功能出發，認為句法單位的功能在構建交際單位——句子的過程中發揮作用，功能實際上表達了句法單位對交際單位的態度。從某種程度上講，句法單位可等同于交際單位，簡單句的主要功能便是交際活動的表達者。

再次，二者的研究語料側重不同。研究表明，功能語義場和句法場理論在語料的取舍和使用方面也存在差異。邦達爾科的功能語法在研究語料語體的選擇上并沒有嚴格限制，既有書面語，也有口語，只不過他更強調口語，因為功能語義場理論的大部分實例都來自文學作品和報刊中的對話。佐洛托娃句法場研究中的語料既包含規范語言也包含像俗語、俚語等不規范語言，既有書面語也有日?？谡Z，不同的是她更關注文學作品(當代小說、詩歌、散文等)中的書面語。另外，從語料本身所在的語言系統內層次來看，二者也存在差異，功能語義場的語料來源于語言系統內各個層次的語言單位，而句法場的語料僅限于句法單位。 此外，功能語義場和句法場中關于“中心”和“邊緣”的界定不同。占據功能語義場中心位置的是最經常使用的表達手段，而邊緣部分則是出現頻率最少的手段。也就是說，中心到邊緣是按照表達手段在交際中的重要性依次過渡，向外擴展。在句法場內，句子模型的典型意義占據中心位置，它是最低限度的抽象樣板，而最外圍是抽象度最低、最具體的模型變體。與功能語義場的重要程度不同，句法場中模型由內到外的過渡其實是一個從抽象到具體、不斷豐富和擴展的過程。

最后，功能語義場與句法場的直接理論來源有異。邦達爾科曾就讀于彼得堡大學，該校以博杜恩·德·庫爾德內(И. А. Бодуэн де Куртенэ)、謝爾巴為代表的彼得堡功能語言學派而著稱。其中，謝爾巴的語言現象“三層面”說和區分“積極語法”“消極語法”的思想對功能語義場系統的形成以及語義范疇的表達有直接影響。另外，邦達爾科對時體學的研究源于其導師馬斯洛夫創建的動詞時體學說。佐洛托娃畢業于莫斯科大學，師從維諾格拉多夫院士，她直接傳承了其導師的研究方向及學說，認為任何語言單位都是結構與意義的統一體，純粹的形式分析不可取，因此句法學不僅要研究句法結構，還要研究語義結構。為此，她把二者很好地結合在句子模型中，模型及其變體構成了集結構和語義于一體的句法場。

四、邦達爾科與佐洛托娃的功能觀對比

以上對功能語義場和句法場共性與個性的分析可以看出，兩個人雖同屬俄羅斯功能語言學，但對“功能”的解讀不完全一致，主要表現在：

(一)對“功能”和“意義”的理解

與俄語傳統語法“功能等同于意義”的看法不同，邦達爾科主張把二者區別開。一方面，如果意義是形式內部屬于語言內容方面的重要特性，那么功能則是使用某一手段或手段組合的目的，這一目的未必與語言系統意義有關；另一方面，意義和功能會有所交叉，功能可能屬于意義，是對語言外現實或現象的反應，即當我們確定某一形式的功能(目的)是用來表達一定語言意義時，二者的界限是模糊的。也就是說，邦達爾科認為，“功能”和“意義”是兩個既相互區別又相互聯系的概念，意義是形式的內部特性，與形式及其本質分不開；而功能指某一形式是為什么或者說能為什么服務，但它并不總是形式的內部特性?！耙饬x”體現在語言系統層面，而“功能”既體現在語言系統層面，又體現在言語交際層面，“功能”既是語言單位完成某一任務的抽象能力，又是語言單位在言語中功能化的具體實現[5]，這也正是邦達爾科提倡的語言單位的功能二重性，即潛在功能和實現功能。

值得注意的是，邦達爾科的功能語法理論中有許多像“семантика”“содержание”“значение”“смысл”這類與我們所說的“意義”概念相對應的術語。其實，邦達爾科的意義觀比較寬泛，無論是其中的語言意義(языковая семантика)，還是語義內容(семантическая содержание)，都是與表達手段(形式)相對應的概念。

與俄語傳統語法只關注詞和句子的形式不同，佐洛托娃的句法理論體系以形式、意義和功能的一體化原則為基礎。她認為，只有全部解決了как(以何形式)、о чём(指的什么)、для чего(為了什么)這三個問題的語法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全面語法。句法中功能和意義的相互關系本質上是句法和語義的關系問題。如果語言的句法手段為思想的形成和表達服務，那么在言語中，思想也有所體現，也是對客觀事實的現象和關系的總結。而且，由某種事實范疇關系的語言手段呈現出的句子語義結構應當引入語言學，而不是邏輯學。句子的語義結構實際上既是語言事實，又是語法結構[3]。佐洛托娃認為，“功能”主要指系統功能和交際功能，系統功能也稱構造功能，是指語言單位在語言系統內構造句子的能力，也即詞的三種句法形式的結構潛能；交際功能指像祈使、陳述、感嘆等用于表達說話人思想和意圖的功能。

就句法而言，除了外部的、語言以外的、表達客觀事實關系的功能，句法手段還應當有語言的、句法的、結構的和組合的功能，這些功能不能通過詞匯手段來實現，句法應當有自己的結構排列單位[3]。佐洛托娃從句子的交際功能出發，將句法單位的功能視為它們在組成句子這個交際單位時的作用，換句話說，即功能可表現為句法單位與交際單位之間的關系。因此，功能和意義被區別開來。佐洛托娃句法理論研究的問題如圖2所示。

圖2

可見，兩個人都主張“功能”與“意義”不同，只不過各有側重。邦達爾科強調語言單位的語義功能，佐洛托娃更關注語言單位在交際中的句法功能。由于后者從語言的系統結構(即句素、詞組、簡單句、復合句和篇章)出發，它描述了每一個結構層面上各種可能的功能表達手段，因而與邦達爾科以“語義范疇”為出發點而非結構層面的研究方法存在明顯區別。我們把佐洛托娃的功能理論稱為“結構功能主義”，與邦達爾科的“語義功能主義”對應[5]。

(二)研究視角及方法

邦達爾科的功能語法理論在很大程度上依據謝爾巴的積極語法思想，即語法分析應該從語義出發，研究某種思想是如何表達出來的，但邦達爾科對功能語法的闡釋與積極語法并不完全一致。他認為，功能語法不能僅限于積極語法從內容到形式表達手段的原則，從形式到內容的方向對任何語法(包括功能語法)而言都是必需的[6](P54-58)，因為語法的系統性統一正是基于此。功能語法的基本對象是與自身功能化(與詞匯和上下文或語境的相互作用)規則系統相一致的語法單位、類別和范疇系統，這些單位、類別和范疇是范疇內容及其形式表達手段的統一體。因此，不以形式為基礎，就無法確定研究和描寫對象本身[1]。

比如，當劃分功能語義場的語義類型時，需循以下三個步驟：一是確定該語法形式在最小上下文中表達的基本意義(如明確буду писать和напишу兩個形式表示的將來時意義有什么區別)。這一階段的分析是從形式到意義，從手段到功能。二是要確定除了這種形式以外，還有哪些語言手段可用來表達類似語義。這一階段的分析方向是從語義到表達形式。三是要確定語言手段所表現出的語義要素，哪些是可變的，哪些是不可變、構成語義常項的語義要素?？梢?，其描寫方式的確像邦達爾科本人所說的不僅有積極觀，還包括消極觀。

佐洛托娃的功能—交際語法實際上是以句法為中心的理論體系，它立足于語法的交際功能，對語言不同層面結構(句素、詞組、簡單句、復合句等)的各種功能表達手段進行研究，旨在揭示這些語言結構如何反映交際功能。佐洛托娃認為，只有通過句法，語言系統其他層面的單位才能參與到形成思想和表達思想的交際過程中，句法應當是“語法的組織中心”[3]。

在句法場中，處于核心部分的句子模型與類型意義可以看作句法和語義方面的相互關系，二者在同一個句子結構各單位中表現出來。按照佐洛托娃的觀點，從積極語法視角看，可以研究不同句子類型的主體表達、行為客體和其他語義—句法范疇的形式；從消極語法視角看，可以研究形式的語義—句法稱名?，F實句法單位存在于形式和內容這個不可分割的統一體中，積極語法和消極語法的方式在現實句法單位中客觀存在，由此可以實現大量的對某種語言語法語義手段的系統描述[3]。

由此可以看出，兩個人的語法體系都不同程度地體現了“積極”和“消極”思想。鑒于佐洛托娃提倡“句子模型”的分析方法，主張從語言系統各層面的結構出發研究功能對語言結構的影響，我們認為她實質上屬于功能—解義語法，即從受話人出發旨在釋義，研究方向為“語言系統→語言外內容”[7]。而邦達爾科的功能語法是為說話人積極表達思想服務的，著眼于說話人對表達手段的動態選擇，研究方向為“語言系統→言語”，所以屬于功能—表義語法。

五、邦達爾科和佐洛托娃語言功能觀對功能語言學研究的理論價值和啟示

通過對邦達爾科和佐洛托娃功能觀的梳理及分析，可以發現，二者的功能語法理論無論是對俄羅斯本土的功能語言學研究，還是對世界范圍的功能語言學研究來說，都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并有極為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啟示意義。

(一)語言的系統性整合描寫思想

邦達爾科的功能語法堅持由宏觀到微觀，從理論系統到具體語料描寫的方法。這直接體現在功能語義場的描寫中，如從場的結構和分類，到分析某一語言的具體功能語義場及其子場，再到表達該語義范疇不同層次的表達手段?？梢哉f，這一體系是相當完備的。佐洛托娃的功能交際語法從句法出發研究詞和詞組、簡單句、復合句直至篇章，打破了傳統語法的結構層次，體現了“系統整合”的思想。對現代語言學研究而言，語言學本身的系統性整合已是不可逆轉的趨勢之一，分化的終極目標便是融合，為此要求我們必須有統一科學的研究范式、方法論基礎以及不同分支學科和交叉學科的共識[8]。

(二)對比語言學研究

語言的對比研究應該為使用語言的學習和交際服務，語法在語義外化過程中僅表示客觀現實的類別及其要素間的關系，發揮的是組織功能，語義才是構成言語產物的內容[9](P9-12)。以意義到形式研究方法為主的功能語法，從語義范疇這一初始研究對象出發，對語言功能規律進行描寫。對所有人類語言來說，語義范疇具有基于人類共同認知規律的跨語言共性[10](P47-58)，但同一語義范疇的表達手段卻不盡相同。因此對不同語言同一功能語義場的分析，有助于發現語言各自的本質特征，找出其共性和個性。我們認為，俄羅斯功能語法對漢語語法研究而言有很多值得借鑒的地方，比如漢語沒有“體”的語法范疇，所以漢俄對“體相”這一語義范疇的表達有很大差異。還可以在有冠詞和無冠詞的英、俄語中對比限定/非限定范疇(或稱確定/不確定)的語義場。要知道，限定/非限定在有冠詞的語言中屬于語法范疇，但在俄語中情形卻并非如此[11]。所有這些對比對語言研究和外語教學來說都很有必要，且意義重大。

(三)跨學科性的研究

我們知道，認知本身即解讀和表達意義的過程。由于意義在語言中被解讀(通過語言解義)，運用語言學方法,可有助于對語法或語法學理論的闡釋[12](P196-212)。無論是語義功能主義，還是結構功能主義，都關注語言單位在言語生成及交際過程中發揮的作用，即語言的使用問題，它們落腳點都是外部語言學，這符合說話人表達思想的一般規律。當確定了要表達的內容后，根據外部實際交際的需要，在大腦“語料庫”(即語義內容與表達手段相統一的空間)中提取合適的詞法、詞匯語法以及句法等手段進行表達。同時，注重分析語言單位的言語生成、言語感知和理解，于俄羅斯心理語言學而言豐富了其研究方法，擴展了言語活動論中作為語句生成模式基礎的意義范疇[13](P52-58)。因此，言語生成模式及其交際目的的實現恰恰體現了以說話人言語活動為基礎的積極建構過程具有跨學科研究的特點，要求我們必須全面看待這一問題。

(四)形式派與功能派的切磋交流

由于日常言語活動具有理解和表達兩個過程，語法研究也應該體現這兩個視角，即積極語法的意義到形式和消極語法的形式到意義。邦達爾科與佐洛托娃的功能語法研究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傳統語法的限制，不再局限于形式分析。事實上，形式派和功能派都注重語言的運作規律，它們的研究目標基本一致，不同的是側重點和方法，但這些不同正好說明兩派間有很大的互補性[14](P809-812)。因此要加強交流，相互借鑒學習，尤其在對具體語言問題的探討上，首先要厘清根本分歧之所在，再進一步溝通切磋，實現各抒己見、取長補短。

六、結語

通過比較功能語義場和句法場，我們發現邦達爾科與佐洛托娃的語言“功能”思想有同也有異。除了均為形式—意義統一體，表現出較強系統性特征以外，追其根源，兩個人同屬俄羅斯功能主義范式，但各自的師法傳承及學術指向不同，具體表現在研究對象、研究重心、研究語料、場結構中“核心”和“邊緣”的界定以及直接理論來源，然而也正是這些差異，使得二者各具特色，可相互借鑒、補充，從而對語言功能的研究做出貢獻。

本文啟示有兩個：一是對“功能”本身以及相關理論要引起足夠重視，現有的功能理論框架仍有待完善；二是要用歷時的眼光看待“功能”及其研究，對語言功能的描寫應與時俱進，研究方法上大膽創新，比如可以結合語料庫，采用定性與定量的方法研究語言的“功能”等。當然，關于“功能”不同，學者定會有不一樣的解讀，本文旨在更好地把握兩個流派的整體特性，為相關語言學分支學科的研究提供借鑒和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