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小說界“水滸熱”考論

侯春慧

(山西師范大學 文學院，山西 臨汾 041004)

中國現代(1917—1949年)“水滸”小說是以《水滸傳》為藍本，由現代作家結合現實語境，通過續寫、翻作、新編等創作方式再生而成的一種小說類型，故亦可稱之為現代“水滸”再生小說。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國文苑中“水滸”再生小說的創作跡象不甚明顯，自三十年代始“水滸”系列小說逐漸呈現一派繁榮景象，至四十年代進而引發了一場 “水滸小說熱”，形成一股不可忽視的小說潮流。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水滸”再生小說的具體創作情況如下：

三十年代“水滸”再生小說，主要包括茅盾的短篇小說《豹子頭林沖》(1930.8，《小說月報》)、《石碣》(1930.9，《小說月報》)，施蟄存的短篇小說《石秀》和《李師師》(1931，《現代》雜志；1932，小說集《將軍的頭》，上海新中國書局)，許嘯天的長篇小說《潘金蓮愛的反動》(1932，上海美美書屋)，程善之的長篇小說《殘水滸》(1932，《新江蘇日報》)，張恨水的中篇小說《水滸別傳》(1932.10.10—1934.8.4，北平《新晨報》)，梅寄鶴的長篇小說《古本水滸傳》(1933,中西書局)， 張天翼的短篇小說《夢》(1933，《現代》月刊)等。

四十年代“水滸”再生小說，主要包括張清山的長篇小說《水滸拾遺》(1939，長春新京印書館)，谷斯范的長篇小說《新水滸傳》(1937，上?！睹咳兆g報》；1940，《新水滸傳》單行本，桂林文化供應社)，劉盛亞的長篇小說《水滸外傳》(1947，上海懷正文化社)，張恨水的長篇小說《水滸新傳》(1940.2.11—1941.12.27，上?！缎侣剤蟆?； 1943，《水滸新傳》全本，重慶建中出版社)，沙陸墟的長篇小說《水滸二婦人》(1945，上海光明出版公司)、《潘巧云》(1948，上海明天出版公司)，林逸君的長篇小說《李師師別傳》(1948，上海金粟書屋)等。值得一提的還有褚同慶先生的長篇小說《水滸新傳》，這部作品動筆于1937年，然因時局不穩，時寫時停，歷43年始成，共170回，172萬字，1984年方得出版。此外，尚有秋翁(平襟亞)的《潘金蓮的出走》(1942，《秋翁說集》，上海中央書店)、聶紺弩的《韓康的藥店》(1941)、孟超的《少年游》、靳以的《禁軍教頭王進》和巴雷的《石秀與潘巧云》等眾多短篇小說。

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水滸”再生小說創作熱潮的出現絕不是偶然的，它是在《水滸傳》自身魅力以及現代史觀、文論倡導、左翼革命、作家選擇等多種現實因素的綜合作用下形成的。

一、“水滸”影響之深廣

《水滸傳》對中外文壇和現代“水滸”再生小說的影響主要體現在“水滸”續書與“水滸”傳播兩個方面?！八疂G”續書以長篇為主，可分為兩類：一類由中國作家所作?！八疂G”故事在中國廣泛傳播，婦孺皆知，早在明清時代中國作家所作之“水滸”續書已數量可觀，其中影響最大的有四部，即《水滸后傳》(明代陳忱著)、《宣和譜》(明代介石逸叟著，又名《翻水滸》)、《后水滸傳》(清代青蓮室主人著)和《結水滸傳》(清代俞萬春著，又名《蕩寇志》)?！端疂G后傳》與《后水滸傳》是《水滸傳》的正續，又曰“順續”，即“順其意”，指該續作與原作主旨基本相符，而《宣和譜》和《結水滸傳》可謂《水滸傳》的“反續”，又曰“逆續”，即“逆其志”，指該續作與原作主旨大唱反調。時至今日，關于中國作家的“水滸”續書尤其是以上四大續書版本的研究成果已頗為豐碩。另一類由域外作家所作。這一類續書最具代表性的是日本作家山東京傳以半譯半作方式寫成的“翻改小說”——《忠臣水滸傳》，它不僅是《水滸傳》的一種獨特續書，還是“水滸”跨文化小說的典范之作。這種由域外作家創作的“水滸”跨文化小說實屬鳳毛麟角，目前學界研究頗少，尤其值得關注。

《忠臣水滸傳》作者山東京傳(1761—1816年)，乃日本江戶時期作家?！吧綎|先生姓巖瀨，名田藏，字伯慶。一號醒世老人，家居東都洛陽橋南失提街。世人呼為京傳子”或稱“山東子”，“舉世惟知有京傳之稱，未諳先生名氏”[1](P215)?！吨页妓疂G傳》參考日本俳戲《忠臣藏》，將《水滸傳》中的中國北宋徽宗年間移植到日本北朝天子光明帝年間，承襲《水滸傳》之“忠義”精神，將高師直之奸與鹽治高貞、大星由良等四十七義士之忠進行對比，旨在“勸善懲惡”[2]?！吨页疾亍纺巳毡緫蚯骷覂袅鹆髦倜直?，該本據日本歷史物語《太平記》所載稗文演繹而成，主要記述“高執政淫視鹽廷尉之嫡夫人，眷戀不已，寓嗜國風之情；托兼好書眷戀之意，以為贈，夫人不穿封緘而戾卻。雖復賦《吾文》之篇以贈，夫人和之以《襲衣》之篇(引者注：以佛門十戒拒之)。師直怫然，怒施及高貞(引者注：即鹽廷尉)，高貞身死而國壞之事”。山東京傳感其“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乃“檢施耐庵《水滸傳》……遂翻思構意師直之乘權與高貞之獲罪，比諸高俅及林沖，作《忠臣水滸傳》”[2]。

《忠臣水滸傳》采用“假名小說”做法，其外在形式、主體框架與基本內容皆由中國古典小說《水滸傳》演化而成。如第一回《夢窗國師祈禳天災 高階師直誤走眾星》與《水滸傳》第一回《張天師祈禳瘟疫 洪太尉誤走妖魔》的眾星出世寫法頗為相似；第二回《妍娘子羞謎襲衣篇 鹽廷尉誤入白虎堂》乃依據《水滸傳》第七回《花和尚倒拔垂楊柳 豹子頭誤入白虎堂》中高衙內調戲林沖之妻，林沖誤入白虎堂獲罪等情節生發而成；第四回《貞九郎剪徑得蒙汗藥 賀古川監押金銀擔》由“智取生辰綱”一節演變而來；第六回《勘平寓山崎售肉包 千崎過西岡殺野豬》中，前半部分由《水滸傳》中張青孫二娘賣人肉包子、潘金蓮西門慶毒殺武大、武松殺奸夫淫婦復仇三事糅合而成，后半部分則幾乎完全參照《水滸傳》之“武松景陽岡打虎”一節。此外，將“野豬林”改成“臥豬林”，“景陽岡”改成“西岡山”，“東海道”改成“東京道”等也屬此類。

《忠臣水滸傳》主要人物皆以《水滸傳》人物為原型加以塑造，其人物塑造方式基本有兩種：一是直接借鑒《水滸傳》人物事件，如“誤入白虎堂”之鹽治高貞，“殺野豬”之千崎彌五郎，即是林沖與武松的“假名”版，而鹽廷尉之妻貌好夫人，“頗似那《水滸傳》中的林沖之妻，在五岳廟飽受高衙內調戲之苦”。雙刀女將戶難瀨，顯然是扈三娘的化身，“戶”與“扈”諧音，連作者也曾注道：“人們都稱她是梁山女將扈三娘的再世?！倍菍ⅰ端疂G傳》數個人物雜糅合一，如高師直、夜叉老婆、宗村等。高師直由高俅與高衙內兩個人物混合而成，“師直為人奸佞，貪婪成性，做了執事，擅用權柄，妒強欺弱，沉溺女色，貪圖賄賂，驕奢淫逸，常行不仁不義之事。他頗似宋朝的太尉高俅，那個是高太尉，這位是高執事，連姓也一樣”，他還調戲鹽廷尉之妻貌好夫人，遭拒后將鹽廷尉迫害致死；勘平所殺之夜叉老婆，則由母夜叉孫二娘與所謂“淫婦”潘金蓮雜合而成，她“在十字坡賣肉包子”，“恰似個沒長角的夜叉”，“頗像那《水滸》中的母夜叉孫二娘”，“嫁了個年老丑陋的男人”，最后“通奸殺人”；“怒殺屠戶長”的宗村，既似拳打鎮關西之魯智深，又似醉打蔣門神之武松，他背刺云龍酷似“九紋龍”史進，勾欄看戲又頗肖“插翅虎”雷橫。此外，《忠臣水滸傳》還將一個人物或事跡拆分成幾個，如將李逵遇假李逵改成貌好遇賊，將李逵接母改成鄉右衛門護送貌好夫人等?！端疂G傳》主要人物有一百單八將，《忠臣水滸傳》則縮減為四十七位，這為山東京傳雜糅、拆分生成新的故事人物提供了廣闊空間。

《忠臣水滸傳》采用章回小說體式，嗜好在故事敘述中穿插大量詩詞曲賦，這也是《水滸傳》的典型寫法。

第一，在人物描寫方面，對貌好夫人的兩闕贊詞最佳。例如，第一回高師直鶴岡廟初見貌好，詞曰：

斜插金釵映烏云，巧栽翠袖籠瑞雪?？谟鳈烟?，微紅淺暈；手同春筍，嫩玉半舒。臉似三月嬌花，暗藏風情月意；眉如初春嫩柳，常含雨恨云愁。玉貌妖嬈，芳容窈窕。若非月宮嫦娥下界，定是貝闕龍女出游。

再如，第四回賊婦所見貌好之美：

頭上青絲垂如絳，玉面勝素雪，紅唇賽朱漆。容貌艷麗，芳姿妖嬈，猶如巫女廟花夢中留，好似昭君村柳雨外疏。汪汪淚眼珍珠落，細細香肌玉雪消。若非雨病云愁，定是憂懷積恨。

第二，寫景狀物方面，鶴岡廟一段描寫奇妙：

青松屈曲，翠柏陰森。門懸敕額金書，戶列靈符玉篆。石階下流水潺湲，墻院后好山環繞。鶴生丹頂，龜長綠毛。僧侶日夜打坐修行，毫不懈怠，誦經與金鐸之聲，響于廟廊內外。寶殿富麗，難以盡述。

第三，各回詩贊也非常出色。如“千崎過西岡殺野豬”一節贊論曰：

西阜野豬尤可怖，景陽猛虎復何兇？

請看烈漢能捉殺，威風不減好武松。

這些詩詞的介入，不僅倍增文學情趣，還極富哲理意義，發人深省。

山東京傳的《忠臣水滸傳》分前后兩編，每編五卷，共十卷十一回，前后編分別刊于寬政十一年(1799年)和享和元年(1801年)。此前其門人曲亭馬琴已出版“水滸”讀本小說《高尾船字文》(1796年)，這說明早在18世紀中后期《水滸傳》已在日本廣泛傳播。除了山東京傳的《忠臣水滸傳》，1819年葛飾北齋所作《北齋水滸傳》畫本以及其后平岡龍誠所譯的《標注訓譯水滸傳》、本岡島璞所編的《通俗忠義水滸傳》等也極為流行。直到現在，日本“水滸”傳播在《水滸傳》海外傳播中也是最為廣泛的。

如上所述，中國作家“水滸”續作的不斷涌現反映出《水滸傳》對國人影響之深，而《水滸傳》的海外傳播，尤其是日版“水滸”翻作《忠臣水滸傳》的出現，則具體反映出《水滸傳》影響之廣，它是《水滸傳》獨特魅力的集中體現。因此，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文壇上出現“水滸”再生小說創作熱潮，也便不足為奇。

二、史觀轉變與左翼崛起

《水滸傳》是典型的古代農民起義小說。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以“水滸”再生小說為主的農民起義小說的集中出現，是隨著現代歷史觀、文學觀的轉變，尤其是適應左翼革命的現實需求而產生的。

現代歷史觀念的轉變，首先體現在“史學革命之父”梁啟超的“國民史學觀”中。梁啟超將傳統正史歸為“帝王將相家譜”，他認為這種普通群眾缺失的歷史的形成，主因在于普通民眾國民身份意識淡薄，只有當普通民眾認識到自身乃是國民之一員，“人人皆以國民一分子之資格立于國中，又以人類一分子之資格立于世界”之時[3](P4089)，國民意識方能徹底轉變。梁啟超的“國民史學觀”為現代國人重新認識群眾身份起到了一定推動作用。不過，真正促使現代歷史觀念發生轉變的當屬李大釗對唯物史觀尤其是群眾史觀的傳播。李大釗從1918年7月伊始陸續發表《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等文章，“五四”運動前后先幫《晨報》改版，增設“自由論壇”“名著介紹”等唯物史觀宣傳專欄，同年5月又在《新青年》增設“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擴大唯物史觀宣傳。李大釗較早關注農民及農民起義問題，認識到“民眾勢力的偉大”，將是否符合廣大民眾的利益作為衡量是否符合社會發展潮流的標準，認為一切反動勢力“不遇民眾的勢力則已，遇則必降伏拜倒于其前；不犯則已，犯則必遭其殄滅”[4](P330)，他正面闡述關于農民革命的觀點，從而為農民起義正名找到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同時，現代歷史觀的轉變也帶動了現代文學觀的轉變。作為一種呼應，在文學理論方面，周作人等較早開始倡導“人的文學”“平民文學”等一系列“人民本位”[5](P153)的文論思想，盡管這些文論思想最初存在局限性，過度聚焦城市平民，尚未涵蓋到農民身上，但也拓寬了文論家的認識視域。此后魯迅在批駁周作人“人的文學”“平民文學”的理論基礎上，進一步對“平民”概念加以擴充，將工人農民納入其中，認為“必待工人農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后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學”[6](P78)?，F代文學觀念的轉變促使現代小說創作開始關注農民形象與農民命運，這種關注不僅促成了“水滸”再生小說的繁榮，更重要的是它還促成了以魯迅小說為代表的一大批鄉土小說的誕生，從而使得普通農民形象徹底登上文學殿堂，真正成為現代文學的主角之一。

此外，現代“水滸”再生小說創作熱潮的出現還在于它適應了當時左翼革命的發展趨勢，滿足了工人階級尋找同盟軍的現實需求，產生了為“農民起義”正名的迫切愿望。

首先，體現在毛澤東等革命領袖對農民起義的政治弘揚方面。1939年12月，毛澤東曾在《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一文中對中國歷史上著名的農民起義進行評述，認為“從秦朝的陳勝、吳廣、項羽、劉邦起，中經漢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銅馬和黃巾，隋朝的李密、竇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黃巢，宋朝的宋江、方臘，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國，總計大小數百次的農民起義，都是農民的反抗運動，都是農民的革命戰爭”[7](P625)，同時他還指出了農民起義的正面作用，“在中國封建社會里，只有這種農民的階級斗爭、農民的起義和農民的戰爭，才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7](P625)。

其次，體現在左翼革命家郭沫若等人的史論呼應方面。1944年3月19日至22日郭沫若在《新華日報》連載史論文章《甲申三百年祭》，由于該文對李自成及其領導的明末農民起義的嶄新認識直接觸碰到敏感問題，從而立刻引發軒然大波。四十年代圍繞《甲申三百年祭》產生的這場論爭，不僅標志著當時國共兩黨的政治文化論戰達到高峰，還標志著現代學界對古代農民起義的學術研討達到高峰。這些討論既推動史學界深化了對歷代農民起義的綜合研究，也促使文學界加強了有關農民起義題材的文學創作。

總之，隨著現代文史觀念的轉變與左翼革命的興起，農民起義逐漸擺脫了暴動、暴亂、叛亂、造反等歷史敘述話語的抑制，起義農民也從流寇、賊寇、土匪、強盜、暴徒、賤民等貶義詞中解放出來，一躍而為起義/義軍甚至革命/革命者等關鍵詞所替代。隨著1928年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倡導，中國現代文學中的農民起義作品開始大量涌現，“水滸”再生小說首當其沖呈現繁榮景象。這類小說的繁榮不僅是當時左翼政治訴求的具體體現，在更廣泛的意義上，它們還體現出普通平民尤其是底層民眾徹底尋求權利平等的時代訴求。

三、全民抗戰與英雄情結

根據作品收集的實際情況，我們對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水滸”再生小說的發表與出版區域進行列表統計，如下：

城市出版社上?！缎≌f月報》、新中國書局、美美書屋、《現代》月刊、《文學》月刊、商務印書館、懷正文化社、《新聞報》、中央書店、光明出版公司、金粟書屋、明天出版公司、中西書局北平《新晨報》長春長春新京印書館桂林桂林文化供應社重慶重慶建中出版社鎮江《新江蘇日報》

由以上統計結果可以看出，三四十年代“水滸”再生小說的發表刊物、出版社主要集中在上海、北平、長春、桂林、重慶等當時中國最重要的五大都市，這些大都市在1931—1949年(特別是1937—1945年)間曾飽受日本侵華戰爭的蹂躪，是政治、軍事、文化斗爭最為激烈的所在?？箲饡r期長春、北平、上海、桂林等大都市的淪陷對現代作家影響巨大，內憂外患的現實感受尤其強烈，同仇敵愾、保家衛國自然成為作家創作的首要目標。因而這一時期對于不畏強暴、勇于反抗的“英雄”行為的崇敬之意與思慕之情，成為《水滸傳》吸引作家再創作的主因。在現代“水滸”再生小說中，雖然也存在以《殘水滸》為代表的抵毀之作，但絕大多數作品基本順應原著主旨，將敢于抗爭的“英雄”精神作為主流導向。當時最受歡迎的“水滸”再生小說——張恨水的《水滸新傳》和谷斯范的《新水滸傳》，即是借“水滸”抗爭精神以古喻今的典范之作，二者都曾在上?！肮聧u”發表，在其他淪陷區傳播并引起熱烈反響，起到過鼓舞抗日斗志的積極作用。

張恨水的《水滸新傳》，可以說是為抗戰窮心盡力、量身定做最為成功的現代“水滸”續作。張恨水認為“在抗戰期間，一切是要求打敗日本，文藝不應當離開抗戰”[8](P64),因而“寫作的意識，又轉變了個方向，由于這個方向，我寫任何小說，都想帶點抗御外侮的意識進去”[8](P46)?？箲鹌陂g張恨水寫了二十多部長篇抗戰小說，這些小說基本都是現實題材作品，如《虎賁歲月》《大江東去》《蜀道難》《秦淮世家》《八十一夢》等，但是抗戰時期現實題材作品中存在的口號化、概念化問題，讓張恨水逐漸不滿，他認為“抗戰八股”“老是那一個公式，就很難引起人民的共鳴”[8](P64)，“我有一點偏見，以為任何文藝品，直率的表現著教訓意味，那收效一定很少”[9](P79)。為避免“直率的教訓讀者”，又將“抗御外侮的意思”滲入創作達到宣傳抗戰的效果，張恨水開始在選材上做文章，由現實題材轉入歷史題材。早在“一·二八”事變之后，張恨水就曾創作《水滸別傳》，該小說以阮小七“打漁殺家”為核心，描繪出“梁山招安以后，北宋淪亡”的歷史[8](P46)，以北宋淪亡的歷史隱喻“九·一八”事變和“一·二八”事變后的亡國危機?！端疂G別傳》原是一篇試作，“文字也學《水滸》口氣”，寫得并不成功，連載完之后未出單行本，但這一試作卻奠定了扎實基礎，最終引導張恨水“在抗戰期間，寫了一篇六七十萬字的《水滸新傳》”[9](P43)。

《水滸新傳》以續書的形式，從《水滸傳》第七十回梁山英雄受招安開始續寫，先寫梁山好漢被招安受降于張叔夜部的基本過程，后寫宋江率領一百單八將隨張叔夜北上抗金、東京勒王、阻擊金兵的系列愛國事跡?！端疂G新傳》全面隱喻了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中國現實。

首先，它揭露大宋朝廷之腐敗。強敵入侵，徽欽二帝仍紙醉金迷、信任奸佞、和戰不定、貽誤戰機，甚至臨陣脫逃、自挫士氣，兼敵強我弱、敵眾我寡，最終東京城破、抗金失敗。

其次，它又揭露了奸佞高俅、張邦昌的賣國行徑，直斥國民黨制造“皖南事變”破壞團結抗日的分裂行徑，對當時國內漢奸猖獗的現象給予無情鞭撻，導致“汪精衛和日本人對此書都非常的不滿，但說的是宋代故事，他們也無可奈何”[8](P62)。然而《水滸新傳》最具價值的部分應是張恨水對“水滸”故事的改寫?！端疂G新傳》主旨乃是借梁山好漢抗金事跡激發國人的抗日斗志，為突出這一主旨，張恨水對“水滸”英雄的結局大力進行改寫：原作中梁山好漢受招安后征方臘，被宋廷利用造成義軍內訌，張恨水刪削了這一情節；原作中宋江最終被朝廷“兔死狗烹”鴆殺，張恨水則將之改為宋江被金人挾持后誓死不屈、飲鴆自殺，這就將宋江從一個涉嫌愚忠的奸猾之徒妥協之輩徹底提升到為民族大義勇于犧牲的真英雄、真豪杰的高度。毛澤東曾嘉許道：“《水滸新傳》這部小說寫得好,梁山泊英雄抗金,我們八路軍抗日。像張恨水這樣的通俗小說配合我們的抗日戰爭,真是雪中送炭?！盵10](P51)抗戰勝利之際，著名歷史學家陳寅恪先生讀完《水滸新傳》全本后曾寫下如此詩句：

誰諦宣和海上盟，燕云得知涕縱橫。

花門久已留胡馬，柳寒翻教拔漢旌。

妖亂豫么同有罪，戰和飛檜兩無成。

夢華一錄難重讀，莫遣遺民說汴京。[11]194

除了張恨水的《水滸新傳》，值得一提的還有谷斯范的《新水滸傳》。谷斯范以歷史精神介入現實意境，采用章回體式寫成長篇抗戰小說《新水滸傳》。該小說敘述了南京淪陷國軍南撤時，黃團副所率殘部流落浙江嘉興、吳興一帶，借助太湖寬廣水域團結群眾，并依靠抗日學生如徐明健等人在敵后開展游擊活動的事跡。黃團副為人處世酷似“及時雨”宋江，而徐明健又宛如“智多星”吳用，羅家莊羅莊主與李家莊李莊主皆仗義疏財，極類“玉麒麟”盧俊義與“小旋風”柴進，木匠出身的胡林又兼有李逵之忠勇、愚直?！拔覀兲貏e感到羅三爺、胡林兩個人物太像了舊小說中的‘員外’或‘莊主’以及‘七俠五義’流的人物”[12]?？梢?，谷斯范的《新水滸》假水滸之名演抗戰之實，但又不只是偷梁換柱那么簡單，他將水滸故事中的“忠義精神”“英雄意象”“水泊游擊戰”進行了現代移植，不僅為現代人注入了粗獷勇武的原始力量，使其擔負起保家衛國的重任，還對抗日戰爭中中國共產黨的游擊戰進行了肯定。

綜合張恨水和谷斯范這兩部“水滸”再生小說可以看出，抗日戰爭時期的國民英雄情結是水滸故事與現實需求產生聯系的精神紐帶。通過改寫，這兩部小說將梁山好漢忠義愛國的“水滸”精神與文學的趣味性、感染力完美結合，積極為“團結、抗日、救亡”大局提供正能量，在當時造成極大影響。

總之，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文壇上出現的“水滸”再生小說創作熱潮，絕不是一個偶然現象。在國家遭遇浩大劫難的多事之秋，“水滸”再生小說的大量涌現，既體現出《水滸傳》自身的獨特魅力，也體現出現代史觀轉變、文論倡導、左翼革命的巨大影響，還體現出作家面對現實環境的主動選擇，可以說“水滸熱”是多重因素結合誕生的寧馨兒。